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普泛性指向的全球化语境下，经济形态、生活方式的一体化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于是，寻求民族自我认同、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的愿望愈发强烈也更为迫切。无论是本着“重写文学史”的初衷以期重新发现被疏漏、遮蔽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还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下试图重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学界六十多年的积极探索及丰硕成果毫无疑问地表明，“中国文学史应该是多民族文学史”已然成为共识。

 

　　目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无论是对概念、术语、原理的阐释，还是对学科建构、发展脉络、研究范式和学术框架等方面的考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然而，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看来，“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普遍共识仍不能改变文学史的残缺面貌。尽管占有丰富的文献史料、充足的文学资源以及多样的研究方法，研究界仍然表现得自信不足而焦虑有余，且始终将自身视为“薄弱”学科。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背后的这种心态缘何而来，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作为历史的产物，“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在政治现实层面实现了表述的准确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在文学叙述层面的合理性。当“非汉族”一方在“‘少数民族’之名下被‘统一’起来，”“那么看似丰富的民族文学资源其实都不断地‘同质化’，一个同质化的艺术世界再庞大也令人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这或许就是‘薄弱’之感的由来。”离开了特定的政治领域进入文化与文学的视野，恰恰是这一“少数”却拥有最复杂多样、各具特色、鲜活生动的生存形态。换言之，以“少数民族”作为“文学”的前缀，其潜在立场便是占据所谓“多数”的汉族本位思想，其政治特性和历史局限性必然会对丰富多样的中华民族文学造成遮蔽和断裂。

 

　　“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在文学的领域里仍然是汉民族文学的“一枝独秀”，文学史领域长期被所谓“正统”“主流”的汉民族审美视角所占有。“汉族/非汉族”这一二元对立概念的背后是“中心/地方”“主流/边缘”的固有认知，这直接影响了文学史叙述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和包容，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始终无法真正地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历史链条上的有机环节，而常常只能成为文学史知识象征性的补充。

 

　　无论是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等角度切入，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常规性的文献考释，还是在传播学、生态学、女性主义等层面对其进行现代维度的考察，抑或是引入文学地理学这类新学科理论方法所带来的新观点、新概念、新视角，可以明确的是，目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手段的丰富多样，都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进。然而，鉴于“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与“边缘”“偏远”等因素的纠缠不清，即使面对少数民族文学充足的学科史料、丰富的文学资源以及多元的研究方法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实绩，也难以改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在面对“中心”“正统”“主流”的文学现象及研究界时所流露出的局促、焦虑。因此，我们必须跳出“汉族/非汉族”“中心/地方”“主流/边缘”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更宽广的视野中，以更具历史包容度的观念意识发掘、彰显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殊价值和历史意义。在这个层面上，早已在学界出现、近年来更显成熟的“大文学”观不失为一种更包容、灵活、阔达的评价方式，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大文学”始终以“文学”本身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种充满了文学艺术的目标但又容纳了更多现实责任和义务的文学形态”，将文学置于饱含各种生存体验的历史情态与时代语境中，钩沉其中与文学相关联的历史细节，深入到历史节点去体察文学本身的丰富与复杂。“大文学”之所以能引发二元对立思维和文学史叙述框架的重要突破，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还原历史情态的重视，当全新的历史时空得以打开，那些被定位于“少数”、地处“边缘”的作家的生存体验和文学表述便得以展现在无比广阔的文学天地和异彩纷呈的文学图景中。

 

　　首先，“大文学”以具体的历史情态、时代语境、民族文化氛围为考察背景，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梳理文学的发展脉络，考察文学文本，保持对细节的敏感，这些都赋予了“大文学”更高的历史眼光和广博的社会关怀。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中外文化的冲突交融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却形塑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理解和认知，似乎所有的文学现象只有纳入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框架中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当我们审视自身的文学概念、判定其价值时，潜意识中弱势文化的心态往往忽略中国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表达，而直接诉诸对异域文化潮流的强势“输入”和“移植”，并以这一文化潮流为基准，根据远近亲疏的关系确定中国文学的“中心”与“主流”，并在有意无意中将“边缘”和“少数”置于被压抑、被遮蔽的状态。在此意义上，“大文学”凭借其更具历史意识的包容度突破“汉族／非汉族”“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框架，对处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不同族群的文学现象给予充分的关注和体察。拨开偏见与分歧的历史迷雾，为那些应得到更多关注的少数民族文学勘定其文学史价值。

 

　　第二，“大文学”观突破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的审美迷思，“将文学趣味的精神魅力与之承担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有机结合”，既叩问历史，亦关怀当下。因此，“大文学”观对艺术方式的探讨更具灵活性，并主张以渗透了最真实的个体生命体验与观念思想的文本为探究对象，将现代中国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怀纳入社会历史的整体格局之中，它将更博大宽广的文字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既不完全迁就于文学对现实人生内涵的展示，也不迷醉在纯文学封闭的艺术世界里，而是直指现代语境下中国式生存的根本问题。尽管现代中国作家在谈论“文学”的内涵时，大多会自觉不自觉地向纯文学观靠拢，然而，传统大文学、杂文学的意识以及文史不分家的观念依然对现代作家产生深层内在的影响。“大文学”意义上的文学表达不必拘泥于文体的定位，也不局限于艺术的真实，它打破了唯汉民族审美眼光是从的艺术评价标准，换言之，对文学艺术方式的选择不必在虚构性、想象性的空间里画地为牢、自我束缚。“大文学”所强调的艺术表达方式是对个体的思想情感、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最真切自然的表达，是有生命和灵魂的表达，文学要记录并展示的是生命个体在不同的历史场景和人生境遇中的心路历程，那么，少数民族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大文学”观照的审美对象。

 

　　第三，“大文学”思维的阔达使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更具情感的温度和理性的质感。因此，“大文学”不仅致力于完整真实地展示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原生态环境，还在更丰富具体的历史细节中还原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和生存体验，充分挖掘作家的本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在文学的“原乡”重拾生命最初的感性存在，“在谈论‘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这些话题时，不会再迷失在空论的云雾中——因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给了我们无比丰富的启迪。”作为人类独特的生命体验方式，文学观照人生，并记录个体生命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的心灵体验，为有限的人生开辟了无限表现的可能性。大文学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打量“边缘”地带的文学存在的契机，跨出“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在曾经被忽视的“边缘”与“异类”中发掘出可贵的地域经验和个体经验，并呈现为一种“边缘的活力”。

 

　　“大文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理应被置放在更宏大广阔的历史图景中，才能发掘出那曾被遮蔽的复杂与丰富，凸显文学的饱满与质感。“任何丰厚的作品总是体现为复合的‘超链接’的文本”，这就需要我们在面对文学文本时，尽可能地返回历史现场，回到文本产生的具体历史情态中，考察历史文化等因素对文本的产生带来了哪些影响，同时还需注意到文本在产生过程中与哪些因素发生了怎样的互动，而这些需要借助于“以史证文”的方法来完成。通过对史料的发掘贴近历史现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细节的微妙变化，在文学文本与历史叙事的复杂张力中揭示可能被遮蔽的复杂样态。

 

　　可以说，“大文学”观的确立，让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文学现象从内涵到外延都能获得新的调整，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坐标中发掘出更丰富的文学现象。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深挖，就不只是为了摆脱“文化戍边”的意义，也不满足于对其民族个性魅力的展示，而是为了以“边缘体验”和“地方性知识”不断地激活被全球化同质的“主流”文化，以期维护文化多样性，并探索出一条有利于现代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在此意义层面上，无论是基于文学自身发展的思考，还是出于对民族自我认同的考量，都召唤着“大文学”这样更具包容度、对话意识和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观的出现。

　　文章原载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杨洋，女，1983年，贵州施秉人，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目前为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研究，在《当代文坛》《名作欣赏》等刊物航发表论文1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