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四维的生态和合之美:侗族古歌研究丨论文 发布日期:2020-09-12   作者:王红   点击数:93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摘要:侗族古歌的主要表现对象是人、地、天、神,此四维动态和谐构成及其运动的哲学精神,传达了侗族古歌文本丰富的生态思想,更在形式上凸显生态和谐的本体性理念精神,对生命的追求与呵护成为整个系统的核心基石与理念依持,并奠定了侗族古歌的人文情怀和文化规律。   关键词:侗族古歌;“思维”说;生态观念;和合观   廖君湘在《南部侗族传统文化特点研究》中指出侗族传统文化呈现“原生性或原始古朴性”“平等性和谐”等特征,作为桂、湘、黔毗连地区的侗族先民“以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方式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和生产生活的诗歌创作”———侗族古歌,内容十分丰富。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卜莲和丁筑兰的《侗族古歌生态意识浅析》、马贤伦和廖男的《试论侗族古歌中民族平等团结关系的朴素观念》、过伟的《侗族史诗与萨天巴神系》等,主要研究了一些古歌作品所呈现的宗教信仰、神话、文化价值等方面,但对侗族古歌的生态观念相对涉及较少。在文本细读和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侗族古歌集中体现了侗族人的生态观念,侗族古歌的生存空间、内容主体、传播方式、艺术理念一方面是侗族生态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观念的传承。   一、生态思想之初现:侗族古歌文本表现要素的“四维”说   侗族古歌源起于民族社会生活实践,缘事而歌,可分为创世古歌、历史古歌、祭祀古歌等,如长篇古歌《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唱述以萨天巴为代表的始祖神创世造人,以及侗族先民发展、迁徙、定居的过程及其与大自然、统治者作斗争的场景;四卷本《侗族史诗———起源之歌》唱述了开天辟地、事物起源及侗族的起源、迁徙、祭萨、破姓开亲、款词等内容;《侗族祖先哪里来》诸篇唱述侗族先民的迁徙与定居的历程;《勉王歌》《金银王》等则反映了侗族人民的社会斗争历史。这些古歌生动形象地呈现了侗族先民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就其描述的构成元素而言,侗族古歌涉及人、地(自然)、天、神等四个主要元素,而且这四种元素在古歌中是交织互动、不断发展的,“是一种彼此未分的原始一体感和混沌感”。   开天辟地、自然万物与人类的形成是侗族创世古歌的主要内容,围绕这些内容的展开歌唱自然便成为这类古歌唱述的主要对象。如《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唱述萨天巴造天地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好让万物万类啊,能在地上空中好好地生长”。《侗族史诗·龟婆孵蛋》唱述人类始祖松恩、松桑源于卵,是龟像母亲一样把他们孵化出来的。历史古歌如《四十八寨祖宗来源歌》《天府侗迁徙歌》的唱述则体现了侗族先民对“家园”的眷恋,以自然山水作为选择家园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水“成为决定生存空间价值的核心”,是民族繁衍发展的文化符号。在这些侗族古歌中,自然是世界的中心,自然孕育生成人,是人类的母体,是人类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存在载体。   侗族古歌显示了在自然与人类二维关系中,人类的主体性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一方面,侗族古歌表现人类不断向外探索自然,《侗族史诗·星郎为物之原》、款词《人的根源二》等涉及巨人、始祖垂死化身为自然,以人来反观自然界;《侗族史诗·事物来源》等则涉及人类在生产生活的需要中不断认识与利用自然,如《鲤鱼之原》唱述侗族先民擅长在稻田里养鱼,将农业与饲养业立体结合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达到了源于自然回馈自然的基本目的”。另一方面,侗族古歌呈现了人类在探索自然的同时不断反思自身,如贵州黎平的《我们的祖先江西来》唱述祖先迁徙到黔东南,曾放弃好居所而继续迁徙,后来却发现原来的田坝很大而后悔,“后悔不该选精又挑肥”。在侗族古歌中,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生存,同时不断认识自然、探索自然、利用自然。自然界作为人类主体性成长的文化镜像,构成了人类生产生活世界、意识精神成长世界的基本二元结构,两者和谐相处、互为借鉴参照、共向发展成长。人类主体性的强大以对自然界的深度认识能力级数作为基础和依据,而这又与自然在侗族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价值成正比关系。   进一步说,侗族古歌反映了人与自然呈现交互主体性,人类在不断地思考自然、超越自然。《人源歌》就唱述雷神住在天上,龙王住在水里,老虎、豺狼等住在森林,人类始祖姜良、姜妹住在大地上,人与雷神之间的矛盾导致水泡天门,最后姜良、姜妹种瓜成船逃生,射箭吓退了雷神。人、神与自然在各自的世界中成为主宰者,“生有天王,生有地王,生有人王”(《开天辟地歌》),具有自主的话语权力,他们又相互往来。天、自然、人、神和谐相处,和平共生,若是人与自然、神、他人之间失和则会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面对这些矛盾,人类最终以自身的智慧、勇武,战胜了自然灾难,赢得了自身的发展。   侗族古歌反映了人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与他人、社会发生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侗族古歌尤其是历史古歌门类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逐渐转向人类社会关系书写。如《侗族祖先哪里来》唱述侗族先民在迁移后聚集居住,“互相有照应,有事大家帮,谁也不去犯别人,也不许别人来逞强”,形成和睦互助的人际关系。《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塑造了众多为民献身的英雄,如纪子、龙奴与魔王作斗争直至牺牲;万亮除掉了恶魔而被萨天巴封为“皇朝星”(即“北极星”);公曼带领人民与昏王作斗争,最后与昏王同归于尽……这些英雄“寄托着侗民族反压迫,争自由,求解放,为民献身的审美理想”。在这些古歌中,侗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相辅相成,二者同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统一体系,是人类自我与他者关系建构的一体两翼,是同一本体的互文结构,可自然流转、互为表征,显现侗族先民社会的生态和谐性。   侗族古歌还反映了天、神对人、自然的主宰关系。《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唱述造世女神萨天巴生下天和地,“地是摇篮为母体,又生诸神在上苍”,自言是“地日月的生母”“万物万类的亲娘”;《张良张妹》唱述天老母养育雷神、龙王、老虎与人类,在人类面临洪水灾难的时候,天老母“挂出九个太阳”,大地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人类也生存下来,天老母还促成兄妹婚以繁衍人类。在这里,以萨天巴、天老母为代表的“天”衍生了世界万物,并决定、主宰人类、自然的发展,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侗族先民往往认为“世上的万物以天为根,天在世间是最大的”,神则是天意志的行使者、代表者,侗族人也因此形成了对天、神的信奉,祭萨成为侗族祭祀古歌唱述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本质上,天是侗族人的发生学、始源学的诗性形象思考,这种思考在氏族社会权力结构沿袭、族群思维方式确定、社会价值观念趋向统一中被不断赋予世俗权力和话语功能,演变为精神思想和伦理功能的统一体。   一些侗族历史古歌、祭祀古歌中不乏对“神”的描写,如协助萨天巴修天地的姜夫和马王、掌管人间五谷生产的雷神、制定侗款的六郎、编唱耶歌的周夫等等。一方面,“神”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在本质上是万物主体性同生共有的宗教性认识;另一方面,“神”在侗族古歌中又是对侗族先民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自我(包括人与自然)存在、生活方式、文化态度、社会形态、伦理价值等的理想范式的高级追求,反过来,经过宗教力量和世俗社会力量的融合,又演变成为具有强大裁判功能的标准和权力,在深层显现的是侗族先民包含生命灵魂质性的理性精神,在根源上就是人-自然和谐关系的本体论思考和终极关怀。所以,侗族古歌主要表现对象人、地、天、神,其实就是侗族先民社会生活形态的历史讲述,“四维”说的动态和谐构成及其运动的哲学精神奠定了侗族古歌的人文情怀和文化规律。   二、历史讲述:侗族古歌文本中生态和美思想的形式美   作为侗族古歌主要表现对象的“四维”要素,在寻找与之对应的艺术表现方法得到了自然性契合,同时还锻造了侗族古歌的艺术文体学特征。就表现对象来说,侗族古歌的“四维”要素已经具备充分的生态思想;从文体构成来说,“四维”要素作为意象成分、事件行为主体、构成整个文本的隐喻象征体系等,充分显示了侗族古歌表现的宽广领域。以此为基础,在文体的运动论上,“四维”要素又能同时兼有诗体特征、叙述行动结构、组织戏剧冲突的复合功能,在表现侗族古歌文体滑移贯通的灵动性之余,更能显示古歌作为生态艺术的和谐之美。   第一,自然作为原生态的物象,承载了侗族古歌生态观念的传达和表征。根植于民族、地域生活,侗族人往往对所熟悉的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物象进行观察、选择、整合,形成反复歌咏和欣赏的对象,凝结成了丰富的自然物象群如山、月亮、禾谷、花草等和生活物象群如绣花布、酸鱼、琵琶、干栏等,这些物象的拟人化类比书写,凝结着侗族人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发展轨迹,成为书写族人而又反思族人的角度和方式,如月亮在侗族古歌里有区分白天黑夜、象征团圆、抒发快乐等内涵。侗族人利用物象形成感生、移情等多种表达方式,显示了侗族古歌强大的含蕴量和表达力。如《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描述侗族祖先松恩、松桑白天、晚上对歌的欢快情绪,使周边事物也感染到了欢快情绪并随之舞动,“流水听了哈哈笑,明月听了喜洋洋”,松恩、松桑与流水、明月因为欢愉的情绪而联系起来,“舞姿伴着明月飘呀飘,歌声随着流水荡呀荡”。古歌唱述侗族先民迁徙过程的艰辛,“路旁花开又花落”,“路旁花”折射出侗族人的兴衰、时间变迁感,更反映出了他们对迁徙的凄怆之感。《勉王起兵又重来》中,苦难重重的侗族人们觉得天地也被云雾所笼罩、压抑,“浓云滚滚雾蒙蒙,日月天地全蒙盖”,但以勉王为代表的起义军激发了人们的斗志,山水同样也充满斗争意志,“百节神鞭呼呼响,群山得令冲得快;水击崖壁浪漫山”。可以说,侗族古歌的物象表达反映了侗族先民对周围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敏锐感受,以熟悉的物象直接参与古歌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建构,显示了侗族人与自然的交叉互感、主体意志的丰富性与活跃性,通过周围事物“确立自我的身份认同和行为的合法性,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物我并生的境界”,同时也较好地呈现了侗族古歌的诗性语言与诗性思想。   第二,侗族古歌以人—神—天的叙述书写来呈现生态观念。以自然书写为依存性条件,侗族古歌主要表现侗族先民的创世造人、生产生活、民族迁徙、社会斗争生活、风俗生活等内容,其事件选取是以表现人物为中心与以表达生态观念为核心的融合,较好地实现了个体价值与民族价值的结合。如侗族古歌中萨天巴创造天地万物、姜良姜妹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等故事情节围绕始祖人物展开,并在故事情节中艺术性地解释了万物与人类的来源,展现了先民对创世造人的始祖(天—神)的敬仰,反映了先民在早期艰难的生活境况中逐渐认识自然、探索与争取发展的历程。侗族古歌以个案书写、细节描写等方式在事件书写中抒发情感,也就是说,侗族古歌往往选择民族生活中富有代表性与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展开故事。《古邦祖公落寨歌》《岩洞祖先迁徙歌》《摆共侗族祖先落寨歌》等往往以形象的笔触记录不同地方侗族祖先的迁徙原因与沿途的风土人情,着力渲染民族迁徙的苦难历史以及在迁徙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意识;《侗族祖公·婚俗之源》《美道之歌》等以普通民众的婚姻生活个案来展现风俗的由来或变迁,着力表现社会风俗对普通民众的束缚,以生动的生活细节描写如美道被困三年的肖像描写、九十九公歃血订约的场景等,推动了古歌情节的发展。侗族古歌还运用可信的虚构、合理的夸张使得古歌情节更加生动、逼真。如《勉王歌》以夸张的笔触描绘吴勉“剪纸成兵、塞河断流、箭射千里”,情节出奇制胜,展现民族英雄的非凡本领与斗争精神,民族起义领袖被塑造成了“近似神的英雄”;《美道之歌》则以美道受蛇妖迫害的荒诞情节,揭露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危害,阐明破姓开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可以说,侗族古歌建立在还原民族生活事件的基础上,围绕人物形象建构来展开事件,合理利用“四维”结构关系进行事件与话语叙述、制造情节冲突、烘托情绪氛围,实现了文体结构构建的有机性。   第三,以元生性为基础,侗族古歌的创作对象主要是侗族先民社会生活的历史叙述与适时展演,它们在本色本真观念的依持下,能够最大限度地摆脱艺术规律桎梏,从而体现出母体艺术特征,取得了艺术表现理念的亲生活性、艺术多样化手法的无限性含蕴能力、表现中心为“四维”要素传达的生态性思想与观念、追求情感比兴与事理教化的艺术展演效果。侗族人善用比兴,“从生活的海洋里,撷取人们熟悉的食物引类譬喻、借物发端”。如《侗族史诗·侗族祖公·侗理传万代》就较好地运用侗族生活中常见的山、河、土、猫头鹰、鹞鹰、寨子的汇聚等起兴,“山与山,河与河,好比猫头鹰和猫头鹰。河与河,山与山,好比鹞鹰和鹞鹰。人和人结成了户,土和土聚成了山,寨和寨合成了峒,男女相好结成亲”,在多种自然物象的反复言说中强有力地论证了侗族人婚姻的由来。再如侗族人喜欢用比拟,以两个事物的某些共同点或相似处来进行象征或比喻,《美道之歌》就以动植物的形态、特征来描绘美道身居蛇洞三年的惨状:“身体黑得像乌鸦,眼睛黄得像鹞鹰,双手干瘦像鸡脚杆,衣衫褴褛像芥菜叶,发髻蓬松像棕榈片”,将美道的身影在五个比拟中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这反映了姑表远路结亲给侗族先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侗族先民迫切希望破姓开亲,追求幸福婚恋生活的愿望。同时这种动植物喻人也很好地以相似性来表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亲缘关系。又如《姜良姜妹衍人类》唱述:“肉变侗人,侗人老实,肠变汉人,汉人聪明,骨变苗人,苗人勇敢。”这段古歌运用隔句连续重叠的句式,三组句式押头尾韵,严谨整齐又参差变化,富有音乐感。同时,古歌运用拟物法艺术地描绘侗、汉、苗等民族来自同一母体的不同部分,表现了人类同源共祖的亲近关系,折射出了侗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友好相处、族际和谐的传统以及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品质,呈现了“自我身份认同和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平等而友善的”认识。可以说,多样化的修辞手法能够较好地结合侗族语言“高低宛转抑扬顿挫、讲话像唱歌吟诗、语调柔和仿佛江南鱼米之乡的吴侬软语,极富音乐感”的特点,较为形象地呈现侗族古歌中的“四维”结构关系,展现了古歌的诗性属性。同时,这些多样化的修辞手法,使古歌物象、民族风情相得益彰,较好地反映了侗族人交际、和谐、运动的生态理念。   婚礼仪式过程中,男方与主家歌手对唱侗族古歌   第四,灵活互动的展演空间是传达侗族人生态观念的方式之一。这体现在:其一,侗族古歌在生活化的展演场所中呈现侗族人的生态观念。杨国仁、廖正中在《侗族祖先哪里来》序言中说,侗族人们在婚嫁、丧葬、建屋、传统节庆等很多场合都会唱诵古歌,“都必须进行追溯自己祖先来源的活动———房族中的年长者,首先背诵这种内容的古歌或念词(侗语称之为“斗莎”),然后才开展其他活动”。展演的场地多为较开阔的平地、火塘边、鼓楼前,观众往往围成一圈观看,展演者与观众处于同一平面上,在日常生活空间进行展演活动。这些展演场地本身主要就是侗族人的生活场地,如火塘是侗族生活中心,鼓楼、萨坛是侗民族生活集聚地和精神象征,禾谷场则是侗族人经济生活的中心,生活场域和展演场域在侗族古歌的联结中融为一体,“既是社区典礼的承载空间,也是社区心理感知与社会构建的体现”。其二,立体综合的展演是侗族古歌呈现侗族人生态观念的展演技艺。侗族古歌的展演是以族长、师公、讲款师、歌师等人模仿为中心的,以音乐、服饰、舞蹈复现侗族生活。如《破姓开亲歌》《金银王》《勉王起兵又重来》往往以吟诵或琵琶歌形式展演,歌声、琴声低沉柔和,浑厚感人;祭祀萨岁唱古歌的时候,侗族人往往“要穿戴上远古盛装”,“要戴青帕,穿青衣、青裤、青裙”,而唱出征场面的时候,男青年会穿上戎装,“着短戎装、绿上衣、白裤子,头上插着金鸡尾”。这些古代服装的装扮使得古歌讲述内容能较为直观地呈现出来,凸显了萨作为侗族始祖神的重要地位,反映了侗族人积极协调关系,以实现安定祥和生活的美好愿望,并以视觉的感观促进观演者对古歌的接受。《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古歌)》诵唱萨天巴神系时,会有角色化的舞蹈动作,“天公地母舞”表现萨天巴生育天地;“萨狁孵蛋舞”表现龟婆孵出松恩和松桑;“兄妹开亲舞”则表现姜良姜妹兄妹重新繁衍人类,以角色化的表演展现天-神创世、造人的场面,诠释了侗族人对天-神的崇敬。侗族古歌展演对服饰、动作、神态等生活情境进行模拟性表现,从事件的生活化、特殊性来影射、指征民族事务、精神的一般性建构等等,使受众被模拟、潜在和自然性带入、重置和植入,进而实现认知反思和精神塑造。   最后,侗族古歌往往呈现出一种互动性的展演效果。侗族古歌的展演者往往注重与听者交流与互动,具有很明显的交流性特征。在《芦笙祭词》讲述结束时,讲款师往往会与听众互动问道:“男人不吹芦笙,女人没有笑容。大家说对不对呀?”众人附和:“对得很!哈哈!……”同样,《九十九公破姓开亲》结束时,讲款师问道:“我说的话中意不中意呀?”众人齐呼:“中意!”讲款者又问:“我说的话甜心不甜心呀?”众人齐呼:“甜心!”这种古歌交流方式展现了侗族古歌贴近民众、通俗互动的展演形式,同时还反映侗族人与人互动、交流的模式,是侗族人际关系和谐的主要表现。可以说,侗族古歌将现实生活凝缩在特定的展演空间中,古歌唱述以祭祀祖先、角色化表现反映历史、观演互动促进展演,较好地反映了侗族人的唱述以生活书写展演艺术,注入天—神信仰,在观演互动中推进人对艺术的主体性地位,呈现出侗族古歌的展演与侗族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的效应。同时,侗族古歌牵涉到作者——文本、读者、展演形式、观众等之间的关系,作者-文本以情感动人、以事件的价值效应、精神朗照来召唤读者,展演者积极调动展演氛围,与观众交流,他们之间这种去距离化的效应促进了侗族古歌的顺势传播与接受,反映出侗族古歌所具有的戏剧因素属性。   故而,建立在生活经验共享性的基础上,侗族古歌对“四维”要素生命生态有机性的处理,将侗族古歌的族群共生性审美经验、古歌创作对象、文本的流动结构方式、古歌展演的适宜性与可创空间,都能够游刃有余地自然贯通与无隙转化,不仅传达了侗族古歌文本丰富的生态思想,更在形式上凸显生态和谐的本体性理念精神,正如有学者认为,侗族的艺术文化“以自然美为最佳境界,以原始真实、情感真诚、艺术天然为理想”,是侗族生态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三、唯生命论:侗族古歌生态和美艺术的本体论思考   侗族古歌从文本内涵到艺术呈现都体现出了侗族人的生态观念,并且侗族古歌与传统的稻种文化、自律的社会组织制度、古朴的民俗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侗族古歌有机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对生命的追求与呵护成为整个系统的核心基石与理念依持,是整个侗族古歌艺术婉转流畅、鸿蒙天成的本体所在,也是侗族古歌作为“原生态文化”的重要价值标准。   首先,侗族古歌反映了以泛生命论为逻辑起点的生命中心论。在“四维”构成说中就已经论述,侗族先民都是以泛生命论眼光来对待一切,追求生命之间的对话交流与通达转化,侗族古歌文本是侗族生命意识与历史发展的隐喻。侗族古歌主要唱述侗族早期的历史生活,其中,创世古歌中主要唱述自然的形成与人类起源和发展,历史古歌往往唱述民族迁徙历史、民族英雄抗争史、民族风俗发展史等,祭祀古歌则主要唱述天-神的功绩,并以相关仪式祈求其庇佑。这些古歌都是围绕着以人类生命体为枢纽,涉及生命体的诞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主动协调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关系,并在信仰中崇奉天-神,希望能获得现实生活的富足、安宁与美好及生命的存续。也就是说,这种生命之维的书写建构了侗族文化自身的逻辑起点,同时表现侗族人的圆融、自信的人生追求,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侗族文化所普遍具有的“重生的现实感怀,飞动的生命情怀”。   其次,尊重生命的动态性与生态有机性成为维系侗族古歌弹性叙事形式的同一性机制。这表现在:一方面,侗族古歌的唱述是由众多民间艺人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完成的,不同的唱述之间形成了同一题材如兄妹开亲、族群迁徙、吴勉起义、破姓开亲等众多异文,形成了叙事的分层。一些较为大型的侗族古歌文本唱述创世、历史、祭祀等众多内容,展现了人、自然、天、神的四维运动关系,讲述内容有的能够实现较为平滑的过渡,如《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古歌)》,有的则出现突然跳跃,如《侗族史诗———起源之歌》,还有的甚至跨越性较大。另一方面,一些侗族古歌文本内容如迁徙题材古歌、破姓开亲题材古歌与侗族历史文化、观念和价值立场有很多相似,它们的讲述脉络清晰,分层多样而有条理,它们一起构成了文本的可靠性叙事,而且这些文本共同指向生命的建构,民族的历史成为生命的足迹,古歌文本的多样性与历史化也是族群生命的复数表征。一些同题材侗族古歌的不同文本内容在叙事上可能具有较大差异性,比如关于萨的古歌有不同的唱述,《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古歌)》唱述萨天巴创世造人,《萨之歌》则是对《旧唐书·地理志》中李弘节设置古州乐兴郡时所发生的历史事实的艺术加工,反映侗族人反抗地主、土司的残酷统治。创世始祖与民族英雄叙事在对神的崇奉中呈现出一定的悖立统一性,而这种悖论性又给古歌留下了很大的叙事空间,为侗族古歌增添了不朽的艺术魅力。   最后,生命范域与侗族古歌的艺术容量、拓生空间形成正比关系。侗族古歌的生活性书写是以先民生命的活动场域与关涉对象为中心的,它支撑着侗族古歌叙事结构的圈层性与衍生能力。侗族古歌的叙事系统不仅包括围绕创世、历史、祭祀等内容,古歌展示人、自然、天、神之间的生态关系,还包括促成这些生态关系展现的各类社会活动,更包括其蕴含的民族文化———侗族的稻作文化、组织制度、民俗文化等,它们以文本为中心和基础,层层展开,较为形象地展现了侗族社会生活全貌以及内在的和谐生态理论。进一步说,生命的实践本位与精神追求构成了侗族古歌生态理念之诗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一些侗族古歌是为适应特定历史事件的需求而唱述的,或者是在特定的礼仪、祭祀等生活中演唱,具有明显的事件关联性。这个意义上,侗族古歌是侗族的一种生存方式,具有一定德育和智育目的,有助于民族性格的塑造,带有工具论属性。同时,侗族古歌又显示出了侗族人对自然环境、人性本身的尊敬与发展的天然呵护,能够唤起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人性的尊重,“对那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人们的精神生态系统起着微妙的调节作用”,这种情感表达试图使人放弃欲望的纠缠而获得纯粹的快乐,超越古歌的工具属性,追求更高的精神愉悦,实现了从深层功利性向纯粹的无功利性的飞跃。   所以,探讨侗族古歌“四维”说的生命本体论思想,发掘侗族古歌生态思想的书写艺术与历史讲述轨迹,目的是为了探讨其本体论意义上民间艺术的发生、发展与展演的艺术机制,由此规避并完善民间艺术纯粹的文化研究之不足,进而创新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方法。以生活活动为中心构成的空间历史运动当成为当下民间艺术关注的新动向,并由此发现民间文学艺术的母体功能与艺术共性,破除文体学的疆域限制,实现民间文艺与作家文艺之间的贯通性,探讨文化生态的共存与发展,应是民间文艺空间还原生命生态批评的学理逻辑所在。   作者简介:   王红,女,博士,硕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民族民间文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民间文学、民俗学、明清文学、比较文学。参与过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主持的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项目《中西比较诗学史》(巴蜀书社,2008年8月出版)和《中国文学理论》、211工程重点研究项目《中西比较诗学史》、国家社科十五规划项目《中外文论发展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研究》等项目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