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族格言诗经由传播地域的渐次拓展与读者群体的多元面向实现了域内经典化。诗学品质、思想主题以及文化认同构成藏族格言诗内在的经典文学美质，赞助人、评论、翻译、传播媒介等多重因素合力拓展了其传播地域与读者面向。藏族格言诗域内经典化建构历程呈现出其内在文学属性的生发过程，折射出其赞助人、译介力量和读者交互作用下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社会关怀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力。 　　关键词:文学经典；文化认同；藏族格言诗；经典化；翻译；《萨迦格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藏族格言诗的生成始于萨迦·贡嘎坚赞（1182-1252）创作的《萨迦格言》，后世藏族格言诗人创新或完善其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逐渐形成了藏族格言诗这一独特的文学体裁，甚至发展为藏族格言文化。作为“启迪智慧，垂训后人的藏族社会传统教科书”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花异葩”，藏族格言诗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常被用来与《论语》《丹珠尔》《沉思录》等进行思想内涵或艺术形式的比较研究，其思想、文化、文学、社会、教育等方面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可，在域内的文学经典地位已然确立。 　　然而，藏族格言诗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似乎被视为理所当然，以致鲜有学者去反思性地审视其域内传播历程，抑或去全面地考量推动其经典化建构的相关因素。藏族格言诗在域内的经典化固然与其经典的内在美质密不可分，亦历经了传播地域由藏语到蒙古语再到汉语的渐次拓展、文学形态从民族文学到翻译文学的演变、传播媒介由单一向多元的转换，在诸如宗教、政治、学界等方面赞助人的交互作用下实现了读者群体的多元面向。藏族格言诗的传播和接受诠释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民族间文化认同、交流与融合。因此，考察藏族格言诗的域内传播历程、全面解读推动其经典化的相关因素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藏族格言诗域内传播历程 　　藏族格言诗在域内的经典化为其几百年来翻译、传播与接受的结果，主要经历了在藏语、蒙古语以及汉语的传播，读者群体随着传播地域的拓展趋向多元。 　　（一）藏语的创作与传播 　　13世纪上半叶，贡嘎坚赞潜心研究了古印度著名学者龙树大师的《百智论》《修身智慧树》《众生修身格言》、尼玛贝巴的《颂藏》、却色的《百句颂》、遮那迦的《修身论》、玛苏罗格舍的《修身格言》７部反映印度社会生活的格言诗集，将印度格言诗的文学样式与丰厚的藏族民间文学和宗教文学相融合，创作出《萨迦格言》。《萨迦格言》以物为喻使其深奥的哲理浅显易懂，采用诗歌形式使之易于背诵和传播，借由丰富主题宣传佛教，关怀社会，教化百姓。“《萨迦格言》问世不久，便有了木刻本，后不断翻印。很多印经院都刻印此书，有萨迦版、那塘版、拉萨版、北京嵩祝寺版、德格版、塔尔寺版等流传。” 　　《萨迦格言》成书之后，成为后世藏族格言诗人争相模仿创作的蓝本，藏族格言诗的主题内容和表现手法在被模仿之中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藏族格言诗体裁。16世纪中叶之后，佛教大德班钦·索南扎巴（1478-1554）模仿《萨迦格言》创作《格丹格言》；贡唐·丹白准美（1762-1823）模仿《萨迦格言》创作《水树格言》；久·米庞嘉措（1846-1912）著有《国王修身论》。此外，罗桑金巴（1821－？）著有《日喻格言》《月喻格言》《风喻格言》，南杰索巴（生卒年不详）著有《土喻格言》，诺奇堪布阿旺朋措（生卒年不详）著有《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宝喻格言》，另有《天空格言》《茶酒格言》《蛋喻格言》《安多格言》流传于世。经由格言诗人的不断创作，藏族格言诗逐步发展成为崭新的诗歌体裁，几经流传，“（在藏区）几乎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从而也就充分地发挥了格言诗净化人们的心灵，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的信心，培育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等社会教育功能，从而成为垂训后人、有口皆碑的箴言佳句”。 　　（二）蒙古语的译创与传播 　　藏族格言诗在蒙古语的传播与其在藏语的传播几乎同步，翻译与创作为其在蒙古语传播的主要途径。由于贡嘎坚赞显赫的宗教和政治地位，《萨迦格言》在13世纪上半叶创作完成不久便被翻译成蒙古文。“据考查《善书》（《萨迦格言》）的第一个翻译本是十四世纪索纳木·卡拉（索南戈拉）译的八思巴译文”，至今有多个蒙古文译本或版本广泛流传。“《萨迦格言》蒙译本主要包括索南戈拉、咱雅班智达索南嘉措、莫日跟格根罗桑丹必坚赞、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丹津却达尔、诺木图因仁钦等人的译本”，以八思巴文、回鹘蒙古文、托忒蒙古文的手抄本、木刻本以及印刷本流传。此外，《格丹格言》等多部藏族格言诗亦被翻译成蒙古语。藏族格言诗的蒙译丰富了蒙古族格言诗写作主题，使之由先前一的英雄主题朝向多元主题发展，随之催生了一批藏族格言诗的模仿之作，如蒙古史学名著《蒙古源流》中的结尾诗为模仿《萨迦格言》而进行的创作，诗歌样式最为典型，《格丹格言》对17-18世纪蒙古族民间文学特别是蒙古族动物故事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藏族民间故事随着格言诗注疏传统传入，如注疏《萨迦格言》的藏族民间故事《披着虎皮的毛驴》和《蓝皮狐》在蒙古族民间故事中存有同类型故事。随着与蒙古族文学深度融合，藏族格言诗逐步融入蒙古族文学作品或民间故事之中，读者面向由上层社会流传至底层百姓，趋向多元。 　　（三）汉语的翻译与传播 　　藏族格言诗的汉译经历了萌芽时期、新生时期、沉寂时期、全面时期、深化时期几个发展历程，开启了其在汉语中广泛传播。“据考证，藏族格言诗汉译始于1940年代郭和卿全译《萨迦格言》。由于该译本为文言文翻译，未被出版社采纳。”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抢救、整理及翻译活动促成其在中原地区的真正译介。1956-1957年，《人民日报》副刊连载了王尧汉译《萨迦格言》的212首诗，青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将其结集出版。改革开放以来，藏族格言诗汉译进入全面深化发展阶段。纵观其汉译历程，藏族格言诗的汉译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以其图书单行本出版统计，《萨迦格言》至今产生了12个汉语全译本和11个节译本；《格丹格言》含有1个汉语全译本；《水树格言》含有2个汉语全译本和1个节译本；《国王修身论》含有1个汉语全译本；《火喻格言》含有1个汉语全译本和1个节译本；《风喻格言》含有1个汉语全译本；《铁喻格言》《宝喻格言》《风喻言》各含有1个汉语节译本。此外，藏族格言诗的汉译诗作常散见于报纸、期刊、教材、史著、博客等处，多元媒介推动了藏族格言诗在汉语中的全面传播。 　　藏族格言诗经由藏语、蒙古语以及汉语的传播扩大了读者面向。藏族格言诗的域内传播历程具体呈现出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表明长期以来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观和民族政策作用下的认同与融合。“进入21世纪后，对藏族格言诗的翻译出版或重印正处在一个鼎盛时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藏族格言诗成为民族文化对外推介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蒙古族、汉族等域内民族学者全方位、多角度开展藏族格言诗的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合力推动其在域外更加广泛的传播。 　　藏学大师王尧 　　二、藏族格言诗经典内在美质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固然有多种因素，但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内在的经典的美质，应该是最为重要的。”对格言诗这一文学体裁而言，“内在的经典的美质”具体所指为何？“从藏族作家诗所阐述的不同内容和运用不同形式格律来看，大体上可分为‘道歌体’诗、‘格言体’诗、‘年阿体’诗和‘四六体’诗等四个流派”。依此分析，阐述内容与格律形式的异质性为藏族作家诗流派划分的标准。换言之，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作家诗流派划分的核心标准。藏族格言诗植根于丰厚的藏族传统文化，格言诗人将社会关怀、理政主张、佛教思想以藏族格言诗这一诗歌体裁集中表达，在借鉴与模仿之中保持着创新自觉以丰富其思想主题和表现形式，强化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丰富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由此，表现形式独特的诗学品质、国家社会关怀的思想主题以及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共鸣构成藏族格言诗的“内在的经典的美质”。 　　（一）诗学品质独特 　　综观藏族格言诗诗学品质，其艺术性主要表现在比喻手法和音节韵律运用两个方面。这与文学理论著作《诗镜》和《智者入门》密切相关。7世纪，古代印度史学家檀丁总结了古代印度文学理论著成《诗镜》，传入藏地之后，“《诗镜》修辞理论构成了藏族传统文学的体裁和诗歌模式”。贡嘎坚赞习得《诗镜》之后著成《智者入门》，在书中阐述了智者在著述、讲授和辩论中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及方法理论，这对藏族诗学和修辞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开拓之功。贡嘎坚赞极为强调比喻手法对诗歌的重要性，“通过直接喻和间接喻等手法造成文字与修饰，从而产生了美艳等九种诗态”；尤为注重比喻手法在诗歌写作中的运用原则，“一切比喻和修饰都要符合自身的意义才能用，倘若比喻（喻体）与被喻事物（本体）意义上有矛盾，便会受到诗人们的耻笑”，最终使得比喻手法与叙述内容融为一体，实现意义的传达。同时，贡嘎坚赞论述了诗歌写作的目的、行数与字数：交待文体格式的目的，“讲者容易讲，听者容易记取，论著能产生信念”；规定韵律诗歌的行数，“世尊的经教和世人的论著的根本颂是两行偈句、三行、四行、五行和六行，七行以上的则没有。韵律诗歌是四行”；划分文体类别，指出颂偈写作字数要求，“作论文体分颂偈（每句字数相等的词章诗歌）、散文以及诗散相间三种”。 　　贡嘎坚赞将对藏族诗学和修辞理论的艺术创新应用于格言诗的写作实践之中。《萨迦格言》通篇运用丰富的比喻手法，选择藏地常见的人文景观为喻体以说明主题，借鉴藏族民歌体形式，四句九言，讲究韵律，以求讲者易讲与读者易记，最终实现格言诗主题意义的传递。《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等藏族格言诗作继承了《萨迦格言》全部或部分诗学品质。从诗作题目分析，除《格丹格言》《国王修身论》之外，藏族格言诗均以“水”“木”“日”“月”“风”“土”“火”“铁”“宝贝”“天空”“茶”“酒”“蛋”等藏地常见或生活必需的事物为喻体阐述道理；从诗行字数来看，《格丹格言》除一首为五句七言体之外均为四句七言体，《水树格言》《火喻格言》《风喻格言》均为四句七言体，每句以二二二一的节奏作停顿，极富韵律。后世格言诗人在模仿中对藏族格言诗的艺术形式进行了自觉创新。例如，藏族格言诗由通篇多元喻体写作转向以单一喻体为主题创作；《水树格言》“开创了以自然物为喻体的格言诗创作艺术之先河”；《格丹格言》通篇采用对比的写作手法使智者和愚者形成鲜明对比，开创了格言诗写作手法的新格局；《国王修身论》不固守七言四句旧格式，拓宽了格言诗的创作思路。诗学品质的独特性奠定了藏族格言诗在藏族作家诗中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国家社会关怀 　　《智者入门》对诗歌概念进行了界定，“诗歌概括为体和饰两部分。体是完成欲叙的内容，饰是具有特点的加上美的词和喻等的结合”。据此分析，贡嘎坚赞不仅强调诗歌的饰，更加注重诗歌的体，以饰之形式传递体之内容。《智者入门》的诗学理论对贡嘎坚赞本人和后世藏族格言诗人均产生深远影响。“格言”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说理性或教化性，将格言与诗结合起来，说理或教化意味更加明显。“或以诗为足助德性之涵养，或以之为足资知识之广博；或以助社会伦理之实施，或以助政治应对的辞令。”以格言诗为载体，藏族格言诗人倾向于传达学说理念，构筑社会伦理，宣传政治理念，涵养百姓道德，以此实现对国家社会的关怀。 　　藏族格言诗国家社会关怀的思想主题集中表现为对时代的观照。《萨迦格言》产生于西藏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时期。彼时西藏不同割据势力相互攻伐，社会秩序破坏严重，底层人民苦不堪言。作为宗教上层人士，贡嘎坚赞体察百姓疾苦，通过格言诗传递“反对暴政，倡行仁政”“以法治藏，清正廉明”“轻徭薄役，减免赋税”“选贤任能，爱护百姓”的伦理观和政治观，以求治世。16世纪中叶，西藏帕竹地方政权鼎盛，格鲁教派发展势头良好，在帕竹政权和格鲁教派的支持下索南扎巴创作《格丹格言》，故此《格丹格言》更多强调智者之于社会的价值，提出“尊重人才，敬重智者”的人才观。丹白准美所处的时代农奴受到封建农奴主的压迫日益沉重，《水树格言》表达了“仁政爱民”的政治观。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伺机入侵，西藏岌岌可危，《国王修身论》讲述了治国理政之道以应对晚清时期西藏面对的内忧外患，提出“安邦兴民，合理税收”的政治观、“忠君爱国，团结互助”的伦理观、“公平廉明，德治法治相依”的法治观、“选用贤良，造福百姓”的人才观。总观之，藏族格言诗人以其责任感和使命感撰写诗作，观照时代，表现出强烈的国家社会情怀；综观之，藏族格言诗蕴含的思想伦理观与儒家“仁政”“爱民”“治世”“选贤任能”等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藏族格言文化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定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包括藏族格言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升华”。 　　（三）民族文化认同 　　藏族格言诗人基于传统文化思想创作反映出格言诗人群体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构成藏族格言诗的经典品质。“文化的传承蕴含着两个系统：一个是官方的、经典的、书面的系统；一个是民间的、通俗的、口传的系统。前者来自于文献，居于中心的、主流的地位，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尊严、智慧和文明程度，是一个民族精神和心灵的支柱；后者来自于田野，处在边缘的、非主流的位置，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活力、信仰和生存智慧，是一个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现。”作为书面的经典文学，藏族格言诗汲取通俗的、口传的藏族民间文学营养，引用或化用诸多神话故事、歌谣传说、民俗禁忌、格言谚语等民间文学，形成独特的文学体裁；待确立中心的、主流的地位之后，藏族格言诗以书面的和口传的形式反作用于边缘的、非主流的民间文学，赋予民间文学新的价值。在藏族格言诗与民间文学相互作用、相互构建过程中，格言诗人内部之间、格言诗人与读者之间的民族文化认同情感共鸣愈发强烈；民族文化亦在不断认同中得以传承，藏族格言诗的经典品质愈发显著。 　　藏族格言诗的民族文化认同亦反映在对藏族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观照上。四大本源说为藏族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构成了藏族众多传统学科理论的基础，如藏医典籍《四部医典》阐述了“众生肉体四大本源生，所治疾病四大本源致，对治药物四大本源质，体病施治自性互相连”的医学理念。罗桑金巴在谈及《风喻格言》的创作目的时提道，“贡唐·丹白准美著有《水喻格言》，南杰索巴著有《土喻格言》和《火喻格言》，我抱着水、土、火、风四大种格言齐全的愿望和供后世聪明学者学习的目的，特撰写了《风喻格言》”。罗桑金巴集齐水、土、火、风四种格言诗的创作愿望与四大本源说相对应。之后《天空格言》问世，和上述四部格言诗构成了以水、土、火、风、空五元素为主题的诗作，这似乎又与藏族古代哲学思想五源学相对应。“五源学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由土、水、火、风、空五种物质所源生（简称“五源”）事物的发展变化，形成存灭，都是这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藏族格言诗的创作与藏族古代哲学思想的对照统一反映出格言诗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文学文化整体观，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的多元性。同时，藏族格言诗内在的民族文化认同性和思想共通性使其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的传播中愈发引起读者情感共鸣。 　　藏族格言诗人在创作之初以诗学理论为指导对表现形式进行创新，注重思想主题观照时代与社会，具有了使藏族格言诗成为文学经典的明确意识。藏族格言诗文学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为其思想主题与表现形式植根于深厚的藏族传统文化，且能够因国家或民族时代主题的变迁而不断创新，以致在其不断创作之中实现民族文化的认同；藏族格言诗民族的、经典的内在美质亦在此过程中得以不断强化。 　　三、藏族格言诗域内经典化建构 　　“成为经典，当然与文本自身的情感空间、审美特征分不开，即它们必须具有成为经典的诗美品格；但具备成为经典的品格，并不一定能够成为经典，经典是通过经典化而塑造出来的。”经典化是一部文学作品由传播到接受最终走向经典的动态过程，内在的经典诗学美质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基本要素，赞助人、评论、翻译、媒介等多重因素从不同层面建构着其经典化。藏族格言诗在域内的经典化为长期以来其内在经典美质与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在美质奠定了其成为经典的基础，赞助力量推崇、评论基调扬赞、翻译阐释传播、传播媒介多元建构了其在域内的经典化路径。 　　（一）赞助力量推崇 　　藏族格言诗的经典化首先来自政治和宗教力量对藏族格言诗人及其诗作的推崇。作为彼时上层宗教人士，贡嘎坚赞、索南扎巴、丹白准美、米庞嘉措等藏族格言诗人兼具政治家、诗人等多重身份，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佛教宣扬、诗学建构等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其本人及诗作备受赞助人推崇。贡嘎坚赞作为萨迦教派首领，受到蒙古统治者盛邀，阔端王子向其允诺，“吾以世法护之，尔护以圣教”，“尔静心传法，所需吾悉与焉”，贡嘎坚赞的思想主张和学说理念在蒙古上层的推崇下迅速在藏蒙地区传播开来。作为贡嘎坚赞政治主张和宗教理念的集中体现，《萨迦格言》在创作完成不久就被翻译成蒙古文，之后又有多个蒙古文译本产生，促进了其在蒙古语中的传播与接受，甚至上升为规范和准则。“《善书》已成为影响人们伦理道德的规范，说话办事的准则，探讨论证问题的依据，启蒙儿童的教科书。”贡嘎坚赞及《萨迦格言》在藏地受到各个时期不同教派的推崇，如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7-1419）称赞贡嘎坚赞为“举世无双的明王护法，遍知一切的文殊菩萨，博通五明的大班智达，就是护佑雪域众生的萨迦巴”；丹白准美高度赞扬《萨迦格言》，“著名的宝贝绳儿，把汉藏大地紧连；不朽的萨迦格言，把人生道路指点”。此外，索南扎巴及其《格丹格言》备受彼时西藏帕竹地方政权和格鲁教派的推崇；丹白准美的《水树格言》的思想主题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相契合；《国王修身论》为米庞嘉措应德格土司要求所作，并在后者的支持下迅速付诸印刷。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文艺版连载王尧汉译的《萨迦格言》。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支持力度的逐渐加大，藏族格言诗得到全面整理与翻译，其藏、蒙、汉文本在域内广泛传播。“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政治和宗教力量的推介折射出其对藏族格言诗的推崇，从更深层次来看为藏族文化被域内各民族的认同与接受，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共有精神家园构筑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评论基调赞扬 　　赞助力量推崇使藏族格言诗人及其诗作上升为民族文化资本，大体奠定了其文学地位和评论基调。藏族格言诗人及其诗作的文学地位及价值在同时代已然得到普遍认可，对其鲜有批评，多为赞扬。自第一部格言诗《萨迦格言》创作完成之后，注疏、专著、史著等构成的多元评论方式从不同层面合力建构着藏族格言诗的经典化。藏族文学中的注疏传统由来已久，多为诗人等专业人士结合传统文化和时代背景对名家著作的解读，以使大众读者明其主旨，会其精神。藏族格言诗颇受学者青睐，多被注疏，如仁钦拜的《萨迦格言注释》、罗桑楚臣的《萨迦格言注释·如意钥匙》以及索达吉堪布的《格言宝藏论释》分别为《萨迦格言》藏文、蒙古文、汉文的注疏；央金噶韦洛哲的《智愚辨别论具善格言白莲花束注疏太阳光辉》为《格丹格言》的注疏。文学系统内部专业人士的注疏引导大众读者走向藏族格言诗，使其内在美质渐为大众读者感知，提高了其被传播、阅读和接受的可能。专著与注疏功能相似，均具有解读作用，但面向不同，前者为专业人士对藏族格言诗演进历程、思想内涵、表现形式等方面更为全面、系统、深刻的专业诠释。例如，李钟霖、星全成等所著的《藏族格言文化鉴赏》全面剖析了藏族格言诗的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将其由诗学范畴提升至文化范畴，意在凸显其文学属性和文化价值。史著对藏族格言诗的评论主要涵属在文学史著和历史著作之中，前者肯定了藏族格言诗的文学地位，后者扩大了其文学外延。在中华民族文学史中，格言诗作为独特的文学体裁被记载和叙述，确定了其文学地位；藏族格言诗常同其作者出现在文史著作之中，或被叙述，或被引用例证。编入史著客观上塑造了藏族格言诗的经典化。多元评论方式反映了专业人士对藏族格言诗的认知水平，从不同侧面体现出藏族格言诗的价值。无论注疏、专著抑或史著，扬赞成为藏族格言诗在域内各民族间传播的主调，藏族格言诗在赞扬之中渐被塑为经典。 　　（三）翻译阐释传播 　　翻译为译者基于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而做出的相应解读，并以他种语言呈现，从而承担了阐释和传播的双重功能。当文学作品由一种语言被翻译为他种语言时，其内涵得到更为全面的阐释和更加广泛的传播。随着文学作品被译成语言种类和译本数量的逐渐增多，翻译之于文学作品的阐释力和传播力越发显著。由此，翻译构成阐释文学作品并推动其由本族向他族传播的重要环节，亦成为文学作品实现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藏族格言诗域内经典化进程亦为其由藏文译成蒙古文、汉文等域内民族语言的过程。翻译之于藏族格言诗经典化的建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本的阐释与传播，二是翻译研究的阐释与传播。自14世纪初《萨迦格言》首次被翻译以来，藏族格言诗蒙古文、汉文译本不断产生，现有大量译本。藏族格言诗翻译形式多样，或节译，或全译，或转译；译本体例丰富，译者序、出版说明、注释、注疏、附录、译后记等副文本在各译本中差异出现；域内译者对藏族格言诗的诗歌属性认识一致，均以诗译诗，尽量以相似或一致的诗歌形式传递其内涵。此外，藏族格言诗的蒙古文、汉文译本成为其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多部藏族格言诗的外译本由其蒙古文、汉文译本转译而来。众多译本之间的互动共同构成藏族格言诗阐释与传播的宏观图景。译本的大量涌现为开展翻译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藏族格言诗众多译本的产生促进了其翻译研究。长期以来，藏族格言诗的本体研究和作者研究为主流，翻译研究涉及较少。 　　21世纪初，随着民族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和翻译学科的深入发展，藏族格言诗的翻译研究发展迅猛。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边缘地带转变为前沿地带，相应地以《萨迦格言》为代表的藏族格言诗的翻译研究受到国内学界重视，“归纳少数民族典籍、文学以及口头传统涉及的作品发现，《格萨尔》《玛纳斯》《萨迦格言》《阿诗玛》和《尘埃落定》受关注度较高”。藏族格言诗翻译研究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其域内影响力，亦从学术方面推动了其经典化，进而彰显出国内各族学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下进行民族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学术自觉。 　　由西藏、内蒙古和新疆画家共同创作完成的《三大英雄史诗》 　　（四）传播媒介多元 　　传播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的读者面向，多元的传播媒介能够使得文学作品面向的读者群体更为广泛，推动其经典化进程。藏族格言诗在域内经典化的建构与多元的传播媒介密切相关，文本、口头、电子介质构成其域内传播的三大媒介。藏族格言诗作为作家诗，最初以文本的形式传播。藏族格言诗起初以手抄本、木刻本的文本形式流传于藏蒙上层社会中间，成为上层社会和寺院僧众的必读书目；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藏族格言诗以图书、教材、报纸、期刊等印刷文本形式在域内广泛传播开来。多元的印刷文本形式使得藏族格言诗形成了更为广泛的读者面向，推动了其在寺庙、社会、学校的快速传播。不同于藏蒙民族口传史诗由口头到文本的传播嬗变，由于旧时藏蒙底层民众教育水平较低，藏族格言诗在藏蒙民族间先以文本传播、后经口头解读逐渐传至底层百姓。藏族格言诗的创作融入了藏地民歌形式，朗朗上口，易于传记，与藏蒙的口头传播文化相契合，由此藏族格言诗在藏蒙底层百姓中间传播开来，形成了文本与口头并重传播的局面。藏族格言诗的传播媒介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电子媒介将文本传播的视觉优势和口头传播的听觉优势融为一体，延伸了人体的感知系统，拓展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现阶段，以广播、电视、博客为主的电子媒介成为藏族格言诗传播的重要途径，如索达吉堪布将《萨迦格言》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将其内容讲述，《萨迦格言》汉译者龙冬采用博客发布译文。藏族格言诗的传播媒介由最初单一的文本传播演变为当前文本、口头、电子介质多元并存的立体化传播形式，极大提高了藏族格言诗被接受的可能，推动了其在域内的快速传播。 　　藏族格言诗在域内的经典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宗教和政治方面的赞助人推动了藏族格言诗的快速传播；来自文学系统的评论为其传播奠定了扬赞基调；翻译的阐释力和传播力拓展了地域和读者面向；多元媒介使其在域内呈现立体化传播。多重因素对藏族格言诗经典化的构建反映了中华民族间的文化认同。 　　结语 　　藏族格言诗域内经典化构建生动诠释了藏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一体文化中的一元与多元之间长期以来在密切交往交流中形成的认同与交融。藏族格言诗的内在美质和赞助人、评论、翻译、传播等多重因素共同建构了其域内的经典化，藏族格言诗域内经典化的建构体现了藏族格言诗在域内的认可和接受，折射出中华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在各民族间的认同和接受中，藏族格言诗内化入中华民族文化肌理，其文学经典地位愈加牢固。“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学或国家文学，它们一旦跨越异质文化的界限，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藏族格言诗自19世纪上半叶至今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匈牙利文、捷克文、日文等多种外文，在域外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其在翻译、评论、传播中建构的域内经典化与其域外传播共同构成互动共生的宏观传播图景，为其超越异质文化界限、上升为世界文学经典带来极大可能。 　　作者简介： 　　许明武，男，1965年11月生，文学博士，2003年晋升为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精品课程“英汉互译”负责人。湖北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2007-2013、2013-2018、2018-2022）、第三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18-2021）、第一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翻译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