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38年秋回到丽江以后，一直到1941年底，都留在县城工作。

抗战局面不断扩大蔓延，迁移到西南后方的机关部门越来越多。又快速在玉龙大雪山下的白沙坝，开辟出一个简易飞机场。工商各界的发展也很快速，社会面貌随之日益改观了。下面所略述的，仅仅是个人在这一环境中的大致经历。

和志坚担任省立丽江中学校长期间，学校的教学质量显著提高，这得益于和校长对教育规律有正确认识，能够高瞻远瞩，对师资的重视以及在教学环节中做到严格管理的缘故。

和校长离开昆明之前，为了办好学校，求贤若渴，他再三恳托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说：俟联大首批学生毕业，尽先替丽中聘请或预约优秀教师来到丽江任教，条件务必求高，待遇相应从优。

当时，国土大片沦陷，许多具有远志的大学毕业生有家难归。丽江虽然地居边地，却没有战乱之扰，而且校长又与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方国瑜教授有约在先；另外又得到多方推荐，很快请来了品学兼优的教师数人，接着又不断得到充实巩固提高。

教师队伍中，除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毕业生外，还有四川大学的，武汉大学的，中山大学的，上海大同大学的，广东黄埔军校的，以及香港大学，等等。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聘的也有几个，比如美国农业大学以及日本明治大学和帝国大的毕业生。文科、理科、外语、体育、美术、音乐、甚而至于医药卫生，人才济济，五湖四海，各有所长，他们耐心负责，对丽江中学的教学质量起到了明显提高的实际效果。

最为突出的是秦仁昌先生也接受聘任，在丽江中学兼任教职。他当时才四十一岁，已是国内著名的科学家，担任着许多头衔，如英国皇家植物园研究员，丹麦京城大学植物博物特许研究员，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理学院讲师，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技师，以及卢山森林植物园生物调查团技士和广西生物馆名誉导师，等等。

过了几年，当几位教师有离去意向时，学校和家长一致出面挽留，开盛大的座谈会，个个发言都非常诚恳热切。那些特别关心子弟学业前途、流泪陈言的情景，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

在尊师重教气氛的感染下，有的教师暂时被挽留下来了，有的教师则一直教到解放时期。结果学生进步很快，在全省好几届高、初中升学考中，丽江中学都名列第一。尤其是1941年毕业的高七班，三十来人，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都考入了大学；其中有三个（或四个）同学考入我省留美预备班，都成了突出的专业人才。和志坚校长在丽江教育领域开创了空前未有的业绩。

回忆中最令人激动的，是送给毕业生的那本《同学录》。

和志坚校长办学期间，一直坚持给每一个毕业班都写一本《同学录》，不但校长带头写，每一位任课教师都认真写，为毕业生留下一篇篇惜别勉励的话语。

1939年秋季，丽江中学初十八班毕业，和志坚校长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同学录》中，教导学生说：

……学生读书毕业，就应该为社会服务。而服务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无论是升学，还是在家中，在社会，在国家，只要做正当的职业，就是为社会服务。

他进一步激励毕业生说：

现在，社会、国家正处于日寇步步紧逼的生死关头。不论前方后方，望你们个个努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工作，以期从速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伟大胜利。

和校长认为“社会事业不分高低贵贱”，但他强调对待社会事业“要有创造性、试验性和牺牲精神”，要从“无路中硬开出一条出路来。”不但“自己走”，“也给别人走”。千万不要怕“没有人开头，没有人想到，没有人做过。”

和志坚校长的“毕业寄语”，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教育理念。

而前任校长范义田在同年十二月五日的《同学录》中，对自己的学生也充满了严父慈母一样的关爱之情。一开头，他就以抒情的语气写道：

慈惠的母亲，当爱子离开的时候，她是要致无尽的叮咛的。亲爱的朋友，在你们离别的时候，往往是要惜别伤离而有什么“赠言”的。此刻十八班同学，就要离我毕业而去，彼此之间的惜别之意，自然是不会有例外的了。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长时期中，我对大家说过的话总不算少，或者对全体，或者对个人，和正式的演讲，或非正式的闲谈，都可以做我的“临别赠言”。也许，有的还可以供你们反省，供你们体味；也许有些正刺着你们的创疤，伤了你们的情感。但都足以做我们今日共同回忆的资料，离别的染色。此外，再把我的一点零杂的感想，作为对你们临去的叮咛。

范义田先生“毕业赠言”的精神，与和万松校长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要同学们毕业以后，仍旧要“抱着挡也挡不住的精神”，用“新的眼光和新的认识，进一步参加到社会的生活之中去”。这样，毕业之后的进步，就“永远不会磨灭，永远会在生活的实践中生生不息”。

范义田的“毕业寄语”一针见血，从“脱下长衫”到“穿上短装”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入手，谈古论今，洋洋洒洒，深刻分析了“教育的目的”以及教育“为什么人服务”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他还像和志坚校长一样，特别强调爱国与抗战的重要性。他对毕业生说：“在今日国难严重，非抗敌不足以生存的当头，更应当负起增进民众抗敌情绪和力量的责任。”至于这方面的工作，同学们毕业以后应该怎样去做？范义田像拉家常一样叮咛，劝导得既具体又生动。他说：

我要劝你们：少吃一支纸烟，少买两件洋货，少吃一点零嘴，省下钱来订一点书报，把严重的情势和我们的民族求生之路，尽量对不识字的老百姓们介绍，讲解，鼓励，唤起他们抗敌的情绪。就小处说，就从你们的家乡做起。晚饭后坐在槐花树下，围绕着周围的父兄姐妹、长工阿才、隔壁老王和六斤阿妈，或者小绅士、傅秀才……他们好像以另一种眼色望着这个中学毕业生。话匣子一开，只要这个中学生少铺张几句城市的时髦话，少讲几回西游、封神，少谈一些鬼神故事，把来讲一讲当前的国势，敌人的暴行，民众抗敌运动的热情……都一一讲清楚了，那就是不至于完全白费气力的。

我曾给初十八班上过课。当时，不仅国事艰难，我在生活和工作中，也遇到难言的困苦。尽管心情颇为苦闷，但还是打起精神和信心，给同学们写了几句标语口号似的期望。我说：

每一个同学都有把握这个时代的历史、共同改造这个社会的责任。希望同学们毕业后继续磨练自己的肩膀，武装自己的意志，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鼓起英勇前进的精神，去深究唯物辩证的学问，去观察各种各样的人生，去体验刻苦奋斗的生活，去充实农工大众的头脑……希望在这一群体当中，多产生民族的英雄，多产生革命的伟人。

和志坚校长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果实累累，成绩卓著。1931年被云南省主席龙云颁给“丽水增辉”匾额，奖《万有文库》一部。1941年省教育厅颁给“平正干练”匾额。和校长任大理中学校长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给颁发给了“勤苦实干”的匾额。

我的长子和毓天，出于对丽江中学教育的感激与怀念，近年来正着手收集整理有关抗战时期以及解放之前外地师资对丽江教育事业所做贡献的资料。在他所开具的长长名单中，如今有好多人已经是名实相符的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了。毓天对我说：这个工作，难度较大，因为经过几十年折腾动乱，人事变化太大，有人甚至悲惨死去，虽经多头牵线联系，但许多老师很难联系上了。

当时，丽江县教育局已有创办女子师范教育的设想。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以后，使云南文化风气大开，结合抗战形势，丽江地方政府认识到在大后方以文化抗战、以教育抗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办学热情持续高涨。于是，在丽江小学教育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的条件下，要求充实初中教育、发展民众教育、加强小学师资投入以及提高教学质量等等设想，也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经过地方县参议会、县政府和县教育局慎重考虑，在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参与之下，决定先开办一个县立女子简易师范学校，定于 1940 年秋季招生，并且事先做出声明：学生毕业后必须先到县属小学任教，切实为基层教育服务。苦于校舍等方面的困难，经与省立中学校长和志坚商议后，暂时借用了省中的一个教室。

王人吉聘我做女子师范的班主任，又另请几位教师兼课，薪俸都由县教育局开支。于是，我的人事关系从丽江省立中学转移到丽江县教育局。教育局与县民众教育馆连在一起，我同时还兼任民众学生的部分早课。上早课的教师可在教育局开一顿工作早餐。

第二年春季，女子简易师范又搬迁到玉皇阁内。校长由县长刘承勋兼任，副校长由教育局长王筱贞兼任，教务主任是寸心田，训育主任是张星泽，事务主任是张宗亮。教员挤在两小间房内办公，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

继第一期女子简师班毕业之后，又招过初一、初二等班级。所学课程在普通中学基础上，再加设幼儿教育与家事方面的有关内容。我教国文，简汝勤任家事课，其他教师有赵景原、寸心田、和佛果、张星泽、周慰苍、姚果青、和汝虞等。到这一年秋季，丽江县中成立，“女子简师班”并入丽江县中。

1944年，“女子简师班”有了四十来个毕业生，她们响应教育局普及民众教育的计划，去到乡村教学，为地方教育做贡献。

就在创建女子简易师范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让我惊心动魄的事故。县教育局和县民众教育馆的地址，原先都在古老的玉皇阁内。而规划中的县立中学，必须把紧靠狮子山的三清殿全部拆除之后，才好建盖教室。

山石已经开采，屋架已经竖起，为了节约建筑费用，寄寓在丽江省立中学的女师班搬迁过来以后，学校组织学生用课表安排劳作课时，参加背运砂石、转运构件与土基杂物等体力作业，女师班由我带队参加。学生背筐小，装运石块也少，不算怎么费力。有一段山路比较窄，距离下边台面有一两丈高，地上乱石崎岖，行走必须特别留神。

一天，一名叫李灿云的女同学，失足跌落下去了，我急忙下到她身旁。地面石块纵横，见她侧身倒在石上，背筐抛朝一边，脸上流着鲜血。灿云一声不吭，似已昏迷。我被吓呆了，不知所措。同学之中，有的守着灿云惊叫，有的跑到教育局呼救。人们把伤者抬到县教育局一间卧室里，一边请医救治，一边派人去通知她的家长。

李灿云的父亲是部队的秘书，当时在丽江专员公署任职。想到他权高位重，一定不会饶恕我的，我会很快被送进监狱……越想越感到没有出路，吓得浑身都麻木了。

不久，李灿云的父亲来了，教育局长忧心忡忡地在旁边招待着。我被安排躲藏在隔壁小房间里，外面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李秘书叫着：“灿云！”“灿云！”而女儿的应声极其低微。

当大家忙于要抬她回家时，李秘书说话了。他说：“孩子身体单薄，小时又裹过脚，行动不太灵便……我也教过书，很了解当教师的心情，太麻烦大家了。”

听到这几句话，我如同罪人遇到大赦，只有感激之情，浑身的紧张也顿时减轻了许多，同时也受到了永远难忘的一次教育。

这天晚上，难以入眠。第二天东方发亮，我就请家里人前往李寓，探听李灿云的消息。听到回告说“没有什么动静”，但我仍然不能释怀。后来，我组织学生轮流前往慰问，送鲜花，送果品，直到李灿云完全康复，回校上课为止。我只知道李灿云的父母都是大理人，其它更具体的情况则一无所知。

1941年秋，几番筹备的丽江县立初级中学成立了，并得到快速发展。县中、县教育局和县民众教育馆相近相邻，在丽江古城连接成一大片文化区域。

自1942年秋，年轻有为的李觉民接任县中校长，对学校进行了全面改革。他筹集经费，扩建校舍，引进师资，增招学生，完善设备，在短期内，在校学生增至三百多人，编为六个班次，成为一所既有普通教育，又有师范和商业教育的综合性完全中学。

1942年底，我从边胞服务站回到丽江休整期间，参加了县中举办的学生成绩展览会和童子军操演会。学生们的成绩受到社会特别关注，也是一次社会对教师教育水平的总检阅。

这个展览会，为丽江首创。会期观者如潮，引起轰动。

操演会，是学校重视学生体能教育的表现，结合全民抗战的背景，更有特殊意义。

看到操演队伍服装整齐，号令森严，意气风发，处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正在这时，大雨滂沱，而童子军队伍的歌声，却更加雄壮，气势直冲干霄。尤其看到童子军在泥水中摸爬滚打，模拟参加反攻南宁战役，做着起伏进退状态的种种努力姿态时，观者热血沸腾，竟忘记了自己也处在风吹雨淋之中。

在丽江县立中学初中毕业生的《同学录》中，李觉民校长的《序言》特别感人，到处充满着对学校、对学生的关怀和爱护。李校长写道：

今天早晨，同学代表来催稿时，耳边风又偏偏送来种种的书声：这就是教师的讲授声，国文的诵读声，英语的唱和声，还有附小学生的随师朗读声，以及民教馆里民众学生的背书声……四面书声，我被包围在中央，胸襟不禁为之一畅。一刹那间，我突然有悟，便想到这就是朝气，清气，生气，总之是良好的环境中的良好习气。

在良好的环境里，不觉满了三年，该是这般青年的黄金时代；一旦之间，分道扬镳，要走到各式各样的社会里去，真使我不寒而栗！社会上固然不能说到处是污秽，是恶劣，但我临时所想到的，大都是趋炎附势的官场，狐假虎威的官派，暮气横秋的权贵，醉生梦死的烟徒，赌场烟馆遍地皆是，游子軃（“亸”duo）流，随处招摇……一班血气未定、意志不坚的青年，奔向万恶社会的旋涡里，能够自觉自救而不为恶社会所同化的，会有几人呢？

同学们，你们是无瑕的白玉，是无污的白纸，从此毕业离校，无论升学也好，就业也好，都要持志气，保清气，提朝气，养浩气，要本着在校期间书生的习气，去改造环境，而切勿为恶社会所同化啊！ 

接着，到1942年春季，国立丽江师范学校也在南口新村建立起来，绝大多数教师都很优秀，而国内知名的教育界人士汪懋祖教授，是建校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他在1941年的寒假，来到丽江做实地考查，听说我爱写诗写作，曾约请我到该校任教；后来，宗东亮校长也发来聘函。

考虑到国师距城有十多里，离家太远，交通极不方便，而我已经任有教职，只好辞谢了。

自1943年下学期之后，我在丽江县立中学教书，所任初中第五班的课程较多，对该班的辅导也较出力。

当学生临近毕业之前，按照当时的规例，可以组织一次不太远的旅行，例如前往金沙江边或到邻县等等，但具体组织问题，都必须郑重考虑。我建议去攀登玉龙雪山。攀登玉龙雪山最大的困难是，需要准备露营帐篷和野炊工具等等，因为前无先例，颇多踌躇。但在许多少年同学热烈鼓舞的情况下，也算平安完成了丽江中学的这一创举。

这事之前（1940年），中国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两个毕业生李霖灿和李晨岚来到丽江，住宿在县教育局内，也在教育局就便搭伙食。每天早晨我们同桌进餐，也就渐渐相熟起来。我家的院子紧靠民众教育馆东南一侧，空闲时他俩也会来到家中聊天，跟孩子们玩乐。

有一次，是清明节上坟扫墓的日子，我邀请二李一同去；他们答应了，随身带着画具。在金虹山麓的祖坟上，李霖灿君还给我的次子小毓光画像；当时孩子六岁左右，画得天真可爱，非常传神。

对于李霖灿先生的艰苦生活，我是曾经感到难于想象的。他和李晨岚都是河南中州人，生活作风却不一样。

李晨岚先生学国画专业，他的工笔山水，认真细致，一笔不苟。据说他从小得到母教，生活条件也好，性格风度等特点与一般艺术家类似。

李霖灿先生却迥然不同，他穿的那件灰布长衫，袖口与岔口都已破损，好像已没有换洗的了。脚上穿的是丽江的土特产——一双牛皮鞋，鞋底钉满铁匠铺打制的大头铁钉，鞋帮系皮条纽扣，光脚不穿袜子，头上也不见戴帽。但是，他的言谈举动却很讲究礼貌，决不随随便便。

更为突出的习惯是，他在看书之前都要认真洗手，不致使书页受到污损。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习惯于循规蹈矩，从思想达于面目，都是自然而然，不会矫揉造作的！”

他说：“自离开杭州艺专，一路步行而来，一条毯子就是全部行李。找到避风遮雨的住所，只要有一张席子、一块板子就好；用毯子裹住身子，就可以鼾然入睡。”

他强调说：“精神生活必须是美好的。把自己的理想放在最美好的境界里，就会看到世界到处也是充满着美好的。”谈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时，他说：“艺术追求美好，艺术家就是追求美好的人。” 我听了他如此之类近乎哲理的言论，受到许多启发与感动。

李霖灿喜欢写生作画，更长于作文，稿费是他重要的生活来源。他不间断地深入到丽江边地采访，所写内容偏重于描绘一般人难以到达的边地风物及其奇景妙趣，文笔夹叙夹议，生动朴实，独具慧眼而又别具特殊风格。较有印象的一些情况是，李晨岚对文峰寺的禅林风光情有独钟，李霖灿对文峰寺的禅宗意境饶有兴趣，他们特地到寺里住了一段时间。

他们与在南口新村国立师范教书的朱安恕夫妇有约，每到星期天休息日，四个人就步行进城，到民众教育馆聚会。南口离城有十几里，朱安恕夫妇还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儿；而文峰寺离城更远，但他们都会如约而至。

聚会时只喝开水，偶尔尝点丽江粑粑。几个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谈论生活，谈论工作，谈论风土人情，成为了他们最丰富的精神享受。

1943年春夏之交，我从永宁回到丽江，听说由这俩位“河南二李”与他们的老乡张征东发起，邀约了一伙在丽江教书的外省教师，去到玉龙雪山半山腰野营。听他们说：那里的杜娟花满山遍野，一望无际，像神仙织成的斑烂地毯。后面是银屏一样的玉龙大雪山，很长时间都陶醉在人生难得的又一件精神享受之中。

李霖灿对丽江纳西族的东巴文学和用东巴文字写成的东巴经典，特别感到兴趣。丽江纳西族的东巴教徒使用这种原始象形的东巴文字，记录了纳西族先民大量的神话故事、祭祀活动以及部落战争和爱情故事等等内容。由于李霖灿特有的天赋，分析、理解以及归纳能力都非常强，接触到的东巴经师也多，又得到当时重庆政府教育部门资助，还有先行研究者的支持帮助，使他的研究工作得以不断丰富深入。他在短短数年内，就编写出一部巨著《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字典采用国际音标注音，成了研究人类文字起源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变历史的重要工具。李霖灿和李晨岚留住丽江县教育局的时间并不长，但给人们的印象却十分深刻。

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八十年代中期，李霖灿和我又有了联系，得知他已任职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的工作，除了在大学上课，就是为解放前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做鉴定。他来信说：文物太多太多，这份工作看来这辈子是做不完了！

恰好这时，表弟周善甫从个旧二中退休，落户到昆明，住在翠湖北岸，正潜心于国学的研究；他的住所与我隔湖相望。有了共同的文化语言，李霖灿与我们之间的书信交流也更加积极。他出版的新书，或邮寄，或托人，都会很快寄送过来，比如《玉龙大雪山》《艺术欣赏与人生》《中国美术史稿》《阳春白雪》等等，读后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特殊美好的享受。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大陆这厢，思想被禁锢得太久，也僵化得太久了。

李霖灿寄来的作品一再被人们借去；而辗转阅读的过程中，我自己要想在身边找到一本，也困难了。

我读到李霖灿《玉龙大雪山》等回忆著作时，才了解到他和李晨岚来到丽江采风，所用的旅资，主要是李晨岚在昆明卖画得到的收入。李晨岚当时要去丽江的心情十分迫切，又怀抱着要创造中国山水画“雪山宗”这样一个大志向，急着卖出手中的创作。碰巧他的画作得到李芷谷先生的欣赏。在李先生的组织下，这批画作以高出所期的价钱卖出，终于实现了他们俩人的“游玉龙雪山之梦”。解放后，曾有一段时间，听说李晨岚境遇困难，贫病窘迫。我想，除了形势使然,可能也有性格方面的原因。经过了漫长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我至今听不到有关他的一点消息。

李霖灿对丽江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非常希望能落藉丽江，成为纳西族的一个成员，也为此作过一些努力。考虑到当时还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最后由我牵头领衔，呈文丽江县人民政府，请接受李霖灿为丽江纳西族荣誉公民，颁发给荣誉证书。

每逢春节，李霖灿都会写信过来，祝贺健康快乐、晚年幸福。他的贺年片都是自己设计制作的。有一年的贺年片最有意思：他从我的《纳西族诗选》中，特别挑选出我的外公杨元之的一首诗，给配上东巴文字，显得古色古香而又充满创意，感到非常亲切。

杨元之的诗，题目是《重到文峰寺》，写得耐人寻味：

暮多好山色，庭菊冷露滋。

 佛心徐可觅，佳哉宜意移。 

诗境由汉字理解，一目了然；而不识字的纳西人，听到吟诵后，诗意却变为：“不见很久了，山容喜再见。百鸟歌百曲，曲曲似礼赞。”李君的翻译，与我大同小异：“日久不相见，此时又重逢。倾听鸟雀语，尽作乐歌声。”

一张小小贺卡，有着深刻内涵，能产生丰富联想。想到文明的创建，想到民族的迁徙，想到文化的交流，想到人类在认识世界和自我认识中的思考，想到儒释道的圣贤哲人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关怀，想到中庸与和谐……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无论相距怎样遥远，无论历经多少年月，无论世事怎样折腾，都能把中国人的心融和在一起。只要一有条件，互相间就要想方设法沟通倾诉，把心灵碰撞生发的火花，视为心中最大的快乐和享受。李霖灿君就是最懂得生活、最会享受生活的哲人智者。

生活在到处是你争我夺的社会，绝对不可能出现风平浪静的处境，不管你怎样委曲求全，总难避免受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威胁，苦闷无告的日子随时令人窒息。

为了要找到既偏僻安静又可以自食其力的地方，我曾想带上孩子，远远去到高黎贡山与碧落雪山之间，作一名怒江边地傈僳族的小学教员，也为此做过一些努力。那里仅有的一所省立小学，政府拨给的经费较为宽裕，但是由于地方太艰苦，校长聘请教员的条件相当严格。竞争加大了，那里的校长坚决不同意像我这样带孩子的女教员前往任教，徒给学校增添麻烦。

理想是心目中的蓝图，现实是身边的实际状况，二者之间的矛盾不知怎样解决才好？时代的光明与自由之路，到底在哪儿？

原文载于《赵银棠全集》历程实录190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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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和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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