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较少民族因现代性冲击的加剧而存在文化自保压力，以及浓厚的述源释源、叙根论根的叙事氛围，形成其文学书写的“重述历史”现象，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生态意识及文体混杂和结构的空间化现象。“重述历史”重在反思当下，强烈的身份书写使这种写作出现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重述历史；现象；人口较少民族文学

当在学科意义上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时，就已经为此设定了一个必要而相对合理的参照坐标，即主流文学及其研究方式的在场。尽管这种在“多元一体”学术框架内开展的研究，能够敞亮出“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非规约性现象。但在对“少数民族文学”作整体性、共时性概括的同时，却对“少数民族文学”内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非规约性或异质性叙事现象产生一种更为深层的束缚和遮蔽，比如，尽管学界对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普米族诗人鲁诺迪基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品的研究已非常活跃，但目前的研究始终是将之作为“少数民族文学”而进行的，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有机构成。这种遮蔽很可能削弱“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学理性和学科性。因为，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来说，文化生态、生存语境、生活方式与文学传统等的差异形塑了其独具民族特性的文学书写范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由于人口较少、生存地域相对封闭，文化存续能力脆弱，更容易受到全球化冲击而形成与人口较多民族文学判然有别的书写特征。

目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普遍性出现一种以所谓“根骨观念支配下的溯源品质”，追溯本民族种族起源、诉说本民族迁徙历史、再现本民族图腾崇拜、反映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基本叙事主题或叙事现象，其文本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意识和普遍性的家园皈依思潮，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北方女王》、《白马母亲》、《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撒拉族作家韩文德的《家园撒拉尔》、《永远的家园》、鄂温克族作家杜梅《那尼汗的后裔》、乌热尔图的《萨满，我们的萨满》、《丛林幽幽》、普米族诗人鲁诺迪基的《泸沽湖之恋》、和平的《阿妈的头帕》、《父亲的马铃声》、毛南族作家谭亚洲的《血染侬索花》、谭征夫的《大山恋歌》、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的《绿色的回忆》、白石的《老人的歌》、怒族作家彭兆清的《走进山林》、赫哲族作家晓寒的《在天鹅的故乡》、孙玉民的《迷恋的东方》、基诺族作家陶润珍的《我只是一个版纳姑娘》、……。笔者把这一现象命名为“重述历史”现象。

“流散”体验与历史重述

一般来说，“较高文化形态的支配优势在于它比较低文化形态能够更有效地开发更大的能量资源，较高形态相对地‘不受环境控制’，即比较低形态适应更多的环境变量。”随着少数族群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入，多元文化间的碰撞和交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态势，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和改造日益严重，特别是经济的贫困和视野的闭塞，人口较少民族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一种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这种来自民族群体内心深处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比任何来自外部的力量都要强烈。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说首先意味着物质的现代化，当这种现代化话语在以国家话语层面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实施为表现形式时，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性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传统及其生存环境，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观念被抛弃和遗忘，传统社会里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圆融状态被摧毁，人口较少民族因家园丧失而产生严重的身份焦虑。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较早地以艺术形式再现了狩猎部落在空间“界限”遭到破坏后的矛盾和痛苦：如今的山林变得“稀疏不整，树干细长瘦弱”（《悔恨了的慈母》）“这里原有整片整片的密林，十一年的工夫被砍伐得七零八落，残存的孤木变成不起眼的点缀，好似婴儿的嫩发。”（《灰色驯鹿皮的夜晚》）这种变化因其陌生与可怕而“再也不属于鄂温克了”（《在哪儿签下我的名》），在《萨满，我们的萨满》中，作者甚至以萨满的死隐喻着民族文化的沦丧；鄂伦春作家敖长福的文本也表达了这种焦虑：“我年轻的时候，两岸的野物可多呢。……可你看这，剩下了什么？我……我这心里还有什么呢？”达斡尔族作家苏莉、鄂温克族作家杜梅的文本都耐人寻味地以少年的眼光对一系列生活变迁进行观察，以美好传统消失隐喻着沉痛的认同焦虑。……导致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普遍存有“流亡”意识。

“流亡”是文化母体撕裂后的心理体验。萨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说：“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想起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了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哀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乌热尔图几乎所有的文本都以生态场景转换深刻表征着“流亡”这一主题；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童年》、《遥远的黑帐篷》、《奔向草原腹地》、《北望阿尔泰》、《请把你的马拴在白桦树杆上》、《焦斯楞的呼唤》、《苍狼大地》、《北方女王》、《草原挽歌》、《尧熬尔》等作品，寓言性题目本身也在书写人口较少民族的流亡体验。正如作者所说，“究竟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大群游牧民，形成一个只有万余人的游牧民小群体呢？后来又形成被称作‘裕固’的特殊人群呢？几百年来，他们像个孤儿一般地徘徊在黄昏的群山间。而今，尧熬尔（裕固族自称译音）人的语言、风尚，一切都像划过天边的流星一样正在消失。”（《请把你的马拴在白桦树杆上》）；……对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来说，如何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保存等矛盾交织中重建精神家园、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他者、坚守与变革等多重身份认同语境下建构自我、如何在一个“资本经济与消费文化制造的同质性社会”（福山语）而不同程度面临着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话语所压抑、篡改和颠覆风险的张力场中同构其“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背靠历史、缅怀传统、触摸族源并从中窥探民族生存的隐秘力量便成了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流亡”后的“原乡”之旅以及叙事所依靠的基本资源。

在新历史主义看来，阐释是一种实践，每一次成功的阐释便是赋予阐释对象以新的历史生命，在新的话语规则的形成和对过去的重新阐释中，一个民族的本土意识在不断地被修正和补充。作为边缘的边缘的人口较少民族，为了彰显和维护内在的族群情感，自然而然地便以历史书写方式标示出本族群与他者的区别，并通过选择符合本族群心理情感的意象和故事叙述而予以象征化，建立起本族群自我认同式意识和感情式联想的复杂体系。撒拉族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恋母情节”或“图腾情节”无疑是建构“我们”的形象化显现；裕固族文学对尧熬尔历史的探寻和眷顾、对民族寻根情结的认同与理解，无不含有迫切的民族自省意识和归属情结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参悟和多维关照。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请把你的马拴在白桦树杆上》中甚至呼吁：“……感觉历史吧，用你清晰的头脑和火热的心肠。”他以民间口传和文字史料加工整理而成的历史散文著作《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生动再现了尧熬尔的生存历史、兴衰变迁、族群流融以及宗教、民俗、文字的演变等，其目的是“以期能起到连接曾经中断的几代人之间、几个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连接几个时期破碎的历史、文化和地域关系。”裕固族学者巴战龙在评论铁穆尔作品时准确地指出，文学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它的重任是要在传统基础上寻找并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塑造民族的灵魂，给所有人的生命安下根基，让人们的理想和精神有所依托。裕固族诗人贺中的诗集《群山之中》也是以一个“背对人类自语的人”的身份，从多种角度表达了“异地的生活！你不是我的最初”的深沉感慨和“哪里是我梦中的杯子”的根本疑问，以及置身于“正在消失”的荒漠上却高歌历史的寂寞情绪；……。通过对民族历史的缅怀、对民族文化的追寻、对民族迁徙历程的回顾，以“召唤原生情感”成为身份认同重建的基本途径。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现象也就具有了鲜明的“寓言性”。

德勒兹、瓜塔里认为，“小众文学”更关注人民，内嵌着个人对民族的阐释和完全认同，因此，“小众文学”具有彻底的政治性，它发出的不是个人的声音，而是一个民族的声音。詹姆逊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民族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民族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寓言性”书写，无疑是其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皈依的象征性表达，在将个体构建成整体过程中强化其群体内部归属感。

在重述历史中彰显生态意识

人口较少民族由于现代性的日益进逼导致本民族封闭而传统的生产方式及其价值观念日益式微和退却，显在层面便表现为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生存家园的萎缩；再加上人口较少民族几乎普遍性拥有本族群的宗教信仰或原始巫术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的观念等错综复杂，纷呈并陈，而这又无一不与本族群生存的生态环境相关，一旦这种关系遭到破坏或摧毁，由其所引发的无家可归性体验便自然而然使其文学在“重述历史”中烙上浓重的生态意识以及对生态问题的严峻思考。

乌热尔图早期小说的叙述者或主人公大都是“儿童”，这契合了鄂温克族文化纯真和自然的特质。耐人寻味的是：1980年代末期后，他的《在哪儿签下我的名》、《丛林幽幽》等作品却以“老人”或“成人”作为文本叙述者或主人公，因为“老人”是民族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和保存者，以老人为叙述者蕴藏着对往昔传统生活方式和家园意识进行“根”的意义上的寻找，力图在本真言说中保留原生态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意识，成为乌热尔图文本叙述者转换的根源。正如乌热尔图所说：“鄂温克族狩猎文化，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解体的状态，它的文化特征即将消散，而不可复制。”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的作品以特定地域内古老渔猎文化的再现而彰显对当下生态问题的忧虑：“森林像头发一样密，多布库尔河水，把我们的山向两边推开，两岸藏的野物可多呢。……河湾、水泡子里，野鸭成帮，呷呷地叫，你爬上岸边的草棵里，打一枪，就是一串，满登登地漂在水上。”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北方女王》中借助“我”的呐喊，同样表述着这种沉重的生态危机意识；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黄泥堡”系列在价值取向上也是如此。……如果说，如何在新的生存语境面前求得生存和发展是人口较少民族重述历史的内在驱动力的话，为了维护传统意义上的家园意识而坚守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生存环境，则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关注生态问题的心理依据。因为，由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脆弱、生活方式的单调以及他者话语的冲击，使其“不曾体验过从来和永远就存在那里的幸福感觉。他们在历史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们的傲慢与无知；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所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彰显“生态”意识的真正所指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又迥异于人口较多民族作家笔下的生态书写。

生态文学反思的是现代性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问题。这一点也是人口较多民族文学生态叙事的基本主题。满族作家叶广芩、关仁山、内蒙古作家郭雪波、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白族作家张长、藏族作家阿来等人的生态文本，尽管其中也充斥着浓郁的民族性、地域性书写，蕴涵着大量有关自然的远古神话和传说的再现、显豁地肯定与推崇民间宗教等民间叙事话语。如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红豺》融入了土家族的神话传说、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狼孩》、《沙狼》、满都麦的《四耳狼与猎人》亦融入了蒙古族有关狼的神话传说、彝族的纳张元在《彝山纪事》系列短篇小说中也穿插了彝族关于獐、麂等动物的传说等，但这种民族特性书写更多地是为了突显普遍意义上的生态问题而非为了单一的民族身份建构，在根本意义上诠释着“现代性”摧毁传统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后的生态灾难及其反思，内嵌着作家对现代化野蛮切割传统之链时一种忧心忡忡的言说姿态，促使我们深刻反思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特性彻底毁弃的弊端与限度问题。但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重述历史”中的生态意识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一种身份焦虑或认同意识，文本中的历史重述、民族风情、地域特性等也是更好表达这种焦虑而非关注单纯的生态问题。质言之，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生态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祭奠行为，以文字触摸故土、以家园重构哀悼被现代性所淹没的本族群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民族身份重塑意识。

“重述历史”的文本形态

“重述历史”必然依托于民间叙事资源。人口较少民族有语言无文字现象形塑了其丰富发达的民间口头文化，这些民间口头文化又总是与族源记忆、迁徙历程、叙根论根的民族历史叙事模式紧密相关。如赫哲族民间文学中的伊玛堪、特仑固、鄂伦春族口头文学摩苏昆、保安族的“花儿”、京族的民歌、珞巴族的民间故事……等，为民族精神的“自我表述”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资源；同时，人口较少民族又大多具有宗教信仰传统，宗教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传说、民族神话、迁徙故事等。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因受制于这种文化语境而在历史重述中呈现出独特的文本形态：

一、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因与民间文化资源的紧密关联而使其文本形态形成一种文体混杂现象。所谓文体混杂即黑格尔意义上的文体“变种”现象。正因为背靠着在民间文学传统，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在进行历史书写时无论是民族历史的还原还是迁徙历程再现，都能在民间文本中找到它们的渊源。从这些珍贵的口述史料中，人们探寻历史真相，发掘民族精神以及与一个民族生存息息相关的“历史情结”，如部落生活、族群迁徙、民族战争等。某种意义上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重述历史”几乎就是对传统口头文本的“翻版”或“改写”，在增加文学历史厚重感的同时，也使作品形成了各种文体如传说、神话、歌谣、民间故事、民间习俗等相互缠绕的混杂现象，甚至出现民族志、民俗志以及人类学写作现象。乌热尔图的《萨满，我们的萨满》引入了《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萨满教研究》、《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三部文化学著作、他的《丛林幽幽》既包含着丰富的民间传说，又经常穿插大量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鄂温克人原始社会形态》等文化学、民俗学文本，甚至是人类学著作等，具有鲜明的文体混杂现象；在代表裕固族文学成就的当代作家如铁穆尔、贺继新、妥清德、达隆东智等人的文本中，几乎都隐现着通过口头文本的再阐释而叙说自己族源现象。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黄泥堡草原”系列组诗，在深层结构上叙说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民族迁徙的历程。铁穆尔创作的裕固族“史诗性”巨著《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更是作家在民间口头文本基础上对民族历史的“重新演绎”和民族精神的“现代阐释”，民间文学成了铁穆尔作品的重要组成“因子”，正如铁穆尔所说：“我所熟悉的就是漫长的繁忙和艰难的生活，就是听人们讲草原上的童话、传说故事、神话、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片断。”他的《北方女王》、《苍狼大地》《白马母亲》等文本都充斥着大量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种族起源、民间歌谣等各种文体，《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更是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特别在全球化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化寻根和民族忧患意识日益凸显，民间话语资源作为民族性或“民族特色”的象征性符码，更成为民族文学建构自我认同的根基。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开始对民间历史进行打捞和历史民间性回归，追溯本民族长期流传的民间口头文本所蕴含的实用功能、艺术思维方式、族群记忆、历史意识、审美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制约或决定着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文本形态，并对其文学的文化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产生深远影响，成为民族文学在新的文学格局与新的族群文化语境下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源泉，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文体混杂现象更为明显。

二、全球化同质化趋向迫使人口较少民族处在本雅明或阿多诺意义上的“新构架”之中，以现代性为基础的民族文化话语因被迫纠缠在同质化状态而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被强势文化话语所压抑、篡改和颠覆的风险。怎样以传统文化的在场拒斥现代性的挤压以缓解族群内在的精神焦虑，维护、乃至突显本民族的身份特征成为他们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更是深入民间立场，还原民间场景，选取最能够代表少数族裔文化的宗教祭祀、民俗风情、生活生存方式等让其在文本中自然“展示”，甚至以民族志、民俗志、地方志等形式再现本民族“原生态”的社会生活及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再深入分析和探讨本民族社会象征体系、社会制度和民俗风情等，同构出民族文学的结构的空间化现象。乌热尔图在《萨满，我们的萨满》对“萨满”起源、历史地位、现实意义的详细解释、对萨满服饰的精心展示、对鄂温克族生活方式的集中再现，都使文本呈现出空间化结构现象；《丛林幽幽》不厌其烦引证有关学者研究鄂温克民族历史材料，文本简直成了鄂温克族文化历史的考证文字，具有鲜明的空间化写作色彩；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文本也是始终穿插着民间传说、民间歌谣、民俗场景、地理知识、田野调查等多种文体形式，在空间化叙事中呈现出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以求在现代性转型的复杂文化语境下重构一种价值立场；同时，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历史书写中还集体性出现一种双重或多重文本情节相互阐释的写作方式，乌热尔图的《丛林幽幽》分别以民间传说、调查材料（史料）以及作者的推想等三条线索相互交织；铁穆尔的《北方女王》在叙述层面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图拉们“寻找”、“迁徙”的“民族寓言”，在抒情层面又以“我”作为抒情主体对全球化背景下草原绿洲的迅速蚕食、游牧民族游牧方式的破坏、民族生存空间的日益边缘以及真正的商业经济滞后所导致的民族文化边缘化和话语权丧失的境况进行激烈地质问和反思。文本中的“我”既可看作是“图拉们”激越情感的显现，又可看作是作家本人的“主动显身”，显性叙述结构所讲述的民间话语和隐形情绪结构所抒发的精英意识彰显出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白马母亲》第一部分以对族源认同的回顾和缅怀与第二部分最后一把“马头琴”的消失展开对话，隐喻着对民族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担忧和恐惧；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阿西卡》许多空白点和结构的跳跃性甚至使故事情节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片断化特征、她的《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蛇》、《伊克沙玛》等也都是在跨时空叙述中穿插生活片段的细腻描绘去追溯民族历史，追溯以萨满为标志的精神渊源；……共同反思人口较少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冲击日益严重、人口和风俗杂交日益凸显语境下的身份认同意识以及深深的寻根情结。

“重述历史”的多维缺失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根深蒂固，长期在封闭环境中所形成的文化力还无法在短时间内与市场经济接轨，基本的民族认同思想依然居主导地位，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与现代价值观之间、宗教教育观念和现代科技发展之间等一系列矛盾使人口较少群体很难主动自觉地参与到现代性建设中来。作为成长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并以书写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很难超越本民族文化制约而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一再出现非现代性书写。

一方面，由于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历史书写是对其生存地区现代性挤压的一种舒缓和救赎，本族裔文化传统自然成为历史书写的一种镜像，甚至以一种乌托邦叙事方式赋予已逝或即逝的古典世界以温馨和谐的气息，其文本形态所普遍性存在的文体混杂现象或文本结构的空间化现象无疑是这一价值观的主体症候。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苍狼大地》中借主人公之口强调，只有回归到民族传统的生存之地，“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北方女王》也是以主人公梦见“一个高贵美丽的白衣女人”而隐喻着对民族传统的皈依和向往；乌热尔图在《大自然一任人宰割的猎物－－麦尔维尔的1851》、《生态人的梦想》、《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弱势群体的写作》等文本中，一再重复着强烈、纯粹的民族身份书写；达翰尔作家萨娜的《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通过对作为民族灵魂的萨满经典受到威胁而隐喻着失去了萨满教的庇护，部落就没有了希望，只能走向毁灭的悲哀心理；在《伊克沙玛》中，作者更是把现代文明定义成“现代化就是膨胀，就是加快速度消耗资源，就是从森林里砍光树木，从河水里捕光鱼群，在地面上支起许多高耸入云的冒出浓浓黑烟的烟囱。”撒拉族诗人马丁在诗中连耕种这样辛苦的劳作也赋予其抒情的韵味：人们“精心抚摸每一粒麦种”，农妇“手臂抛出优美的弧线”，孩子们“虔诚地站立地头，学会并牢记这种神圣的劳作”；即使有些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因思索人类性问题而使其文本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但在最终的意义上，仍然是把符合本民族传统的价值观等同于所谓的“人类性”。……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坚持传统，反对变革而对民族文化落后、丑陋成分不加批判地存在理想化认同，甚至单纯以本民族的文化属性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标尺去评估和抵御他者的干扰，表现出一种“原质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正如福柯所说：“要求逃离当代现实体系，以便制定出有关另一个社会、另一种思想方式、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世界观的完成方案，这种企图只能导致最危险的传统复辟。”

单一价值观选择限制了重述历史书写的题材选择和主题开掘。缺乏对本民族传统丰富复杂关系的立体呈现、缺乏对现代文化特质的感性触摸和理性分析，简单停留在民族历史的乌托邦想象和对他者的概念化理解，这种书写因受到强烈的道德批判对叙述的挤压而普遍存在模式化和符号化现象，并成为作家道德冲动的附属物而使其文本难以成为审美自足性的文化空间，也很难担当民族文化转型和精神重建的任务。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文学是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表述，蕴藏着丰富的族群记忆和集体想象，二者的相互认同形塑了人口较少族群的文化归属感。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现象或侧重于以回溯历史建构民族镜像为目的、或留恋于本族民族风情的渲染勾勒、或者对边地民间各种生活风俗、宗教文化等不加选择的“照单全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霍布斯鲍姆意义上的“发明出来的传统”现象，以达到“怀旧”（nostalgia）目的。在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看来，以重述历史为目的的怀旧，其危险在于它倾向于混淆实际的家园和想象中的家园，在极端的个案中，有可能制造一个幻觉的家园，为“修复”已逝或将逝的故土家园，把本民族历史本质化、静态化，尝试超历史地重复失去的家园，以文化保守主义或原质主义心态通过怀旧的方式以返回纯粹的故土家园，在没有反思和批判，没有分析和过滤情况下，以重建家园和故乡的徽章和礼仪等反现代神话来征服时间和以空间展现时间。目前，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或完全沉溺于本族群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书写，或非批判性地以一种“民间还原”方式事无巨细地介绍本族的传统历史，融入大量的民族神话、故事、歌唱、传说等民间文化资源，对现实人生、民族生存与未来、文化存续与发展等问题则采取一种回避、退缩，乃至情绪化对抗态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在创作前期取得声誉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或者纷纷放弃文学写作，或不再以文学创作为主、或文学艺术多年没有变化，即使近年来创作风头正健的一些作家也出现资源枯竭现象。当思想从高远的天空返回脚下的土地，从遥远的文化想象返回真实但单薄的历史之根时，选材范围日益狭小、价值空间日益单一、创作资源日益枯竭、超越精神日益匮乏，这应是他们放弃创作的深层根源。或者说，放弃写作是他们的被迫后退，而不是主动选择。

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重述历史”书写还处于个体姿态展示阶段，还处于道德化、情绪化宣泄阶段，在地域性、民族性的意义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原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139-146页，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文。

文章推荐：刘亚娟；图文编辑：张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