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与融合: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2022年度研究报告

摘要: 新时代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处于整体推进态势中，2022 年是一个重 要的发展窗口期。其发展特征表现为: 对近 40 年来学科的转型及发展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与反思;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成为热点; 以三大史诗 为主的史诗理论方法研究有突破性进展; 神话观念在民俗及民众生活世界中的实践研 究得到拓展; 新技术与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 与“非遗”运动、 遗产旅游、电子媒介相结合的新神话主义研究处于不断深化状态中; 民族文学研究与 多元学科理论与方法相融合呈加快趋势。同时存在着学科内部发展不平衡、学科影响力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 民族文学; 全观诗学; 观念实践; 学科影响力; 新技术

新时代的民族文学处于整体推进态势中，其中 2022 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窗口期。 这一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基本上延续了近年来的研究趋势，表现为: 跨学科视 野下的多民族文学研究格局仍在深化中，无论是在学科理论研究，还是在神话、史诗、 故事、传说、歌谣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学科内部发展不 平衡、学科影响力不足等问题。

一、转型与反思: 不同时期的民族文学发展经验总结

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的80多年时间里，经历了新旧两个世纪的交替，社会制度的更替、话语体系的转化深刻影响着民族文学的发展变迁，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十七年”时期的民族文学发展经验评述构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学术现象，推动着民族文学学术史的深层掘进。毛巧晖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相关话语早在二十世纪初 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歌谣运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以及对苏联民族理论和 文艺观念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但是并未形成固定的话语表述; 民族文学兴起与中国共 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紧密相关。谢刚、张逸云则从“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视角论述了民族文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构关系: 借助“古今联结”的话语策略，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但主要以当时通行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原则诠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杨红从贵州少数民族戏曲剧目普查、贵州苗族戏剧新剧种的实验、贵州国营剧团的少数民族题材剧创作热三个层面阐述“十七年”时期如何利用民间文化传统参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构。

新旧世纪之交，现代信息等新技术日新月异，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影响到民族文学研究层面，其理论范式、方法论、学术话语、学科体系、发展趋势等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对这些转型变化的总结与反思成为推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对学科的反思与总结涉及到宏观的整体学科，也涉及到具体的史诗学、神话学、故事形态学等学科方向。

巴莫曲布嫫对1995年至2019年以来的民族文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从文学事实的清理到学术观念的转型，从回归文学传统的田野研究到学术范畴的重新界定，从注重地方知识的文类辨裁到民间话语的意义传达，从口头传承与书写的民俗过程到传承与传播的文学接受，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自觉在口头传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中逐步实 现了研究范式的多重转换。这一时期，资料学建设和研究成果之丰硕、观点和方法之多样、学术队伍之壮大，都当属史无前例。从整体上梳理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知识生产的重组方式，在国家愿景与学术实践的张力之间，以点带面地描摹学科建设的若干标志性成就，进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背景，大致归总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 产化进程的整体面貌和学术取向。

杨利慧近年来关注于神话在文化旅游、网络媒体中的广泛应用及变迁，她注意到近30年来，当代神话研究方法从“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发展过渡到网络民族志。对大众文化产业和信息技术影响下的神话主义进行田野研究时，民族志式田野作业依 然是根本性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具有流动性、虚拟性等新特点，这一方法的使用也显示出其特别之处，尤其在研究电子媒介时，更体现出网络民族志的特殊性。相关研究促使中国神话学内部日益呈现出明晰的“朝向当下”的取向。

学术报刊在推动学科发展、学术创新、培养人才、倡导学风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学术报刊的回顾总结是 2022 年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特点。《民间文化论坛》是一份在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借该刊创刊40周年契机，组织学者对本刊创刊40年以来的史诗、神话、故事形态学等进行了回顾与总结。王宪昭认为《民间文化论坛》创刊40年来，该刊始终把神话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并以多 种形式推动神话研讨，突出了神话的定性定位研究、神话学学科建设研究、神话价值与特征研究、多民族神话研究以及神话个案研究等内容。通过神话文献的类型化、系统化呈现，积极推动中国神话的体系建设，关注神话学研究方法创新，并在神话的实践应用与创新转化等方面做出积极探索。吴刚认为国内史诗学研究一方面要重视西方史诗理论，但另一方面不能用西方史诗理论去削足适履套用到中国特殊的地方文类上，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史诗研究上。不能看到了西方史诗理论，却忽视了中国史诗的特殊性; 也不能低头沉入中国史诗，不去抬头吸收西方史诗理论。李鹤对《民间文化论坛》创刊40年来的 449 篇故事研究成果进行了数据化分析，她注意到民间故事研究开 始尝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的要求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并逐渐尝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跨学科实践和探讨。

冯王玺对1983年至2020年在《民族文学研究》上发表的158 篇口头传统研究方面的论文进行了比较研究，突出其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为该领域的方法论 导向以及未来发展路径提供了一定参考。李翠芳认为《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 以主流话语引导少数民族文学，在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整体性盘点和评述的基础上， 跻身理论前沿，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体系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丁国旗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会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民族文学研究必须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形成传统和特点、特征、特性，这是民族文学研究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民族文学研究要走向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相互学习和借鉴，这应该是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方向; 民族文学研究要在揭示、展示、重视每一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点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和发展各民族的“共同性”，这是民族文学研究的职责和任务。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中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是极有意义的。人文关怀是人文学科的本质特征及题中之义。李松是“后集成时代”杰出的学术 战略家与实践者。2022年8月25日李松去世引发了2022年民族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界的广泛悼念。许雪莲、李芳的《功成不必在我———李松和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事业》一文对其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和史诗研究、乡村文化、民族音乐、文化影像和文化科技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作了如实评述。对民族文学而言，李松在史诗搜集整理方面贡献尤大。“中国史诗百部工程”项目规划搜集整理中国 100 部史诗，预计获得文字成果 1，000 万字、音视频资料1，500 小时、数据资源50万笔。

二、全观与互鉴: 整体推进中的史诗研究

口头诗学、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为中国史诗学研究注入了强劲的理论内力，推动 了中国史诗研究持续发展近 30 年，但也不可避免研究范式“程式化”的弊病。“西方史诗理论对我们认识和阐释中国史诗产生了重要作用，至今依然影响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向西方史诗学者学习，应该是我们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胸襟。不过，我们更要重视 中国史诗话语，重视分析地方文类概念。”近年来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多元学科之间的互鉴共谋“多观”“全观”格局呈现加快趋势。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不断演进的理论体系建设，以及代表性学者。朝戈金无疑是国内口头诗学(史诗学) 的引领者，从20世纪90年代引介口头诗学理论到当下，一直推动着口头诗学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发展。2022 年他发表了一系列口头诗学论文，从方法论、文本、传播等层面对口头诗学进行了深入思考。《“全观诗学”论纲》全面阐述了全观诗学的理论背景、基本内涵、方法论。全观诗学以洛德－弗里的“口头(程式)理论”为主线，部分吸收了“民族志诗学”“演述理论”等学派的概念、工具和模型，全观诗学强调共时方法，注重要素间关系和彼此作用，同时引入历史发展 的维度，从而多方面展现民众口头文学活动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等。《口头诗学的文本观》以“口头诗学”为论域，在与书面文学的对照中讨论口头文学文本的几个基本 问题。口头文学演述人的“大脑文本”由“三层两径”构成其基本属性，在演述传统的规律性运作下源源不断地生成为多重形态的口头文本。口头文本的文类归属以谱系关系共存于文化生境中。在演述过程中形成的口头文本，还往往带有“伴生文本”，而演述人及其受众都深度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制作和历时性传承与传播。《论口头文学的接受》认为演述人与受众是共生关系，他们之间互为条件，而且演述事件与演述 环境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所形成的整体关系可以用“演述－生境整一性”来概括;传统社区内部的向心力和其边缘的“核心－边缘模式”表明整一性也是动态的和变化的。

北方史诗以英雄史诗著称，其中《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成为史诗研究重镇。在知网上搜索《格萨(斯)尔》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多达50余篇，居于单一史诗作品研究之首; 《玛纳斯》史诗研究成果有 15 篇，《江格尔》史诗研究成果有12篇。三大史诗研究方向主要以口头诗学与文本研究为主，同时涉及民族历史文化、音乐舞蹈艺术、对外译介、当代社会应用等多个方面，体现了史诗的多元化、多领域、多层次研究发展趋势。

口头诗学视域下的三大史诗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成果突出，影响深远，是中国史诗学研究的主阵地，其发展态势至今仍在延续中。姚慧在对格萨尔艺人演述思维的调查与记录中发现，局内与局外两种不同认知体系和观念立场的碰撞与冲突，由之反思我们既定的研究向度与方法，认为神圣性或仪式性史诗演述的诠释路径是口头创 编与艺术性创造所无法涵盖的。仁欠卓玛认为环喜马拉雅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其主题具有“和而不同”的特征，同时在展示本民族觉醒时期的集体意识形态和英雄事迹的同时，表达了不同文化类型孕育的史诗主题。荣四华、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以《玛纳斯》为例，探讨了口传史诗的传承与当代形态，他们认为 口传史诗的传承与当代形态主要表现为演述性的弱化、文本形态的多样化以及叙事功 能的多重性。这方面的成果还有甲央齐珍的《〈格萨尔·地狱篇〉三个分部本的比较研究》、马修·卡普斯坦、孙旭的《雪域的目连与地狱的格萨尔王———汉语传说中的 救母主题在藏语叙事中的转化》、乌·纳钦的《〈格斯尔〉史诗新歌手及其文本的互文性》、斯钦巴图的《论史诗的内部张力与〈江格尔〉类型群的形成》、张云的《〈玛纳斯〉史诗集体口述史探微》、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叶尔扎提·阿地里的《悲剧的力量:〈玛纳斯〉史诗的传承动力》、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的《非遗视域下的史诗〈玛纳斯〉文本化进程》、曹李海、托合提汗·司马义的《共在与融通: 玛纳斯奇史诗传承的文化叙事》等。

三大史诗在国内外多民族多区域中广泛流传，跨国、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性比较研究也是一个研究热点。徐新建、郑玮认为文化空间的区域研究与跨界表述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两大焦点，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围绕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关注“甘青川”区域的学者们拓展出一系列前沿性的新议题。诺布旺丹、何城禁对普米族、白族、 纳西族、怒族和独龙族等南方诸民族中流传的《格萨尔》异文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注 意到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相比，它们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对史诗宏大叙事的简单勾勒，处于史诗的萌芽状态。这些文本在角色组成、形象塑造、主题情节等方面都具有类型化、简单化、程式化的特征，保留了史诗的故事范型和核心主题。韩高年从文学共同体视野对“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会通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二者的“会通”表现在三个层面: 对史诗文体形态的重要补充和“诗骚史诗”的重新界定，史诗展演中的民族共 同体意识构建与文化认同，“史诗精神”的互通互融。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李锦的《从区域文化到全民共享: 格萨(斯) 尔史诗传统的创造和发展》、徐新建的《中国与世界:整体文学中的〈格萨尔〉》、邓鹏飞的《文化共同体视野下的〈格萨尔〉———俄罗斯藏学家乔治·罗列赫的〈格萨尔〉研究》等。

三大史诗作为与诗经离骚、唐诗宋词、长城、故宫、大运河等比肩齐名的代表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强三大史诗的译介工作，推动其国际影响力成为三大史诗研究的一个重点。苏利德梳理了史诗《江格尔》的英译进展，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尝试对国际“江格尔学”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剖析，以求对未来“江格尔学”能够进一步“走 出去”提供评估的依据。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赵自强的《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格萨尔王〉葛浩文英译本研究》、臧学运、马振宇的《史诗〈格萨尔〉的英译全景与语境阐释》、马丽娟的《转译在口传史诗对外传播中的叙事价值———以柯尔克孜文〈玛纳斯〉、与汉英译本对比为例》等。

相对说来，南方史诗研究与仪式活动、活形态文本、民俗传统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突出些。吴晓东以越南、老挝 Hmong 人指路经为个案，阐述了史诗与仪式的关系。指路经内容是为丧葬服务的，经文内容叙述了与仪式相关习俗、物具的历史来源，仪式将一些相对独立的故事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就指路经的整体内容来看，可将其视为非典型的、复合型的史诗。屈永仙认为傣族史诗、叙事长诗的演述者有两类，即完全脱稿的口头演述者和手持抄本的吟诵者。章哈正是傣族名副其实的史诗歌手，他们在演述中即兴创作，以及和受众互动是章哈的基本技能，他们既是表演者，又是创作者。李斯颖通过比较壮、傣两个民族史诗《布洛陀》和《巴塔麻嘎捧尚罗》，发现史诗与仪式的分 离使之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生命活力得以增强。演述语境的多样化是史诗今日创新 发展的有利条件。刘嘉颖、摩瑟磁火通过对四川省美姑县祭祖送灵仪式中“勒俄”史诗演述史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 —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李丽容、林茜在研究中发现文本中显性隐喻是《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最主要的隐喻方法，代表哈尼族先民与自然之间紧密而亲密的关系，显性隐喻的固定表达式更蕴含着 先民们在人和自然的同构中生发出的族群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李世武以彝族支系罗罗颇呗玛为例，论述了活态史诗传承人的八种社会职能: 精神家园的守护者;神圣历史的口传史家;逝者灵魂的向导;逝者亲属的抚慰者;宇宙秩序的维护者;传统生产生活知识的整理者和传播者;伦理道德的诗教者;艺术传统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三、朝向当下: 多观视域下的神话研究

神话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镇。2022 年的神话学研究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 一是朝向当下、朝向生活的神话研究; 二是朝向多观的跨学科神话研究。

随着新神话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神话主义成为神话学研究的一个热点，2022年仍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研究趋势。杨杰宏注意到“神话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国传播到多国，从文学批判领域拓展到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乃至影视作品、遗产旅游、电子媒介等多个领域，其概念范畴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趋势。这种概念范畴的不断外延与泛化一方面拓展了学科领域，同时带来了学科本体属性的泛化与模糊，隐含着学科边缘化的危机。对神话的神圣性与世俗性问题的讨论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及意义范畴。韩雨杨从当代新神话主义的叙事角度与人物塑造的角度，探讨与思考国产动画电影基于神话形态的元素运用如何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改编与创新，从而有效地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刘天一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当代电子游戏对盘古神话的重构作了深入分析，他发现游戏背景文本的神话重写与游戏声画的形象再塑，促使神话元素获得立体式的激活、神话所蕴含的人本思想和反抗精神获得保留与延伸、神话功能发生了从树立信仰的神圣性向疏解压力的娱乐性转变。这方面的成果有朱晋仪的《神话题材国漫电影的互文性研究》、尚文思琦的《精神胎记与灵感触媒———中国神话原型在国产动画中的应用》、肖悦的《2015年－2021年中国神话题材动画电影的现代性研究》等。

神话学研究与邻近学科、多元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越来越突出，实践理论在民俗学、神话学中的应用成为近年来一个热点。张多的专著《神话观的民俗实践———稻作哈尼人神话世界的民族志》基于对哈尼族口头传统“哈尼哈巴”，通过对祭祀、节庆、礼仪、服饰等文化表现形式的深描，神话“母题”在动态实践层面的意义得以开掘，从而有效分析了哈尼人表达其神话观的基本机制。杨利慧认为这一成果突破了母题研究长期囿于文本形式分析的局限，进而将其引向了丰富广袤的民间生活世界，有力推动了母题的文本分析与语境研究的结合。高健在对佤族神话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在佤族神话中，动物与植物是频繁且重要的主题，秉承着一种非二元的、平面的、关系的、连续的本体论视角，可以看到神话中各物种的交煽互发、转辗因果，动植物不是被代表、被表述，而是作为“行动者”与人类构成了存在的相互性。黄静华归纳总结了比较神话学的三个知识时期，认为比较神话学以知识间性的建构探索神话间性和主体间性，既显异也求同、既探源也探原、既跨越也归返，在知识探索的道路上步履不停。

母题研究一直是神话研究的主题之一，神话母题的演变是神话传承中一种常见现象。王宪昭以文化祖先型神话中具有代表性的盘古神话为例，在学理层面探讨了神话母题演变与母题层级结构的关系，阐释了神话母题表述的变化、神话母题内涵的延伸、神话母题性质的演变等几种情形，分析了神话载体、神话讲述人、神话传承民俗环境以及神话研究成果等对神话母题演变的影响。李斯颖认为台语支兄妹婚族源神话最集中出现的母题包括“洪水”“兄妹婚”等，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台语支兄妹婚神话的特色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其一是洪水的起因更为多元;其二是葫芦生人母题的变异与多次出现; 其三是所涉及的仪式、风俗等相关内容更丰富。

吴晓东结合语言学、文献学、民间文学的神话学探源研究近年来引人瞩目。今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有了新发现:《西王母住地名称辨析》一文认为西王母的原型是月亮，其最初神格是月神，所以她的住所名称———昆仑、玉山、龟山(蛇巫之山)、弇山(弇兹山、崦嵫山)、少广以及阴山都由“眼”这个词的原始语音发展而来。《七点观测法与七夕相会的起源》则认为七夕相会源于日月交会。至于相会的时间，则与古天文学的七点观测法有关。日月在七夕山交会的现象被故事化，演变成以月亮为原型的西王母与以太阳为原型的诸帝王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情节是日月交会故事的变异。

北方民族神话研究中满族神话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其成果大多聚焦于神话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层关系，彰显了历史与神话互动互融互构的关系，如金立江的《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一种神话认知:试论满族〈尼山萨满〉的神话历史性》、王帅的《满族“三仙女”始祖神话新探》、刘子奇的《满族与阿伊努萨满教比较研究》、杨春风的《满族“星神”神话及其文化阐释》、谷颖的《满族迁徙神话的文化解读》。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当下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也成为民族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民间文学是一种活态传承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的文化资源，也是可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多民族文学理论的发展延续，客观上为长期以来局限于单一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短板现象起到了纠偏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从多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来揭示其内在的共同体属性; 二是从某一个民族文学内部的构成来分析共同体文化对其的深刻影响。

屈永仙以南传佛教文化带中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阿昌族的民族文学为例，阐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与区域性文学现象，发现这些民族的史诗、叙事诗有着内容重合的地方，具有相似的“叙事”结构，共享着许多相同的故事范型。这种区域性的文学现象反映了傣族与周边民族长期的族际交往和文化交融的历史和现状。王宪昭、熊惠认为中国神话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库，建议通过神话大数据建设、知识图谱构建等新方法，强化神话中优秀文化基因的文化实践价值。向柏松、张兆芹认为大一统观形成后，又对三皇五帝神话原生形态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其顺应时代的需求而发生多重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刘洋认为南方史诗中蕴含的安身立命、和谐共生、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是中华民族新史诗书写的重要文化元素，从依赖到共生的发展模式是中华民族新史诗为人类发展提供的中国经验，从共鸣到共识的理性凝聚是中华民族新史诗为文明互鉴注入的中国精神。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孙浩然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云南民族同源神话研究》、姚霁珊、季红丽、苏宏的《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解读》、张玫、杨甫旺、姚霁珊的《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口头传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等。

以某一个民族文学为个案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著述从数量与质量上都有明显的提升。董秀团的《多元混融中的白族文学———白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印度文学及东南亚文学的关系研究》一书对以往白族文学研究进行梳理概括，在此基础上将白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印度文学及东南亚文学中类似的传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揭示白族文学多元混融的特质。邱开玉通过盘瓠神话的畲族叙述归纳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脉络与文化逻辑:神话得以延续的动力正是源于各民族对神话蕴 藏的精神进行的自我解构与合理实践，这一过程实质上就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构建，最终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转化。也有从歌谣、史诗角度论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间文学的深层关系，如韦浩明、向云、麦茂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瑶族歌谣文化研究》、丹珍草的《格萨 尔史诗的新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范式的转化: 故事、传说与民歌研究

民族文学的研究范畴除了神话与史诗外，还包含了故事、传说、民歌、谜语、民谣、 曲艺、谚语、歇后语等不同文类，与上述的史诗、神话研究相类似，故事、传说、歌谣等文类研究也呈现出跨学科的理论应用及研究范式转化特征。

民间所流传的故事，并不都具有固定的目的。虽然某些故事的内容基本一致，但其讲述目的却往往可以变动，以达到不同的交流目的，实现不同的故事功能。吴晓东作《为交流的故事讲述》一文从交流诗学的视角，认为学者们可以转换故事的研究范式，从事项移至事件，不仅要看到故事的静态文本，更要看到动态的故事讲述，从而洞察到故事演变的动因。

施爱东在梳理刘三姐文献资料时发现，从地方到中央存在着不同层级的文化圈。 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圈层的交叉重合，达成了有效的双向流动。另外，地方性知识借助图书流播，实现了跨圈层、跨时空的文化流动，来自偏远地区的个人著述，经由国家图书集成的刊刻和保存，将地方文化纳入了民族国家的大文化体系。

民间故事类型学研究中的母题分类法，在单一故事类型划分中具有揭示同一性以便确认同类故事的积极作用，但在面对复合型故事本身的交叉叠合现象时，却很难有效解决其立型归类的困难。要想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回归故事叙事的深层结构来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董秀团、段淑洁立足云南少数民族孤儿故事的 270 多则文本，将云南少数民族孤儿故事划分为孤儿娶妻型、孤儿得宝型、孤儿寻亲报恩型、孤儿智斗除害型，为其他复合型故事的立型归类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和借鉴。在新媒体时代语境下，从口头到文本到影像再到融合媒介，民间故事资源转化所借助的传播媒介越来越多元化。徐金龙认为依赖不同的媒介将民间故事资源转化成不同的叙事形态和创意作品，为读者、观众、玩家、游客带来互文性体验和审美性愉悦，推动民间故事从资源到 资本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赵蕤从日本古代“歌垣”文化视域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对歌进行研究，认为日本学 者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对歌的比较研究不仅突破了日本“一国民俗学”的局限性，而且 可以进一步明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对歌文化在东亚文化研究中的意义与地位。杨杰宏以纳西族民歌为例，对“采风”传统与民歌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检析，他认为关注民歌传承主体及民歌的生存形态，多元价值意义，倡导对民歌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当下民 歌研究的时代使命。蒙古族民歌整理存在着类似问题。白存良《东蒙民歌选》，经过“加工”“提高”，逐渐“发展”为蒙古族优秀文化的代表性作品和社会主义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源。裕固族民歌研究成为一个亮点，这方面以钟进文的裕固族驼户歌传唱研究，杨富学、叶凯歌的裕固族萨满神歌韵律研究为代表。

民间传说建构了一个传统的文化记忆，承载了一个地域的生活世界，其社会功能显在而强大。高艳芳深入分析了“非遗”语境下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与文化成因。她认为消极形态功能转向的存在提醒我们需对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进行文化审视和现 实考量，并着力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利用”及其“局内与局外”等多重关系。在西南民族地区，诸葛亮传说流传广泛，衍生出丰富的文化景观，并与民族历史、道德 情感、节日仪式、民俗文化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熊威、刘文静认为诸葛亮传说及景观叙事的生产、传播与发展，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深刻影响着西南少数民 族的文化认同。

六、挑战与机遇: 数字技术语境下的民族文学研究

现代信息语境下，数字技术给全球经济社会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了巨大的挑战与难得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在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新技术对民族文学的影响成为不可回避的研究焦点。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中得到相应的应用，并有效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很长一段时期里学术界认为中国的神话不具备系统性，往往是零散的片段，分布在不同的典籍中。熊惠认为，这一以往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得到解决———以母题为切入点，通过母题的采集、梳理，引入大数据研究方法，利用“知识图 谱”将以往看似错综复杂的神话母题元素进行有效的采集、提取，继而将母题数据进行 高效的融合、充分的表达。如前所述，神话母题数据平台的建设也需要基于神话母题 数据的科学分析与提取。“知识图谱”分析方法作为大数据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应用工具，它为神话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诠释方法，神话领域“知识图谱”的建构与运用会为神话的受众提供一个有效的接受和分析路径，为作为“文化基因”的神话贡献一份巨大的价值。

其乐格乐认为通过运用可视化的软件，将大量的复杂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了解数据，还能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更快更直接发现数据中隐藏的深层信息的有效渠道，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因此，本文通过介绍开源可视化软件 Gephi 在当下人文社科领域运用现状，分析其操作和可视化分析的优势，并列举 Gephi 在神话研究中的应用操作，如 Gephi 对神性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可视化呈现、神性人物集团的呈现等，为学界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呈现形式。《基于文献计量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研究统计分析》一文以 2010—2021 年我国学界在《亚鲁王》研究领域的 CNKI 期刊数据库的论文为计量对象，运用文献计量软件 CiteSpace 构建关键词共现矩阵，并采用聚类分析法划分聚类，探究苗族史诗《亚鲁王》及其相关 主题的研究现状、热点以及趋势。王亮结合 SIPS 模型的“共鸣”“确认”“参与”“共享” 四个环节，分析“四川非遗”短视频影像传播路径，认为短视频平台传播“非遗”，应注重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 IP，深入了解与发掘用户的心理需求，加强与受众的情感 互动，实现“非遗”二次传播和扩散。

七、结论: 成果、问题与期望

综上而言，2022 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处于整体推进态势中，具体表现在: 对近40年来学科的转型及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反思;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成为热点; 以三大史诗为主的史诗理论方法研究有突破性进展; 神话观念在民俗及民众生活世界中的实践研究得到拓展; 新技术与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 与“非遗”运动、遗产旅游、电子媒介相结合的新神话主义研究处于不断深化状态中; 民族文学研究与多元学科理论与方法相融合呈加快趋势。

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整体上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存在着诸多问题: 缺乏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三大体系建设”及与国外学术界对话能力亟待加强; 局限于单一民族文学事象、表象描述、缺乏逻辑分析的情况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套模式、蹭热点、缺乏理论原创力现象不容忽视; 对国外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状况及国外民间文学理论的译介工作明显不足; 民族文学的资料搜集、整理仍需进一步用力，在田野作业的操作程序、材料的搜集整理、编目和归档，学术研究的概念运用和问题意识上与国际通行法则接轨有待于加强。蹭时事热点，生搬硬套，搞形式主义，形成千文一面的现象; 不切实际，食洋不化，堆砌外来术语，赶洋时髦等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会 2022年年会闭幕式上，朝戈金针对当下我国民族文学研究在发展均衡性、学科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努力方向: 一是走向数字人文， 利用新技术手段描述和呈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是加强跨学科研究，使用社会学等多学科技术手段从事更加综合和专业的研究; 三是加强新资料学建设，需要在传统资 料学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专家学者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 四是考虑学术 路径如何适应新时代，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体系化建设; 五是结合语言学、人类学、文艺学等学科技术路线和方法深入阐释文学活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努力做到让少 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更多地被其他学科学习和借鉴，让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更加有影响、有分量、有前景。

作者简介：

杨杰宏，男，纳西族，云南省丽江市人，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原刊载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30-147页，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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