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格萨尔》；史诗；研究回顾

 

 

　　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研究取得了突出成果，尤其随着《格萨尔》史诗成功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事《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学者们在以往的基础上从不同专业背景和学术视野出发，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阐述《格萨尔》史诗传统，对史诗人物与内容、史诗的历史文化意蕴、史诗赖以存在的传统文化语境、史诗的传承与传播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成果，使其呈现出多面发展的新态势。

 

　　一、《格萨尔》史诗的文学研究与口头诗学转向

 

　　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其文学研究无疑是最为惯用的研究方法。此类研究主要讨论史诗的类型、情节、母题、语言、形象等文学话题，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

 

　　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的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少成果。韩伟以原型批评理论分析《格萨尔》史诗，揭示了史诗的原型特点与文学意义。王景迁对比《格萨尔》史诗与《荷马史诗》中的神灵文化，指出了藏族史诗与希腊史诗中神灵世界的形成背景、两部史诗中神灵的不同性质、相异文化背景下神灵形象所具备的深层文化意蕴，以及神灵文化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王恒来比对《格萨尔》与《罗摩衍那》两部史诗中的人物，对文化背景与史诗人物人格之关联、史诗人物的人格特征、形态特征、人格的心理意识、结构体系等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不同文化对史诗人物人格形成的影响与作用。元旦考察史诗与神话的关系并通过神话—仪式理论探讨《格萨尔》史诗中的仪式模式，论析了史诗的产生渊源。赵海燕聚焦《格萨尔》史诗的身体叙事，从历史、文化、权力、表演四个维度阐释了史诗身体叙事的内涵与特征，讨论了《格萨尔》史诗身体叙事的价值与意义。王国明和王军涛审视流传于“藏边社会”的《格萨尔》史诗，分别阐述了土族和裕固族地区《格萨尔》史诗的语言特点和故事类型。如果说以上文学研究侧重于书面文学研究范式下史诗的原型特征、人物形象、故事类型、叙事特征等主题，那么史诗研究的口头诗学转向无疑是21世纪《格萨尔》史诗研究的一个新面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口头诗学理论传入国内，21世纪以来通过一批学者的努力实践，口头诗学影响力不断扩大，口头诗学的本土化实践越来越受关注，使国内史诗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和成就。在此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借鉴口头诗学理论研究《格萨尔》史诗，突出其口头性、表演性、程式化、史诗语境等相关问题，展现了《格萨尔》史诗学术研究的新面貌。周爱明以口头程式理论为依据论析神授艺人的史诗学习和创编过程，指出史诗艺人的多样性及其认同表达，并解析了史诗所反映的藏族民众的思维模式。诺布旺丹讨论了《格萨尔》史诗产生的语境、文本创编、叙事传统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他从跨文类的视角出发，指出《格萨尔》史诗与藏族远古神话之间存有密切关联，认为史诗的产生根植于青藏高原人民的诗性思维，而《格萨尔》史诗产生后走向了一种历史神话化和神话艺术化的演变过程，并且在佛教化语境下史诗主题内容与演述歌手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曹娅丽围绕《格萨尔》戏剧展开讨论，揭示口述表演与戏剧表演的异同，指出了《格萨尔》戏剧的表演形态。马都尕吉论析了《格萨尔》史诗在主题、唱词、结构、曲调等方面的程式化特征。扎西东珠分析了《格萨尔》史诗开篇词、唱段引子、唱段起始、人物介绍、曲调介绍等方面的程式特征。索南措解析了《格萨尔》史诗表演程式的内外成因与民族化功能。此外，央吉卓玛以《格萨尔》史诗中的“宗”为研究对象，对“宗”的内涵进行解析，阐释了“宗”不仅具有城堡之意，而且作为一种叙事程式和故事范型在史诗表演方面有独特功能。

 

　　总之，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的文学研究呈现出新趋向，其中比较研究、诗学研究、叙事研究等方面都有新成果问世。随着口头诗学理论在国内史诗研究中的实践运用，《格萨尔》史诗的文学研究转向口头传统，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语境、表演形式、叙事规则、流布模式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发，为我们认识和把握《格萨尔》史诗的文化传统与文本内涵及演述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格萨尔》史诗的文化阐释与艺人研究

 

　　《格萨尔》史诗文本是藏族文化的集中呈现，其中包含的大量文化现象是认识藏族文化和民俗的重要途径。

 

　　21世纪以来，学者们继承史诗文化阐释的学术传统也从不同角度探析了《格萨尔》史诗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内涵。徐国宝从藏文化的特点及其所蕴含的中国母文化之共性视角出发，谈及史诗与藏文化之关联、史诗与汉藏史传文学之关联等问题，以此论析了《格萨尔》史诗与中华文化之向心结构。诺布旺丹对伏藏史诗进行研究，在指出伏藏史诗文本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实物伏藏史诗与意念伏藏史诗两种史诗类型的形成背景与文本特点进行了解析。岗·坚赞才让、夏吾才让、吴钰三人分别对《格萨尔》史诗中的民俗文化进行阐释，揭示了《格萨尔》史诗所反映的藏族生活、生产、仪式、口头等方面的民俗特征。巷欠才让从射箭、赛马、剑术、摔跤等事项入手，揭示了《格萨尔》史诗中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构成与特色。一个民族的史诗无法游离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与宗教意识，因而《格萨尔》史诗的宗教文化内涵也一直是人们认识藏族文化的重要途径。21世纪以来，该领域成果突出。平措提及了万物有灵观念、苯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在《格萨尔》史诗中的体现，以及说唱艺人的宗教文化色彩和宗教文化对史诗风物遗迹的影响。丹曲讨论了寄魂观念产生的基础及其在《格萨尔》史诗中的表现。才让东智阐释了《格萨尔》史诗中的原始信仰、祭祀山神、占卜驱魔等远古苯教文化现象。此外，兰却加和完玛加、加央平措、索加本等学者也提及了藏族民间格萨尔崇拜的宗教现象。另外，郁丹考察了《格萨尔》史诗中英雄人物的文化和宗教意义，指出了原型人物的特点。总之，21世纪以来学者们借鉴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格萨尔》史诗进行文化阐释，揭示《格萨尔》史诗所反映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内容，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格萨尔》史诗文化的认识。

 

　　艺人研究在史诗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构成了史诗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艺人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通过田野访谈和追踪式访问对艺人类型和数量进行普查，重新阐释《格萨尔》史诗艺人的构成与特色，由此丰富了对《格萨尔》史诗艺人的把握。角巴东主和恰嘎多吉才让论析了神授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闻知艺人、传承艺人等史诗艺人的类型及其特征。

 

　　同时，角巴东主又对各地区史诗艺人进行普查，在阐释各类艺人特点的基础上，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四十五位艺人论析了《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的形成与演述特点。金果·次平对当代西藏著名《格萨尔》史诗艺人桑珠的说唱本进行专题研究，阐述了《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丛书的目的、意义，记述了项目实施的过程，指出了演述人的生平、整理人的概况，以及桑珠演述文本的主要内容、艺术特点、历史意义等问题。央吉卓玛以青海玉树地区为田野点，通过观照艺人说唱形成的经历与演述历程，对史诗艺人展演的基本形态、史诗艺人的传统文化内质与功能，以及史诗艺人面对的困境与出路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值得一提的是，诺布旺丹通过对丹增扎巴的个案追踪式研究，观照其生命体验、创作经历、书写特征，论及智态化文本的叙事模式、叙事特质、结构形态、时空形态等特点，深入讨论了智态化叙事文本的相关学术问题。智态化叙事虽然早已存在，但诺布旺丹首次将其作为学术命题进行研究无疑拓展了《格萨尔》史诗歌手类型和文本类型的认知视野，这对深化史诗艺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除此之外，杨恩洪和王国明分别谈及了《格萨尔》史诗艺人的保护对策。总之，21世纪以来，史诗艺人研究得到持续关注，学者们不仅对其进行整体分类，而且结合口头传统和表演理论对史诗艺人进行研究，体现出了《格萨尔》史诗艺人研究的新范式趋向。

 

　　三、《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与传播研究

 

　　书面传承是《格萨尔》史诗的重要传承路径，抄本和写本不仅是《格萨尔》史诗的重要载体，有时也充当史诗演述时期的重要依物，在史诗表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也成为了学术考察的重要对象之一。曼秀·仁青道吉和角巴东主分别以文本传承为主线，通过对不同文本版本的比较，阐述了不同版本故事之联系与区别。另外，曼秀·仁青道吉又在史诗版本研究的基础上，对史诗故事中的地名进行分类，比对了史诗故事中的地名与现实社会中的地名。索加本通过解析《地狱救母》《地狱救妻》《三界圆满》《心性法宗》等文本，揭示了宗教型《格萨尔》史诗文本产生的条件及其原型、版本、文学等方面的特征。李连荣对保存于青海、西藏、云南、四川、北京等各科研机构和图书馆中的100多部《格萨尔》史诗手抄本和木刻本进行解题目录汇编，注明了每一故事文本的藏文题名、名称拉丁转写、题名汉译名、故事内容提要、版本描述、保存处、版本说明、搜集者、搜集地九项内容。此外，李连荣还解析了《格萨尔》史诗的传承、流布及其区域性特征。央吉卓玛以青海玉树地区从事《格萨尔》史诗搜集、整理和抄写的“抄本世家”及其三代人为例，讨论了《格萨尔》抄本的生成机制与民间经验对史诗搜集整理所面对的田野伦理的参考价值。钟进文考察了土族和裕固族地区《格萨尔》史诗的流传与变迁。丹珍草讨论了史诗在作家文学、唐卡、音乐、石刻、戏剧等方面的流传，揭示了史诗多种传承方式的特点，加深了学界对《格萨尔》史诗传承多样性的认识。翻译作为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文本实现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必要之路。

 

　　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翻译取得了相当成绩。《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艺人桑珠说唱本汉译丛书、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翻译系列丛书、格萨尔文库等相继出版，为《格萨尔》史诗汉译增添了新的色彩，也为《格萨尔》史诗流传提供了新材料。因此，翻译研究自然成为了《格萨尔》史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焦点，并且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格萨尔》史诗外译也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领域，扎西东珠等人勾勒《格萨尔》史诗的译介史并通过翻译举例阐释《格萨尔》史诗的翻译原则，由此指导翻译实践，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格萨尔》史诗翻译的各项议题。王治国不仅探讨了《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传播方式，也比较了《格萨尔》史诗的各种英译版本。此外，岗·坚赞才让、平措、降边嘉措、刘彭恺、戈睿仙和李萌、郑敏芳和王敏等学者的论文聚焦史诗汉译与英译现象，提出了《格萨尔》史诗的翻译特点与问题。《格萨尔》史诗的跨媒介传播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有一定成果问世，其中于静和王景迁考察史诗的当代传播，分析了《格萨尔》史诗的当代变异、再文本化、藏戏表演、电视改编、网络传播、英文翻译等问题。于静与吴玥通过传播学理论观察《格萨尔》史诗，论析了史诗艺人的传播行为、史诗内容的传播学特征、史诗主题的传播变异、史诗传播的受众及传播效果等问题。此外，袁爱中和杨静、刘新利、王治国、王艳等人也对《格萨尔》史诗的媒介变迁与跨媒介传播进行研究，勾画了媒介变化语境下史诗的改编与传播特点。简言之，媒介的变化使史诗传播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新世纪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析《格萨尔》史诗的传播问题，一方面揭示了史诗传承传播的过程、途径、结果等方面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现代媒介变迁语境下《格萨尔》史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四、《格萨尔》史诗区域文化与史诗遗迹遗物研究

 

　　《格萨尔》史诗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流传过程中，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历史语境、文化传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区域化特征，由此形成了史诗同源异流的多样格局。王蓓以多康地区史诗文化为研究中心，指出了安多和康巴地区《格萨尔》史诗的流布与文化认同的特点。王国明以土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史诗为中心，讨论了土族《格萨尔》史诗中的创世史诗、土族《格萨尔》史诗与土族生产生活、土族《格萨尔》史诗所反映的宗教信仰与风俗文化、土族《格萨尔》史诗的语言表现形式。

 

　　21世纪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和各地区文化建设的需要，区域文化与《格萨尔》史诗之关系成为热点问题，受到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角巴东主以安多果洛地区的《格萨尔》史诗文化为考察对象，指出史诗与果洛地域文化之关系，探讨了果洛史诗文化的价值意义及果洛地区《格萨尔》传承艺人的特点。措吉（王金芳）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德尔文部落为田野点，将史诗置于地方文化传统进行审视，对史诗与部落历史、宗教信仰、民俗生活、认同意识等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格萨尔》史诗叙事传统与地方社会共生共存的文化现象。索南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出发，解析果洛《格萨尔》史诗文化传承语境，回顾果洛史诗文化的抢救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格萨尔》史诗当代传承的实践性原则，论述了保护性旅游资源开发下的史诗文化传承。此外，索南多杰、角巴东主和才郎昂青、甲央齐珍、完得冷智、宁梅和胡学炜等学者以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同仁市，甘肃省的玛曲县，四川省的德格县等《格萨尔》史诗流传的地域为研究对象，在《格萨尔》史诗文化的大背景下讨论了不同区域史诗的发展过程、当地的著名艺人与史诗遗迹、史诗的传承方式和区域性史诗文化形态等内容。

 

　　史诗在流传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物化特征，其重要表现是各地与史诗相关的遗迹遗物。而这些遗迹遗物与史诗人物密切相连，不仅是某一地区史诗崇拜现象的表现，也构成史诗认同的重要载体，有的还是珍贵的文物。在此领域，角巴东主先后撰写两部著作，考察与《格萨尔》史诗相关的遗迹遗物，指出史诗之文物遗迹、天然形成的遗迹、以自然界各种形状和颜色命名的遗迹，以及《格萨尔》藏戏遗产等各类史诗遗迹遗物与史诗人物之关系构成。此外，索加本在研究格萨尔信仰时也介绍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史诗遗迹遗物。

 

　　综上，无论是史诗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还是史诗遗物遗迹的发掘与描述，相关论述不仅为我们认识史诗文化的区域化特征提供了有益线索，也为《格萨尔》史诗的流传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五、《格萨尔》史诗的艺术研究

 

　　《格萨尔》史诗的图像传承不仅是其重要的传承方式，也是藏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唐卡，还是石刻，《格萨尔》史诗传承有着浓厚的艺术属性。徐斌对《格萨尔》史诗图像文化进行研究，论及了《格萨尔》史诗图像与文本内容的异同、史诗图像在各类相关仪式中的使用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史诗图像的渊源与流变。四川博物院和四川大学博物馆科研规划与研发创新中心对收藏在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格萨尔》史诗唐卡图像进行解读，论述了其历史与艺术背景。此外，李连荣分析四川博物馆藏11幅《格萨尔》史诗唐卡的故事系统和绘制时间，指出唐卡故事与其他故事之不同，并认为该唐卡最早绘制于18世纪左右，绘制地点应为昌都至康定某一地区。王田和杨嘉铭从图像叙事层面对史诗图像景观化进行了论述。

 

　　《格萨尔》史诗的音乐研究也一直是史诗艺术研究的重要部分，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新成果。边多指出了史诗人物的唱腔特征。郭晓红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实践，指出了玉树地区《格萨尔》史诗音乐的生成背景、唱腔渊源、流变形态，以及艺术特征。李措毛、牟英琼、桑杰三人从史诗“口述”乐舞的文化渊源、技术特征、流传地域、审美价值及《格萨尔》藏戏和舞剧表演等方面论析了《格萨尔》史诗的乐舞文化。姚慧在对照藏蒙格萨（斯）尔史诗“霍尔”篇汉译本的基础上，讨论藏蒙格萨（斯）尔史诗的音乐范式，指出了史诗音乐范式与口头传统、汉族曲牌之间的关联，以及藏蒙格萨（斯）尔史诗所具有的音乐独特性。另外，仓央拉姆、扎西达杰、觉嘎等人的论文对《格萨尔》史诗中的音乐形态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加深了学界对《格萨尔》史诗音乐独特性的理解。

 

　　六、《格萨尔》史诗的学术历程研究

 

　　经近百年学术实践，《格萨尔》史诗研究从内容介绍到专题研究再到多方位审视，其学术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的学术历程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他们梳理史诗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这一领域的主要成果和学术观点，对学术实践的社会语境进行解析，反思相关议题，旨在进一步拓宽《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局面。李连荣回顾了近半个世纪《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学术历程，提供其学术谱系，分析了该领域主要的学术话题和学术观点。扎西东珠和王兴先在论述《格萨尔》史诗的流布概况、搜集整理的历史、译介编纂与出版过程等主题的基础上，对《格萨尔》史诗在文学、史学、语言学、艺术、宗教、民族学、民俗、比较研究、艺人研究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结。降边嘉措梳理了1949年9月至2012年8月间《格萨尔》史诗的大事记。旦正搜集整理松巴·益西班觉尔（1704—1788）、卫萨卡卓（1892—1940）、根敦群（1903—1951）、毛尔盖·桑木旦（1914—1993）等历代藏族学者对《格萨尔》史诗的相关评述文章和祈祷词并对其进行了评述。此外，诺布旺丹、李连荣、意娜等人撰写相关论文对史诗的学术发展史及其相关问题展开论述，不仅呈现了百年《格萨尔》史诗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而且阐明了史诗研究的范式转变与新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指出了当前《格萨尔》史诗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局限，以及突破困境的思路。

 

　　七、总结与展望

 

　　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研究在文化阐释、艺人研究、口头性、区域文化形态等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而许多著作为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修订而成，有的则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结项成果。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体现着学者们长期关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水准，另一方面也体现着《格萨尔》史诗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动态。回顾21世纪以来的《格萨尔》史诗研究，有以下特点和问题：

 

　　（一）在《格萨尔》史诗研究领域，史诗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历史信息、宗教面貌等史诗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一直是重要议题。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视野中不仅继承了此前史诗研究的这一学术传统，而且对一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进一步深化了相关认识。比如，史诗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史诗历史与英雄人物的历史性等问题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释。然而，该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许多学者过于聚焦相同问题致使出现重复性劳动多而独创性研究少的尴尬局面；同时，重复性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因此，应该较为系统地比较现有成果之间的异同，进而对作为文化阐释资源的《格萨尔》史诗研究进行学术反思，深入挖掘《格萨尔》史诗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深层次内涵，以此推进和拓展史诗文化研究的学术格局。

 

　　（二）21世纪以来，随着口头诗学理论和表演理论在史诗学术实践中的本土化努力，我国史诗研究走向了更为多样化的研究格局。就《格萨尔》史诗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书面文学的研究范式，21世纪以来，在新一代《格萨尔》史诗研究者们的努力下，口头诗学范式下的《格萨尔》史诗研究在文学观、方法论、问题视域、研究视角等多方面发生重大转向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格萨尔》史诗表演与史诗的本土文化语境、史诗歌手的技艺习得与其特殊的创编能力、史诗文本的程式化与故事范型等诸多方面的独特观点给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和思考路径。可以说，21世纪以来史诗学术研究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极大地拓展了《格萨尔》史诗研究的视域界限。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口头诗学在《格萨尔》史诗研究中的学术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些问题虽略有提及但尚未深入挖掘，更未形成系统性的论述。因此，口头诗学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中如何认识《格萨尔》史诗及其所依赖的本土传统文化语境、如何阐释《格萨尔》史诗独特的口头叙事规则、如何解析语词和节奏等史诗口头传统中的微观叙事等问题也都有待认真思考。

 

　　（三）跨学科的《格萨尔》史诗研究是21世纪史诗研究的重要趋势，许多学者从跨文化的比较视野出发，通过借鉴比较文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文化记忆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叙事理论等一些新近学说的观点，着实拓展了史诗艺人生成的历史语境、演述编创中的非语言表述、史诗的演述文本等方面的认识。此外，21世纪以来随着田野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的不断增强，许多《格萨尔》史诗研究者深入不同史诗流传地区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收集并运用了大量口述材料，拓展了史诗材料的内涵。有的学者更是将田野材料和口述材料与书面文献相结合，通过多重证据法阐释《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内涵，为理解史诗特征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可以说，跨学科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为《格萨尔》史诗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理念。因此，开展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学术研究也是《格萨尔》史诗研究走出学术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

 

　　（四）《格萨尔》史诗各个环节的专题研究是展开其全面研究的基础，只有积攒了一定数量的专题研究才能更好地开展史诗的全面研究工作。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不少《格萨尔》史诗专题研究论著，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根据自身的田野经历和学术背景揭示《格萨尔》史诗的多层次内涵，其中有的成果深化了史诗在不同地域的呈现形态及变异特征，而有的成果通过对特定艺人长期的个案追踪调查，阐释不同史诗艺人演述《格萨尔》史诗内容上的异同，揭示史诗艺人与传统社会和地方知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具有启示意义的观点。可以说，这些成果构成了新世纪史诗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为我们今后开展《格萨尔》史诗的全面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当然，只有将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放置在中国史诗乃至世界史诗发生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才能凸显专题个案研究的意义，而这也对今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新世纪非遗视角下的《格萨尔》史诗研究越演越烈，出现较多成果，不仅为史诗遗产保护提供了学理基础，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经验。

 

　　总之，《格萨尔》史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国史诗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以来其研究中书面范式与口头范式并存，并且继承以往学术传统深入解析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研究议题从文学范畴走向文化传统，大大提高了《格萨尔》史诗研究的格局。

 

　　文章原载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增宝当周，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