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 | 承续与超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神话研究 | 论文 发布日期:2021-08-08   作者:毛巧晖   点击数:135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摘要: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人将眼光投向民间,神话引起了启蒙主义者的关注,它被视为“中国之生命”。随着民俗学的兴起,神话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同时,它在30年代的通俗化实践中,也成为“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新文化”之依托。1949年以后,神话成为本土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同时也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神话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学术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神话研究的复兴与重建在推动民间文学整体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民间文艺学领域引入西方神话学理论,神话研究领域呈现出多维视野与多元范式交杂的景象。

  关键词:文化启蒙;神话研究;民间文学论坛;少数民族神话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知识人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史学观和文学观。早期启蒙主义者开始关注神话领域,他们广泛译介外国神话,提倡“文学品位的大众化”。梁启超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提到了“希腊古代之神话”:
  当希腊人文未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有牢笼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或译叙利亚)巴比伦腓尼西亚诸国。沁密忒人。实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犹太教起于是。基督教起于是。回回教起于是。希腊古代之神话。其神名及其祭礼。无一不自亚西里亚腓尼西亚而来。
  蒋观云在《新民丛报·谈丛》1903年第36号上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谈及“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鲁迅亦在《河南》月刊1908年第8号上发表《破恶声论》,作“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之论。
  在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中,神话历来不受研究者重视。1914年,王梦曾编写的“中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中国文学史》总述部分即言,皇古迄今之文学大抵不能“越六经与夫周秦诸子百家之范围”。1915年,曾毅《中国文学史》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故文学者,实可谓为“中国之生命”。到了五四时期,先驱们“内心深处所蕴藏着的自小就耳潘目染的本民族的神话传说”被激活,神话逐渐被纳入中国新文化体系,作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文章之渊源”获得新的蕴涵。如1918年张之纯著《中国文学史》第一编“始伏羲讫秦代”,即列举伏羲时代、神农时代及黄帝时代,虽未明确提出“神话”之界定,但行文涉及“黄世竹弹之谣”“神农教民食谷”“神农始味草木之滋味”“仓颉造字”等,实为神话研究之先声。
 
  一、文化启蒙与通俗化实践:神话研究的发轫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之后,神话研究在“西方中心的知识范式和文明观念”之下得到初步发展。周作人受希腊神话影响颇深,他在学校里学过希腊文,后又翻译“亚坡罗陀洛思的神话集”。在东京时,他阅读了该莱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后又得到安特路朗的《神话仪式与宗教》,逐渐对神话本身有了兴趣。其后阅读“亚坡罗陀洛思的原典,福克斯与洛士各人的专著,论考方面有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以及宗教各书,安特路朗的则是神话之人类学派的解说”,又产生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趣。周作人谈及希腊神话时,引用哈理孙女士所言:“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他认为,因了多年的专制与科举的重压,人心里充满着丑恶与恐怖而日渐萎靡,对于现今的中国,神话这种一阵清风似的被除力是不可少,也是大有益的。周作人《神话与传说》(1923)、《神话的辩护》(1924)、《续神话的辩护》(1924)、《神话的趣味》(1924)等文章中均体现了上述思想。
  1923~1927年,黄石在广州白鹤洞一带的协和神科大学求学期间,在校长龚约翰(Dr.John S.Kunkle)的支持下,潜心研究神话,完成《神话研究》一书,并在本校学生刊物《晓风周报》上发表。离开协和神科大学后,他于1927年前后的暑假,着手整理、改删、增补已大体完成的书稿,交付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此书为中国神话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1928年,世界书局出版了谢六逸《神话学ABC》,作者在“序言”中提到,中国需要“神话学”(Mythology)这种人文科学的出现。他写作此书的初衷,意在“应入手研究神话的人的需要,将神话一般的知识、近代神话学的大略,以及研究神话的方法,简明地叙述在这一册里”。此外,谢六逸编纂了《海外传说集《伊利亚特的故事》《小朋友文艺》《世界文学》等。其中,对于神话的搜集整理于民间文学文本、理论研究均具有建构性意义。1929年,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北欧神话ABC》陆续出版。他在对中外神话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和研究了中国神话。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赵景深《童话学ABC》、郑振铎《希腊神话》、林惠祥《神话论》、沈赓虞《新儿童的世界神话》、闻一多《神话与诗》及林兰女士《民间故事》等,对神话研究的基本问题、基本话语进行了提炼,从文学与历史角度分别进行闸释。这一时期,除了学术目的外,民间文学的通俗化实践也并行发展。如成立于1934年7月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其前身为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其从肯定通俗文学对抗日救亡工作有益的立场出发,提出“旧瓶装新酒”的主张,即从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新文化,从最早的鼓词、剧本、弹词创作,到后来民间各种体裁,如章回小说、评书、鼓书、唱曲、旧剧、小调、歌谣、相声、双簧、拉洋片、连环画、年画,等等。神话亦是其中之一,并在后来的解放区文艺实践中得以进一步发展。
  在围绕革命核心的基础上,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逐步汇聚为革命民间文艺。以歌剧“白毛女”为例,其题材来源于流传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为中国两千多年毛女神话谱系的现代演绎。解放区文艺实践中的毛女叙事发生了重要的革命,毛女神话谱系内部呈现出断裂与延续并存的矛盾状态。
  1949年以后,民间文学在新的学术体制中实现了学科独立,在沿承延安时期解放区文艺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拓展。20世纪50年代,《中国古代神话》《西南少数民族及其神话》《神话故事、歌谣、戏曲散论》《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等研究著作陆续出版。1953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与各民族历史调查,为民间文学发展提供了契机和重要前提。1958年7月,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这不仅推动了民间文学理论层面与资料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为神话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重要前提。这一时期,各版本文学史中“神话传说”部分均已明晰,多于“绪论”部分单独设节论述。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章即为“殷商文学与神话故事”,作者于书前“新序”中自述,书稿上卷写成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1949年以后,他对中国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于是修订后在1962年重新出版。此书亦于1957年在上海古典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章为“殷商社会与巫术文学”,“古代的神话传说”仅作为附录附于章节之后,作为补充。张紫晨《民间文学知识讲话》系统介绍了“什么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对于文艺创作的意义”“民间文学的分类”等问题,在民间文学类别之下,他将“神话”“传说”独立于“民间故事”之外,认为神话分为“斗争神话”“解释神话”两种。袁珂编著的《神话故事新编》“前言”中分别论述了“神话”与“现实”“仙话”“历史”的关系。袁珂认为,神话的意义表现在“对自然力的征服”“人对命运的不屈”“和非正义的统治者作斗争的精神”“对劳动创造的歌颂以及对事物起源的幻想”等。高亨、董治安合著的《上古神话》,是1959~1960年间由山东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编写的,书中分“上古神话的产生与流传”“神话与传说及迷信的区别”“几个著名的上古神话”“上古神话的成就”“上古神话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五个部分展开论述。这一时期有关神话的搜集整理及理论建构,成为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神话研究的坚实基础。
  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再到1953年的民族识别与各民族历史调查,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逐渐凸显——象征性地转化为本土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
 
  二、导引和规范:神话研究的迅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短暂停滞的神话研究得以复兴与重建。1978年4月,钟敬文、贾芝、毛星、马学良、吉星、杨亮才组成筹备组,筹备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的工作,作为民间文艺发展与研究的专门机构,它对“整个民间文艺事业起着组织、计划和推动等巨大作用。1978年10月,西北民族学院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民研会筹备组成员钟敬文、杨亮才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将这次会议主题融入了《民间文学概论》的编写。学界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事业发展源头的寻索”的基础上,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与日本民俗学者的交流与合作、80年代中期的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项目及90年代与美国民俗学界的接触,这些都对神话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0年,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第八章“神话和民间传说”,注重实证分析,强调在历时的发展中把握神话、传说和故事之间的关联;同年,乌丙安《民间文学概论》“下编 专论”中亦设有“古代神话、民间传说”一章,对神话的概念、内容、特点进行界定与论述;1981年,民研会研究部编写的《民间文学论丛》中即单列“神话研究”一栏,收录马昌仪《鲁迅论神话》、白崇人《中国上古神话民族特点初探》、肖崇素《彝族的神话、传说与史诗》3篇论文。这一时期,一批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神话学者率先出版了一批神话研究著作。据袁珂回忆,青年时期他读过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浏览过《山海经》里的一些神话片段。1940年,袁珂曾在华西大学听许寿裳讲《小说史》和《传记研究》。后又涉猎古书中的一些神话资料,于是将其缀集起来,编写了简本《中国古代神话》(此书195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又出了增补修订本,扩充成为原书的4倍)。他还撰写了长篇论文《山海经里的诸神》,分3期连载在《台湾文化》上。1984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神话》的改写本《中国神话传说》。80年代,袁珂陆续出版了《中国神话选》《古神话选释》《神话选译百题》《神话论文集》《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中国神话史》《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等相关研究著作。此外还有谭达先《中国神话研究》,刀兴平等人翻译、整理的《兰嘎西贺(傣族神话叙事长诗)》,刘魁立等《神话新论》及《为孩子们改写的中国古神话》《第一个女神:中国古代神话新编》等相关著作。
  1984年4月24~28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研会云南分会在昆明召开了神话学术讨论会,就神话的产生、消亡和神话的特点、分期、分类、界说等问题进行讨论。1984年5月,在四川峨眉山召开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主要探讨了如何加强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规划1984~1990年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组织民间文学理论研究队伍,探讨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据袁珂回忆,当时从事神话研究的学者人数已经由两三年前的二三十人增加为四五十人,“虽然这些同志仍然是天南地北,散处在祖国各地,而且并不都在搞专业神话研究,不过力量毕竟比以往雄厚多了”。于是,中国神话学会就在峨眉山上应运而生,开始筹商创办《中国神话》(集刊)这样一个作为联系会员的纽带的读物。
  1987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神话(第一集)》,由钟敬文、贾芝、毛星、马学良、杨堃担任顾问,袁珂为主编,王松、刘魁立、陶阳为副主编,刊物编辑方针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神话,介绍中国神话,为建立中国的神话学体系而努力”。刊物风格定为“深入浅出,短小精悍,雅俗共赏”。内容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神话研究论文。“凡关于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的均属之;将汉民族神话和兄弟民族神话,或将中国神话与外国神话作比较研究的也属之。泛论神话属性或研究外国神话涉及到中国神话的,也准备少量刊登一点。”二是现代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凡是有新搜集未经刊载,足以作古神话的补充参证者;兄弟民族口头传述的神话或诗体性质的神话,只要有研究价值,附上评析研究短文者也属之。”三是报告、心得、随笔、杂记等。“凡深入各地去采访的同志,记述其有关神话研究的采访心得、调查报告,以及涉及到神话的有关风俗、民间艺术等的随笔、杂记,并附有研究性的说明者也都属之。”此刊“编后”谈及,《中国神话》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观点各异的文章也予以发表。这不仅有助于开展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也能促进神话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外,为了向神话研究者介绍国外神话研究的信息及动态,刊物还收入了外国学者的4篇研究论文。
  此外,创刊于1982年的《民间文学论坛》,作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刊发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论文的理论刊物,其所发表的文章中,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等占较大比重,同时兼顾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及美学等,见表1。
  从1982年第1期开始,《民间文学论坛》即有意识地关注神话概念界定、神话与史诗、少数民族神话等问题。尤其是在1984年和1985年间,围绕“神话界说”的问题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对神话的概念、范畴、特性等有了清晰的界定。《中国神话》《神话及神话学》《试析结构主义的神话观》《普列汉诺夫的神话观初探》等译文及研究论文,不仅说明了当时西方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学界的影响,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神话研究的学术定位。
  1985年,《民间文学论坛》兴办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刊授课程为12门,寄给学员的教材包括:刘锡诚《原始艺术》、谢选骏《神话学》、吴超《歌谣学》、刘守华《故事学》、张振犁《民俗学》、张紫晨《民俗调查》,等等,此外还有《民族学概论》《文化人类学》《美学概论》等。刊授大学聘请的顾问和教师都是高校和科研机关富有教学经验的教授、研究员和民间文学研究者,他们指导学员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并讲授研究方法。“无论是‘教’或‘学’,都要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切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要深入到实践中去考察,做好调查研究。”此外,《民间文学论坛》于1986年举办了首届“银河奖”,在“广大读者投票推荐的基础上,经本刊编辑部汇总和评议”,最终评出:一等奖为杨堃《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乌丙安《论中国风物传说圈》,林河、杨进飞《马王堆汉墓飞衣帛画与楚辞神话、南方民族神话比较研究》;二等奖为袁珂《古代神话的发展及其流传演变》、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初议》、龙海清《盘瓠神话的始作者》等9篇论文。《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初期对于神话研究的重视,不仅全面呈现了中国多民族神话文本搜集整理与理论研究,也关注苏联、日本、欧美的神话理论的译介。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的兴办与“银河奖”的评选,不仅在国内民间文学领域产生极大影响,培养和激励了一批优秀的神话学者,也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此时,神话研究已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热点,在推动民间文学整体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据贺学君在《关于近年来的神话研究》一文中统计,1981年至1984年,学界发表神话研究论文三百二十余篇,出版专著十余种。这一时期,《民族文学研究》《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艺季刊》等学术刊物也日趋成为神话研究与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
 
  三、互通与融合:神话研究的多元化趋向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民间文学研究发生了文化学转向,它被逐步纳入到民俗学之民间文学研究中。神话研究作为80年代民间文学领域的生长点,其深厚的学术积淀、独特的研究对象、特定的学理依据、博采众长的研究方法,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1984年7月17~22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举行了首次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在中国神话学中的地位问题、关于神话的界说问题、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特点问题”。本次会议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史上具有总结性和开拓性的重要意义。1984年11月,王松为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神话专书《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所写的“序言”中提出,此书“恢复了中国神话的本来面貌”,“给予少数民族神话应有的地位”,有利于建立中国神话学的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兴文学。对于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不仅是神话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也是1949~1966年神话研究之主旨“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遗产共构”之延续。
  20世纪80年代中期,神话理论开始被广泛介绍到中国,一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神话相关理论著作及译本被再版重印。如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神话辞典》,列出一千三百多个条目,其中神话人物一千一百条,神话概念和典故二百多条。这些条目释文展现出奇幻的传说、优美的故事、浪漫的情节、丰富的想象,从中可以了解到神话同人类生活的各个侧面,如历史、民俗、天文、语言、文艺等的关系。1986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重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责任编辑傅信在《人民日报》发表《马氏和<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文,论及重印的契机,他认为,“除了适逢当前‘文化热’的吉日良辰这些并不稳定的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它学术上的真价值”。他谈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及“参与观察法”的田野作业方法,并强调其“值得我国的民族学与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认真对待”。1989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神话三家论》(影印本),包括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上、下册,世界书局1929年版),谢六逸《神话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版),林惠祥《神话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1992年8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艾兰博士《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字宙观研究》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利用中国神话资料来重新认识神话,运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更好地去理解那些或许隐藏着的意义”。作者认为,在研究神话的同时,也需要研究艺术、宇宙观和祭祀占卜等,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底层结构上的产物,只有在这整个体系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的含义。”此外,还有《美术、神话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途径》《语言与神话》《神话的诗学》《神话学》《神话一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神话学入门》《比较神话学》《神话与文学》等相关译著陆续出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对于如何才能在中国神话研究领域恰当应用这些“他山之石”,尚是一个难题。伴随着理论自觉性的提高,在大量汲取西方神话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神话研究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期,民研会的恢复,民俗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建,都为神话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84年5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启动,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进一步推动了神话研究的发展。以80年代的“文化热”为契机,大量西方神话理论介入,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功能理论、神话一原型批评等交融并置,研究者从不同维度、不同视阈出发,共同推动着神话研究逐步脱离传统书面文学窠臼,形成符合自身的研究范式与理论体系。如《神话与节日:神话、传说与习俗的点线面》《神话·传说·民俗》《神话与民俗》等著作,通过对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强调动态地研究神话;《满族古神话》《白族本主神话》《苗族神话研究》《峨眉神话》《萨满教与神话》《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等著作,通过对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强调,以共同的理解与情感为基础,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核心,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建构力量,亦彰显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四、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知识人将眼光投向民间,他们提倡文言合一,改变传统的经学观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通过新文学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在这一历程中,神话等民间文艺引起了变革者的关注,他们通过对西方神话或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之引入,希冀重新塑造民族文化与民族形象,如黄帝神话的构建。20世纪30年代,在国家危亡之时,通俗文化的宣传价值在全国范围引起关注,通俗读物编刊社对“旧瓶装新酒”的提倡,民族形式的论争,尤其是1942年《讲话》的发表,在解放区文艺活动中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文艺的政治文化功能。1949年以后,延安文艺思想在全国推广,民间文学领域积极与国家话语接驳,在人民文学话语中逐步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作为其一部分的神话研究亦如此,在延续延安文艺及二三十年代学术思想的同时,逐步在人民文学话语体系中重新建构和规范,这成为八九十年代神话研究的重要基础。总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神话研究,在学术机构与刊物及学人的努力下,人民性、民族性、思想性得以凸显,同时也注重对神话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神话研究的多维视野与多元范式,为民间文学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但是当下神话研究中对其梳理和反思略显不足。
  原文刊载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4卷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作者简介
  毛巧晖,山西襄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