摘要：《萧萧》的初刊本与再刊本在文辞句式，人物身份、形象、关系，故事结构，文体特征，叙事重心，主题思想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文本本性，其中关乎着沈从文的语言艺术、写作姿态、价值立场、认知观念、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变化。初刊本中，沈从文是节制的，遵守着客观的立场，尽自己的“观察、理解”描绘一幅不同于都市人的乡下人之人性画像。再刊本中，沈从文介入文本，以童养媳为叙事焦点，揭露了乡村社会中落后、粗鄙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并且对乡下人和乡下社会及都市投以忧思和批判，既有的诗性和后入的“哀歌”在小说内部形成多股冲突和张力。由是，应该认为它们彼此具有独立的意义，而不能忽视版本差异，更不能彼此代替。

关键词：沈从文；《萧萧》；湘西；版本

引言

作家对作品字、词、句、段的修改客观上会改变原文本的文本本性，生成新的文本，重写更是如此。沈从文对其许多作品作过改动，例如《柏子》《丈夫》《夫妇》《菜园》《贵生》《会明》《厨子》《黑夜》《腐烂》《一个农夫的故事》《猎人的故事》《边城》等作品在初版或再版时被修改过，《萧萧》《赤魇》《摘星录》《乡居》《雪晴》《王嫂》《芸庐纪事》《雨》《婚前》《病》等作品被修改后还二次发表，其中大大小小的改动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文本的面貌。既然原文本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差异就应该被关注，甚至与“沈从文论”联系起来。

《萧萧》常与《丈夫》《菜园》《夫妇》等小说一起被研究者视为沈从文反思湘西的代表作品。相较于《丈夫》等作品的版本谱系，《萧萧》的版本流变具有特殊性。在1930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上的初刊本与1936年11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新与旧》中的初版本之间，《萧萧》还于1935年10月末被修改并在1936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上二次发表，且文末尾注有“十八年写成廿四年十月末重作”字样（该字样在初版本文末被删除），即初刊本与初版本之间存在再刊本。这是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沈从文为何“重作”《萧萧》并二次发表？“重作”较初刊本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具有怎样的意义？还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有修改、重改和重作的区分意识，故而标有“重作”的再刊本《萧萧》，在沈从文看来不是简单的字句修改，而是与初刊本具有异质性的重写。既有的涉及小说《萧萧》的研究似乎忽略了这次“重作”及文本间的差异，版本使用时多采用初刊本之后的修版本，从而造成某种遗漏或误读。比如从牛儿再娶童养媳的结尾看出“《萧萧》结尾隐含一代又一代重复其悲剧命运的人生描写”，“《萧萧》揭露了宗法乡村童养媳制对于人性的戕害”，抑或是其它。这个结尾其实是再刊本增加而非初刊本原有。再在以《萧萧》为精读对象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也未注意到小说被修改的事实，或者忽略修改造成的版本差异，甚至有研究者误用修改本分析1929年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也有研究者注意到《萧萧》的二次发表，但他们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萧萧》存在初刊本、再刊本、初版本、选集本、文集本、全集本（北岳版《沈从文全集》照初版本《新与旧》收录，故而只能算作五个版本），并且相互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王文博的《〈萧萧〉版本研究》对《萧萧》的版本变迁进行了概述和汇校述评，并论述版本变迁的原因及影响。该文对《萧萧》的版本谱系有较好的梳理，但认为“从初刊本到再刊本再到初版本的修改，基本上是一种文本的增加和完善，是对初刊本一以贯之的艺术上的丰富和言辞上的加工”，却是值得商榷和再讨论的。另外，陈杨萍的《〈丈夫〉、〈萧萧〉的初刊本和选集本的比较》与陈国恩、孙霞的《〈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版本问题》分别对《萧萧》的初刊本与选集本及选集本与文集本进行了比较，但未对初刊本和再刊本之间的“重作”投以太多关注。

基于以上考察，本文不作《萧萧》版本谱系的再梳理，而将焦点集中在再刊本末尾的“重作”上，即选取初刊本和再刊本为对象，通过对校它们的差异，并结合沈从文在两个时期的创作理路，交相互看，探讨两个版本各自的面相及相互独立的意义，

一 初刊本与再刊本汇校

恰如王文博在其论文中指出的，《萧萧》的初刊本和再刊本是“在几个版本中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对校可知两个版本间的增删修改多达250余处，其中有11个自然段落的增删。再刊本之于初刊本，内容上除了错字的纠正和词语的替换，还有加入了大量的修辞和心理描写，并修改了人物身份和小说结尾。根据修改内容的性质及对文本意义再生的影响，本文将两个版本的修改作以下分类：（鉴于例子较多，无法全部呈现，仅选用笔者认为典型或重要的部分）

（一）错字修改

（二）表物名词修改

（三）句式变化但句意不变的修改

（四）局部润色性质的修改

（五）内容增删以至直接影响小说主题、结构和意义的修改

二、初刊本与再刊本差异述评

前文有所论及的是，再刊本《萧萧》在沈从文自己看来不是简单的修改，而是重新写作。“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讲，重写事关文学传统的延续与再生。”再刊本《萧萧》对于初刊本不是延续先有主题的重写，而是在既有的故事里改动，它延续了既有的部分内容，又再生出新的意义。由以上对照表可以见出两个版本在文辞句式方面的差异。初刊本存在印刷错误或笔误，语言嶙瘦，文白交杂，也存在口语和方言词汇。再刊本的改动一方面纠正了初刊本中的印刷错误或笔误；另一方面，句式表达的调整使文本表意更为通畅明晰，某些修饰的增入也使细节更加具体丰富，语言艺术得到完善和提升。这体现了沈从文语言风格从俗娌到精致、从乡野气到文人气的流变。除此之外，小说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

（一）、人物身份、形象和关系

初刊本中，螺蛳山的萧萧做媳妇时年仅十二岁，对事物的判断来源于零碎的经验和直观的感觉，不具备深度认知能力。自己出嫁和看见母亲哭，既不害羞也不害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看见男子膀子凸起的大筋只是觉得有趣味，认为张飞、武松如自己所见的男子一样是好人，凭着“这一定是不利于自己”的直觉回答祖父的玩笑，当花狗发表“我想了你二三年……我为你睡不着觉……我赌咒不把这事告给人”的求爱誓言时，她只注意那对膀子和最后一句话。文中的萧萧天真、纯净、爱幻想和富有灵性，如三三和翠翠一样，属于沈从文对乡下少女的想象和描画。面如其心，生长得很不正气的花狗“是会说笑的一个人”，“凡是男子的美德恶德皆不缺少”，伺机在萧萧面前说“曾经在官路上见到四个女学生”的大话和“不止膀子大”的俏皮话，如同吹无害于事的牛皮而“成为一个‘人’”的会明和《雨后》中的男子及《阿黑小史》里的五明，花狗是沈从文对率情、本真且富有生命力的乡下青年男子的描画。夏夜乘凉逗萧萧取乐的祖父则如《边城》中逗翠翠说“翠翠，大鱼咬你，大鱼咬你”的老船夫，也如老船夫去世后陪伴翠翠的杨马兵。他们身上既有长者的慈爱，又在玩笑中显现几分玩意和可爱。尽管萧萧是童养媳，花狗是长工，祖父是庄园主，三者身份地位不同，但这种阶级差别和剥削关系并没有成为初刊本的叙事重心，小说反而强调萧萧“一切并不比在家为苦”。尽管花狗诱引萧萧怀孕并一走了之，但沈从文没有对萧萧表达同情和对花狗表示谴责。正如赵园分析指出的，“他是在一个女人完成‘自然派定的那份义务’这种意义上，理解萧萧这形象的伦理内容与人性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她‘失身’于花狗只是更使‘她像一个人’，因此她有‘人性’”。应该说，沈从文在初刊本中遵照的是自然人性观，从人之本性的角度塑造人物和铺排情节，并且恪守“客观”的立场，节制主观的评判。正如他申明的：“写这个问题，可没有和我平时创作的态度两样，在男女因情感所起冲突中，我只尽我的观察，理解，解释这必然的发展变化，我并不在几个角色中有意加以责备或袒护的成见，我似乎也不应当有。”所以，尽管初刊本中的人物关系涉及童养媳、长工和庄园主，但这种关系不是叙事重点，其中的“问题”也含混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照例”中，小说渲染和强调是自然之人性及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再刊本的“重作”中，萧萧的身份从有母亲的女孩改成“从小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的寄食者，这一改动使萧萧出嫁做童养媳在逻辑上更加平顺，这可以看成是沈从文为萧萧童养媳身份所作的铺排，目的或效果是为了衬显萧萧命运的悲剧性。接着再刊本删除了乡村夏夜乘凉的描写，将“人醒了”扩写为“人醒了。醒来心还只是跳。吵了个别的人，就骂着，‘疯子，你想什么！’”这两处删改，一方面削减了乡村生活的恬静和谐，另一方面强化了童养媳和庄园主之间的冲突，突显出童养媳身份的轻贱。萧萧怀孕事发后，再刊本借祖父的视角增加了“沉潭还是发卖”的处理方式。虽然再刊本没有对沉潭、发卖作详细的解释，但《长河》中有写到，从互文角度可知“发卖”是为了讨回“脸面钱”，补偿丈夫家的损失；“沉潭”糅杂着族人变态心理，体现出乡村社会虚伪、残暴、冷酷、无情的面孔和伦理观念的残酷性。它们横亘在萧萧与祖父之间，一方面使祖父具有冷酷、残暴的面相；另一方面也使萧萧与祖父之间既有的温情下降，使童养媳与庄园主之间的冲突上升。同样还有伯父知道萧萧怀孕后，再刊本将“这样事情”改成“这样丢脸事情”。“丢脸”一词意味着伯父以传统道德的准绳对怀孕之事作出价值宣判。它一方面预示着伯父的价值观念中存在传统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也表明伯父对萧萧的失望和谴责。伯父与萧萧的关系发生冲突。由此，相较于初刊本，再刊本突显了萧萧童养媳身份的卑贱，祖父、伯父的形象在人性尺度上下沉，人物自身的冲突及人物之间的冲突加剧。

（二）、文本结构及文体特征

初刊本以萧萧同丈夫成亲，牛儿满十岁、能看牛结尾，情节上属于萧萧生下儿子后的自然延伸，文本属于线形结构。再刊本末尾增加了牛儿娶亲和萧萧抱着月毛毛看热闹的场景，故事在时间上延长了两年，增加的内容超出了前文情节的延伸范畴，具有独立的表意功能。它预示着新的“萧萧”正在出场和十二年后的萧萧仍没有觉醒，即与小说开头“乡下人吹唢哪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和萧萧出嫁构成精致的循环，文本结构由线形结构变成环形结构。

王晓明指出沈从文在小说《灯》中将明快散漫的叙事与阴郁突兀的转折结合起来，形成他个人文体结构的基本图式。《菜园》《三三》《丈夫》《三个男人和一个人》等作品在结构上都存在转折，但因为沈从文对悲剧缺乏深度的把握能力或是对湘西的理解停在表层，使得“阴郁转折”的意义指认缺乏力度。例如三三得知城里来的白脸男子死了，“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来。”“数不出来”或许是沈从文贴着三三还是懵懂少女的形象而作的处理，也或许是沈从文自己也“数不出来”三三究竟掉了什么。初刊本《萧萧》结尾也出现了转折，但“事情说明白，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又极大地弱化了反差效果，使得末尾的“悲音”的悲剧效果很有限，像是对《灯》的图式的简单复制。再刊本中的反差则饱含着“无言的哀戚”，将哀歌奏响至最高音。新的“萧萧”正在出场，十二年后的萧萧仍不自知，轮回的命运和麻木的个体将“哀歌”无限延长。王晓明认为《边城》是“把牧歌的最后一个旋律换成嘎然而止的悲音”的文体图式演绎得最出色的作品，单从反差起合度比较《边城》和再刊本《萧萧》，雨夜和爷爷病逝是响彻在茶峒上空的闷雷，但沈从文仁慈地“修复”了倒掉的白塔，为翠翠的等待给予“也许‘明天’就回来”的温情，而再刊本《萧萧》结尾处萧萧的“看”在环形结构中显得没有尽头。不得不说，再刊本《萧萧》结尾的悲音比《边城》更为沉闷，更让人绝望。

（三）、主题思想和叙事重心

初刊本虽然发表在1930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上，但它的完成时间在1929年底，从沈从文的书信中可以获知他在这前后怀着苦写、忍耐的创作心态和有意识地坚持自己的叙事美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1930年1月3日给王际真的书信内容，信中写到：“我暑假或者将同我妹返湘看看我的爸，我将学一点苗文，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它文章有味了的。”这句话一方面表露出沈从文有意识地将苗乡生活纳为自己的写作资源，并且道明以后的一种创作取向；另一方面也是对过去写作经验的总结，“将学一点苗文”的计划可以看出他对这份经验的认同。《萧萧》在内容上写到了萧萧、花狗、丈夫、祖父等小说人物，男女情感，乡村生活，城里生活，童养媳习俗，还潜在地涉及乡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正如沈从文这一时所强调的平铺直叙，初刊本中他没有对这些内容所裹藏的“问题”进行主观评判，而是以客观的态度描写这群乡下人的面貌和乡村生活的形态，以他们呈现人之本性及本性之美好。即使面向“女学生”及她们所代表的城里生活，沈从文也一改他时的批判态度，而冷静地铺写。小说中，萧萧所在的乡下和“女学生”所代表的城里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但在乡下人轻松、好奇又懵懂的目光中，这种城乡异质没有形成优劣冲突，而是各有所得，“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比萧萧一类人家把日子吝惜是同样生活意义。个人皆有所得。”所以强调孰优孰劣似乎不是沈从文的本意所在和小说的意义所指，沈从文只是把萧萧所在的乡下从整体的世界中剥离出来并对象化，遵照着“人性”平铺直叙乡下人及其生活，同时也赋予它与“世界”相等同的意义。或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照一般的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及到。也像是有意这样作，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初刊本以散漫的叙事笔法，遵照着沈从文对人及乡村的理解和想象，平平地写去，由此表现出一幅静谧、和谐且自有意义的乡村人事图。甚至可以说，沈从文在初刊本中不是“写”问题，而是“画”乡村。

再刊本中，沈从文则以介入的姿态表达了对都市的嘲讽和乡村的忧虑。在描写城里的生活情形时，沈从文增加了“女学生”生活丑态的描写，其中不无沈从文对都市及都市人的批判和讽刺，小说由此具有批判都市的性质和立场，并且这一表述依托祖父的视角，由此使得文本中的城乡冲突突显出来。再刊本在既有的童养媳习俗和重男轻女观念之上，还围绕童养媳习俗有意无意地揭露出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残暴、冷酷的沉潭揭开乡村社会虚伪、无情的面相，发卖以换回“脸面钱”和经济补偿则暴露出乡村社会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伯父指责萧萧怀孕是“丢脸”的事，则预示乡下人被摄入世俗道德观和伦理观，牛儿接亲隐喻着乡村的麻木、落后和愚昧以及童养媳悲剧命运循环，萧萧看热闹衬显出乡村童养媳自身的麻木无知。由此，从初刊本到再刊本，存在一个从“画”乡村到写问题的转向。质言之，再刊本把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从说不清道不明的“照例”中勾显出来，使之以重要乃至主要的位置进入文本意义的再生过程，叙事也由散点式的平铺直叙转向有所强调。当然，再刊本在着力揭露和批判乡村社会和乡下人阴暗面的同时，也保留和延续了初刊本中的部分诗性，由此再刊本内部存在激烈的冲突和强大的张力，其主题思想具有多义性，既有研究所关注的“清新的热情”与“朴实的隐痛”则是多义性的两个侧面。此外，再刊本所揭露的问题及其力度，与《长河》《芸庐纪事》《小砦》等小说有所区别，再刊本《萧萧》所揭示问题不是如“新生活”、战争等外因造成的，而是乡村社会所自身携带的，力度也不及《长河》直接、猛烈。应该说，再刊本呈现的乡村社会的问题及沈从文对乡村社会的反思自具特殊的一面，是沈从文湘西认知发生转变序列中的一个环节。

总结来说，沈从文在初刊本中尽着自己的“观察、理解”，描摹出一幅不同于都市人的乡下人之图像，我们可以说它是都市人的一面镜子，但就沈从文此时的创作理路和他在小说中的表述来看，他是节制的，他在尽力地保持着客观的立场。而在再刊本中，他以鲜明的身姿僭越“写实”的原则和“客观”的立场，对乡下人、乡村社会及都市投以深思和批判，由是既有的诗性和新入的哀歌在小说内部形成多股冲突和张力。

三、湘西之行与修改原因探析

不得不说，沈从文“重作”《萧萧》并二次发表是个耐人寻味的举动，250余处的增删修改，其具体原因也多种多样，不尽相同。比如沈从文阅读旧作时的读者身份及读者体验让他发现某些表达模糊或表意欠妥处，为使之明晰、通畅、丰富，进而对其进行修改；还有沈从文表达习惯的转变和写作技术的进步，甚至还有修改前的预设。但分析两个版本的主要差别，再结合沈从文的经历及创作的整体趋向，不难发现“重作”最核心的驱使力，是沈从文对湘西社会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有必要指出的是，长久以来，都市中的身份焦虑和精神困境使沈从文不断向记忆中的湘西世界寻找身份资源和精神资源，如此反反复复，对湘西的情感认同使他模糊了记忆与现实的边界，常把记忆湘西当作现实湘西，认为自己“只是以我的客观态度描写一切现实”。即使面对《龙朱》等表现神性的作品，他也毫不犹豫地宣布“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指认龙朱同时沈从文还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家国情怀，他总是让自己的作品与现实社会保持一种观照关系。描写和讽刺都市弊病的作品自不必多说，在表现湘西的作品中，比如《凤子》，文中的镇筸和镇筸人与都市和都市人构成对立的二元存在鲜明的主观色彩，但沈从文仍以地方志的形式赋予镇筸真实性，并且将它视为治愈都市弊病的良药。《从文自传》也是如此，如许多学者考证的，《从文自传》存在夸张、虚构、遮蔽的成分，但沈从文以“我”的成长经历宣布“我”的世界、湘西世界就是如此，并将亲近自然视为年青学生健康成长的途径。所以沈从文早已走在用“现实”观照社会的创作道路上，这无形中将湘西世界工具化，一方面沈从文从中获取身份资源和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如沈从文自己所言，“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湘西世界成为他改造都市和教育青年的工具。不论是记忆的误置，还是湘西世界的工具化，都意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脆弱的。加之沈从先后在上海和青岛的高等学府中占得一席之地，逐渐融入绅士阶层，打量社会的眼光发生变化。只要沈从文某一时意识到记忆与现实的偏差，或是看到工具的虚妄性，他必然会作出调整、纠正。而1933年底的“湘行”，正是戳破“湘西世界”虚妄性的那根小而尖的绣花针。

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注意到的，沈从文于1933年底返回湘西，途中见闻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激烈的旋流。在《湘行散记》《湘行书简》中，他面对湘西的恒常而感叹这地方的人事千年不变无可记载，俨然处在历史和意义之外，由湘西的质变感叹农村正直素朴人情美被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代替，“这个地方商业和人民体力与智慧，都似乎在崩溃，向不可救药的一方滑去”。此次湘行打乱了沈从文对湘西既有的印象和认知，面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湘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定位，投射在作品中，便是湘西形象的整体下沉。《边城》的续写章节已然显露出这种转变的端倪，老船夫介意嫁妆的轻重，顺顺和看赛龙舟的妇人看中碾坊的价值，二佬无法承受父亲的逼迫和哥哥的死亡而一走了之，茶峒从充满美丽、清洁、智慧的幻境退至时间、意义、价值、归罪意识交织缠绕的现实。《顾问官》《贵生》《新与旧》《张大相》《长河》等一系列作品表现了湘西形象下沉后的某个侧影。

从“湘行”之后沈从文自我言说的辩词来看，尽管湘西书写的向度发生了转变，但他仍追求“朴实的叙述”的写作方法和“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的写作意义，仍坚持写作与现实的观照关系。也正因如此，沈从文才申明《边城》是写给那些“‘关心全个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下所有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强调《边城》不是领导读者作桃花源旅行，而是表现凡夫俗子们的哀乐，指认《边城》的现实意义。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还提及自己将在另一个作品中表现农民在内战中失去朴素、勤俭、和平、正直后的样子，虽然再刊本《萧萧》不是“另一个作品”的所指对象，但“重作”的改动却与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理路一致。

“湘行”让沈从文对湘西的认知和定位发生了变化，关切现实的写作追求使得他不能不调整湘西书写的方式和向度，以与现实保持有效的观照关系，“重作”《萧萧》并二次发表可以解释为这种驱使力作用下的具体行为。

结语

初刊本与再刊本，小说《萧萧》在文辞句式，人物身份、形象、关系，故事结构，文体特征，主题思想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再刊本末尾“重作”所示，它们是两篇具有不同文本本性的小说，彼此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沈从文在两个时期语言艺术、写作姿态、文体特征、价值立场、认知观念的差异。如果将这种差异纳入沈从文的创作历程，1929年尚且还在“习作”的沈从文在初刊本《萧萧》中无意去反思湘西落后、粗鄙的一面，他更多的是将湘西视为健康“人性”的场域，自己则客观地描摹；而在1936年的再刊本中，他则表现出对湘西和都市的双重反思。如是，则不能忽视初刊本的意义，更不能用初刊本之后的修改本代替初刊本。因此，不能忽视版本差异在沈从文研究中的重要性，甚至应该将其看作走近沈从文的有效途径。

注释从略

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文章推荐：邓永江  文章编辑：韩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