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丨中缅景颇文当代小说创作比较丨

摘要：中缅景颇文当代小说创作分属两国，因民族同源，形成了独特而重要的跨区域创作共同体，共同构建景颇族群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意义，并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特殊的边疆语境使得对其进行文学比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立场、基于具体作品开掘民族文学跨区域比较的新探索，对于完善相关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开拓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缅甸；景颇文小说；比较研究

景颇族的来源与青藏高原上的古代氐羌人有关，历史上自中国青藏高原区域不断南迁，目前主要聚居于中国云南省和缅甸克钦邦，散落分布于印度、泰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境内称为景颇族，人口约为16万，有5个支系，分别自称景颇、载瓦、浪峨(浪迹)、勒期和波拉。缅甸境内称为克钦族，人口约为110万，共有12个支系，分别叫作克钦、克尤、德朗、景颇、高意、克库、杜茵、玛育(劳高)、耶湾、拉希(拉漆)、阿济、傈僳，其中，傈僳支在中国境内被认定为傈僳族。中国境内景颇支系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载瓦等其他4个支系的语言比较接近，同属藏缅语族缅语支。景颇族有景颇文和载瓦文两种文字。载瓦文在中缅景颇族群中均有创制，缅甸曾经使用过两种由传教士创制的载瓦文，但未被广泛应用;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载瓦文，仅在中国境内使用。景颇文创制于19世纪末，不仅在中缅景颇族群中通用，还在其他国家的景颇族群中共同使用，为景颇文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因此，景颇文创作的兴起、发展具有良好的文字基础，再加上中国拥有景颇文刊物，保障了景颇文创作的发表园地，推进了景颇文创作文体的扩充和中缅景颇文作家群体的形成与持续壮大。

这支作家队伍居于边境，分属两国，民族同源，语境特殊。中国的景颇文作家有朵示·拥汤、岳坚、恩昆·腊扎、童荣云、穆智·玛波、奅朵·波东、木如迈、静王甘、赵敏、左兴贵、杨洪德、雷正明、李大明、丁扎、沙宽娅、岳雪秋、李明学、岳麻保、孙志荣、金为能、李仕攀、沙红梅、岳扎丫、石双美、李平、木直南、董麻桑等。朵示·拥汤、恩昆·腊扎是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德宏州)文联主办的景颇文期刊《Wunpong》(《文蚌》)创办者，穆智·玛波、奅朵·波东分别是继任的主编兼景颇文作家。德宏州的岳坚是第一个发表景颇文小说的景颇族作家，他于1979年2月14日在《团结报》景颇文版发表小说《未来的畅想》;童荣云的景颇文小说《Ga Hpo》(《遗产》)发表在景颇文刊物《文蚌》1981年8月的创刊号;穆智·玛波出版3部景颇文长篇小说，分别是 《No Ring》(《诺仁》)、《Sutsu Htingnu》(《江岸别墅》) 和 《Lohkum Ja Dim》(《罗孔札定》)，《罗孔札定》于2007年获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母语创作奖;赵敏出版景颇文短篇小说《Hpagang Zon Nga Ai Nga Pra Hkrun Lam》(《水酒味的生活》)等。缅甸景颇文创作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散见于缅甸几所高校创办的景颇文杂志，如曼德勒大学的《Jongma》(《学生》)和《Chyurum Shalat》(《团结联合》)，弄囊教会学校的《Ningsin Shingnan》(《新夜》)和《Mali Gindai Nsen》(《坚强之声》)等，并在20世纪80年代群体崛起，影响力较大，其中突出的作家是Shawnghtawk Tsing Pan(霜童静斑)，她于1983年创作了自己的第一篇景颇文小说《Shi》(《她》)，2006年12月仰光孙班印刷厂出版《Shawnghtawk Tsing Pan A Sumrai Kahkyin》(《霜童静斑小说集》)。德宏州景颇文刊物《文蚌》1995年第2期首次刊登缅甸作者恩胖诺布的景颇文小说《Gu Ong A Seng》(《翁哥和恋人相》)，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多位缅甸景颇文作家向《文蚌》投稿，他们是Shawnghtawk Tsing Pan(霜童静斑)、Nhpang No Bu(恩胖诺布)、Pungga Sinwa Ong(崩嘎翁)、Kiki(琪琪)、Tangbau Mary(当宝玛丽)、Nshung Jap Ky(i 恩顺扎及)、Manmo Hkon(曼莫宽)、Gunhtang Lu Ma(i 衮汤露迈)、Layong Brang Ong(勒拥棒翁)、Nba Gun Ja(恩八衮扎)、Gareng Gun Ong(格仁滚翁)、Hpaula Ong Gam(跑腊翁干)、Lasi Bok No(勒希波糯)、G·Lay(嘎莱)、Ngola Bum(哦腊崩)、Roi Bu(瑞布)、John(约翰)、Nding Tong Ra(恩定东让)、Manmo Hkon(曼莫宽)、Hkong Ze(孔泽)、Sau Ka Ma(i 扫嘎迈)等。无论是中国还是缅甸的景颇文作家，他们都经历了特定时期所赋予的个人成长、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千回百转之情状，见证了时代的变迁、逆转、对抗、矛盾、死亡、艰难、收获、和谐、稳定等种种遭遇，真实记录下民生关键处的点点滴滴，看似描写的都是不起眼的平凡人与平凡事，但笔力所达却体现了人性的深刻性、时代的广阔性、跨国语境的复杂性、边疆生活的现实性和理想追求的曲折性，见证了景颇人民求真向善、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不仅反映时代变化中的社会思潮、思想观念和民族意识，而且随着内容的变化，小说艺术形式也在变化发展中，为世界创造了一笔宝贵的景颇文文学与文化资源财富。

一、中缅景颇文小说多元主题比较

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缅景颇文小说创作，多元主题是其重要特点。二战后世界风云突变，全球化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涌动，缅甸不仅积极参与，还于1948年获得了国家独立，但遗憾的是，摆脱英殖民者控制的缅甸并未真正走上民主道路，而是于60年代初又落入军政府独裁统治，国内多种民族、宗教、文化长期复杂存在，内部民族战争此起彼伏，国家再陷困境，人民受到伤害。中国则经过1976年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结束了十年“文革”，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文化经济建设蒸蒸日上。思想敏感的作家无疑是最先感受到变化的人。中缅景颇文作家正是带着对社会、对民族的思考和共有的责任担当，结合现实环境与时代思潮，肩负文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意义走上文坛，他们族源相同却分布在不同国度，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问题意识，带来相似性或差异性主题创作，如伦理主题、“文革”主题、战争主题等。有的主题为中缅景颇文作家共有，有的则为各自所有，在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与探寻个体内心感受相结合方面表现一致，不同主题之间也并非孤立存在、互不相关，而是多元主题综合互渗，如以隐含主题方式深刻揭示深层次的生命意义、人性价值和族群认同。这些主题既交织着强烈的人文意识，表现社会性、地域性、民族性、国家性现实内涵，也具有追寻理想、寄托对于乌托邦美好空间向往的意念，感应时代，记录历史，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与疾苦，一幅幅波澜起伏的风景画、风俗画、世情画徐徐展开，反映了中缅两国特殊地缘关系、特有的地理风景、地方色彩、地域文化、民俗风情，揭示了同源民族精神传承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景颇文小说选择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反思“文革”主题作为创作突破口。1980年，景颇族作家岳坚在德宏《团结报》(景颇文版)发表景颇文短篇小说《Gadai A Mara Ngu Na Kun》(《谁的过错》)，完全融入新时期“伤痕”题材小说主潮中，同类作品还有景颇族女作家穆智·玛波的短篇小说《Hkrum Na Ni Go Galoi Rai Tim Hkrum》(《相逢的人终将会相逢》),发表于景颇文刊物《文蚌》1981年第2期。在小说《谁的过错》中，男孩都迈与女友该汤青梅竹马，不料“文革”到来，男孩子都迈因为是山官家儿子屡遭批斗，该汤家人怕被牵连而远嫁了该汤，但她的夫家听信谣言，说该汤父亲曾经当过山官家兵，就赶走了该汤，该汤无处可去，只好藏到边境线上的二姨家里，不幸染上恶性疟疾，都迈在医院遇见病危的该汤，亲眼看着该汤离开人世。在小说《相逢的人终将会相逢》中，男孩当规和恋人图若因为“文革”分离，男孩一家移居缅甸躲避迫害。多年后“，文革”动乱结束，当规从境外返回家乡，在一次婚礼上偶遇图若。这两篇小说不仅突出“伤痕”主题，还融入了爱情主题，突破了当时有关爱情、悲剧、人性问题等几大题材禁区，着力描写景颇族青年男女在“文革”中的爱情悲剧，相亲相爱与各分西东甚至阴阳相隔两相映衬，表达了作家对十年浩劫的控诉和极度愤慨的批判。

缅甸景颇文创作中的战争主题最引人注目。这一主题虽然数量不多，也很少正面描写战场上的刀光火影、厮杀拼命，但发挥了“一叶知秋”的艺术效果，表现了缅甸甚至于东南亚这块特殊土地上，长期遭受战争洗劫的人们的苦难与哀痛。东南亚是一块风云激荡的土地，国家林立，民族众多，位置独特，地理奇特，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结构，并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在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由于各种原因爆发的多次战争，仅争取民族独立的“印度支那战争”就爆发了2次，第一次发生于1946—1954年，第二次发生于1970—1975年，波及国家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对于分布各国的边境民族影响巨大。这些民族陆续迁徙到东南亚各国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寻找新的生活支柱，战争的爆发很快就把未立稳脚跟的他们变成了难民，而各国多种多样的民族政策，也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定性和军事摩擦。例如，越南的民族平等政策，老挝的“无为而治”政策，泰国的民族融合政策，缅甸的分化瓦解与边境开发政策，菲律宾的整合与压制政策，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优势政策，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政策，印度尼西亚的从强迫同化到民族和解政策等。缅甸有135个民族，各民族未能实现真正平等，矛盾尖锐，大小冲突绵延半个多世纪，历史上遗留了很多民族问题，缅甸独立后的英式民主只存在了不到15年，1962年奈温实行军人政府后，与少数民族武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很长一段时期，中央政府军与“民族和地方武装”双边冲突，克伦、孟、掸、克耶、勃欧和拉祜等民族开始与政府对抗。1988年至今，缅甸新军人政府执政以来，与各少数民族武装的关系时而缓和，时而张，断断续续，80、90年代摩擦较多。总体而言，局势不稳，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动荡。2017年，缅甸克钦族作家G·Lay(嘎莱)发表景颇文小说《Labau e jo ai lit》(《责任》)，讲述了缅甸的现状和克钦族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的故事。克钦族青年士兵都龙和约统在战斗中结下珍贵友谊、彼此保护、一起牺牲。当炸弹袭来时，生病发热的约统跑不动，让都龙赶快逃命，他留下掩护，但都龙一定要背上约统一起离开战场，结果两个年轻人瞬间殒命，亲人们悲痛不已。尤其是都龙新婚不久的妻子宽胖，她对着坟墓轻声说:会像从前那样坐着那条长凳，在家里等着他回来，潮水般的悲哀罩着这个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的女性。但小说并未以悲哀结束，而是推出一个振奋的结尾，父辈们把都龙的弟弟喊回家乡，带领村子里的乡亲们崛起，表现出缅甸景颇文作家反向写作的特色，尽管受战争影响，牺牲了很多人，但人们的情绪没有低落，更为民族前途而奋斗。可见，该篇小说还有一个隐含主题，即民族发展主题。战争主题下隐藏着对家庭发展、民族发展、人生发展的更深刻思考。

鸦片问题是中缅景颇文小说共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景颇文刊物《文蚌》2015年以来连续发表缅甸景颇文作家曼莫宽的小说《Lui Nga Ai Sai Hka》(《流着的血水》)、衮汤露迈的小说《Nanghpam Hpe Shamyit Azat Kau Saga》(《将鸦片除净》)、霜童静斑的小说《Lam Ntsa Na Ma》(《路上的孩子》)等。中国景颇文作家赵敏的景颇文小说集《水酒味的生活》，前三篇均是鸦片主题小说，分别为《Myit Malai Hpang Hkrat Mat Sai》(《追悔莫及》)、《Gam Maka》(《命运》)、《Hpagang Zon Nga Ai Nga Pra Hkrun Lam》(《水酒味的生活》)。这些小说以现实主义笔触揭示鸦片带来的恶果，聚成了一个系列，悲惨、不幸、沉重、压抑从每一个角落散发出来，给家庭社会带来深重的苦难，尤其可怕的是，不仅成年人受害，连未出生的孩子也不能幸免。霜童静斑的小说《路上的孩子》讲述阿当和博迈这对年轻夫妇戒不掉吸食鸦片的恶习，生下孩子后无力抚养，由当医生的大姨姐宽双收养，出于亲情，大姨姐把孩子抱回家，却发现孩子已经在母亲肚子里就习惯了鸦片味道，闻不到就哭闹。小说视角独特而深刻，字字见血地写出缅甸鸦片泛滥的严重性。

伦理主题中的爱与善为中缅景颇文小说共同拥有。颂扬美，鞭笞丑，于平凡人平凡事中发掘人性与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立体丰富地推出爱情、亲情、人情、乡情、真情在不同时空中的表现，小说鲜活的人物犹如开启人性大门的钥匙，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淳美朴实的景颇人情感世界。

中国景颇文作家朵示·拥汤连载于《文蚌》的长篇小说《Yung nu Bum》(《拥努山》，1990年3、4期合刊，1991年1、2期合刊，1991年3、4期合刊)，选材独特，描写边境上一个景汉杂居的寨子里，汉族村民陈山和景颇族村民朵示当在山上劳作，因树木浓密，地势起伏，陈山忽然听到动静，以为来了动物，端起猎枪射击，结果却误杀了景颇兄弟朵示当，寨子里的景颇族要惩罚陈山，但是死者妻子札写却在悲痛中选择原谅，她不愿意双方起械斗，力阻了景颇人寻仇的行动，凸显一位顾全大局、维护民族团结、堪称伟大的景颇族女性形象。童荣云小小说《Ga Hpo》(《遗产》)则充分体现出景颇人乐观幽默的民族性格。小说中那位生活在真通贡景颇寨子里的老人恩昆刚扎，老伴很早就去世了，他一个人抚养大三个女儿。可是，女儿们出嫁后，没有一个人来照顾他，他的老伙计木仁老人知道后，替他设下一计:让三个女儿女婿在某一天一起回家，木仁则提着一个小箱子到他们家来，说箱子里是他俩前些年一起做生意时候的分红，钱不少，叫他收好。从此以后，女儿女婿们非常殷勤地来照顾恩昆刚扎，直至老人去世。老人刚安葬好，女儿女婿们就急不可耐地返回家中打开箱子，却发现里边竟然只有三块砖头。小说批判了亲情中那些唯利是图的势利嘴脸，也不回避伦理规范与子女不孝之间存在矛盾这一现实，生动描写出景颇老人处理生活问题的智慧，深层次揭示人世间令人唏嘘的亲情金钱关系，提升了小说的理性高度。

缅甸景颇文作家则以更为细致的笔墨、微小而奇特的视角描写人间至亲关系。在霜童静斑散文般的小说《I Love My Grandmother》(《我爱我的外婆》)里，男孩坤吞与外婆生死相依的故事令人感动。坤吞爸爸早逝，妈妈要出去读书，就把兄妹俩放在娘家，让外婆帮忙带，大家都嘲笑坤吞皮肤黑，只有外婆全力维护坤吞的自尊心，痛骂那些嘲笑他的人。外婆的伟大在于，她懂得无论年纪多么小，也有尊严，不可侵犯。外婆维护的是小男孩的自尊心，作家倡导的是对人类那些因为渺小而被轻视的感情要予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小说的结局出乎意料，外婆忽然得病去世了，坤吞竟然以死追随外婆而去。小说描写此时的坤吞:

汉译:

坤吞轻轻地亲了他外婆的脸颊后说“:噢!外婆变冷了，老师。”说完就静静地坐在他外婆的床边。一整天他都不吃不喝。在外婆的坟前，坤吞忽然摔倒了，医生说坤吞有心脏病，现在受刺激发作了，坤吞没有抢救过来，他被埋在外婆身边。葬礼上，老师从学校带来了他的英语练习册，每张纸的顶端都写着“I love my grandmother”(“我爱我的外婆”)。当伟大的力量像阳光一样覆盖弱小的生命时，这小生命以自己的方式回报了阳光，做一个小小的影子永远相随。一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外婆和外孙，却唱响了一曲惊天动地的亲情人性交响曲。在伦理主题中，爱情不仅是缅甸景颇文小说的重要主题，而且，拓展了一条隐喻民族认同的创作路径，甚至成为缅甸景颇文小说鲜明的创作范式。缅甸景颇文作家恩胖诺布的小说《Gu Ong A Seng》(《翁哥和恋人相》)即体现出这样的主题优势。小说生动有趣而有效地解决了美好爱情如何战胜跨国障碍而获得成功的现实问题，通过男主人公翁哥的经历告诉大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民族认同，消除距离。翁哥是一个从缅甸到中国云南芒市学习汉语的景颇青年，这一年，中国芒市承办世界景颇族传统节日——目瑙纵歌，翁哥正是在目瑙场众多的人群中，一眼万年地被一个肤白貌美、身材高挑的景颇女孩“冲进了心房”。翁哥寻找机会与女孩聊天，特别聊起家族姓氏问题，当女孩说自己叫木然波相时，翁哥激动极了，因为自己的母亲就属于木然家族，于是他大“秀”自己的民族文化知识，说景颇老祖宗有七个儿子，其中老五就是木然当山家族，女孩的父亲与翁哥的母亲均源自第五个儿子的木然家族，而自己与女孩恰好符合“姑爷种”情况，允许谈恋爱。景颇族婚俗传统遵循单向姑舅表婚原则，即姑家男子娶舅家女子，但舅家男子不能娶姑家女子，形成“姑爷种”和“丈人种”的婚姻关系。翁哥和波相都深知这一规约，翁哥聪慧地借助景颇婚俗中的“姑爷种”关系，反复向女孩强调中缅两国景颇人同根同源、亲如一家的历史渊源，完美地解决了两人之间的最大障碍:跨国问题。最后，翁哥带着波相回到缅甸，欢天喜地向父母禀报这段来之不易、妙趣横生的爱情。小说与其说是关于爱情主题的创作，不如说是一篇浸润着风俗民情、民族认同价值的民族志书写，文学叙事与民族志话语诗意交融，其出新之处在于，虽然未能推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宏大主题，但树立起民族归心、方向明确的认同坐标。

二、中缅景颇文小说美学风格跨区域演绎

对于中缅景颇文作家而言，小说是外来文体，因此，从一开始，中缅景颇文小说就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与此同时，作家们还承担起了建构景颇文小说初始形态美学风格的重任。整体透视作家们的创作，不仅是以新的体裁延伸扩大内容的艺术形式，也是景颇传统文学的蜕变和新的文学追求，携带着时代风雨、个人悲欢、民族认同、家国情怀等充满欢乐与苦恼、矛盾与思考的多种情感，推进特有结构形态和语言组合的发展，成为融入世界文学现代历程中的个性化艺术生命。景颇文小说的美学风格复杂而多变，不同国度同源民族作家的多篇景颇文小说，犹如从同一棵大树飘下的片片落叶，掠过不同的季节，穿过不同的地域，越过中缅两国广袤的河流、草地、森林等多重空间，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展现着自己多样的风采与特有的形态。

第一，以语言取胜。善于化用本民族谚语、格言等民间口语进行人物描写和事件叙述，展示了景颇族语言表达重直觉与感受的表现魅力，使用与打猎、农耕等乡土生活息息相关的修辞表达抽象的道理，形象生动，风格独特，山地气息浓厚。如比喻句:

汉译:天空中星星如同鸡枞在(草丛)中闪耀着。此处描写九十多岁的景颇山官罗孔早立，临终前给儿孙们分配权利和珠宝，众人盘算各自的利益，场面一度紧张。罗孔早立去世后，家屋上空的夜色不一般，星星如鸡枞。小说使用云南独有的地标性植物鸡枞作喻体，暗示此时此刻罗孔山官正在经历着特殊事件。

俗语运用特色:

汉译:竹棒做不成舂棒，女人上不了议事堂的啊。该句俗语直译是“舂棒不用竹子，请工人不请女工”，意译是“竹棒做不成舂棒，女人上不了议事堂”，意思是女人做不了大事。大山官罗孔早立把祖传翡翠传给了孙女罗孔扎定，遭到其他女眷的嫉妒，罗孔扎定的母亲担心日后被人诟病，劝说公公不要赐予女儿那么贵重的礼物，话语委婉生动，符合其儿媳身份。

汉译:就像在芋头叶上浇水一样。该句上下文语境是热爱本民族的景颇青年丁宗告诉朋友，年轻人自己不用心是什么也学不会的，就好像给芋头叶浇水一样，留不住知识。

汉译:太急了会跌倒，太油了会腻。此景颇俗语与汉语俗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异曲同工。男主人公顿哥在送女孩阿伴回家的路上忽然向阿伴求爱，没有准备的阿伴用这句俗语，表明自己需要考虑，矜持而礼貌地暂时拒绝了顿哥。无论时空怎样变化，景颇文字传统都深植于中缅作家心里，小说中充满了“吐良”(乐器)、“能冠”(创世先祖名字)、“洞萨”(巫师)、“刀舞”“堂屋鬼”等表现景颇文化与信仰的特有词汇。此外，景颇文小说多语特色突出。由于与其他民族杂居和跨国界生活等原因，大部分景颇人兼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或者是本民族其他支系语言，或者是其他民族的语言，作家们扩大语言创造能力，多方吸收缅甸语、英语、汉语、傈僳语等多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彰显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语言接触带来的多语特色，如缅甸景颇文女作家霜童静斑短篇小说《Nang hpe ngai tsawra ai》(《我爱你》)中就使用了缅文谚语“Na Me Gyi Hta Min Ngat”(名声很大，却要饿肚子)，甚至小说标题直接使用英文《I Love My Grandmother》(《我爱我的外婆》)，显示了缅甸景颇文作家创作朴实生动、饱含民间知识、地域风情浓郁等特点。第二，叙事风格自成一脉，创作保持散体化结构，审美特质共性与个性并存，文学互鉴交融发展。中缅景颇文作家在艺术处理的具体技法方面同中有异，文学气象各有千秋。中国景颇文小说结构表现稳健，情节设计感较为突出。童荣云短篇小说《Bunglat Manghkang》(《苍天为媒》)，描写景颇族青年不堪忍受父母阻挠而殉情的爱情悲剧。小说结构设计颇为精心，设置六个片段:两人在校快乐相识，互生情愫，毕业幸福续缘，女孩父母嫌弃男方贫寒而把女儿许配给乡长儿子，两人反抗父母嫌贫爱富双双失踪，终被村里人发现殉情。情节推进，层层发展。再如，岳坚早期的景颇文短篇小说《Gadai A Mara Ngu Na Kun》(《谁的过错》)运用逆叙手法，增强小说戏剧性效果。开篇设置悬念令人追问:男主人公都迈在医院里遇到的女孩该汤是谁?借助回忆对比恋人相爱的美好情景与特殊时代扼杀生命的残酷，四千多字的小说，由于非直线型的构思与结构而弥补了人物形象略为单一的缺陷。

与中国景颇文小说相比，缅甸景颇文小说结构散体化更为突出，不过，美学体验更为丰富，在同一个小说中不断采用迎面撞上奇特情节的方式结构故事，情节序列多变，结局出人意料，营造出两种或更多不确定性的审美特点，轻松、沉痛、悲情、振奋等情感对比交错感染读者，如果是运用于长篇小说，可以有足够的篇幅来铺垫和过度，但缅甸景颇文作家在仅有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内部自如转换不同的风格，变化如此快，又不令人感觉突兀，实为结构技巧的特色。女作家Roi Bu(瑞布)小说《Nang Mai a prat》(《囊迈的一生》)就是结构颇为典范的篇目之一。小说结构随主人公的活动而展开，采用游动式叙事方法，多用对话和白描，叙事口吻自然亲切细致，现场感强烈。主人公所到之处皆打开了社会的各种场景，拓展小说人生向度，一是通过陈述囊迈原生家庭状况，道出人生不易:母亲早逝，姐弟7人，父亲再娶，囊迈不得不留在家里照顾;二是描写囊迈做生意时头顶、肩背、手拿货物的艰苦形象，透过她穿梭缅共、缅政府分别控制的孟谷、孟波区域奔波的身影，侧面反映缅甸多种势力并存的动荡与混乱。三是写出为爱痴迷却又情怀高洁的女性形象，囊迈最终放弃自己救助过的、到缅甸寻找妻子反被妻子抛弃的中国男子，让他回到中国，自己却从此终身守护这唯一爱情。最后，也是小说最精彩、最出人意料、最感人之处，囊迈为自己后半生考虑，领养了一个女儿，由于女儿一直向她要爸爸，囊迈干脆变更女儿为妹妹身份，改名囊云，如此变通堪称女性智慧，既给了女孩正式的家庭身份，又给了女孩母亲般的庇护。但囊云生活不幸，丈夫早逝，囊迈又分担抚养了囊云7个孩子中的3个。小说结尾处描述囊迈的夕阳岁月:

汉译:囊迈养育着妹妹囊云丢下的三个孩子麻腊、麻瑞、玛途，不经意间就到了2015年，囊迈已经86岁了。今天，囊迈和她妹妹囊云丢下的孩子们幸福地过着她的晚年生活。作家最后把囊迈的一生总结为“幸福地过着她的晚年生活”，在没有美化生活的同时，也没有把艰难写成抱怨、残酷、冷漠，而是充分展示囊迈四两拨千斤妙解困难之定力:86岁才获得人生的幸福圆满，写出了人类战胜苦难应有的情怀和格局。应该说，这是一篇关注人物活着与存在状态的典范之作，苦痛、曲折都不作大议论大刻画，娓娓道出悲与喜、弱与强，反转的情感与境遇好坏均融进简单的情节和言谈之中，多面向情感共存，云淡风轻里内外反差，丑陋自现，美好自立，在一种拥有特质与内涵的美学空间基础上，形成特别的整体美学风格，从而建立起缅甸景颇文小说面对生活从容写作的风范。

第三，中缅景颇文小说创作方法基本底色普遍表现为现实主义创作，两国作家基于自己对城市或乡村的真实体验，以描写、叙述、对话、抒情、幽默、讽刺、议论等多种技法，如实反映现实生活，朴实再现跨国环境下的人物命运，深度透视人类精神困境与追求，创作出艺术类型多样、个性突出的现实主义特色小说。

缅甸景颇文小说自然现实主义描写风格突出，特征是弱化经典现实主义追求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的典型性，较少塑造典型形象，较少设置激烈冲突，更重视故事自然发展的真实记录，从人物活动中呈现人物性格，近乎实证般地叙写缅甸景颇人的日常生活面貌，困苦中的欢娱、欢娱中的忧伤、忧伤中的责任、责任中的救赎、救赎中的基督教信仰......缅甸社会文化的多层次杂糅、殖民者遗留下的宗教特色等复杂元素加重了缅甸景颇文小说混合而多样的色彩。例如，细致描摹景颇/克钦百姓在社会中的多面人生，构筑不同题材小说系列，而每个系列中的具体作品又独辟蹊径，其中以爱情与成长系列最为丰富。女作家霜童静斑短篇小说《Nang hpe ngai tsawra ai》(《我爱你》)、《Grai Mau Ai》(《想不明白》)等，叙写少女错失爱情的懵懂、在婚姻里追求永不褪色爱意的执着，幽默中融入浓浓的诗意现实主义，颇有致敬青春的意味。她的另一篇小说《Nu e Sha e》(《母亲，孩子》)，变化为对女性宽厚的母性精神的歌颂，塑造了女主人公宽努无怨无悔为生活混乱的闺蜜养育孩子的圣母般救赎形象。小说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精神与风格。总而言之，自然现实主义写作真实记录了人物遭遇的痛苦、面对的危机与追求的幸福等问题，同时通过“我”的自述、大篇幅对话等手段实现记录的真实性，意味深长但不故作神秘，一方面与自然主义按照事物本来样子去摹仿的原则相吻合，另一方面实践了现实主义作品追寻问题根源的特点。

中国景颇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方面更胜一筹，以女作家穆智·玛波系列长篇小说为代表。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玛波出版了《No Ring》(《诺仁》，1989)、《Sutsu Htingnu》(《江岸别墅》，2003)和《Lohkum Ja Dim》(《罗孔札定》，2007)三部景颇文长篇小说，这三部景颇文长篇小说塑造了不同时代景颇族人物形象。其中，《诺仁》与《江岸别墅》形象塑造相反，虽然都置于改革开放背景下，但理想追求的差异导致人物结局不同。《诺仁》刻画主人公诺仁积极投入到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主流变革中，写出了新一代有文化、有觉悟的景颇农村青年勇挑民族发展重任的形象。《江岸别墅》塑造了一个沦落商海的景颇青年形象，童年贫困的主人公穆然湘扎抓住边贸翻译、玉石生意等机会，摇身一变成为当地富翁，但终因贪欲而跌落深渊。《罗孔札定》则以历史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塑造了一个在景颇族历史上颇具争议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女性形象——罗孔札定。她杀死自己的山官父亲，为人伦所不容，却因为敢于替百姓出头反抗自己山官家族的权势、追求人类平等的壮举被载入史册。上述人物，为景颇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贡献了具有历史分析和美学评判价值的独特现实主义形象。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时代价值体现

中缅景颇文创作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繁盛于21世纪，是中缅景颇(克钦)民族文学创作上升发展趋势中的独特文学力量。如果说中国景颇族作家汉文创作以融入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的开放精神填补了本民族文学史中书面写作的空白，那么，中缅景颇文创作则是这一开放文学精神下新的文学格局的拓展，它们以稳健的民族风格和奇妙的异域情调流淌在中缅两国的城市和乡村，完成了景颇(克钦)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建构，共同推进中缅两国景颇文创作的和谐共生，共同丰富同源民族文学观念与审美空间，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时代价值。

景颇文刊物创建了中缅景颇文作家交流发表的重要空间。20世纪80年代初缅甸景颇文创作崛起于文坛。1981年8月1日，中国云南德宏州创办景颇文刊物《文蚌》，成为刊发中缅两国景颇文作品的重要园地，不断推出景颇文作品，培育中缅景颇文作家群体，聚合形成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独特价值的跨境创作编辑共同体。《文蚌》编辑部密切与作者联系，定期举办景颇文创作会议，同时扩展与读者的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景颇文创作的持续发展。

景颇文作家创作共同体体现了中缅创作主体个体身份的多重性与流动性。他们既是运动变化中的文学群体，写作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又是含括着民族发展和人生普遍问题的拓展者，还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文学跨境发展流派，相互影响、叠合、补充和映照，表现出互为“我者”与“他者”的神奇密切关系。在云南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中，境内外同源民族共同使用民族文字创作并长期保持相互交流、在同一个刊物发表作品、持续发展至今的，唯有中缅景颇文作家的创作。

景颇文字的使用也搭建了中华文化影响的重要文学桥梁。无论分布于哪一个国家，景颇语言文字都属于汉藏语系中的一支。汉藏语系是中华语言文化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中华语言之美，就在于她的丰富性，其主体语言文字是汉语和汉字，影响巨大，历史上曾在周边国家形成和打造了多个“汉字文化圈”，同时与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一起，共同构成中华多民族语言文字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创造了多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

中缅景颇文创作比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是立足中华民族立场、构建有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基于具体作品开掘民族文学跨境比较的新探索，对于完善少数民族文学跨境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开拓价值和深化研究的启示意义。

水流百川，终归大海。中缅景颇文创作既是中缅两国边境线上同源民族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资源，其可贵之处，在于共同坚持表现和平、幸福、爱情的审美追求，共同应对个体生命、大千世界的变局挑战，共同担负景颇族群认同的文学使命，体现了同舟共济、文明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缅景颇文创作作为充满历史和现实、民族和国家、社会和自然等多元文化交融互渗的有机整体，其开放、多边、跨域发展的世界性文化形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出了独特的阐释和重要的文化贡献。

作者介绍

李瑛，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民族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兼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学分会副会长、云南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原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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