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波|论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经典建构(1949-1966) 发布日期:2022-09-28   作者:刘建波   点击数:297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刘建波|论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经典建构(1949-1966)
 
  内容提要:1949-1966年间,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新中国民族政策和自上而下的文艺规范引导下,经历个人翻译整理、跨传播符号与传播媒介改编、集体搜集整理、国庆文学献礼等文化事件,实现了从民歌到叙事诗,从搜集整理本到国庆献礼作品的转变。《阿诗玛》的翻译、整理、改编之演替过程,体现了新型国家话语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换,由此《阿诗玛》亦参与了建设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这种形态转变与认同形塑过程,也即其经典建构过程。
 
  关键词:搜集整理;叙事长诗;撒尼人;《阿诗玛》
 
  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阿诗玛》,最早是在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中世代传唱的民歌,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京剧改编、叙事长诗出版以及1960年代《阿诗玛》电影叙事传播等一系列重要文学事件的推动而闻名海内外。在《阿诗玛》传承发展过程中生成诸多形态的异文,不仅体现撒尼人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是彝族审美理想的象征,逐渐成为民间和官方公认的民间文学经典。以往《阿诗玛》研究大多讨论文本搜集整理的历史,以及从文本内部出发讨论作品的艺术特色、审美价值和主题思想等问题,这些研究忽略了《阿诗玛》被建构为经典的过程。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下,讨论《阿诗玛》的经典建构,能更好地认识《阿诗玛》是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也可更好地发挥民间文学经典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
 
  本文以文学外部研究为切入口,从历时性角度爬梳20世纪50年代《阿诗玛》翻译、搜集整理、跨传播符号与传播媒介改编的史料,围绕《阿诗玛》从民歌到叙事诗,从搜集整理本到国庆献礼作品,再到“我们民族的歌”等讨论,演证这一口头叙事是如何被建构成经典的过程。
 
  一从民歌到叙事诗
 
  作为《阿诗玛》的“发现者”,杨放和朱德普二人的搜集整理,相对民间流传的民歌和故事,一方面实现文本的固定,从民歌变为叙事诗;另一方面,从口头传播进入汉语书面传播。
 
  (一)进入官方视野的民歌
 
  从时间向度上考量,国内学人对《阿诗玛》的搜集应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秋,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政治部队员的杨放在路南圭山地区调查,借助于村民的彝语翻译,经个人整理后以《圭山撒尼人的民歌和叙事诗〈阿斯玛〉——献给撒尼族的兄弟姊妹们》为题目,首次以汉文形式在《诗歌与散文》1950年9月号发表,共计170余行。民歌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讲述阿诗玛出生、成长、出嫁、婚后不幸和思念亲人的故事,出现“我”“我爹”“我妈”“阿哥”“阿嫂”“婆婆”“公公”“丈夫”等人物,故事单线发展,情节单一,阿诗玛形象刻画并不突出。全文各部分均以“妈的女儿呵”开头,且反复出现,呈现彝族民歌一叹三咏的结构特征。民歌表达撒尼女性婚姻不自由、婚后受虐待、人生不幸福等传统叙事主题,隐含着阿诗玛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无奈。
 
  民歌《阿诗玛》发表不久后,被以“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为办刊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华月报》全文转载,阿诗玛美丽、善良的彝族形象得以彰显。由此,《阿诗玛》从民间话语进入了官方主流话语。此外,《阿诗玛》被作为新的文化动力源,不但被纳入边疆民族文化治理之中,还被纳入新中国文艺体制和政治文化规约内,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的人民文学作品,这是其实现经典建构的关键一步。
 
  (二)作为叙事策略的叙事诗
 
  朱德普到路南地区调查搜集民间文学资料,其整理本以《美丽的阿斯玛——云南圭山彝族传说叙事诗》为题发表在《西南文艺》1953年10月号,这是刊物创刊两周年纪念号,也是国庆四周年专刊。从刊物的组稿布局来看,分为“《西南文艺》创刊两周年告读者”“国庆诗抄”“美丽的阿斯玛”“新事物速写”等几个栏目,与“《西南文艺》创刊两周年告读者”一样,将“美丽的阿斯玛”标题加黑,极为显目。刊物用5个版面来刊登,同时还在《文艺动态》和《编后记》中对“阿斯玛”做了介绍。
 
  作为西南地区拥有较大读者群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刊物,《西南文艺》向读者和文艺界重点推荐兄弟民族文艺代表长诗《阿诗玛》,使之得以进入西南甚至全国范围,为经典建构提供更加广阔的传播、接受、欣赏和阐释空间。朱德普整理的《阿诗玛》长达300行,情节明显扩容,全诗分成六部分,沿用“第一人称”叙事以及“阿斯玛”名称。整个故事情节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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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可见,每个部分情节完整,总体显示出故事的丰富性,尤其是阿黑智斗酋长过程中,三射金箭吓酋长、射箭打老虎等情节曲折生动,有较强的吸引力,符合长诗吟唱特点。相比杨放整理本,长诗不仅出现了阿诗玛被岩神害死情节,还凸显了多组人物矛盾:阿诗玛与伊布拜来富豪家、阿诗玛与酋长、阿黑与酋长、阿诗玛兄妹与岩神等,并将人物矛盾集中于彝族内部。总之,经文人加工创作,生产出情节曲折的故事,形成较为完整的情节线,由多种矛盾斗争推动故事发展,从而吸引更多读者关注,既扩展了作品的可阐释空间,又提升了作品艺术价值,无疑强化了《阿诗玛》经典建构。文本中还有阿诗玛与阿黑联手智斗酋长的描写,阿诗玛从民歌中美丽、善良的少女形象变为智慧、勇敢和反抗成功的女英雄形象。“典型人物不仅是典型环境的产物,同时还将深刻地影响典型环境。二者的互动表明,典型人物的性格之中隐藏了历史的密码。”阿诗玛形象是由当时社会现实和特殊环境塑造,同时蕴含着搜集整理者的主观认知、撒尼群众的现实反映以及国家主流话语的需要。朱德普的搜集整理已聚焦于“阿诗玛与酋长”矛盾,并扩展到“阿诗玛与岩神”矛盾,有意淡化或消解了“阿诗玛与伊布拜来富豪家”矛盾,几乎看不到阿诗玛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包办婚姻的苦恼。朱德普身为云南民族学院教育科教师,作为民族政策的宣传者和践行者,深入中央民族访问团慰问过的彝族地区,通过搜集整理《阿诗玛》,意在让读者通过作品看到封建社会彝族人民深受阶级压迫的真实状况。而这与刚成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推行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执政新理念,形成强烈而鲜明对比。《阿诗玛》的搜集整理促使彝族等各民族从苦难历史中生发共识,内心深处认同新生政权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实现其“当家主人”这一身份转移。相较而言,杨放整理的《阿斯玛》是献给撒尼人的兄弟姐妹们的一曲哭嫁悲歌,朱德普整理的《美丽阿斯玛》是献给所有曾在封建社会受苦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的一部勇于反抗、推翻压迫制度的英雄史诗。总之,朱德普整理本在《阿诗玛》搜集整理史上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其所塑造的阿诗玛形象符合当时社会主流话语及文艺体制,更加凸显《阿诗玛》作为彰显民间文艺力量的叙事策略,以回应当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力助推了《阿诗玛》的经典建构。
 
  (三)国家治理需要下的跨传播符号与传播媒介改编
 
  经过杨放与朱德普的搜集整理,主流文学刊物的刊布传播,以及特定时期读者期待视野的扩大,《阿诗玛》的典型人物从文学界进入艺术领域。1953年初,云南军区政治部京剧团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金素秋、吴枫夫妇将《阿斯玛》改编成京剧《阿黑和阿诗玛》。全剧分为情别、抢亲、追赶、诱惑、打虎、回声等六幕。相比朱德普整理的叙事诗《阿斯玛》,京剧中人物关系出现新变化:官员海热作为媒人帮助恶霸热布拜抢走阿诗玛,强化官霸勾结欺压民众,并将矛盾从彝族内部扩展到彝汉之间。更重要的是情节发生了巨大转折,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从原来的兄妹变成恋人,形成人为建构的“陌生化”叙事。该剧最后,彩虹出现,阿黑与阿诗玛含笑伫立,让撒尼人民心向往之,整个结尾形成巨大张力。从特定时期观众期待视野看,很可能是编导改编中刻意渲染的关键之笔。
 
  20世纪50年代,戏剧改编是民族文学经典建构的方式之一。从全国范围看,京剧《三座山》、川剧《柳荫记》引起较大反响。作为京剧现代化的代表作《三座山》,讲述蒙古革命前云登和南斯勒玛的爱情和蒙古贫苦牧民反抗巴拉干王爷的故事。川剧《柳荫记》根据梁祝传说改编,新剧一改旧剧思想含混的问题,表现古代男女青年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和追求幸福爱情的强烈愿望。《阿黑与阿诗玛》编剧采用传统京剧艺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但“该剧没有完全解决好传统的京剧表演与少数民族诗歌舞蹈的有机结合,演出并不算成功。”细究根源,有历史因素。《政务院关于戏剧改革工作的意见》(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指示:“对旧有的或经过修改的好的剧目,应作为民族传统的剧目加以肯定,并继续发扬其中一切健康、进步、美丽的因素。在修改旧有剧本时,应注意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与对人民的教育的效果。”一方面,新中国初期的文艺政策延续了解放区的传统,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戏剧和民歌因具有吸引民众参与的特性而备受民间文艺界的重视,京剧《阿黑与阿诗玛》,旨在积极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在西南边疆省份更加注重民族与文化问题。《阿黑与阿诗玛》京剧改编,成为解决民族工作、发展民族文化和落实国家文艺政策的综合策略。作为文化布局重中之重的云南来说,如何将多民族、多元文化资源与国家稳定和民族工作有机衔接,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来,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历史维度来看,由延安时期歌剧《白毛女》到20世纪50年代京剧《阿诗玛》和彩调剧《刘三姐》,阶级斗争主题在戏剧改编策略中一脉相承,通过行政力量开展“对人民的教育”并形塑认同;从汉族叙事到彝、壮诸民族的“多元发声”,政治上的多民族主体得以获得“文学共和”的确认。而从传播符号和传播媒介的变迁看,由长诗《阿诗玛》衍生的戏剧形式和美术创作(图1、2),使其从文字文本衍生出舞台形象和视觉图像,“少数民族”以“可视化”形式进入公共传媒,进而实现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诸民族主体间的体认,借以完成“共同体”内的“想象”联接。“眼目之教”成为《阿诗玛》经典建构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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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京剧《阿黑与阿诗玛》剧照
 
  正如刘禾在讨论萧红《生死场》中指出:“作者从女性身体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度,这一角度使得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场所与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阿诗玛作为彝族女性代表,以其女性身体和外表形象作为彝族女性的地位、权力、话语生产的特殊场所,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阐释空间互动共生。《边疆文艺》创刊号封面上的阿诗玛,穿戴艳丽的撒尼服饰,简约的侧面肖像与复杂的头饰图案,形成强烈的视觉冲突,突出整体的红色主色调。这不仅与阶级斗争、流血冲突、身体死亡关联,而且是革命、政权、胜利的象征,是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男权话语社会的民族国家形成强烈反差。因此,阿诗玛这一人物形象已然走向传播符号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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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边疆文艺》创刊号(1956年)封面上的木刻《阿诗玛》(作者:黄永玉)
 
  “事实上,对‘民间’或‘传统’的借用,正是现代性知识传播的典型方式。现代政治是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的集体认同,因而无一例外具有自己的特殊群体的大众神话与文化传统。”作为现代性知识的京剧《阿黑与阿诗玛》改编虽然不理想,但仍然起到助力经典建构的作用。一方面,该剧以工农兵及兄弟民族为叙述主体,在旧戏曲改造中,引起文艺界领导的重视,强化其在官方视野和主流话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改编不成功,反而促成以行政命令组建圭山工作组开展《阿诗玛》搜集整理工作,无疑为《阿诗玛》经典建构提供了强大助推力。
 
  二从搜集整理本到国庆献礼作品
 
  在《阿诗玛》经典建构历程中,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在中共云南省委直接领导下,以团队方式组织《阿诗玛》的继续发掘、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其产出的文本(以下简称“搜集整理本”)嵌入了内容体量、艺术价值、阐释空间等集体建构因素,经典化的动力超越了个人搜集和京剧改编。之后,由李广田执笔的重新整理本,既完成了国庆十周年文学献礼的政治任务,又激发了强大的经典建构力量。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视域来看,足以形成特殊而强劲的政治合力,不断推动《阿诗玛》的经典建构。
 
  (一)《阿诗玛》搜集整理中的文学生产机制
 
  1953年2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勃和文艺界人士建议发掘整理云南各兄弟民族的民间文艺,并得到中共云南省委支持,紧接着召开云南省文艺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的发掘整理工作。与王本朝将“第一次文代会”锚定为“代表国家实施对文学的规范和控制的重要措施和方法”类似,云南省文艺工作会议直接推进了以《阿诗玛》为代表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早在1951年成立‘云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同时,也建立了‘民族文艺工作会’的组织。”在云南省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上,省委宣传部决定在省文联成立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笔者按:1955年3月,云南省文联筹委会又成立民族文艺研究室,徐嘉瑞任主任),这个专门机构是全国各省区市中最早成立的,也说明云南在推动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走在了前列。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成立,是执行云南文艺政策的重要手段,为云南多民族民间文学发掘整理提供了组织保证,确保《阿诗玛》搜集整理在中共云南省委领导下进行,此举成为这成为《阿诗玛》经典建构的根本动力。组建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工作组,人员构成有文艺界领导和民间文学、音乐、舞蹈工作者等,并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黄铁直接负责。由此可见,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从成立前的准备工作、组织领导机构、人员队伍以及工作计划都显示出规范性和系统性,形成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合力,并作为云南文学生产机制中的重要构成,助推《阿诗玛》融入新中国的文艺主流。
 
  由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黄铁、杨知勇、刘琦执笔,公刘润色的《阿诗玛(撒尼族叙事诗)》,于1954年1月30日、2月6日、2月13日分别在《云南日报》“文艺生活”栏目第3号、4号、5号上连载,该栏目由云南省文联编辑,1954年7月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单行本。至此,在《阿诗玛》经典建构过程中,以召开会议、成立机构、组建工作组等为具体措施,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学生产机制。
 
  (二)《阿诗玛》搜集整理中的人民性
 
  在《阿诗玛》搜集整理工作中,筑牢人民性的思想根基是建构经典的重要导向。在搜集工作中落实人民性,在整理环节体现人民性,成为《阿诗玛》经典建构历程的两条基本路径。
 
  “搜集工作必须遵从民族政策……搜集工作也是群众工作。搜集工作者应该深入生活,搞好群众关系,‘也给也要’才能要到好东西。”自《阿诗玛》搜集工作开始,工作者就意识到工作方法的重要性,首先选择深入生活,目的是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工作组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去深入生活,以增加对劳动人民的了解,这既是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工作作风,也符合新中国文艺政策的要求,不仅促成从事搜集整理工作的外来知识分子与撒尼群众水乳交融,也实现对劳动人民的教育帮扶,这些也都是社会主义的改造内容。因此,通过民间文学工作的人民性理解民情并沟通民意,确保搜集整理的资料符合撒尼人的日常生活,即形成人民性规训的民族文化、民族特征、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的《阿诗玛》原始材料。由此可见,通过身体力行方式落实并获得的人民性,为《阿诗玛》经典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材料。
 
  在《阿诗玛》整理过程中,阿诗玛人物形象如何做到既反映撒尼人传统,体现撒尼人审美诉求,又遵循政治原则,符合当时的文艺规范,是摆在工作组和搜集整理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使长诗主题思想突出,更好地反映阿诗玛的人民性和斗争性,将新中国文艺体制中提倡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并将原始资料中宿命论、封建迷信等倾向性材料给予剔除,用“人民性”的原则主线串联起《阿诗玛》的故事情节,最终通过整理将主人公塑造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阿诗玛是美丽、智慧、勇敢的完美化身,阿黑成为正义、强大、胜利的英雄形象。
 
  诚然,《阿诗玛》经典建构不仅体现在本文内容及动态搜集整理的过程中,还表现在体裁认定的过程中。从民间文学起源看,可以推测《阿诗玛》最早是以撒尼人口承叙事和毕摩彝文经书形式流布开来。20世纪50年代关于《阿诗玛》的体裁称谓经历了“民歌—口头史诗—故事传说—传说叙事诗—叙事诗—民间叙事长诗”,从模糊到明晰,从民间化称谓到学科化界定,最后确认为民间叙事长诗。“学术名词的统一,是研究者思维的过程,也是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也是它成为独立学科的一个表现。”《阿诗玛》体裁的明确化和定型化,既是搜集整理者对《阿诗玛》文本内容和文体观念科学化、清晰化认识的反映,也是文本经典建构过程的体现。
 
  (三)建构《阿诗玛》国庆献礼作品
 
  1958年7月,全国民间文学工作会议提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十六字方针”。随后,中宣部开始布置搜集、编辑民间文学作品选及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任务。至此,自上而下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国庆文学献礼的文艺机制加速推进。从云南省来看,省委宣传部也于1958年9月召开专门会议,商讨编选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及多民族文学史。《阿诗玛》《梅葛》《阿细的先基》《娥并与桑洛》《云南歌谣》《云南民族民间故事选》《白族文学史》(初稿)、《纳西族文学史》(初稿)等一批“三选一史”出版物由中国作协昆明分会列入建国十周年献礼作品计划。从全国范围看,《嘎达梅林》《刘三姐》等一批反映人民反抗压迫和斗争主题的民间文学作品也被列为建国十周年文艺献礼作品。因此,李广田以中国作协昆明分会名义重新整理《阿诗玛(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成为多重动力汇集之后生发的重要文学事件。
 
  圭山工作组的《阿诗玛》整理本发表和出版后,引起热烈讨论,一些重要的评论性文章在主流刊物相继问世。这些文章大多从人物形象、主题思想、收集整理工作等各方面给以高度评价,但也出现了若干批评意见,在观点交锋中形成关于《阿诗玛》搜集整理的早期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孙剑冰发表的《阿诗玛试论》一文,指出圭山工作组的整理工作在翻译、整理方法、资料选用、加工创作等方面皆存在可以避免的问题。此外,据《边疆文艺》1956年8月号刊登的《关于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讨论》可知,1956年7月20日,中国作协昆明分会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围绕搜集整理民族文学遗产工作受《阿诗玛》“公式化”影响进行了讨论。这些史料透露以《阿诗玛》为标志的云南民间文学文本化问题已经产生。“搜集整理的讨论,是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由此可见,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的代表作,《阿诗玛》搜集整理契合并已成为民族文化建设与民族国家建构的主流话语。关于《阿诗玛》搜集整理本的讨论,掺杂了历史与文学的多重话语,并在含混、复杂的多种声音中寻找标准的、科学的、代表国家话语的规范评价体系,而李广田执笔的重新整理本则代表对国家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回应。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既是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全国各民族和各领域在国家体制内集中实践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大仪式。因此,重新整理《阿诗玛》成为云南文艺界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要工作。1960年4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阿诗玛(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通过重新整理,旨在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成绩和经验来不断修正、完善和丰富本文内容,使《阿诗玛》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我们民族的歌”。通过重新整理本中“阿黑射箭”情节的修改(表一)可看出对《阿诗玛》的经典建构。
 
  射箭,原是撒尼人祈求新婚女性生育顺利而举行的祭祀仪式,彝语称“恩杜佬密色”。自朱德普开始的汉文整理本都借用撒尼民俗事象,旨在证明整理本内容的“真实性”。重新整理本关于“射箭”顺序的调整,不仅使故事情节更加精练,而且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衬托出阶级斗争和人民反抗必胜的鲜明主题,既让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活力得到升华,也使整理本的主题叙事与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共名”,加强了《阿诗玛》经典建构。此外,三次射箭属于民间文学的“三段式”叙事,符合民间文学的程式化表达。总之,重新整理本进一步加强了借助彝族风俗宣示文艺政策的力度,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阿诗玛》经典建构起到助推作用。
 
  三从撒尼民歌到“我们民族的歌”
 
  在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将民族民间文学纳入国家话语,实现由各民族文化认同上升到多民族国家认同,是一种政治文化策略。从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到李广田代表中国作协昆明分会重新整理《阿诗玛》,实质是国家主导性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撒尼人民歌《阿诗玛》成为具有民族和国家双重认同的“我们民族的歌”,从而实现《阿诗玛》经典建构。
 
  表一“阿黑射箭”情节修改整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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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是《阿诗玛》搜集整理的重要环节。圭山工作组均由汉族组成,只能请当地两位汉语水平不高的小学老师将彝语汉译,边听边记,从而完成加工整理。通过汉文整理本的翻译,可看出讨论《阿诗玛》搜集整理的话语实质。在撒尼彝语中,“阿诗玛”意为“蛇年蛇月蛇日出生的姑娘”。“这里的‘蛇’仅是记时符号,并无其他特定含义。石林撒尼民间怕蛇、讨厌蛇。”当文学经典的“发现者”用阶级叙事和人民话语规范《阿诗玛》翻译,必将强化主人公“阿诗玛”的完美形象塑造,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抑制阿黑作为彝族英雄之神的形象。而彝族是一个有英雄祖先崇拜的族群,以阿黑为代表的男性英雄广泛存在于民族历史和集体记忆之中。汉族工作者肩负着用民间文艺参与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任,他们进入撒尼彝区搜集整理,代表新中国解放了历史上苦难不断的少数民族,通过他者的翻译,呈现出以阿诗玛代言的被压迫的弱者女性形象,无不体现《阿诗玛》翻译中的政治力量。换言之,工作组的翻译,使口头文本或源于口头文本的《阿诗玛》与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所见有所不同。这种演说者式的翻译,使汉译本具有了独特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正如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所言:
 
  我不是作为一位解说者,而是作为一位演说家来翻译的,保持相同的思想和形式,或者可以说,思想的“图式”(figures),但使用的是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无须逐字翻译,而是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和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50年代《阿诗玛》的搜集整理、京剧改编、长诗出版以及60年代电影改编甚至21世纪“非遗”语境下阿诗玛旅游开发等一系列事件都是文化翻译行为,起着跨界传播和《阿诗玛》的建构作用。就20世纪50年代《阿诗玛》翻译事件而言,新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和文艺规范,借助《阿诗玛》翻译事件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借用,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实现合法性的文学证成;另一方面,《阿诗玛》由撒尼人文化建构成撒尼人民族识别后的彝族审美范型,形塑彝族形象。
 
  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出面,请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李广田以中国作协昆明分会名义重新整理《阿诗玛》,他提出“四个不要”的观点,以及“少数民族的创作”“劳动人民的创作”“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手法”等话语,是他对20世纪5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与深刻体会,也是对那个年代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讨论给出的官方回应。这些论断,可视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特殊报告,符合云南民间文学现实的政策表达。他的总结,旨在说明重新整理本是在遵循民间文学规律性基础上的适宜修改,符合民间叙事长诗的原貌,更加聚焦于主人公阿诗玛和阿黑反抗热布巴拉的阶级斗争主题,并在矛盾冲突推进中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善者益善,恶者更丑,让阿诗玛真正成为“撒尼人的阿诗玛”,让《阿诗玛》成为撒尼人的歌。换言之,李广田的重新整理,让《阿诗玛》既回到彝族撒尼人中间,又能走出云南石林,走向经典化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民间文学因集体性特征,表现出人民大众的集体智慧、集体力量、集体贡献,具有成为国家话语表达的天然优势,重新整理本正是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优势作用力并助推《阿诗玛》经典建构。
 
  结语
 
  《阿诗玛》的搜集整理热潮,自20世纪40年代末持续到50年代末。此间及其之后,《阿诗玛》被译为多国文字出版,同名改编拍摄的电影也在国际上获奖,这些文化事件既为《阿诗玛》获得了世界性声誉,成为国际上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形象符号。跨传播符号与传播媒介的改编过程,伴随着《阿诗玛》由撒尼人之歌到彝族之歌再到中华民族之歌的认同建构历程逐层递进,这一变迁过程,也即《阿诗玛》经典化的过程。
 
  将《阿诗玛》的翻译、整理、改编等文化事件回放到1949-1966年的文学长河中看,民间文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二者通过转换等方式实现镶嵌互动、同步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体制的建立,通过把阶级叙事和新人形象植入各民族民间文学,从而出现自上而下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运动,“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之间的缝合努力,及中国形象与人民形象的多元一体性质。”《阿诗玛》正是在新中国文艺政策指引和规范下,个人和集体参与搜集整理而生产的民间文学经典;另一方面,建构《阿诗玛》经典的过程“也体现出民间文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具有天然接近民众的属性,因此容易被改编和创造,它还具有讲述中国故事的价值和文化统战的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讲,《阿诗玛》对“十七年”文学的贡献不容小觑。当然,《阿诗玛》文学审美经典与他者建构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
 

  总之,20世纪50年代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参与了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历程。《阿诗玛》从撒尼民歌到“我们民族的歌”的演变和形塑过程,是国家主导性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换,从而让各民族由民族文化认同上升为多民族国家认同。《阿诗玛》经典化过程,既是塑造国家形象,又是塑造彝族形象的过程。《阿诗玛》的经典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也不会止步。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