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是海外相关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之一。从研究特征来看，海外学界对于中国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性、话语性研究及实证调查更为重视，也更为关注一些国内学界忽视的不同主体间互动性内容，相关研究较为零散并分布于多种学科。文章梳理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整体现状，并指出部分海外研究成果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及相关问题，认为其研究否定了中国多民族交往交融共生的关系，无视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形态下文学创作的驳杂与多元性。

 

　　关键词：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现状；偏见

 

　　1949年9月，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里首次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中明确把“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任务。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体系建构由此开始。鉴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互通、少数民族文学日益丰富的书写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从现有研究来看，研究相关论题的海外学者多分布在不同学科，比如中国研究、中国文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学科的多样性和交叉学科的多元化视角造就了不同的侧重点。另外，海外学界并不存在专门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圈，相关研究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深入、视角新颖，尤其是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状态、运作机制、模式转变具有深度个案分析，但是显得零星，缺乏整体性，并且部分研究显示出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从压迫与反抗的关系或民族主体性建构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从而忽略或否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多元一体之中国文学有机构成这一基本前提，这正是需要我们加以警惕和纠正的。

 

　　然而，当下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关注不多，尚未有整体性的梳理、分类与研究，更缺乏与海外学者的对话。基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的成就、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搜集、梳理、检视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客观而言，与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科的大力扶持不同，海外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如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日本学者西胁隆夫等等，以及一些专门从事少数民族史诗与民间文学研究的海外学者；除此之外，与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相关的研究往往附属于其他研究主题，或者是不同的研究方向与分支。

 

　　为了更加明晰和精准地把握海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本文将考察的重点集中于海外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汉语文学或双语文学）较为宏观性的研究成果，并围绕与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相关的研究展开集中观察，将其分为以下几类：（1）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或概述性研究；（2）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建构的研究；（3）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再创作与电影改编的研究；（4）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相关性的文化研究或理论研究。

 

　　就本人研究掌握的文献数据来看，第一类研究集中了专门从事或曾经系统性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海外学者的成果，其研究活动、研究范围及研究成果见图1：

 

　　

 

　　（图1）

 

　　第二、三、四类研究，本文共涉及相关文献23篇，为了更加清晰呈现海外相关研究的全貌，可细分为若干关键标签和主题，以图表的方式呈现如下：

 

　　

 

　　（图2）

 

　　下文先对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介，对这几类研究主题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考察，最后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相对于零散性的民族文学研究，集中考察若干位专门从事或曾经系统性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海外学者极具典型意义。比如，早在1983年，日本学者西胁隆夫就用日文创办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杂志，推介相关作家作品。2001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一书，这本书集成了其多年来的研究，在序言中，他讲述了自己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心得，他不仅研读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还自学了朝鲜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并且同部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有着通信联系。

 

　　此书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主要评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第一章从学理上辨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和范围，第二章介绍了从古至今少数民族文学的图景，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章，转而讨论少数民族地区汉族人以及其他地区汉族人心目中的少数民族形象，以此探讨“新少数民族形象的形成”。接下来的几章分别具体从古代多民族文学到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时期创作趋向展开讨论。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主要讨论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分为北方民族、西南民族以及西北民族几大板块，分别介绍了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彝族、苗族、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及民间传说。总体而言，这是日本首位专门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展开研究的学者所进行的教科书式的呈现，这本书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走向世界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另外，日本学者牧田英二也是较早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于1984年担任日本中国民话之会副团长访问贵州，此后在《早稻田文学》《中国现代小说》等日本杂志开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栏，持续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并曾在中央民族大学承担课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1999-2000）。

 

　　在美国学术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相关研究极具代表性。此校设置了较为全面的、与中国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的课程体系，其原因不仅在于其中国研究基础深厚，还在于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的个人研究和推动。在张英进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中，马克•本德尔独撰的一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是需要提及的重要论述。这是英文文献中首次对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概览式的评述。这一章分为若干节，首先是对1949年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形成的历史社会学背景进行分析，然后阐明少数民族文学的悠久历史传统，以及1980年后蓬勃发展的各民族各种文类的创作，马克将其分为汉语写作和母语写作两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讲少数民族汉语写作时，他沿用了西方学界常用的“Sinophone writing”（华语语系）一词；第二节他以20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为主线，以时间和空间不停转换的视角来介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比如他从沈从文的“边地”写作讲到彝族诗人吉木狼格的“非非主义”，从《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讲到“骏马奖”的设立，还讲到汉族写作者的民族题材创作。第三节他提及了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第四节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发展；第五节是关于维吾尔族和回族历史长篇小说的个案研究；第六节及之后的小节是关于蒙古族、朝鲜族、藏族以及西南诸民族文学创作的个案研究。

 

　　广义上而言，马克·本德尔不只是在《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中提供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系统性研究，他个人多年来围绕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学的学术研究脉络，也恰恰彰显了其对中国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和概述性研究的学术倾向。比如，2000年，他发表的《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歌谣》一文，从回忆自己1980年以来的田野经历切入，介绍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诗歌；2001年，他在《雪子：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的动植物》里对彝族创世史诗进行观照；2005年，他又在《支格阿鲁精神：阿库乌雾的彝族诗歌》一文中从当代文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分析阿库乌雾的诗学与彝族史诗的继承关系；2012年，他又尝试分析中国西南苗族和彝族的史诗传统与史诗叙事，以苗族的“蝴蝶妈妈”和彝族《勒俄特依》里的鹰的形象为例加以说明，同年，他还撰写了云南和四川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以成都的母语酒吧、纳西、羌族等少数民族诗人诗作为例加以阐释；2014年，他研究了当代学术语境下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总体而言，以比较的视野来分析，日本学者西胁隆夫更着眼于对中国民族文学的理论概念阐释和学理性分析，牧田英二的学术贡献在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和评介，而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则倾向于从个案研究中去寻找共性，并以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建构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此类研究成果并不全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观察。为了更好的观照海外学者在此项研究中所提供的思考，广义来说，主要针对主流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然而同时涉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建构的研究成果也应该被提及。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以克里斯塔、罗宾·麦尼尔、张英进等学者的研究为例。

 

　　克里斯塔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汉族文学为主，如革命通俗小说、左翼文学等等，但是，她曾在2009年的文章《人民文学与文学新传统的建立》一文中，研究并提及了茅盾撰写的《人民文学》发刊词，并且指出茅盾提出了“民族形式”的创作是要从农民大众中提取文学形式，比如京剧，左翼戏剧，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方言小说。

 

　　罗宾·麦尼尔在《当代中国的神话建构》一文中提到，少数民族神话是如何被进行当代建构的，并且他以中国学者群体的神话学研究为例展开讨论，首先，他对茅盾早期关于中国神话的学术研究做出梳理，并认为茅盾的研究模式开创性沿用了古希腊和西方神话学的框架，如他将《山海经》中的帝俊与西方神话的宙斯相比较；罗宾还提出，此后闻一多逐渐开始进行交叉学科和跨界研究，比如将中国西南地区的苗和瑶的神话与口传文学纳入其中，考察汉代中期的“伏羲”形象。另外，罗宾认为，袁珂收集神话的过程中着意做了细分，将属于“少数民族”的神话也编入当代中国现存的神话集中。

 

　　2005年，戴维斯出版的《歌曲与沉默》一书，呈现了新中国之前云南边境傣族地区的“文艺”文化存在与复兴的状况。作者以后殖民视野考察“新时期”以来，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作家回归本民族文化的情况，其中有不少涉及民间文学制度、政策及其生产的内容。

 

　　除此之外，一些海外学者以作家文学生产制度的视角切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建构的讨论。关于这一研究路径，我将选取若干项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加以阐述。

 

　　其中极具代表性是就是一系列对藏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研究，2000年，英国学者次仁夏加的研究提到了1980年的《西藏文艺》创刊，同样涉及文学生产和藏族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其运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切入值得商榷；2004年，斯查夫尼在《当代藏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学选择》一文中，提及当代藏族文学创作的双语运用，其中以《西藏文艺》汉文版和藏文版的创刊为例，分析作家在历史社会背景下做出的创作语言选择；2008年，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藏人文学和社会变迁》一书，该书是由一系列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组编而成的，其中涉及到当代藏族母语作家文学、藏族汉语作家文学、藏族英语文学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鲜的视角，与此同时，总体以后殖民视角展开的系列研究，也尤其值得国内学界对此展开回应。

 

　　探讨当代个体作家与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生产或文学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比如宁录·巴拉诺维奇，他在讨论《尘埃落定》的个案之中，指出作为藏族作家的阿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来这部小说又改编成电视剧，在作者看来，是与中国汉族主流文化的融合，也和中国政府的文学制度密切相关。另外，前文提到的马克·本德尔也在对中国四川和云南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研究中，提到了吉狄马加（彝族）等少数民族诗人，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作品，并进入中国作协等官方文学系统的创作历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特殊性创作案例的探讨，比如英国藏族学央丹顿珠在她的研究中提到，出生于藏族安多方言区的蒙古族诗人，是如何娴熟地用藏文创作诗歌的。事实上，诗人所在的蒙古部族的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极大，只是在民族识别中被界定为蒙古族，从而影响了其文学生产。

 

 

　　除了民间文学和神话学的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电影改编也被纳入到海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中。

 

　　1984年，科林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歌舞：政策，传统与职业化》一文中，围绕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创作方针展开研究，探析了民间文学如何在国家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发生变化的。如民族传统歌谣如何转变为歌颂社会主义的“新民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叙事史诗（如《阿诗玛》）等是如何在当代文学制度的作用下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刘禾的《一场难断的“山歌”案：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也有类似的考察。

 

　　另外，美国华裔学者张英进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研究、《从“少数民族电影”到“少数民族演绎”》一文也堪称此类研究的经典之作。在此文中，他不仅对民族题材电影的新编创作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还以《刘三姐》等民间文学被影视改编为案例，论述民间文学如何受到“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等当代话语影响而发生变化。

 

　　无独有偶，英国华裔学者陆小宁在其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研究中，提出少数民族电影的改编和生产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识别工程的背景下进行的，她认为，1949-1966年间的少数民族电影生产，通过在电影荧幕上构建民族多样性的方式，来解构民族性并彰显社会主义现代性。另外，她认为此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爆发式生产的这一过程是通过建构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形象来解构族裔性本身，从而实现了建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路径。而电影内容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冲突则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来实现，实质在于消解民族之间的差异性。

 

　　2012年，瓦妮莎.弗朗韦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电影和当代电影中的少数民族题材》一文中，从中宣部在1949年发布关于新中国电影生产的规定入手，以《草原雄鹰》《五朵金花》等新中国早期电影为例，考察了“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

 

　　美国华裔学者李静在其研究中提及云南民间歌舞表演的“政治艺术化”问题。她以在华盛顿公开展演的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民歌舞蹈表演为例，认为在当代的社会经济环境里，中国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俗的表演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在政府层面，当地政府试图利用民族文化这一品牌，发展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相关的文化艺术及表演。另外，其对云南傣族史诗《召树屯》所进行的电影《孔雀公主》改编，进行了详实的材料性研究和田野调查，并指出傣族人对其文化传统的认同。

 

 

　　在这一类研究中，有关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语言介质的研究，例如大卫舒克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学》一文，就考察了藏族作家和诗人创作及其作品传播中的汉语、藏语、英语等叠加作用的情况。

 

　　正如前文所言，少数民族文学是如何被整合或纳入当代中国文学体系中来的，是海外相关研究的重点，但也有一些研究，以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的理论为方法，重点考察在国家话语和文学体制的规约下，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是如何进行族裔书写的。例如英国学者杜肯在《纳西汉语作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翻译认同》一文中，就考察了纳西族母语写作中所隐藏的“汉语翻译”的抵抗性书写策略的问题，比如他以纳西母语写作中的“丽江”并未直接翻译成“丽江”而是纳西语音译为例，来研究纳西母语写作的翻译策略。同时他还提到用汉语创作的藏族和彝族诗人，是如何在当代文学的环境下创作并在作品中融入本民族传统文化等问题。杜肯在另一篇新近发表的《中国白族作家汉语书写：翻译作为杂糅性》一文中也提到此类问题，他以白族书写为例，试图寻找中国少数民族写作者在汉语写作时，通过转译其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符码，来实现新的杂糅写作。

 

　　澳大利亚硕士达恬地曾在其学位论文《大国家微妙之音》中以三位中国少数民族诗人为例，描述了藏族、彝族、苗族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特征。不过他选择的苗族诗人是何小竹，彝族诗人是吉木狼格，这两位的诗歌创作恰恰并不同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诗人的书写，他们是反传统的口语诗歌创作，和民族文化特质并不具相关性。

 

　　凯姆•路易在其研究中，针对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兴起，郑万隆顺应时代潮流，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系列作品展开讨论，在郑的名为《异乡异闻》的文学创作中，郑描述了东北边境的“蛮荒之地”的鄂伦春族猎人的故事，而凯姆试图提出，与文明人的“汉”相对比，作为汉族作家的郑万隆是如何在故事中描述一系列作为异族的野蛮人的。

 

　　在中国多民族的语境之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多元共生关系，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比如大卫•霍姆从中国传统民间文学中的“董永”形象出发，考察了其田野中经历的壮族仪式文书和贵州布依族地区民间文学中所体现的“董永”形象的变异。

 

 

　　上文罗列并分析了海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然而，部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也不容忽视。究其话语背景，海外学者尤其重视民族识别以来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关于文化政治的诸多问题。如果试图分析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可以引入国内民族学者对于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批判来进行参照。

 

　　潘蛟在《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一文中描绘了这样的西方学术话语图景，以此指出海外相关研究的“东方学”视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析中国的民族识别，解构中国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的构建在西方业已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与此话题相关的专著和论文接二连三，先后被拆解的已有回、彝、苗、瑶、维吾尔等少数民族（Dru C.Ghadney,1991；蒂文·郝瑞Steven Harrell，2000；Katherine Palmer Kaup，2000；Louisa Schein，2000；Ralph litzinger，2000；Dru C.Ghadney,2004）。至于什么时候会拆解到像藏、蒙古这样的民族，或是否已认为没有必要再逐一拆解余下的49个少数民族，不得而知。”

 

　　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基于对海外民族学及人类学者对中国民族“建构”研究现状的观察，潘蛟得出如是“再东方化”的判断。显然，很多海外研究武断地认为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是“新造”民族而不是“识别”民族。关于这一点，潘蛟认为：“在他们述及对话和商榷中，却只有1949年以后的少数民族识别，没有1949年以前少数民族应对中华民国建设而产生的政治承认诉求；只有国家的民族政策对于中国民族景观的塑造(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总人口所占比率的起落，等等)，没有少数民族自身权利诉求所促成的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只有主流人群通过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或“内部东方化”来对自身的确认和构建，没有少数民族通过强调自己与主流人群的文化差别或“自我东方化”来对国家特殊政治安排的诉求……”

 

　　在呈现潘蛟关于“再东方化”的判断之后，海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问题同样不言自明了。关于西方话语介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国内相关学者也曾做出一定的回应和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姚新勇和刘大先两位学者的研究。

 

　　姚新勇对于海外学者解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藏族文学的论述做出回应：“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细致、认真，但却无法超越狭隘的解构中国的视野…例如，庞思亚对扎西达娃和色波分析的一个焦点就是，他们作品中藏/汉人物关系设置所表现出的作家民族意识的变化所折射出的藏/汉或西藏/中国之间的矛盾性关系，这种主题的选择本身可能就不无片面，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她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西藏当代文学的情况非常了解，不仅如一般研究者那样看到了扎西达娃、色波写作变迁中的西方、拉美文学的影响因素，而且还发掘了国家文化体制（如《西藏文学》）的作用。但她…却只字不提同期中国当代文学先锋、实验性的写作，甚至也没有去真正关注由多族群成员构成的一个满怀抱负的艺术群体之于扎西达娃和色波写作的影响”。在这里，他所回应的“庞思亚”正是本文前一节所提到的藏族文学研究者Schiaffini P，她对于藏族文学的研究是从藏汉双语出发，具有相当的理论视野和阅读能力，也掌握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资料，但是其对于藏族文学的简单化预设和剖析也显而易见。

 

　　另外，刘大先的研究着眼于对于“华语语系”的批判性回应，他认为“华语语系”要超越单一语音、语种、语法的范畴，就需要明白中国内部多地域、多民族文学由来已久的多元共生的历史。近年来，华语语系不仅风行于在北美中文学界，在欧洲的中国研究中也多有出现，比如本文前文提及英国学者杜肯和美国学者马克均沿用了“Sinophone writing”（华语语系写作）的概念来表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刘大先有力驳斥了这一概念与中国文学作为多民族国家文学之间的非兼容性与差异性。

 

　　客观而言，在本文列举的第一类研究（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或概述性研究）中，日本学者西胁隆夫、牧田英二和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在其研究中，并没有明显的预设性的偏见，这既与学者本身的立场有关，也与这两位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持续而长期的观察密切相关。西胁隆夫、牧田英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把握是多方位的，既有文学史的梳理，也有相关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还涉及到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收集和观照；而马克•本德尔则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史诗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

 

　　在第二类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建构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系列关于藏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研究，尽管从资料的丰富性来说，尤其是对藏汉双语创作的总体资料性收集来说，这一系列研究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无论是《当代藏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学选择》还是《当代藏人文学和社会变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直接用后殖民理论指向“被压制”的藏族文学创作等话语偏见，对藏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对峙关系的论断，也就等于全盘否定了中国多民族交往交融共生的关系，也无视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形态下文学创作的驳杂与多元性。

 

　　再来看第三类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再创作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和第四类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相关性的文化研究或理论研究，为中国文学研究无疑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角与思路，但是与第二类研究相似的是，此类研究往往从民族识别开始进行关于后殖民的预设，来讲述被“创造”出的“新的”边地少数民族的史诗或者其他样式的民间文学如何被新中国改编并纳入到国家话语之中。

 

　　总体来说，回望本文所列举的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后殖民视角或基于批判性质的研究，尽管他们提供了新视角、新观点以及详实的调研材料，但是，在这一类研究中，研究者会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割裂开来，预设中国的少数民族是被“塑造”或者“新建”出来的，因此也会波及到其文学创作。这部分海外研究，是用创造民族的视角和理论预设去提出“民族文学”也是基于民族识别的再次创造。因此，提出民族识别工程及其同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构造，忽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纷繁复杂的历史状况，正是这一部分研究的症结所在。诚然，民族识别工程是国家行为，并且是现在官方认定的56个民族的理论基石，但是将一个或多个民族归为是国家行为创造出来的话语政治，是片面的论断。在研究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时，如果仅仅强调民族识别的重要性，恰恰是无视了在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多样性和各民族交往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学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回应。

 

　　原文发表于《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注释请参考原文）

 

 

 

　　邱婧，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