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承华 | 傣族文学和泰族文学比较研究 | 论文 发布日期:2023-10-13   点击数:1595  

译介,是傣族将佛教文学融入自己文学体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傣族的佛教僧侣和民间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傣族专家刀永明在其论文《傣族文学与佛教》中写道:“佛寺给傣族人民培养了众多的知识分子。佛寺既是传教的地方,又是培养智力人才的学校……“康朗”是知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的注释和翻译佛教经典、佛经故事,传播印度文化。”傣族专家岩香认为:“……佛经从斯里兰卡由水路经缅甸传入傣族地区,佛经巴利文体字母被傣族接受,并根据巴利文字创造了傣文字母。从此,傣族地区开始用傣文来拼写巴利语经文。”因此,傣族社会流传着不少用德宏老傣文和西双版纳老傣文书写的佛教经典。例如德宏傣族地区《五诫经》《毕杰少细》《菩提扁细呀》《四无量》《苏巴坦》《威萨底》《阿塔散麻把尼提札》《吾巴立万纳苏》《布杂札布札立牙南》《板第路板谢》《布别杂嘎达蚌雅大》等等,都是用德宏老傣文从巴利语经典转写而成的。中国傣族对印度佛经的译介投入的精力和获得的成果是巨大的。

本土化和仿创,是中国傣族将佛教文学融入自己文学体系的又一重要方式。传入傣族社会的佛教文学首推《佛本生经》。《佛本生经》传到傣族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为傣族民众认可、接受,得到广泛流传。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古代傣族精通傣文和佛教经典的僧侣及民间知识分子对《佛本生经》进行了本土化和仿创。印度《佛本生经》有固定模式,即每个故事都由5个部分组成:一是今生故事,交代佛陀讲述生前故事的身份、地点即缘起。二是前生故事,讲述佛陀前生故事的具体内容。三是偈颂,穿插在散文叙述中,有总结性质或描述性质的诗。四是注释,对偈颂中词语含义的解释。五是对应,将前生故事中的人物一一对应。傣族僧侣和文人为了适应傣族民众的欣赏习惯对其进行了改造,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模仿《佛本生经》创作了许多“阿銮”作品。首先是用傣语、老傣文,按照傣族念经调(傣语称“喊厘”)格律,将《佛本生经》改写成”厘阿銮”,即“阿銮经”,亦即讲述佛祖释迦牟尼成正觉以前各世经历的长篇叙事诗。这些作品或被刻写在贝叶上,或被抄写在绵纸上,佛教日里由主持人“货露”或“阿占”为礼佛群众念诵,或群众自发相聚请人念诵。如《五颗金乌鸦蛋》《白螺蛳阿銮》《十二位王妃的眼珠》《婻蜕罕》《召树屯》《松帕敏和嘎西娜》《并机并尼》《阿銮相勐》等等。听经的群众又将“厘阿銮”内容,以口头故事形式在民间互相转述,称为“崩阿銮”,即“阿銮故事”。此外,僧侣和民间文人还模仿《佛本生经》编创了许多“崩阿銮”,如《香发姑娘》《卖叶子的阿銮》《酸鱼鲊阿銮》《吃蛆阿銮》《阿銮吉达贡玛》《射星阿銮》《胶泥阿銮》《金蛙阿銮》《口袋阿銮》《西西果阿銮》《七头七尾象》等等。与此同时,傣族还创作了不少佛祖释迦牟尼巡游世界布教的故事。这类故事常常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或者说明某一地名的来历,或者解释某一事物的缘由。如流传在德宏地区的《佛祖巡游世界布教的故事》,解释了德宏地区地名的来历:“宛丁”(傣语),德宏州一市镇名称,其含义是“正午”,相传佛祖巡游各地布教来到此地刚好正午,从此以后人们称这地方为“宛丁”(正午);勐腊(傣语),德宏州盈江县辖区,其含义是“迟的地方”,相传佛祖布教到达此地时间已经很迟,于是取名为“勐腊”(迟的地方);勐唤(傣语),德宏州潞西县,相传佛祖布教到达此地正是鸡叫时分,于是取名为“勐唤”(鸡叫的地方);勐宛(傣语),德宏州陇川县,相传佛祖布教来到此地时太阳冉冉升起,灿烂辉煌,于是取名为“勐宛”(太阳之乡)。这一故事以佛祖布教到达各地时的天象特征来解释傣族地区地名的来历,表达对佛祖的崇敬之情。这一系列的作品是经过傣族民众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美学理想、民间文学形式模仿《佛本生经》编创的,为傣族民众喜爱,在傣族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傣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泰族吸纳和改造印度佛教文学的方式,基本和傣族相似。首先是对佛经文学的译介。阿尼尔.释迦长老在其论文《泰国的贝叶经抄本》中写道:“泰国国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贝叶经分为14类。分别是:1、巴利经典:由巴利三藏组成:2、注解部分:由对巴利经典进行的注评组成;3、次注疏部分:由对巴利经典进行的次级注评组成;4、次-次注疏:由对论藏的次-次注评组成;5、新次注疏:由对经藏的新的次注评组成;6、解译:由对巴利原典的解释说明组成;7、别论:由与巴利三藏相关的专论组成;8、专门的文学作品:由与巴利原典相关的专门的文学作品及其注疏和次注疏组成;……”例如泰国阿育陀耶王朝时期译自巴利语的讲述佛祖前生行善布施的经典《大世词》,是一行巴利语一行泰文相间,听起来难于理解,也不连贯,于是帕昭松探国王下令再编一部同样内容的经典,一段一段地与泰文相间,这便有了《大世赋》。泰族翻译的佛教文学作品数量是很多的。

对佛教文学本土化和仿创,泰族也进行得非常出色。在泰国流传的《佛本生经》共547个故事。泰国的僧侣和民间作者从佛本生经或其他佛教文学中选取材料,对其进行扩展和重构,赋予较之原作更为曲折、精彩的情节,冠以佛本生故事之名,然后投入民间,使之成为受众面非常广阔的作品。泰国称通过扩展重构方式形成的佛本生故事为“本生经以外的佛本生故事”。故事集《班雅萨槎罗》是最典型的“本生经以外的佛本生故事”。 “班雅萨槎罗”的意思是“五十个佛本生故事”,相传是泰国北部兰那高僧帕拉铁拉模仿《佛本生经》或者借托佛祖转世经历而创作的,另有说法是多位民间作者所作,由后人收集成册。除《班雅萨槎罗》以外,在泰国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没有作者署名的“本生经以外的佛本生故事”。据泰国清迈大学教授悟龙.弄楞西调查:“除了《班雅萨槎罗》以外,兰那另有‘本生经以外的佛本生故事’193个,篇名316个。”这一数目还不包括东北部、南部、中部的零散作品。泰国“本生经以外的佛本生故事”数量之多可想而知。此外,泰族群众中也流传着佛祖巡游世界布教的故事。有个故事说:佛祖释迦牟尼修得正果以后,到素湾拉湓(泰国地名)向广大民众宣传佛法佛规,到达昂宋泐清佬洞时村寨头人带领村民前往敬献食物。佛祖发现所献食物中有烤鱼,将其放入江中,烤鱼复活,在水中游弋。后来这条江里的鱼背上都有点点黑斑。此后,人们称这条江为“咩南并”,即“烤鱼江”,后来又称为“咩南拉茗”,最后发音有误,成为“咩南丙”。这个故事既表达了泰国古代民众对佛祖的无比崇敬之情,又形象地表现了佛教“不伤生”的戒律,二者杂糅一体,获得双重的审美效应。

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似的文学旨趣,傣族和泰族本土化、仿创的作品,有不少是相同的,只是篇名和细节有所不同而已。如叙述佛祖来历的故事,中国德宏傣族称《五颗金乌鸦蛋》,西双版纳傣族称《白乌鸦》,耿马傣族称《白鹤》,泰国泰族称《白乌鸦》。螺蛳神童的故事,我国德宏傣族称《白螺蛳阿銮》,泰国大泰称《白螺蛳阿銮》,泰国大部分地区泰族称《金海螺》。十二女故事,我国德宏傣族称《十二位王妃的眼珠》,孟连傣族称《十二女》,泰国泰族称《十二女》。天鹅处女型故事,我国德宏傣族称《婻蜕罕》,西双版纳傣族称《召树屯》,泰国泰族称《帕树屯-玛诺娜》,《香发姑娘的故事》在各地区流传的篇名相同。讲述夫妻外出游玩被大浪冲散,几经磨难夫妻重逢的叙事长诗,我国德宏傣族称《并机并尼》,西双版纳傣族称《松啪敏和嘎西娜》,泰国泰族称《沙姆阔》,等等。

大量佛教文学的融入,大量《佛本生经》仿创作品的涌现,使傣族和泰族的文学格局、内容、艺术手法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先本土神话、传说、歌谣、故事充斥文坛的局面,变成佛教内容作品占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格局。文学的题材有了明显的扩展,从佛教教义教规、伦理道德、日常生活、恋爱婚姻、生产劳动、矛盾冲突,等等,都成为了傣族和泰族的民间文学内容。

傣族和泰族古代民间文学出现共同现象,那是因为傣族和泰族都保留着远古祖先的主要文化元素及蕴含着“集体无意识”的民间文学内核和载体,因而导致两个民族的古代民间文学存在着共同特征。


二、现当代作家文学的相异现象


傣族和泰族的文学相异现象主要体现在现当代作家文学上。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交流互鉴的目标取向有所不相同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和媒体的发达,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国际、族际的频繁往来和交流所代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财产,民族的局限性日益被打破,各民族、国家、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互鉴空前广泛,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学、地方文学成为了世界的文学。古今中外的文学事实告诉我们,文学走向世界、走向大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互译互鉴。如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我国著名的经典之作被翻译成英文,在国际文坛上与广大读者见面,受到好评。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西巫拉帕《画中情思》、蒙拉查翁·克立·巴莫的《四朝代》,等等世界名著被翻译成汉文在我国出版发行,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历史上汉族文学是通过翻译改编进入傣族文坛的,印度的《佛本生经》等也是通过翻译和仿创传到了东南亚、传到傣族地区的。文明互译互鉴,使文学获得了广泛交流的机会,促使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

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其他族群的文学交流互鉴的情形、目标取向是各不相同的。时至现当代,傣族和泰族文学对佛教文学的吸纳进入弱化态势,双方的文学交流互鉴出现了不同目标取向。

傣族的文学交流互鉴主要发生在国内各族之间。由于蜀身毒道经德宏傣族地区延伸至缅甸等国,常有内地商贾往返于这条商道经商做生意,所以秦汉时期就已有我国内地人民入居傣族地区了。自此,傣族开始对汉族文化有了些许接触和了解。明代是内地人民移居傣族地区的高潮。江应樑《傣族史》写道:“明代入居云南的移民成分,除自由迁来的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外,数量最多的还是政治移民。政治移民的来历主要有四类:一、戌军,二、地方官吏,三、民屯户,四、罪犯遣戌。”大量汉族军民进入傣族地区,汉族的文化、思想观念、生产技术随之传入并发生重大影响,其中汉族文学的影响极为明显。清朝时期,识汉文的傣族文人从传入当地的汉族文学中选取素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文学体式、艺术技巧等创作成符合傣族民众欣赏习惯的作品。如《龙官宝》《秦淑化美女》《陶禾生》《王莽篡位》《杨门女将》《西游记》《薛仁贵征东》《薛丁山正西》《三请三休樊梨花》《唐王游地府》《粉妆楼》《庄子试妻》等百余部作品傣戏脚本,是以汉族文学为素材创作的。这些傣戏脚本完全被傣族化,用德宏傣族语言和傣族文字书写,按照傣族“喊整调”两句为一首的句式结构编创唱词,其韵律是同一首唱词的第一句最后一个音节和第二句倒数奇数音节相押韵,唱词富于节奏感,富于抒情和叙述特点。这些作品不仅是傣族民间戏班唱戏的蓝本,而且以手抄本形式在傣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给傣族群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深受傣族群众喜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傣族和各兄弟民族的相互交往、了解日益深入,对汉语汉字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与日俱增。过去取材于汉族文学的傣戏脚本仍然是傣戏班唱戏的蓝本,仍然是识傣文的傣族人阅读欣赏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傣族中、青年接受过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阅读汉文作品的能力。他们直接阅读欣赏情节复杂、跌宕起伏、切近生活的汉文小说、诗歌等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当代汉文文学名著更是受到傣族中青年读者的喜爱。傣族对汉文文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这是汉族文化的影响力和向心力所决定的。

泰族的文学交流借鉴则是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对中国文学的译入,一是对欧美文学的译入。

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泰国的统一国家素可泰建立以前,中国的官方使者、商人、僧人就曾到过现今泰国境内的古国。同样,泰国地区的古代国家,如堕罗钵底国、罗斛国、真里富国也曾派出使者访问中国,并开展贸易活动。在这些互访中,中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进行。素可泰王国建立以后,与中国元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朝贡贸易,双方交换的商品日益增多。中国元朝正值泰国素可泰时期,素可泰王国曾邀请中国的制瓷工匠前往泰国传艺,由此,泰国出现了类似中国浙江龙泉窑青花瓷器的宋卡洛瓷器,畅销东南亚等地。明朝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航行中曾到过泰国。郑和的庞大船队受到阿瑜陀耶朝廷的友好接待,郑和带去了丰富的中国产品,通过赏赐和贸易等形式,传播了中国文化。随同郑和出访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回国后写的著名游记《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真实记录了当时泰国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成为中国人了解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宝贵资料。为了适应双方政治、经济频繁交往的需要,明万历五年(公元1578年)明王朝在培养翻译人员的“四夷馆”中增设了“暹罗馆”,招收学员学习泰语。阿育陀耶王朝时期(1349-1767)中国移民大批进入泰国,到曼谷王朝三世王时期,移居泰国的华人已近百万人,并逐渐形成了华人社会。随着华人移民潮的形成,中国文化在泰国的传播更为广泛。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被中国的华人移民带入泰国,开始对泰国文学发生影响。栾文华在《泰国文学史》中写道:“从一世王到六世王的百多年间,有三十六部中国历史演义故事被译成了泰文,从而又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中国文学热。”《三国演义》传入泰国初期,只是在华人社会传播。随着华人和泰人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密切,《三国演义》以口头故事形式在泰人社会传播。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国王为巩固中央集权,开阔国人眼界,他命令负责贸易与外交的大臣本隆亲王主持将《三国演义》译成泰文。通过数年努力,《三国演义》泰文译本终于于1802年在泰国问世,书名为《三国》。《三国》受到泰国老百姓的喜爱,也得到王朝的重视,被学校当作历史教科书和学生写作的范本。此外,泰文版《三国》的问世,对泰国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泰国散文体文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三国》。在《三国》的影响下,形成了泰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体——“三国体”。作家们争相以“三国体”写作,打破了泰国文学以诗歌为主的局面,为泰国文学打破古典、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在传入泰国的200多年中,为中泰两国的文化繁荣及互译互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继《三国演义》之后,《水浒传》《五虎平西》《五虎平南》《隋唐》《红楼梦》等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相继被译成泰文。后来鲁迅的讽刺作品、金庸的武打小说也被译成泰文。1952年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泰文后,《狂人日记》《呐喊》《彷徨》《祝福》的泰译本也相继问世,引起多位研究者的关注。1957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泰文版称“玉龙1”)、《神雕侠侣》(泰文版称“玉龙2”)《倚天屠龙记》(泰文版称“玉龙3”),被翻译成泰文,得到泰国读者的喜爱,致使泰国形成“武侠小说热”现象。接着,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也陆续被介绍到泰国。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曼谷王朝九世王的女儿诗琳通公主也翻译了老舍的《茶馆》、池莉的《她的城》、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受到泰国广大读者的喜欢,为中泰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总之,中国文学在泰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泰国各阶层的读者从译入的中国文学中获得了别样的审美愉悦。

泰族文学交流互鉴的另一条路径是译入欧美国家文学作品,这是傣族文学不曾走过的文学互鉴之路。泰国与西方国家接触较早。17世纪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就进入泰国阿瑜陀耶。荷兰进入阿瑜陀耶的目的是通过商业贸易获取兽皮、稻米和胡椒,其余三个国家是为了传播宗教。随后,泰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鲍林条约》,接着,美国、法国、丹麦、意大利、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纷纷和暹罗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泰国的独立和主权被洋人拿走了很大一部分。” 19世纪末,西方列强入侵、瓜分东南亚地区,泰国成为英法矛盾的缓冲国而保持着独立地位,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没有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可是,泰国的大门已经被西方人打开。“五世王的那个时代,危机感已代替了东方人的自豪感,受欺凌的东方人都在寻找出路,做着富国强兵的梦。富足的、先进的西方自然成了东方人羡慕的对象,西方社会也成了东方效法的榜样。介绍西方的情况,翻译西方的作品,成了一时之盛。”于是,20世纪初泰国就开始了与欧美国家的文学交流。曼谷王朝5世王执政期间主张“泰体西用”,积极引进西方文化与近代科学,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大力推进行政、财政、军事、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其中重要一环是兴办西方式教育,尤其是英语教学,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改变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并鼓励创作和翻译,他说“但我们坚信,当我们的学生学问多起来,恐怕会有足够的的知识和能力写出比过去更有用的书来,而且,从国外学习回来的人也会努力把外国的学问、著作翻译成泰文,以利于学习和传播......”五世王的这些举措加速了泰国文学近代化的进程。本国传统文学的影响逐渐缩小,翻译之风渐盛,西方文学的地盘逐渐扩大,大量译自西方的短篇故事和散文在《瓦奇拉奄维塞》《瓦奇拉奄报》等报刊杂志上刊登,如《伊索寓言》《法学家的故事》《用吞毒来抗争》《复仇结婚》等。1900年,泰国的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仇敌》问世。随后,西方的生活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历史惊险小说、幽默小说、科学小说、爱情小说,不断被翻译成泰文,如大仲马的《玛连娜》《三剑客》,狄更斯的《匹克微克外传》,福尔摩斯的系列作品等等。文学翻译为泰国文坛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给泰国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感受,带来了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起到了文学启蒙的桥梁作用,促进了泰国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过渡。

可见,傣族和泰族文学交流互鉴的共同目标取向是中国古典文学。20世纪以后,泰国文学增加了一条交流互鉴的路径,即译入欧美国家的故事、小说。这显然是泰国王室和民众除了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之外,还对欧美文化有了了解、认同,产生了对欧美文化的心理需求。

(二)文学创作的情形不同

傣族和泰族的作家文学创作也有明显不同。傣族的作家文学创作始于19世纪初期的刀安仁。刀安仁,傣族,1872年生,云南干崖土司第24任宣抚使,民主革命先驱,民族实业家和改革家,傣族作家文学的先行者。他的长诗《抗英记》和《游历记》是傣族作家文学的开端,是傣族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抗英记》写于1899年,书写文字是德宏老傣文,诗体形式是德宏傣族传统鹦鹉调,由308首傣文短诗组成,刀保耀、刀保堂译成汉文。这部长诗号召当地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抗击英帝国主义的入侵,从头到尾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呼声响彻诗作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作者对大中华的认同和亲和思想。《游历记》是刀安仁的又一力作。19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抢占我国西部边地并多次进犯,当时的清政府又一再妥协退让,割舍领土。面对此种内忧外患的局势,身为土司的刀安仁曾多次组织、领导当地各族人民奋起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勇敢抗争。严峻的形势,使刀安仁认识到科学救国、科学兴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革命党人鼓励下,刀安仁毅然率领十余名傣族青年东度日本留学。途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长诗《游历记》。《游历记》书写文字为德宏老傣文,诗体形式是德宏傣族鹦鹉调,刀保耀、刀保堂译成汉文。这部长诗表现了对文明、繁荣、发达的向往和追求;对丧失领土主权的英国殖民地缅甸、新加坡、香港的同情和怜悯;对侵略者的憎恨和对不平社会的思考;以及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刀安仁之后的傣族作家文学创作曾经一度沉寂,究其原因主要是影响力巨大的民间文学占据了傣族文学领域,作者们又继承民间文学的匿名性不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署名,于是,作者个人创作的作品也成了民间文学。

傣族作家文学的兴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傣族出现了署有作者姓名的长诗。这一时期的长诗均用傣文创作,由译者译成汉文,其主题是歌颂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新生活等。如章哈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译者不详),196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首傣族人民新生活的赞歌,是一首献给祖国、献给党的颂歌。章哈康南英的叙事长诗《流沙河之歌》(译者不详),1959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描述傣族人民改造流沙河的劳动和斗争,歌颂傣族人民从苦难走向幸福的历程。章哈波玉温创作陈贵培翻译的叙事长诗《彩虹》,196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诗作描绘了西双版纳玉坎和玉香母女解放前后的遭遇、斗争和美好结局。庄相的叙事长诗《幸福的种子》(译者不详),196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叙述傣族青年岩旺历尽艰辛到达太阳居住的地方找来幸福种子,使人民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政府为繁荣民族文化事业,支持创办了多种民文杂志,其中傣文杂志有《勇罕》《版纳》。《勇罕》刊登傣文民间文学作品、作家文学作品,其中以短篇诗歌为主,如沿传自古代的各种歌调的歌词。歌词内容主要是情歌,祝颂词,以及歌唱祖国、歌唱共产党、歌唱家乡、歌唱新生活的颂歌。艺术上主要是继承本民族的艺术手法,如诗歌隔行押韵,行行相扣的句式结构;两句一首,上句句末音节和下句倒数奇数音节相押韵的韵律,等等。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20世纪80年代傣族有了小说创作。《勇罕》刊登了一系列傣语称为“厘若若”的文章,亦即短篇小说,如《大青树下的故事》《煮饭》。这些作品用傣族的眼光和艺术形式反映生活,表现傣族人的内心情感体验和诉求。岳小保的傣文长篇小说《帕荫发》,200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反映傣族土司刀安仁兴办实业,号召并领导边疆各族人民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保卫边关,领导滇西起义的光辉业绩。傣族文坛的汉语创作,主要是诗歌和小说,如朗昌辉的诗歌集,方云琴和征鹏的长篇小说《南国情天》等等。文学题材有歌颂共产党、歌颂祖国、歌颂新生活、歌颂爱情,等等。从总体来看,傣族作家文学的时代性较强,短篇诗歌为主,艺术手法继承传统较多。

泰族的作家文学创作迥异于中国傣族。在经历了翻译模仿阶段之后,泰族文学进入了借鉴创作阶段。由于作者们受中国和西方散文体写作的影响、启发,以小说创作见长。初期的创作主要是短篇小说。1886年第一篇短篇小说——功姆銮皮期巴里察贯的《莎奴的回忆》问世,接着功姆帕纳拉提巴潘蓬的《慢慢吞吞》《鱼目混珠》《为什么我会变成老处女》,以及颂德功姆披耶丹隆拉察奴帕的《咄咄怪事》《田螺》《骑象捉蚱蜢》等等相继发表。由于这些作品情节比民间故事曲折,人物形象像活人,以泰国社会生活为背景,好像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继短篇小说的发表,1913年——1914年间,泰国作者銮维腊沙巴里瓦的长篇小说《并非仇敌》问世,这是泰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内容是一个多妻的男子,妻子有外遇,他又另娶新妻,不忠的妻子回心转意,和新婚妻子和睦幸福地与丈夫共同生活。此后,长篇小说作品陆续问世,如曼谷王朝六世王的侦探小说《因通的故事》,署名乃告-乃宽(卡信·内德)的爱情小说《北方人的血》,銮沙拉奴巴潘的侦探小说《黑绸蒙面人》,昆吞吉维占的历史小说《魔剑》,素金达的冒险小说《沧海小岛》,等等。由于是模仿借鉴之作,内容和艺术手法都还不是十分成熟。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巫拉帕等一批青年作家登上了文学舞台,写出了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如西巫拉帕的现实主义小说《画中情思》《后会有期》《向前看》,克里.巴莫的历史小说《四朝代》,牡丹的《泰国来信》,素婉妮.素坤塔的《甘医生》,康喷.本他威因的长篇小说《东北的儿女》,查·勾吉迪的《判决》,等等,这些作品在题材、文体、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艺术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突破,达到了较高水准,其中不少小说获得东盟文学创作奖。泰国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傣族和泰族文学创作情形说明,文明互译、文明互鉴,是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路径。民族文学创作应该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借鉴国内外的优秀创作手法,力争做到继承传统超越传统,彰显出民族文学的时代意义,推动民族文学的发展。

通过以上对傣族文学和泰族文学现象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民间文学内核及载体有很强的传承性。无论文化的主人历史上曾经历了何种游走迁徙,祖先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民间文学内核及载体都会沉淀于该民族的文化岩层被带到新的生存地,会在民间文学中显现出来。文学互译的目标取向取决于译入方的文化心理需求和对异质文化的接触、了解程度,以及译入文学所属文化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交流互鉴是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傣族而言,只有把蕴含着民族文化精髓的民间母语作品和本族作家创作的母语文学精品翻译成汉文或外国文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融入到更大的环境中进行交流,获得广大的受众,让更多的人了解傣族文学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把汉族和国外的名著翻译成傣文,为傣族群众提供阅读欣赏国内外名著的条件。通过译介加强与国内外的双向文学交流、互鉴,是当今傣族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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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荆炜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