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族文学的整生规律研究

摘要：京族文学生发于多维民族文化生境中，在耦合与整生机制作用下，反映出多层次生态审美涵，人与海洋的依生之美与竞生之美，民族生存景象中的竞生关系与共生理想，再到多样文化共塑的整生之美。京族文学的生发路径，包含着民族地域文化与传统主流文化的交融互渗，京族文学与汉族经典艺术耦合共生以及京族与汉族、南方民族和越族文化多维整生的生态规律。

关键词：京族民间文学；生态审美意蕴；生发规程；耦合；整生

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各民族精神创造与审美表达的集中呈现，反映了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审美方式和艺术传统。京族作为人口较少的海洋民族，其文艺创造在封闭性中带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在与其他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彰显出文化自主性与审美自觉性。京族文学在多维整生的文化生境中生发，是其民族文艺的典范形态，以感性形式映射出京族内在的民族审美心理，包孕着从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共生之美到整生之美活态演进的生态审美内涵，反映出其从耦合并生、耦合共生到系统整生的生发规程与生态规律。因此，整生可以说是京族文学最根本而核心的生发规律。

一、多维整生的京族文学生境

在生态系统的运行中，整生既是一种生态法则与生态机制，也是生态方法与生态规律。“整生，是对可持续存在与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表征。整生的机制有动态平衡、良性循环、双向对生、网络推进等等。”文学生境主要是指文学生发其中的自然生境与文化生境共塑的审美文化语境。于文学来讲，生境好比母体，将一个民族心中的审美幼苗根植培育于其中，历经生长，开出属于这个民族特有的花朵，结出代表其民族审美精神的果实。“自然生境是指由自然条件、生态要素等所构成的物种必要的生存环境，作用于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在内的所有生态要素、个体、群落及生态整体……审美生境是在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的审美传统与审美风尚共同作用下，积淀而成的审美活动生发空间与语境。”因此，自然生境为文学文本的生发提供了自然审美的现实基础，审美生境为文学文本的生发提供了审美传统与审美范式的指引与规范，二者整生出多维聚合、综合形态的民族文学生境。京族属于人口较少的民族，16世纪从越南的涂山、清花、宜安等地迁徙至今天中国的东兴，主要聚居在巫头、山心、万尾三岛以及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区，是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1958年，它被列入中华民族一支，定名京族，成为相对稳固的民族实体。濒临大海的地理位置，海洋性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京族的海洋族群文化特点。因此，京族文学生境不仅是自然生境与文化生境的整生结果，还是多元文化整生而成的自由开放的审美生境。

（一）以海洋资源为中心的自然生境和以海洋意象为核心的审美生境的交互整生，成为京族民间文学生发的基础性生境

在相对封闭又开放的生存空间里，京族人创造了相对独特的以海洋资源为中心的物质文化系统和以海洋意象为核心的审美文化体系。海洋的大气、壮阔与包容培育了京族开放性的民族性格与审美心性，进而在柔软沙滩与碧蓝海面所营造的自然生境中，创造了民风淳朴、田园牧歌般的亚热带海岛文化，也生发了京族独有的以海洋为主要审美意象的艺术创造。他们的海洋生活方式成为传说、故事、民歌、寓言等文学形式的主要题材，由其海上劳作方式创生了具有丰富海洋审美特征的“海歌”：“一是歌声高亢传得远，曲调犹如波峰浪谷高低起伏，但也有婉约曲折的；二是往往咏唱海上常见或特有的景物，形成京族民歌中交友民族特色与海滨区域特色的品种。”海歌中以“海上明月”“竹筏排对排”等审美意象，表达对海上民族的生存状态、人生命运的关切与思考。海洋不仅长养了京族的现实人生，而且培育了其独特的审美思维，推助了其民族文学的生发。

（二）多元民族文化共塑整生而成的审美生境成为京族文学生发的精神性生境

关于京族的起源，学界历来有分歧，大致形成三种观点：一是土著说，主张京族即越南族，是土生土长的；二是神农后裔说；三是印度说和百越族说。国内学者多持最后一种说法，认为京族是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语系民族中的雒越为主体，由中原汉族和其融合发展而来。有专家指出，“从语言上看，相当部分京族人的先祖是越南太平省人；从家谱上看，有些京族人原先是中国的汉族人，迁入越南后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成为越族，而后又转至现今广西东兴市江平镇的滨海岛屿等地居住，成为京族”。2013年10月，笔者至京族三岛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京族的自我认同程度普遍不高。究其原因，他们一方面因迁徙历史而脱离原生自然生境与文化语境；另一方面，他们则试图在对与现有主体民族的关系溯源与归依中，找到人口较少民族的存在感与文化自信心。“缘于京族的族源是多元的，在文化上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受到临近的占人和高棉人文化的影响，因此，京族的文化呈现出一种七彩斑斓般的多元合一的复杂性，这也是造成学术界在其族源问题上的看法不一的原因之一。”但是，由历史因素所造成的族源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影响到京族的文化发展与艺术创造，反而使他们在多种文化的影响下，生发出独具特色的审美文化体系。他们传承了越族的民族审美传统与风俗形制，有盛大的民族歌节，成熟的民俗制度，以及传承民族文化的完整仪式，同时吸收汉族的经典艺术传统，创造了六八韵体式的文艺文本，形成了带有雅正之风的文学经典，进而在多民族文化中共塑整生的审美生境，形成了有独特审美价值与艺术意蕴的京族文艺体系。可见，在两种生境的共同作用下，京族文学融地方性与民族性、封闭性与开放性、自然性与审美性等于一体，成为综合性、交融性与整生性较强的民族文艺形态。从文本内容来看，京族文学既有叙事体的传说、故事、神话等，也有韵文吟唱体的民歌、海歌、山歌、哈歌、叙事歌等，是民间通俗文艺与经典文艺交融的产物。这种综合性艺术形态涵盖了包含民族生存语境、社会生活方式、审美传统、艺术理念等在内的京族生存万象，以多样化审美方式表达出来，成为京族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态。在不同类型的艺术文本中，京族文学的生态审美意蕴---从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到整生之美，以活态演进的方式序列生发，映射出这个民族整体性的艺术传统与审美风范。与此同时，京族文学也彰显出独特的生发路径与生态规律，即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与经典艺术等多元内容的耦合并生、共生乃至系统整生。

二、从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到共生之美、整生之美——京族民间文学生态审美意蕴的活态演进

京族文学生发于特定的生态审美语境中，在规范中彰显自由，在局限中追求开放，呈现出活态演进的生发规程与生态审美内涵。京族文学兼具生态性与审美性、自然性与艺术性，体现出京族文学从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到共生之美、整生之美的活态演进与多样化发展。

（一）京族文学展示其民族生存与海洋生境的依生之美与竞生之美

其一，依生在生态系统中，原本表现为主体本体对客体本体的依附存在，构成主客体周而复始、动态发展的同一化与同构化，最终造就了客体化整体的完备与完善。依生之美是京族与海洋相互依存关系的原始形态写照，也是京族朴素自然观念的审美化呈现。海洋民族在与大海的辩证关联中生存发展：和谐与斗争，幸福与灾难，光明与黑暗奇幻优美的蓝色天国与令人恐惧的深邃黑洞，辩证地存在于京族民族群体赖以存在的生存载体之中。海洋哺育了京族，在现实生活中，它为京族整个民族提供生存资料，而在文学中，海洋以其自然审美特点为京族生存创造了生态美感，成为京族文学中最集中出现的审美意象。因此，京族的民间传说、故事、民歌等作品中，有诸多与海洋相关的人名，诸如海花、海娇、海哥、海妹等，其故事也大部分是其独特海洋生活的写照：出海，打渔，拾贝，鱼翔海底，月挂海天，都暗示了京族是诞生于海洋之中的民族，与海洋息息相关。在此过程中，京族和海洋的关系是在人对海的依存中走向和谐共生。如《海花》中的海龙王神兵帮海花杀死渔霸苏九，为民除害；《海妹和海哥》中海雀送血书，使海哥海妹得以重逢团圆；《镇海大王故事》中白龙镇海大王制服蜈蚣精，变成巫头、山心、万尾三岛。海龙王神兵、海雀、镇海大王等，都是以海洋为基础的自然规律的审美外化形态，对京族人的生存发挥着巨大的保护功能，同时又转化为文学艺术形象与审美符号，表征着京族对海洋的审美认知与自然崇拜，在与海洋的依生关系中增添了其文学的神圣性与审美性。

其二，竞生是生态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与系统之间的相竞而生，势均力敌，动态平衡，从而生成一种以斗争、冲突为主的生态关系，进而生发崇高与壮美的审美内涵。竞生之美在京族文学中，首先表现在京族与海洋的相互依存、和谐共生中的相互矛盾与斗争关系。海洋对京族来说，具有辩证价值，既有以保护者、庇佑者的形象出现的镇海王、海龙王、海鹤等依生对象，也不乏以海妖、海怪等的竞生对象，对京族民族现实生存有潜在的威胁与破坏作用。京族在同海洋的辩证关系中，以坚韧、勇敢与执着，战胜了由自然生境所带来的威胁与灾难，进而使人与海的关系在竞生中走向平衡与和谐。如京族风物传说《阮柳和碧桃》中阮柳以神奇的独弦琴声，拯救碧桃于危难，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白龙岛》讲的是半岛冲沙乡一位裴姓老艄公，用南瓜烫死吃人海怪，后来被尊为“镇海大王”。海妖、海怪等以变异的形态表现海洋潜在的危险与破坏力，而其都被京族勇士以超自然的魔力最终战胜，由这些矛盾、冲突的张力所致的崇高、悲壮等审美内涵，正是竞生之美的本质所在。

（二）京族文学表现其现实生存中的竞生景象与共生理想

竞生关系除了表现在人与大海、自然之间以艺术想象力营造出虚构的崇高之美，还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在现实层面展示他们在矛盾冲突中走向动态平衡的和谐之美。京族民间神话故事中有自然崇拜的神仙人物，如《五位圣神及其神绩传说》《点雀神武大王》中的神祇，在京族与他人、外界环境及社会生态的竞生中，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成为京族自然崇拜与民间传说的对象。京族历史人物、民族英雄的故事，同样体现了京族在与异族文明及与其他民族竞生中的顽强勇敢的民族精神。如京族前代统领苏光清，不但在近代战争中御敌有功，而且为京族人民建立健全的文化规范与社会制度。《悬崖飞兵》《孤排渡海》等反映了京族抗法英雄杜光辉，在与侵略势力的斗争中的超凡胆识谋略与民族责任感。京族叙事诗歌中有一部分通过机智人物反映京族不同人群之间相互竞生的故事。如《祖传八宝筒》《巧斗渔霸》中的计叔，用机智打击渔霸奸商、财主贪官，维护渔民百姓的经济利益与人格尊严。既然是竞生，就充满着由矛盾关系所制造的张力，也必然制造出充满悲剧色彩与崇高意味的审美内涵，具有特殊的美感价值，可谓之竞生悲歌。共生主要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偏于静态和谐的方式，共同维护生态整体的健康运行。京族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与汉族、越族关系密切，造就了共生的生态机制与审美特征。《金云翘传》是京族最负盛名的叙事诗歌，故事讲述了青年男女金仲与阿翘，一见钟情，历经磨难，终得团圆的故事。它融入了汉族传奇小说及戏曲文学的创作套路与叙事策略，同时也吸收了哈节、哈歌、哈亭等京族文化要素。故事最初的原型来自明代于茅坤《纪剿除徐海本末》所记载江浙海寇徐海与名妓王翠翘的传奇经历，清代青心才人根据此故事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金云翘传》，后越南阮朝使臣阮攸出使中国，将其缩写为《双奇梦》，回到越南后又用喃字六八体改编为三千余句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又名《断肠新声》。近代以来，越族北迁至中国三岛，也将《金云翘传》带进中国。“它经历了中国历史事件--中国史学家的史书记载——中国作家文学——越南作家文学——京族民间长歌与故事”，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京族民间故事《金仲与阿翘》可能是晚迁者从越南带回中国、并在中国京族地区发展定型的，可能更多地来自阮攸长诗的影响。”《金仲与阿翘》是京族民族审美精神、共生理想的重要艺术载体，不仅体现了京族与汉族、越族在文化上的共生态势，也体现了它们在文学传统上的继承发展以及审美理想上的共生结晶。

（三）京族文学在民族整体叙事中凸显了海洋生态系统的整生之美

整生法则，是所有经典艺术与高端艺术的本质规律，存在与少数民族艺术生发的每一环节，从整体与本质上规约了其生发规程。京族是一个崇尚万物有灵的民族，敬畏自然、爱护自然，注重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平衡的良好生态关系，在其文学中，表现出人、大海、陆地的三位一体的生态理想，投射出其民族意识深处趋于系统化、多样化、整生化的海洋生态观念。海洋生态本身具有多样性、多元化与系统性等特点，其整生的生态机制时刻发挥作用，促成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和谐。作为海洋性民族，京族在长期的生存经验中深谙此道。《海龙王开大会》是带有童话色彩的传说故事，讲的是古代海底世界因为各种鱼类的生态失衡而导致一片混乱，海龙王为了扭转现状，根据每一种鱼类的自然本性，重新规范海底生态秩序与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关系。《山榄探海》讲的是海洋植物从陆地进入海洋生态系统，适应了海洋生境，进而变成不畏风浪不畏海潮的海底森林，使大海变得更加绮丽、壮观、迷人的故事。京族民族传统中有对自然的崇拜，“海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就是红树林这种奇特的海洋植物能够防风防沙、维护环境、守卫海疆，从而成了京族最敬畏的自然植物。京族自从在三岛定居，便根据自然节律调整与海洋的相处之道，生发了富有哲学意味的海洋生态思想，也体现了京族民族意识深处的朴素生态观以及对海洋生物多样整生传统的尊重。

三、从耦合并生、耦合共生与到系统整生——京族文学的生发规程与生态规律

京族文学的生发路径，经历了本土文化与主流传统的交融互渗与自身的转型更新过程，也显现出京族本土文学传统、审美创造与汉族经典文学艺术的耦合共进态势。事物的生发形态，总是包含着或隐或显的规律内涵。京族文学的生发路径与生态规律相互包含，在耦合并生、耦合共生乃至系统整生中走向经典形态。

（一）本土地域文化与主流传统文化的耦合并生

地域是空间性范畴，因此，地域文化有自然因素决定的成分。民族或族群的划分标准各异，但无一例外都有各自既定的无形的精神文化类型以及有形的物质形态，而这一切又由特定的地域空间所涵盖与包容。所谓主流文化，虽然在社会文化系统的角色分配中占据基础性地位，但并不代表价值判断上的绝对主体性，而是在传播范围与普及程度上占有空间形态的优势，并且以其内在价值与精神功能影响社会的整体发展。前面讲到，京族文化中有较为明显的辩证性特点，既封闭又开放，既自由又充满规范，既高度综合又保持其文化自主性与独立性，同时又与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和谐共生于文化整体系统中。

京族聚居在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的三岛，面朝北部湾，背靠十万大山，与越南一衣带水。它一方面与内陆文明保持了较远距离，但是又积极吸收借鉴了汉族和其他南方民族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保持了海洋文化的特点，其海洋生境和生活方式，与越南越族在地缘和文化归宿上有着相通性乃至同一性。因此，在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上，京族文化带有明显的交融性特点。“作为一个海洋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受中原儒道释思想影响的民族，京族文化兼具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双重身份，既具有海洋文化的博大包容性，又具有农耕文化的地域传统性。”因此，京族以其特殊的海洋文化，与根深蒂固的内陆农耕文明相互结合，造就了极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的文化类型。他们在土地有限的岛屿上开荒种地，打井灌溉，引进淡水，在鱼虾满塘的海岛上开拓了片片良田。同时，京族文化里含有汉族儒释道诸多文化因素，他们供奉自然神灵，也供奉汉族的神灵，追求自由开放的民族个性，也崇尚儒家文化里的人伦秩序与道德规范，这从其具有教育意义的民歌创作和传说故事就可以看出。

因此，京族文化是本土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主流传统文化相互交融、耦合并生的结果，带有复杂性和独立性、传统性和开放性、规范性和自由性诸多二元统合的特点。这种文化特质影响了其民族心性与审美心理，进而呈现在其文学艺术等精神性的审美创造中。

（二）京族文学与汉、壮多民族经典艺术的耦合共生

民族民间文学是一切民族最原生形态的审美创造，也是底层民众参与感最强、传播与接收范围最广的一种文艺形式。它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最深处的族群记忆、审美理想与艺术理念，并最终系统化为最具感性经验与抽象价值的民族文化符码。京族文学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民歌和民间故事，包括京族特有的字喃传统民歌、风物传说、神话故事等，是京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互渗、耦合发展的结果，并且成为其民族文学生发的重要载体。京族的许多文学作品是京族与汉族、岭南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京族对汉族文学经典的吸收与借鉴远远超出了其他人口较少民族，《梁祝》《天仙配》等汉族民间传说，白居易的《琵琶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经典，都被译成京语，用京族民歌曲调演唱，成为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经典的共生体。汉族经典传说原型“董永与七仙女”被京族《董永与刘姑娘》所吸取，《米碎姐和糠妹》取自世界范围内的“灰姑娘”故事原型，京族《田头公》与岭南汉族、壮族共同流传的《白马状元》以及壮族的《莫一大王》，都是讲述状元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冲突，最终他们化身异物报仇，终得大团圆结局。有学者指出：“京族《田头公》传说的产生，有可能由壮族传说变异而来，内涵岭南区域文化积淀。”京族文学经典《金仲与阿翘》，既是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学经典的吸收，也是其与越南民族文学相生互发而成就的民族艺术经典。“阮攸诗篇，成为中国江浙汉族作家的小说与中国京族民间故事之间的桥梁。”《金仲与阿翘》则是中越文化、京汉文化交流整生的硕果。可见，京族文学受到汉族、越族、南方民族文学及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甚至是在这些民族文学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创作而成，是多民族文学共塑整生的结果。

除了对汉族经典文学的译介、改编与传播之外，京族文学创作中也有对汉族经典诗歌形式的借鉴与创新。汉族古典诗歌的结构、韵律之美，在京族的民歌创造中，生发出“六八体”或“八六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常见的诗律有六、八言，……押‘六六腰韵’，即每一单元内，上句末字（第六字），与下句腰字（也是第六字）押韵；亦有押‘八六脚韵’，即上一单元的下句末字（第八字）与下一单元的上句末字（第六字）押韵，如此一环扣一环连接下去。”可见，经典文学以其独特的价值与美感影响了京族的文学发展，使京族文学既有属于海洋民族自己的独特美感价值，也渗透着经典文学的深层审美意蕴与艺术内涵。

（三）京族文学中民族审美文化的多维耦合与系统整生

京族文学是其整个民族所有生存方式、生产行为、生活内容的多维耦合与综合性审美升华，是京族在几百年内建构起来的集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审美传统在内的文艺体系，是一个民族诸多文化侧面系统整生的结果，具有相对稳固的地域性、民族性等特点，也具有相对自由开放的自然性、生命性、生态性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京族作家文学创作题材和内容更为宽广，不仅突破了地理空间上“三岛”地区的本土视域，还以丰富的文学表现内容，“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京、汉、壮、苗、黎等民族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生活”，超越了京族本身的民族书写，以文化整生的姿态上升至人类普遍情感与生存景象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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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陈艳丹

本文原刊于《学术论坛》2014年第1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