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 | 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发布日期:2021-08-08   作者:李晓峰   点击数:138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一、定位与发现: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起步
  《人民文学》 发刊词(1949)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中国文学学科体系,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确立;同时,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新文学”属性的确立,也意味着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被纳入新中国文学的学术体系。尽管此时中国文学学科的自觉意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尚不完备,研究话语也处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等多元话语重组并向社会主义文学的转型期,但少数民族文学的属性、功能、地位的定位,标志着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在国家学术体系中获得了合法性和规定性。而这种合法性与规定性又与纠正传统知识观念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错误认识,以及共和国的多民族国家属性密切相关。正如1951年张寿康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谁要是把少数民族的文艺推在中国文艺的大门之外,那他就是否认祖国伟大现实的人。”不仅如此,他还用少数民族民间创作的新进展,驳斥了“少数民族没有文学”和“少数民族只有民间文学”等偏颇乃至错误的观念。1953年,周扬将少数民族新文学称为“文学领域中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从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内容、少数民族文学史三个方面,对当时为数并不多的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旧光景”。这种评价与张寿康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评论以及玛拉沁夫《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获得的盛赞,在价值判断、评价要素等方面,体现出与主流文学批评完全不同的话语特征。
  然而,无论是张寿康的从多民族国家立场的重视态度,还是周扬从新中国文学角度的评价,并不代表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整体上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更不代表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在当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现、重视、鼓励、扶持仍是主基调。这种情形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状况尚处于被发现、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影响力不大、专门性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者缺乏等客观现实有直接关系。因此,才有了玛拉沁夫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文学的立场,对少数民族文学未受到应有重视提出批评的“上书”,以及1955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1956年老舍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中国作家协会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八项具体措施等事件。
  显而易见,这些举措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进入“突飞猛进”时期。1959年,在“建国10周年庆典”的语境中涌现出来的《突飞猛进中的兄弟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的巨大成就》《建国十年来的兄弟民族文学》等,便是对这10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整体检阅。这些成果涉及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整体发展水平、社会功能的客观评价,也涉及各种文类和经典作家作品的分析,少数民族文学话语体系的特征初显,政治诗学与政治叙事学的评价体系趋于成熟。
  从学术史的角度,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对其功能、价值、地位的重视所积累和催生出来的成果,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的生产奠定了基础。1959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作为亚一级学科知识,被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在《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等相关书目中,形成了或以族别为单元进行描述,或以诗歌、小说、散文等文类为对象进行叙述的两种范式。在这两种范式中,康朗英、康朗甩、毛依罕、乌兰巴干、玛拉沁夫、李乔、扎拉嘎胡、朋斯克、纳赛音朝克图、祖农哈迪尔、郝力斯汗、包玉堂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登堂入“史”,开启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反映了主流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这种重视无疑契合了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文学历史知识建构的诉求,而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历史知识的初级生产,不仅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知识体系和文学观念产生了影响。
  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当代文学研究比较薄弱且较为分散,特别是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形成了“母语创作与研究”“汉语创作与研究”二元并立格局。但学界对这些民族文学发展状况的了解和评价,都基于汉语创作或部分汉译作品,这样就很难对该民族1949年以来的文学创作进行整体性评论。此外,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反映各民族新生活、新面貌、新建设、新成就的社会功能被特别强调,许多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阐释。不过,用本民族传统艺术形式反映本民族新生活是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评价标准之一,所以,一些具有鲜明的地域/自然和人文特色的作品,因普遍满足了人们了解和观察少数民族风俗的“期待视野”而受到特别重视,这种重视也促成了将表现地域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作为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特色的评价维度,从而对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确立与规范: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繁盛
  20世纪 80-9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繁盛,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西方现代哲学、文化、政治思潮影响和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多重语境中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李陀、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作家一亮相便跻身于当代文学前沿,他们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民族书写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此后,各民族文学的整体兴盛使新时期成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黄金期。
  与主流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关注和研究热点不同的是,在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当代意识(现代意识)、美学特质、民族性(民族意识)等问题,成为贯穿这一时期的宏观性、整体性、共同性话题。例如,尹虎彬的《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邓爱华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文化思想的冲突》、何联华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走向》 等,不再满足于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崛起““突破”进行表面概括,而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民族性为切入点,紧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脉搏,对民族性(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性与现代化、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20世纪50年代关于“民族特点”的讨论,在80年代转型为对“民族性”和“民族意识”的讨论。这标志着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观念与范式开始转型。例如,在尹虎彬看来,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已经成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质变的重要特征,新时期少数民族优秀作家“不再满足于民族特色的外在表现,而是伴随着新的艺术追求、思想追求,有分寸地、潜在地表现它”。“他们试图把现代意识潜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表现普通人的心理变迁,从而把握了生活内在动律、内在诗意,具有一种积极的审美情趣。”
  然而,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强烈诉求与理论批评的薄弱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在1986年《民族文学》 举办的“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讨论会”上得到释放,并催生了《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联合发表的《民族特质时代观念 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首先,该文对民族特质的重新阐释,终结了20世纪50年代曾倡导的将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点局限于民族风情的表浅展示或民族性格的概念化表现,也反拨了新时期以来将民族陋习作为民族特点而满足他者的文化猎奇心理的倾向;其次,对时代观念的重新界定,厘清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对现代意识、当代意识的不同认知;再次,将艺术追求纳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评价体系,有助于提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水平。所以,该文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后,朝戈金、尹虎彬、李鸿然、吴重阳、白崇人、晓雪、梁一儒、奎曾等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特别是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镜中,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发展、母语双语创作、多民族文学互动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审美现代性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从现象批评进入理论研究层面。由此,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以民族性(民族特质)、现代(当代)意识(观念)、艺术性(审美性)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随着人类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话语以及女性主义批评等多元理论的引入,出现新的变异。
  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或许只有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中,才能发现空间特征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因为国家的边界既限定又凸显了文学书写和研究对象。而这一点,在国家边界动荡不居的时代是有较大难度的。因此,少数民族当代地(区)域文学研究,敞亮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版图。例如,内蒙古关于当代“草原文学”的讨论,其意义不在于是否形成了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草原文学流派,而在于“草原文学”作为一个集地域、民族、文化、文学多重意义的概念,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四川学者对四川多民族“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统观和综合研究中,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及其各民族文化关系纳入到预设的文学人类学和多元文化视域中。于是,四川不再是人们传统认知中的“天府之国”,阿坝、甘孜、大凉山,藏族、彝族、羌族,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康巴草原……刷新了我们对四川文化空间的认知和想象,文学四川的多维空间就这样呈现出来。而广西在少数民族新时期文学发展水平参照下,对本区域文学发展水平较低的集体性焦虑和反思所引发的如何使壮族文学增加“壮色壮味”的讨论等,都使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地域的空间性、文化的多元性、文学书写的多样性和研究取向的一体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可以说,少数民族当代地(区) 域文学研究崛起,对重绘中国多民族文学地图提供了现实依据。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为少数民族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独立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历史知识生产,在通史和族别史两个向度上展开并建立了相应的知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鸿然按小说、诗歌、戏剧、影视文学、散文和报告文学、当代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知识架构,对1949年至80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进行了梳理,涉及少数民族作家近130位,重点讨论的作家近80人,这在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史上从未有过。吴重阳的学科意识更强一些,他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特别强调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与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此后,在特·赛音巴雅尔特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 中,“当代” 的概念得到推延,一大批1980年后崛起的少数民族作家进入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谱系,少数民族文学在新时期突飞猛进的发展得到了展示。当然,这部文学史的入史标准的宽泛在学界也多有批评。
  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知识生产的独立展开,是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和研究升级的重要标志。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采取的中规中矩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历史的叙述和作家作品的分析,尽可能秉持公正公允的立场,使这些文学史的学术锐气不足。此外,各民族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与国家政治文化语境关系、与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思潮的关系,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度阐释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忍痛割爱”,造成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知识生产的系统性缺陷。
 
  三、“多元一体”到“共同体”:新时代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型
  首先,在各门类知识不断刷新、理论资源丰沛、话语形态多元、思想观念多样的21世纪语境中,除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以及以族别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学术话语依然保持活力外,地(区)域多民族文学、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趋势、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女性文学、“80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群体等,成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但是,“重返50年代” “重返80年代”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特别是经典作家作品的反思式深度阐释,代表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向学术史与思想史方向迈进。
  例如,对玛拉沁夫、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饶阶巴桑、丹真贡布、祖农·哈迪尔、李乔、陆地、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唐吉勒克、苗延秀、金学铁、李旭以及张承志、乌热尔图等经典作家的重新阐释,便超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在语境。许多研究者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和这些作家,投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走向与多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这一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现代性问题框架中进行追问:为什么爱国主义是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贯穿始终的主题?《 茫茫的草原》和《尘埃落定》为什么能够穿越近半个世纪的时空,建构蒙古族和藏族历史的文本间性?乌热尔图在为鄂温克族濒危文化痛心疾首的书写中,又如何隐匿着集体性的重新寻找和自我表述的诉求,这种集体性与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集体性又有怎样的勾连与差异?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危机和创痛,又怎样在新的时代中通过书写得到治疗?这些问题虽然是从少数民族文学内部或经典作家作品中生发出来,却触及了少数民族文学功能与价值的本质性问题,这种深度追问无疑拓展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深度。
  其次,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知识生产者,也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史料梳理、文学发展基本脉络的描述、作家创作历程和经典作品的一般性总结,而是开始在理论层面追索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形态和演进历程、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产生和学科体制建设、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在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吴重阳的《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白崇人、杨玉梅、石彦伟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回顾与思考》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吴重阳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标准等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辨识和讨论,对少数民族小说、诗歌、散文等文类发展、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学理性分析,与李鸿然的系统理论思考构成了对话。白崇人等人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回顾中,潜藏着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反思,该文不仅指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展不平衡,面临现代化、全球化挑战,宏大叙事少、个人体验多等关键问题,还重新评估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价值和贡献,认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一是基本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新格局;二是丰富中国文学内涵,拓展中国文学版图;三是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活力,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四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贡献;五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贡献,如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等。当然,在笔者看来,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文学书写对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促进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它以多民族的文学共同体的建设,指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这种实践,为 2004——2015年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提供了理论批评层面丰富而多向的靶标。
  再次,从多民族文学史观到文学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实现了从新世纪到新时代的跨越和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之中,话语转型的特征非常鲜明。而21世纪以来,一方面,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更加广泛地吸收了西方后现代理论资源,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身份研究、民族志书写、地方性知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多元阐释路径,民族与民族国家、国家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族性与身份、生态与性别等成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最突出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讨论的话题和论域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趋向,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新变化,世界多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对抗,中亚、中东、东亚等地缘政治格局的动荡与重组为背景和参照,向外急剧扩张。以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点,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少数民族与现代中国的关系等理论场域进一步开拓,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中蕴含的多元信息被解读、破译和阐释,少数民族文学的功能,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等,都纠正了以往的误读,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学理性得到提升和加强。这其中的部分情形,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进入21世纪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开始了新的学术视域发现,结合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的建构进程,生发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生长点,诸如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流变与社会时代、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等等。这些研究,作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视域的拓展,给21世纪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带来了全方位的学术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内蕴价值和时代意义。”这表明,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理论支点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这一角度说,《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 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阐释与实践》《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念的选择与调适》《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个人化、社会化与文学事件》《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文化嬗变中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成果的最大价值,不在其理论方法的多元与理论资源的多样,而在于这些成果大都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以多民族、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学、文学共和、共同创造与共同发展为核心话语,以当代文学创作现象为对象,尽可能在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学术思潮、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当下中国民族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较为宽阔的现实背景中,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进行多维度的理论阐释。正如2012年李冰概括的那样,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在阐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及特点,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美学旨趣、话语方式和历史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价值,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各民族文学的比较,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民间口传文学与文人书面创作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双语创作,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趋势等共性关键问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导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对此也并不陌生,或者说,早在21世纪初,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述了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思想。例如,始于2004年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始终把共同创造、共同发展作为主旨。在具体研究中,中国多民族地域文学、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各民族母语文学和双语创作等文学现象,都被共同发展的学术自觉意识和理念所照亮。在理论层面,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指向的正是中国多民族共同体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和创造未被重视。因此,在刘大先看来,“文学共和”指的正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基本特征:价值的共存、情感的共在、文化的共生、文类的共荣、认同的共有、趣味的共享。
  然而,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所面临的总体性问题无疑是如何用文学书写和研究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建构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一是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二是如何有力准确地表达民族生活和民族经验的变化;三是如何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映照下省思和光大民族文化传统;四是如何在本民族传统与中华各民族传统的交流交融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五是如何以独特的精神风貌和艺术语法参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这些宏大问题需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文学观来统领和规约。
  展望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时代语境下,各民族文学从“多元一体”格局,进入到建设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的新阶段。如何从文学共同体的角度,从理论上阐释国家制度层面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扶持,深入研究民族政策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自觉地反思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书写中存在的问题,重新思考后殖民主义理论等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实践性和有效性,总结少数民族文学知识生产的范式和存在的问题,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在新时代的使命等,都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或应该直面和回答的理论问题。
  原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李晓峰,男,汉族,1962年出生,中共党员,教授(二级),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任大连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法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