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赵银棠（1904—1993），字玉生，是纳西族第一个女大学生。1929年初春，母亲从丽江徒步近一个月到昆明读书求学。作为一名东陆大学的文史类选修生，她半工半读，既在小学代课，又在东大读书。求学期间，她说“在所选课目中，最爱听袁嘉穀树五老师的课”。

自1944年起，母亲就产生了“写成一本《丽江文化考略》的念头”。她开始对丽江的地理概况、历史沿革、风景名胜、文化发展、多巴神话、纳西民歌等各个方面进行收集、研究与整理。母亲在授课之余，一方面查阅历史书籍、宦谱、家谱，一方面走访耆宿，向他们虚心请教。

每日清晨，天刚发亮，她就带着资料，到家附近的丽江县立初级中学部工作——那里有一方取名“乐育院”的教学楼，母亲在楼上教室里伏案写作，直到接近上午八时学生到校上课时止。她写作的具体内容从不对外透露，但这个工作习惯，却多年坚持不断。1947年书成稿后，母亲感到书的内容过于单薄，“绝对不是‘文化考略’那类东西”，认为“把它改做《玉龙旧话》，还觉得比较相宜”。

1948年7月5日，我离开丽江赴昆明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同行的大多是省立中学高十六班的本届毕业生，其中还有半年前毕业的高十五班同学。七天的马帮行程，加上从下关到昆明的两天卡车车程，于十三日下午，在倾盆大雨中到达昆明太和街。

十四日上午，来到云南大学大门口（青云街西口的云南大学“腾蛟”门），看见有几个学生在散发传单。云南大学的会泽院大楼被军警包围了，阳台上许多学生在呐喊、敲脸盆。我们从丁字坡出大北城门，经过南菁中学（解放后叫昆明第三十中学）。中学门口同样有学生在散发传单，中学教学楼由学生占领，也被军警包围。

学生与军警对峙，我们这些来自边地县份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一触即发的严峻场面，觉得这些赤手空拳的学生很勇敢，而那些荷枪实弹的军警非常地霸道无耻。

次日，发生了“七·一五事件”，军警攻破学生据点，把被捕的学生关进“夏令营”，逐一审查。下午，解除戒严，我找到同村的同学赵仲修，他住在云南大学西宿舍，我就跟他住在一室。赵仲修是丽江省中高十四班毕业生，于1947年考入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解放后，他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小麦专家，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赵仲修与云南大学的历史教授方国瑜（1903－1983年）是远亲关系。十六日上午，他带我去到云大校园内的晚翠园职工宿舍，拜访方教授，呈送一封我母亲嘱交的亲笔信。信封敞口，内容很短，其中提了我的名字以及赴省高考、请予教导之事。母亲交给我这封信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口头解释或提示。

我见到了方教授全家人：方师母是一位高身材、大眼睛、一口地道北方口音的中年妇人，态度和霭可亲。长女方爱琪和儿子方应祥已进入中学和小学，幼女方福琪才有两三岁。一家人挤住在晚翠园一套不到五十平米的土坯房里，进门的客厅很小，只能坐两三个人。方教授是当时纳西族唯一的大学教授，是我国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等方面的专家，被后继誉为“滇史巨擘”“南中泰斗”的学科带头人。他对纳西族的多巴文字也曾作过系统研究，有专著出版。能有机会拜望他，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很荣幸。

方教授是位高个中年男人，脸庞瘦长，不蓄须，戴一付黑框近视眼镜。他的丽江口音很重，谈吐安祥，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我戴一顶学生帽，一条手巾扣在帽子里，用外露部分遮住左耳、左脸以及左下颌，不让人看到左颈下颌那个不断流出黄绿色脓液的皮肤瘘管口——这个瘘管折磨了我将近一年。

方教授看过信，问我打算报考什么系，有什么困难？我回答：想读机械工程学系，主要困难是左下颌患病。逗留不到十分钟，我同赵仲修就告退离开。

方教授送我们出门，虽经我多次请求先生留步，他却坚持送客。走过迂曲的菜园小径，一直走到接近云大矿冶楼的大路上，他才再次告别，嘱我今后常来，才分手返回。我这个渺小的中学生，首次拜望长者，得以蒙受学术大师的如此礼遇，使我受宠若惊。

当时昆明有三所大学，我没有报考昆明师范学院及私立五华学院。云南大学录取新生放榜，考虑到病情以及需要医治等情形，我被录入大学“先修班”（预科）理工组。按照校方的规定，我办理了“先修班”入读手续。

我接着住进云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病房，医院位于昆明古城墙大北门望京楼外的云大围墙内。我接受了左下颌骨的手术治疗：手术采取点滴吸入乙醚的全身麻醉，取出阻生的智齿，刮除所有死骨及无用的软组织，留置下一根引流管。上午九时开始实施麻醉，我很快失去知觉，醒来时已是次日早晨八时。据清洁工人说，我安详地独自睡着，直到现在醒来。手术之前，我没有对谁说过。术后次日下午，当赵仲修来看望时，我正吃着清洁工人从医院食堂买来的晚餐。饭后，我给母亲发了电报：手术成功，吉安。

第三天，医生允许我下床自由活动。因为住院费用很贵，我蒙允改为每日上午到门诊部对手术创口作交换敷料（即“换药”）一次。创面愈合很快，很理想。我到医院住院收费处作了一次预结账，是一笔大额款项。方国瑜教授一直从旁关注着我，了解到我的家庭经济情况。

当年，云南大学有一项内部措施，家境贫寒的在校学生，治病住入附属医院的住院费用，可以酌情减收。方教授直接为我找到当时主管后勤的总务长、化学系的张教授，介绍了我的情况。我只是先修班的学生，但他请求按正式在校生予以处理。当时，方教授兼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我估计是张教授出于对方教授的尊重，答允减半收取我的住院费。于是，我母亲得以减轻一半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也萌生了要报考医学的志向。

当母亲了解到我在昆明的详细情况之后，除了写信感谢方教授的帮助之外，还写了一首诗《闻毓天儿旅中罹疾极蒙方教授夫妇照拂奉谢》：

雏燕辞巢老燕悲，云天怅望意无涯。

传来病讯呻吟态，赖得仁人爱护慈。

午夜不眠惊噩梦，清晨课卜问灵蓍。

茫茫宇宙高情在，心似滇湖量我思。

大约在1949年初的一天，我陪同和煜堂去看望一位同学。和煜堂是1947年丽江省中毕业高考后，被云南大学航空工程系录取的。他的这位同学在全免费的昆明工业学校读书，毕业后在昆明北郊茨坝机器厂（解放后叫昆明机床厂）工作。我们一起在几座厂房里逛了一圈。车间空无一人，机器闲置，杂草丛生。那位同学说：“工厂产品滞销，厂里资金困难，只好减产停产，辞退大量职工，造成眼前这番景象”。联想当时昆明报纸上有工程师在南屏街乞讨的报道，再结合多次目睹及亲身经历缺医少药的社会现实，我学医的心愿也更加迫切。

由于时局关系，1949学年度的云南省高考，较往年后延约一个月，我用这段时间加紧复习，顺利进入六年制的云南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报到注册时，我被眼前这笔要求缴纳而我的家境绝无能力承担的学杂费惊呆了。除了向学校申请保留入学资格，我别无良策，顿感前途茫茫。

云南大学大门附近的青云街，开有不少茶铺，大学生经常在那里复习功课。很凑巧，我从学生们的闲谈中听到一个消息：云大对家庭经济困难、一时无法凑齐学杂费的学生，经过审查核实，教务处允许缓交学费三个月；但是审查很严格，名额卡得很紧。

这个小道消息，对我不啻天外福音。我将信将疑，写了一张申请缓交三个月的报告，请求方教授过目。他看后，认为可以一试。三天后，得到被批准的消息。凭此批条，我迅速办完全部入学手续。我相信，申请报告在审批过程中，方教授起了核实证明的作用。当时正是辽沈战役阶段，而缓交学费的申请到期时间，又正是淮海战役当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以及后来发行的“金元劵”“银元劵”，每天都在贬值。我用几元云南省自铸的半开银元，换到了国民党的“巨额纸币”，按期交纳了第一年的学费。

1948年冬天，母亲把誊写好的《玉龙旧话》稿件，托人交到方国瑜教授手中。一星期后，方教授把我召到家中，告诉我他已为稿本联系好一家印刷厂，并谈妥各项条件。他嘱我到南屏街濂泉巷余仲斌先生的商号“丽日昇”处，提取现款半开五百银元送到该厂，当面清点现款后，拿回厂长老板亲笔书写的收据。

我立即依嘱照办，取款后雇一挑夫挑上银元，找到了位于武成路西段（现人民中路）柿花桥一条小巷内的印刷厂，与一上海中年厂长交割完毕，持收据返回云大，交给方教授。按照谈判条件，因受款额限制，稿本中那些已收集整理好的丽江名胜风光照片，却无法排版纳入书中。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方教授派人找到我，嘱我随同外行。去何处，找何人，做何事，他一概不提，我也没问。他带我走到华山南路东段，转北走进平政街，进入一条小巷内一座小四合院，坐在天井南面的客厅里等待主人。60年后，我方知此宅是楚姚镇巷二十五号。

我四面观看，这是一座建筑精美的楼院，客厅内的摆设及悬挂的字画，都有一种文人大家气派。客厅屋檐下的天井边缘，种着一排有茶杯粗、不知名的小树，株距半尺左右，垂直向上生长，无枝无蔓，接近屋檐处才长出枝叶。这座庭院，这间客厅，特别是天井边缘这排极有特色的小树，恍然勾起我心中的记忆：确信我曾到过这里。

慢慢思索，记忆越来越清晰。那是1936年初的一个下午，我五岁多，随同母亲和她的一位丽江女友，就在这间客厅拜访过同乡和淑善女士。

和淑善这个名字，我常在母亲和女友们的闲谈中听到过，知道是一位大家闺秀，但一直没有见过。那天看清楚了，她是一位身体修长、眉目秀丽、温柔敦厚的中年妇女，脑后梳着一个发髻，鼻翼旁的脸上长着一粒小黑痣。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她有一个女儿，大我几岁，还有一个与我年龄相近的儿子。我见到那位姐姐一眼，穿着女学生的制服，晃个身影就走开了。这已经是十二年前的往事。稍候片刻，主人出现了，我一眼认出她就是和淑善女士，看起来与从前毫无改变。方教授向她谈了《玉龙旧话》出书的事，又作了几项求托，我在旁边恭听。谈完后，我与方教授告辞返校。

约十天后，方教授给我四首旧体诗，嘱咐我交付印刷厂排版；他强调版面放在“目次”之后，要单独占用一页。

《玉龙旧话》的这四首“题词”，在1984年出版《玉龙旧话新编》时，未被录入。现今回想起当年索取诗稿及出书的艰难过程，特别抄录纪念如下：

丁杨文漪题词

神话民歌次第编，雪山风物纪来全。

名人著述诗如锦，姓世流芳不计年。

自序悲鸣仔细看，重重压迫怅无端。

与君一掏同情泪，世少知音莫浪弹。

赵夏淑华题词

玉龙山下旧名家，名家有女性清华。

四德更兼慈母训，文如织锦字簪花。

字字珠玑句句园，班姬风格谢家篇。

愧我无才空白首，羡君福慧两兼全。

当年我少不更事，不知道向方教授求教这二位作者的情况，也没有了解方先生请和淑善女士辗转求托的原因。到了2008年，60年后，当我想探知作者的情况时，了解这件事情的长辈们早已逝世了。但是，我仍记着和淑善女士当年的容颜笑貎，期望能从她的后人那里得到一些信息。

当年8月6日，我给杨允楠、和钟华二位教授写信，求托他们打听一点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又很快收到了他俩转示的一封复信：

钟华表妹：

数函均悉。和先生所询丁女士我不知道，现把询及我家的有关人事简述如下：

函中所说的和淑善是我的母亲。“大我几岁的姐姐”，当是我的曾裕姐姐，她今年已有84岁了，和子女住在江西鄱阳县油墩街镇。“年龄与我相近的儿子”，可能就是我了，我也已80岁了。和淑善和夏淑华（我的二伯母）都是赵藩的儿媳。信上说到的那个四合院是赵藩的旧居，是原楚姚镇巷25号，现早已不存在了。夏淑华是四川泸州人，1889年出生，1981年去世，享年92岁。伯母生前善诗，她的子女们曾经把她的诗作收入《琴茗簃主人遗稿》，和先生来函中所附的《题词》（二）当中的前一首“玉龙山下旧名家……”即在其中。《琴茗簃主人诗稿》作为附录编入了她的子女所编篡的《石禅老人赵藩诗词选》中。

以上所述请转告和先生。谢谢！

赵江 2008.8.19

《玉龙旧话》为三十二开本，直排，每印刷页十七行，每行四十二字，每页可排柒百一十四个印刷符号，共一百二十页。我们交稿付款后，就力促印刷厂开工捡字，要求按期交货。议定校稿三次，三校后即开工排版印刷。每次校样送到，我就日以继夜地校对，以最快速度完成。

当时，我们既没有商业经验，又缺乏法律监督意识，全以君子之心对待事物，认为对方定会按诺言执行。因为事先未签订一份详细的商业合同，付款方面，又毫无“分期付款”“验收交割”等经验，完全被印刷厂上海老板的“态度” “承诺”所蒙蔽。我们一开始就付了全部货款，结果由主动变为被动，交货日期一再拖延。我原拟增加两个页面，请方教授给全书写一篇小序，也被老板一口拒绝。上海老板口口声声只认一个钱字，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不仅“小序” 加不进去，许多精美的插图也只好“割爱”了。

开印之前，我发现正文末页还空着半页，建议加入一段“后记”。方教授同意了，嘱我拟稿。我写的稿文，他不满意，立即代我执笔，写了下面一段文字：

去冬，家慈寄是书稿本至昆明，迁延至今始印竟。初拟搜集雪山照片，制版装入，因物力艰难而止。排版校字，随校随有，虽多番改校，犹当不免有错落矣。付印至成书，多得方国瑜教授、和淑善女士指示，且蒙丁、赵两夫人题词。至可感也。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毓天谨记

印刷厂交货，已是1949年9月中旬。印刷五百册，印刷费用五百半开银元，合每册半开一元，相当贵了。按原计划，本拟大部份运回丽江，但因时局变化太过快速，一直无法运送。

1949年7月1日，丽江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大游行，丽江专员习自诚投诚起义，交出地方政权，丽江宣布“和平解放”。12月9日，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领七十四军、九十三军和地方保安团四万余人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紧接着，国民党第八军及二十六军进攻昆明，昆明军民开展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这批印好取回的《玉龙旧话》，我无经济能力运回丽江，只好三册、五册分别打包，分两三次托请回乡亲戚朋友带到丽江，交给我母亲。其中少数则由我和方教授赠送给省图书馆、报社以及昆明的亲戚朋友。剩下的书，绝大多数只好堆放在方教授那间极小的客厅角落里。

1952年年底前后，有书商到云南大学征购旧书，方教授万不得已，让他们以接近废纸的低价搬走。事后，方教授的儿子方应祥在学校找到我，交给我处理后的书款几角人民币。后来书在社会上流传，大多是通过旧书摊买到的。

这本《玉龙旧话》，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次革命政治运动中，就成为对我母亲进行诽谤、中伤的依据和炮弹。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母亲被划为“右派”，押解到大理州宾川县太和农场改造。接着是十年文革大劫，母亲再次受到“打倒在地，又踏上一脚”的无产阶级专政。直到1982年夏天，我国著名军旅作家白桦、彭荆风二人访问滇西北，路过丽江，专程看望我母亲，对《玉龙旧话》作出肯定评价；他们又积极建议重印此书。他们还在《人民日报》《滇池》《春城晚报》以及《读书》等报刊上，不遗余力地推介赵银棠与《玉龙旧话》。云南人民出版社采纳了彭荆风与白桦的建议，在杨世光同志负责下，我母亲作了修订和补充，又加入一些1984年以前的作品，书名定为《玉龙旧话新编》，并于1984年出版。

方国瑜教授年长我母亲一岁，彼此不是亲戚，只是泛泛的乡友关系。但据我的观察与理解，他看重我母亲以一个边地清贫文弱的女子之身，不仅热爱家乡，追求真理，积极向上，更能冲破世俗的羁绊与嘲讽，奔走边地，博采风情，考查文化，综合写出介绍纳西族文化历史的第一本专著，实在难能可贵。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了鼓励母亲献身文化的精神，方先生愿意尽力促成此书的问世。

从1950年起，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持续不断。诸如反动党团登记、忠诚老实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都是我读大学期间的经历。大学里的学生，这些运动都安排在每周一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时间”进行。我参加工作后，精神上压力最大的是1959年出版的那本《纳西族文学史》，上边开辟专节对《玉龙旧话》及其作者进行体无完肤的漫骂和唯心主义的批判。

大约在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上半年间，学校安排有一项政治运动，开始的动员阶段是交代个人历史问题之类。一天下午，我与同学在青云街茶铺看书，邻桌几个谈论着的，是中文系与历史系的学生。突然听到他们中有人提到方国瑜的名字，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再仔细倾听，没有听到更多的内容及看法。

当天傍晚，我到方教授家中，单独向他谈了下午的见闻。他带我离家出来，走过矿冶系楼前，来到昆明古城墙内的云南大学小操场，再穿过古城墙的小城门洞，向北走到环城北路（现“一二·一”大街）的大学北后门口，又从原路返回小操场。在这条校内南北通达的路上，路灯稀疏，行人很少。我俩来回漫步，边走边谈，将近一个小时。对别人背后的议论，他说“可以理解”但值不得“大惊小怪”。他谈得最多的，是一些所作历史研究、外出考查的旅程经历和种种见闻，至于学术研究，我听不懂，也没有提问，谈的较少，但都没有涉及到政治问题。虽然时隔五十多年了，这次与方教授单独散步的长谈，我却终生铭记。

1962年夏，我三弟从昆明市第二中学初中毕业，参加升入高中的中考笔试，他在三个学年中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却迟迟未得录取消息。他向班主任询问，回答是：“考得再好也不会录取的！”细探原由，方知是受家庭政治出身影响，审查没有通过。那几年我知道方教授兼任云南省高考办公室主任的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请他帮助。方教授详细询问了情况，又得知相同情况、不予录取的还有几个。他认为初中毕业的好学生，正是接受共产党教育的重要时期，怎么能把他们推向社会，任其自生自灭呢。两个月后，在方教授的过问下，我的三弟以及其他几个同学都收到了“录取报到通知”。

1972年12月28日，母亲69岁，从鹤庆中学正式退休。次年一月初，她来到昆明，挤住在三弟居住的昆明市开关厂“筒子楼”一间宿舍里。方教授得到消息，不顾自己眼底黄斑病变、视力大碍的有病之身，坚持由人搀扶，从云大北院步行到开关厂宿舍，来到这间三楼上的小屋，专程看望我母亲。话题谈到《玉龙旧话》，谈到了当年那篇感人肺腑的《自序》。在这篇《自序》的末尾，母亲写道：“……如今，如今，我把所有的悲痛隐藏着，我把我的梦和醉的影子追摄下来。这，当然不是个人的完整著述，可是我已下了决心，在不久的将来，我要大胆地尝试一种创作，我要任凭理想与幻梦的飞翔，要创造玉龙山下的一个天国，如果一息尚存的话。”方教授希望我母亲要保重身体，至于继续写作，要量力而行，更不要着急。他凝重而又关切地说：“要让自己的理想与幻梦飞翔，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身体和精力先调理过来——毕竟被损耗得太大了！”

母亲旧著《玉龙旧话》成书的前后经历，都离不开方国瑜教授的支持与帮助，而我在云南大学的入学与就医以及三弟的中考升学，也同样得到了方国瑜教授的关怀与帮助。我与方教授相识三十多年，对这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和蔼可亲的历史学家，我在心中永远怀着尊敬、爱戴与感激之情。

原文载于和毓天遗著《在母亲身旁》书稿中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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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和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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