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今存款式、册数各异的蒙古文《列国志传》旧抄本四种。通过四种抄本与相关蒙汉文献的一系列比勘，可知此四种抄本系一部十二卷本《列国志传》蒙译本的传抄本。此译本译文截然有别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列国志传》蒙译本，有可能是20世纪初译于喀尔喀蒙古地区，仅流传于喀尔喀蒙古地区的译本。披露并研究这一批译本,不仅能够丰富《列国志传》外文版本，拓展其域外传播研究，对蒙汉两个民族、中蒙两国的文学交流史研究也提供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

　　【关键词】蒙古国；《列国志传》；蒙译

　　2017年10月，笔者赴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访书，在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有幸获见款式和形制各异的“列国题材”小说蒙古文旧抄本四种。从文献外观上虽不能直接断定四种抄本的底本本源，但从回数和回目，不难看出这些抄本均译自明清“列国”系列小说之一《列国志传》。《列国志传》，明代余邵鱼撰，是明清“列国”系列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版本丰繁，传播广泛，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后期产生的“列国”系列小说之另两部力作，即冯梦龙的《新列国志》、蔡元方的《东周列国志》均相继改创自该著。

　　《列国志传》面世后在社会上流播比较广泛。据笔者初步查阅，在明清时期由不同书坊刊印过的《列国志传》至少有十余种,而且目前存世版本也很多。明清以降，《列国志传》不仅在国内遍及大江南北,对我国各民族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还传入毗邻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汉文小说和短篇故事的满文译本》和《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等资料，自清以来，《列国志传》在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译介比较广泛。而《列国志传》满、蒙译本研究，却相对冷清，与其所经历的繁盛历史及其重要意义，极不相称。《列国志传》在海外的译介和影响业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如，《“列国”系列小说研究——以<列国志传>与<新列国志>为主》、《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再创作——以<列国志传>为中心》等文对《列国志传》在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朝鲜等毗邻国家的传播与译介作了较系统的阐述。但由于资料的匮乏，《列国志传》在邻国蒙古国的传播和译介向未引起学人关注。多年来，蒙古国所藏《列国志传》蒙古文古旧译本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对乌兰巴托所藏蒙古文《列国志传》的披露和研究，不仅能够拓展“列国”系列小说域外传播研究的视野，对汉、蒙两个民族和中、蒙两国文学关系研究也可提供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本文钩稽相关汉蒙文献，对这些抄本之底本来源、译文特点、译成地点、学术价值略做考述。

　　一乌兰巴托所见《列国志传》

　　蒙译本四种抄本及其底本概况

　　为论述便利，下文将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所见四种蒙古文《列国志传》，分别简称“乌兰巴托藏本一”、“乌兰巴托藏本二”、“乌兰巴托藏本三”、“乌兰巴托藏本四”。

　　（一）乌兰巴托藏本一及其相关学术问题

　　乌兰巴托藏本一，索号7955-7958/96，梵夹活页装抄本，页高19厘米，宽59厘米。版高13厘米，宽46厘米。分四卷，卷一至卷四各有索号，依次7955/96、7956/96、7957/96、7958/96。卷中分回，每卷回数不等，多者28回，少者26回。回中分“节”（下文统称“则”），单句标目，各回则数不等。除极少数回，大多均以二则组成。全书标有则目者215则，但根据原著分则标准，乌兰巴托藏本一实际内容有229则。回前均有书名页，中栏横题书名和回次，即“olan ulus-yin bicig，××bUlUg-un teOke bolai（或bolumoi）”。汉意为“列国志传，××回的历史”。如图1。书名页另钤藏印3枚。即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正方形藏印、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圆形藏印和长方形藏印。这说明该抄本原系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旧藏。内文四边朱色双栏，夹批用小字，双行并列。页码用蒙古文，人名、地名、官号等汉文名词均用满文。如图2。回自为码。前无序文和目录，末无题跋识语。书中无译者和已成年代相关记载。该本曾被蒙古国巴·通拉嘎博士所编《蒙古文抄本、印本研究》一书著录。值得一提的是，乌兰巴托藏本一回次、则次编排有失严谨，与原著之回次则次相差甚多，除回目阙漏的个别现象，颇有则次重复、则目漏译等现象。具体情况可捋为以下几种：

　　则次重复。第一卷第八则“子牙代武吉掩灾”、第十一则“子牙代武吉掩灾”、第十六则“太公兴周灭商纣”、第二十九则“十丈台李巫监谤”、第三十一则“幽王举火戏诸侯”、第三十二则“周平王弃镐东迁”、第六十八则“秦穆公救晋饥民”则次均与前一则则次重复。第一卷之第二十五、二十六回中连续出现三个“第四十六则”，即“息伯瑗请楚伐蔡”“楚王仗威掳息妫”“斗伯比假道灭邓”三则同被标为“第四十六则”。第五十六回中的两则则次重复，即“楚共王鄢陵大败”和“由基陷于万伏弩”同被标为“第九十六则”。第二卷第四十五回之第八十三则“晋先轸一气子玉”之后的一则“晋先轸一气子玉”应被标为“第八十四则”。然而译本中则被标为“第七十四则”，而且其后续的则亦从“第七十五则”连续编次。这显然是译者或抄者将“七”和“八”两个数字相互混淆导致的。这样往下编排的结果，导致书中“第七十四则”至“第八十三则”的10则则次完全重复了一遍。

　　回中则数不均。大多回均由二则组成。但是也有不同者。第八回中含3则。第十六回中含4则。第五十六回中含3则。第一百九回含3则。第一百四回仅有一则，即第一百八十七则“范睢脱厕西入秦”。

　　回次、则次缺失。乌兰巴托藏本一中无第十七则。第三卷编至第八十一回之第二则，即第一百四十六则“蔡贤子贡说吴救”收卷。依次，第四卷应以第八十二回开卷，然而第四卷开卷回次却标为“第八十四回”。中间漏掉了两个回次。但第三卷和第四卷的尾首则次却连续无误。对这一回次中断而内容不中断的特殊情况，第三卷卷末特附了一句加以说明的文字。称:

　　此卷卷末需加注文。阙83、84两册（回——作者）者，系抄者误也。与原著回目核实，译本内容完整无缺。后世读者勿以为残缺。特预先奉告。

　　则目缺失。原著之“郑桓公骊山救驾”和“州吁恃宠弑桓公”中间的一则“颖考叔舍羹悟主”、“重耳夏国杀怀公”和“闹洛阳晋兵救驾”中间的一则“介子推辞禄自焚”、“赵王兴兵取燕邑”和“朱后淫宠于嫪毒”中间的一则“春申君合纵伐秦”、原著之最后一则“王贲诈巡抚燕地”，均被附于其前一则之后，未被单独标目。

　　另外还有标有则目却未标则次者。如第三卷之首回“第五十四回”中的两则，即第九十则和第九十三则中间的两则“养由基百步穿杨”和“斗越椒谋反被诛”有则目却均未标则次。

　　据前人研究和笔者考察，《列国志传》主要有八卷本、十二卷本、十卷本、十六卷本和十九卷本等不同版本。该著传世版本复杂，卷数不同的诸本里也产生过特点各异的多种刻本。那么回次则次如此复杂的蒙译本，它所依据的底本到底是《列国志传》原著之何一版本呢？《列国志传》之各版本虽卷数不同，但学界一般认为，它们主要都由明代八卷本《列国志传评林》和十二卷本万历乙卯年《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演变而来的。因此，下边首先持蒙古国所见蒙译本中的最具代表性的抄本，即乌兰巴托藏本一，与汉文原著之流传最为广泛的八卷本、十二卷本、十卷本之代表性版本进行比较，进而对乌兰巴托藏本一所依底本的大致情况作以详细探考。

　　八卷本系统包括万历三十四年丙午三台馆余象斗重刊本《列国志传评林》(另名《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明内府钞本《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另名《列国志传》）、梅园明刻《全像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明万历书林余文台刻本《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清四川杨氏刻《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清文锦堂刊《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清锦堂刻《新刻列国志传》，清古吴文英堂刻《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不知年代的成锦堂刊《新刻京本列国志传》等。用于比勘的八卷本选取万历三十四年丙午三台馆余象斗重刊本《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书前目录分八卷,共226则，然而经笔者认真捡读和统计，正文中的则数却229则，且书中则目则次较为混乱，书前和书中相应则目之文字存差异者、书前列有则目而书中有内容无则目者、书前未列则目而书中有则目有内容者不在少数。学界一般认为现存于世的诸刊本以此本为最古之本。

　　十二卷本亦有四种不同版本。即明万历四十三年巧乙卯刊本《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明万历四十三年姑苏龚绍山刻本“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明万历阊门龚绍山刻本《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得月斋周誉吾刊《新刻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等等。用于比勘的十二卷本选取曾流传较为普遍的两种版本。其一是明万历阊门龚绍山刻本《陈眉公先生批点列国传》，另一是明万历姑苏龚绍山刻本《新镌刻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明万历阊门龚绍山刻本书前目录分十二卷，卷内分则，各卷则数不均，共223则。书中实际则目较混乱，情况与八卷本情况基本无异。此本藏日本内阁文库、日本尊经阁文库。《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明万历四十三年姑苏龚绍山刻本《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目录页分十二卷，卷内分则，各卷则数不均，共223则。书中实际则目与书前所列总目录亦颇有出入。情况与上述版本无异。本文所采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的十二卷本是上述两种十二卷本的配本。卷一至四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姑苏龚绍山刻本（即十一行本），卷五至十二，补配明万历阊门龚绍山刻本，即十行本。

　　十卷本有《片璧列国志》，另名《袖珍列国志》，全书十卷,共列218则。，合为一百四回。有金间五雅堂刊本。内封框上横题“绣像演义”，框内中栏大字题“片璧列国志”，右栏题“李卓吾先生评阅”，左栏署“金阎五雅堂梓行”。首“列国志叙”，后署“三台山人仰止子撰”。次“袖珍列国志引首”一则。目录页题“袖珍列国志”。插图二十五页，共五十幅。正文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版心题“列国志”。现藏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书前总目录之则目、则数与书中实际目录亦复多有出入，对应则目存文字差异者、书前列有则目而书中有内容无则目者、书前未列则目而书中有则目有内容者不在少数。本文所采用的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所收《片璧列国志》均据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

　　书前回次、回目和则次、则目是探考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章回小说版本渊源研究中最直观、最明晰的切入点。如果不同版本之回次回目或则次则目明显有异，并且能够清晰、明了地看出各版本间的异同关系，那研究者就没必要再做更深入、更细腻的比较研究。乌兰巴托藏本一之版本来源的探索亦复如此。因此本文首先对乌兰巴托藏本一与汉文原著之相关版本之书前、书中则次则目进行了详细比勘。比勘结果是八卷明万历三台馆余象斗重刊本书前总目则数226则，书中实际则数229则；十二卷明万历阊门龚绍山刻本和明万历姑苏龚绍山刻本书前总目则数均223则，书中实际则数同为228则；十卷《片璧列国志》书前总目则数218则，书中实际则数229则。而乌兰巴托藏本一书前无总目列表，书中实际则数为229则。从这些数据可知，上述诸本不仅则数大致相同，各本的书中则目则次均较为混乱。故据则数则目，确定其间的异同及渊源关系殊为不易。

　　据笔者近年研究古代小说蒙译本的经验，除卷数、则数和则目，正文散叙性文字、诗词、批语是古代小说蒙译本版本渊源探考中最值得细究的因素。乌兰巴托藏本一所依底本的探考，从则次则目上不能确定其间渊源关系时，有必要进行更为细腻的对勘。其中内文中的散叙性文字和批语最能说明问题。本文对散叙性文字和批语进行相互对勘时，根据可比性条件，截取了八卷本之第一、第三、第八卷之开头若干回和其它本中与之对应的内容。这样选择的考虑是：一，这些章回分布在原著的开头、中间、末尾部分，合起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二，原著之个别版本的上述章回中夹批比较集中，具有比较明显的可比性。各本对应内容中有无批语、批语译文有何区别，这些结果最能说明问题。

　　八卷本第一、三、八卷若干则之夹批文字对比表

　　从上表所列25条夹批之对应关系可以看出的是，十二卷本之两种版本的夹批完全一致，而且十二卷本夹批文字与乌兰巴托藏本一之夹批的对应关系最为密切。根据对应夹批的对比基本可以排除乌兰巴托藏本一译自八卷本《明万历三台馆余象斗重刊本》和十卷本《片壁列国志》的可能。其依据是，十二卷本和乌兰巴托藏本一共有的一些夹批在八卷本和十卷本中没有对应的夹批。如，十二卷本和乌兰巴托藏本一共有的“桓公尊仲不乎其名故称之仲父”“鲁二邑名”“胡人国在大同府”“宋公名也”“即陕西咸阳也”“即今山西平阳府降州是也”“虢之边邑”“虢之地名”“秦成公穆公之兄”“礼诸侯有正姊要大夫为滕”“晋地名”“文公名”等夹批在八卷本中都没有对应夹批。再如，十二卷本和乌兰巴托藏本一共有的“胡人国在大同府”“易牙字”“讥桓公弃长立幼也”“宋公名也”“即陕西咸阳也”“开方卫公子逃来者”“即今山西平阳府降州是也”“虢之边邑”“虢之地名”“礼诸侯有正姊要大夫为滕”“晋地名”“文公名”

　　“桓公正公夫人周王之女无子”等夹批在十卷本《片璧列国志》中都没有对应夹批。在原底本中没有夹批的情况下，蒙古文《列国志传》译者能够写出与十二卷本夹批几乎一致的批注，可以说这完全是不可能。所以上表所列诸条夹批的对应关系基本说明了乌兰巴托藏本一有可能是译自《列国志传》十二卷本两种版本之一。为对《列国志传》蒙古文译本乌兰巴托藏本一的文献渊源作出更具科学性和可信性的结论，兹不惮烦琐，从上述诸本之同样章则中复摘取数段散叙性文字加以比较。（为直观明晰地展示不同版本之异文关系，将不同版本之对应异文用下划线加以强调）

　　八卷本第一、三、八卷若干则之叙述性文字对比表

　　从上表胪列诸条叙述性文字的对比中，从上数第1-7条夹批的对比看，乌兰巴托藏本一的异文与十二卷本之两种版本之对应内容完全一致，而与八卷本和《片壁列国志》完全不同。从第八条夹批开始，乌兰巴托藏本一之异文与十二卷本之两种版本和《片壁列国志》对应内容完全一致，而与八卷本之对应内容完全不同。叙述性文字的对应关系进一步佐证了只有十二卷本之两种版本的内容与乌兰巴托藏本一完全能够吻合。

　　综合以上一系列穷尽式的参互比勘，我们最少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其一，十二卷本之明万历阊门龚绍山刻本和明万历姑苏龚绍山刻本虽然刊刻形制上有所区别，但二者内容完全一致。其二，蒙古国所藏《列国志传》梵夹装蒙古文译本译自十二卷本是毋庸置疑。至于译自明万历阊门龚绍山刻本还是明万历姑苏龚绍山刻本，无其他文献资料旁证的条件下，仅依靠译文内容，确难做出结论。再说，这样的考证，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二）乌兰巴托藏本二及其相关学术问题

　　乌兰巴托藏本二，索号6732-6751/96，黄色布质封皮,册页式线装抄本，绵纸，书高26厘米，宽26厘米。共20册，全，每册封皮题书名和册次，如第一册题“olan ulus-un bicig，terigUn debter”，意为“列国志，第一回”。封皮钤有蒙古国国家图书馆长方形藏印一枚。如图3。次内封，内封钤有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圆形藏印和正方形藏印各一枚。次目录页，目录页前端题有书名及册次，次列该册所属章回目录。每册则数不尽相同，多者19则，少者9则。全书共227则。正文毛笔楷体，无界栏，每页行数也不等，13行、14行、15不等。内文不见夹批。页码用蒙古文，人名、地名、官号等汉语名词均用满文。如图4。前无序文，末无题跋。作为共藏于蒙古国国家图书馆的《列国志传》蒙译本，它与上文介绍的经卷式蒙古文译本乌兰巴托藏本一有何关系呢？经文章体制和文字内容的详细比对，发现该抄本与乌兰巴托藏本一内容完全一致。可以判定该抄本是传抄自《乌兰巴托藏本一》或其早期传抄本。该抄本曾被蒙古国巴·通拉嘎所编《蒙古文抄本、印本研究》一书著录。

　　（三）乌兰巴托藏本三及其相关学术问题

　　乌兰巴托藏本三，索号6761-6777/96，红色布质封皮，册页式线装抄本，绵纸，书高26厘米，宽25厘米。共17册，残，每册封面题书名和册次，题写格式与乌兰巴托藏本二雷同。封面钤有蒙古国国家图书馆长方形藏印、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四方形藏印各一枚。次内封，内封题蒙古文和满文书名及册次，另钤有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圆形藏印和蒙古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藏印各一枚。如图5。次目录页，目录页前端题有书名及册次，次列有该册所属章回目录。每册则数不尽相同，多者12则，少者10则。如图6。全书共186则。正文毛笔楷体，无界栏，每页行数15行、16行不等。夹批则用小字，双行并列。无页码，人名、地名、官号等汉语名词均用满文。前无序文，末有剪短识语，称“若想知道以下内容，请读《前七国志》”。经文章体制和文字内容的参互比对，发现该抄本与上述乌兰巴托藏本一和乌兰巴托藏本二之对应内容完全一致。可以判定该抄本是传抄自乌兰巴托藏本一或其早期传抄本。该抄本曾被扎丹巴所编《蒙古国立图书馆所藏文学抄本目录》和巴·通拉嘎所编《蒙古文抄本、印本研究》著录。

　　（四）乌兰巴托藏本四及其相关学术问题

　　乌兰巴托藏本四，索号6752-6760/96，红色布质封面，册页式线装抄本，绵纸，书高26厘米，宽26厘米。共9册，残，存第一、第三至七、第九、第十、第十七册。每册封皮题书名和册次，格式与乌兰巴托藏本一、乌兰巴托藏本二无异。封面钤有蒙古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正方形藏印一枚。如图7。次目录页，目录页前端题有书名及册次，次列该册所属章回目录。另钤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圆形藏印和蒙古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正方形藏印各一枚。如图8。每册则数不尽相同，多者12则，少者10则。全书共99则。正文毛笔楷体，无界栏，每页行数11行至17行不等。夹批则用小字，双行并列。无页码，人名、地名、官号等汉语名词均用满文。前无序文，末有剪短识语，亦称“若想知道以下内容，请读《前七国志》”。经文章体制和文字内容的详细比对，发现该抄本与上述三本内容完全一致。可以判定该抄本亦是传抄自《乌兰巴托藏本一》或其早期传抄本。该抄本曾被蒙古国扎丹巴所编《蒙古国立图书馆所藏文学抄本目录》和巴·通拉嘎所编《蒙古文抄本、印本研究》收录。

　　从版式、纸张、抄写体例、篇幅、内容等诸点观察，上述同出一源的四种抄本中，年代最为久远、版式最原始，篇幅最长、保留原著初貌最多的即经卷式抄本乌兰巴托藏本一。笔者认为，此抄本极可能是译者的初稿本，疑即祖本，弥足珍贵。

　　二乌兰巴托所见《列国志传》

　　蒙译本对原著的改创情况

　　大多古代小说清代和民国初期蒙译本（下文简称“古代小说蒙译本”）普遍存在着对原著的不同程度的改写和补写现象。对原著有无改写、补写，或补写改写情况如何？这是研究任何一部古代小说蒙译本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已基本确定乌兰巴托所藏《列国志传》蒙古文译本底本来源的情况下，我们持乌兰巴托藏本一与十二卷本进行了认真的比勘。经细致比对发现，译本对原著几乎未作任何补写或敷演，但间或有改写和较为普遍的删节现象。

　　（一）对原著的删削情况

　　经对读发现，译者除了对十二卷本原著书前的“叙列国传”、“列国源流总论”、总目进行统统删削，对以下几种内容的删削较为普遍。

　　第一类，对卷前题词、卷前按语、卷末评语的删削。如上文介绍，十二卷本卷前均题重校、梓行或参阅者。蒙古文译者将这些内容一概不译，统统删略。十二卷本两种版本每卷前均有段陈述该卷内容所属历史年代的卷端按语。如第一卷前按“起自商纣王七年癸丑至戊寅二十六年事实”；第二卷前按“起周武王元年巳卯至平王四十八戊午共计二十四王三百九十九年之事实也。”译者对这些也毫不保留，全全不译。

　　第二类，对批语的删削。十二卷本两种版本每卷均有夹批、眉批和则后批、卷后总批。夹批有两种,一为书中人名地名,事物的简短介绍或评述,这类夹批用小字，刻于被注正文右下，单行。二为对书中人物或事件的长句评述。这类夹批单独起行，字体与正文字体不同，均为连笔行体，并且每条批语前有一“批”字。如第一卷第五则述完梅伯受刑惨死之后，有批语“批，焚炙忠良突矣宗庙厌恨哉矣。”再如该则则末也有一段怒批纣王造酒池肉林荒淫无度，导致临近灭民亡国的批语“批，淫纵极矣怨毒甚矣”。则后批语和卷后批语更是遍及全书。如第一卷之最后一则“太公灭纣兴周”的则后批语为“常山之蛇首动尾应不虞列传中胡此妙手”，卷后批语则称“商祚终于纣故有妖狐入宫没君失政退贤任佞立惨毒之刑杀忠谏之臣以致亡身败国何足惜哉”。蒙古文译者保留原著内文中一部分夹批之外，对其眉批、长文夹批、则后批语和卷后总批进行了全盘删减。

　　第三类,对诗词的删削。《列国志传》与其它明清章回体小说一样，内文中有很多论赞诗。这些论赞诗或赞美、或讥讽、或感叹,真切地传达出叙述者的感情倾向。然而乌兰巴托藏本一译者只译出占原著诗词极少比例的与故事情节直接有关的人物相互交流或抒发感情的诗词，大刀阔斧地削去占多数比例的论赞诗。那些冠以“后人有诗谈曰”“后人有诗谈×××曰”“后人有诗赞曰”“后人有诗赞×××曰”“又诗赞曰”字样的论赞诗都被舍取不译。如，十二卷本之第一卷第五回“纣王立酒池肉林”中述毕纣王修鹿台耗尽民脂民膏、枉敛民财之后，作者不仅直接怒斥了纣王修鹿台对百姓带来的苦难，而且也引用一首诗表达了对纣王残暴行径的强烈谴责。

　　台高插汉，榭耸凌云。九曲阑干，饰玉雕金光彩彩；千层楼阁，朝星映月影溶溶。怪卉奇花，香馥四时不卸；珍禽异兽，声扬千里传闻。游宴者，姿情欢乐；供力者，劳悴艰辛。涂壁脂泥，尽是万民之膏血；华堂彩色，皆收百姓之精神。绮罗锦席，空尽织女机杼；丝竹弦歌，变作野夫啼哭。真个以天下奉一人，须始信独夫残万姓。

　　乌兰巴托藏本一译者翻译至上录四六之词，毫无保留地砍去其全部内容。再如在本则中叙梅伯受刑惨死之后，亦有一首论赞诗敬赞其忠直耿介。

　　炮烙当庭标，火威乘势热。四肢未抱搏，一胆先榷裂。须臾化骨肋，顷刻竭膏血。吾知纣山河，随此烟烬灭。

　　蒙古文译者对上录五言词亦复采取了删掉处理。第九卷之《伍子胥抉目待齐》一则，伍子胥被迫自杀后，作者一口气接连用“胡曾先生有诗云”、“东屏先生《咏史诗》云”、“隋王通先生《大江东词》云”、“明玉山吴学先生有《钱塘潮词》云”、“潜渊读史至此有《古风》一篇云”、“潜渊居士先生有《胥山铭》云”等五首诗来赞颂伍子胥英勇忠直的气节。蒙古文译者对上述五首进行了统统删略。对诗词的类此处理，在其它卷则中极为普遍，此不一一赘举。

　　第四类,对散叙性文字的删削。除上述几类内容的删削外，译本内文中也间或有删略叙述性文字现象。被删略的内容主要是与故事情节无大关系的人物心理描写、对话以及一些译者认为可有可无的名词。如第一卷之《西伯脱囚归歧周》一则中有一段被删略的文字。汉文原著：

　　妲己曰：“吾闻伯邑考善弹琴，妾欲闻其雅操，大王试令操一曲，然后放回。”纣王然之。即取琴与伯邑考，令操一曲。伯邑考辞曰：“臣闻父母有疾，不御琴瑟。今父囚七年，臣心痛如刀割，焉敢弹琴？”纣曰：“此皇后爱汝雅操，不必忤辞，试操一曲，即放尔父回国。”伯邑考只得受琴操之，以求赦父。然自思纣王无道，因在琴中寓音以谏之。

　　乌兰巴托藏本一则将这段内容仅以下列一句代过。

　　妲己曰：“吾闻伯邑考善弹琴，妾欲闻其雅操。”纣王令操一曲。伯邑考琴中寓音以谏之。

　　叙述纣王取琴于伯邑考的语句、伯邑考与纣王的对话、描述伯邑考心理活动的语句均被译者索性省略。

　　再如第十二卷之《魏王诈降劫秦寨》、《王贲诈巡抚燕地》等章则中也可发现若干处名词被删略实例。第一例，《魏王诈降劫秦寨》一则中汉文原著称：

　　又令收魏王亲族，尽行灭绝。是时乃丙子秦之三十三年。魏亡王贲遂以魏地为郡，安民定守，引兵复归咸阳。至次日秦王登殿问群臣曰，今出边上之兵胜负如何。

　　乌兰巴托藏本一则没有译出来上录段落中的“丙子”二字，直接译成：

　　又令收魏王亲族，尽行灭绝。是时乃秦之三十三年。魏亡王贲遂以魏地为郡，安民定守，引兵复归咸阳。一日秦王登殿问群臣曰，今出边上之兵胜负如何。

　　第二例，《王贲诈巡抚燕地》一则中汉文原著称：

　　却说庚辰秦之二十六年，王贲领兵诈称巡抚燕地，从南攻齐，将兵直抵齐都，离城一百余里下寨。

　　乌兰巴托藏本一亦未译出上录段落中的“庚辰”二字，直接译成：

　　却说秦之二十六年，王贲领兵诈称巡抚燕地，从南攻齐，将兵直抵齐都，离城一百余里下寨。

　　显然，上述被删略的所有内容，其共同特点是这些内容均与故事情节并无大关系。故译者就视其为干扰情节和读者注意力的元素，对其作了删削处理。不管是那一种删略,非叙事性话语都不是与小说故事情节没有必然联系，表达的是叙事者的观念和倾向。对于当时的普通蒙古族读者来说，欣赏一篇汉族历史文学作品，原作品作者的喜好、态度、向往和精神理想均不是他们感兴趣的重点，都是可有可无，他们关注的是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命运和事件发展为中心的故事情节。相反，在翻译中删掉这些与情节发展无关重要的内容，只要不使故事情节中断，倒更加便于当时蒙古族读者的阅读。

　　（二）对原著的改写情况

　　除删略，乌兰巴托藏本一对原著的改动还体现在对个别内容的改写上。如第一卷之《子牙避纣隐磻溪》一则中有一段文字汉文原著称：

　　马氏私视篮藟，并无片鳞，及收钓视之，其钩直而不曲。马氏怒而言曰：“丝不设饵，钓不曲钩，其鱼从何而得？子将穷困至死，又何望封侯乎？子将穷困至死，又何望封侯乎？”子牙笑曰：“吾丝不设饵，钓不曲钩，不钓鱼鳖，独钓王侯，此非妇人之见所能知也。”

　　乌兰巴托藏本一则将上录段落中指称姜子牙所用渔具的“钓”字直接改译成“urq—a”，即“套索”，再将姜子牙“钓不曲钩，丝不设饵”的离奇钓法改译成“sijim-dU kilmaG-a Ugei Goq-a degege-Gi uyaGsan Ugei”（“丝不绑钩，绳不挂钩”）。

　　“套索”为猎兽、猎禽用的猎具。绝非捕鱼用的渔具。译者对渔具和钓法的上述改译（或可说是“误译”），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与蒙汉两个民族生产方式不同而产生的知识经验的欠缺有关。狩猎是古代蒙古族三大生产方式之一。在古代，蒙古族曾有过单靠狩猎为生的森林狩猎部落，即“林木中的百姓”。而且由于蒙古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除逐水而居的部分蒙古人，大多“林木中的百姓”的捕猎活动主要还是以捕猎野生动物的狩猎为主。因此，蒙古人对渔猎工具和渔猎文化的了解远不如狩猎工具、狩猎文化的了解。故译至关乎渔猎工具的“钓”词，译者很可能就习惯性地译成了相似的狩猎工具“套索”。

　　除上举特殊例子，乌兰巴托藏本一译文中还有一些有意或无意的改写现象。如，将“昏君，实我杀父之仇，何可更为守关。”（第一卷之第八则《子牙避纣隐磻溪》）中的“杀父”改译成“杀姐”；将“今我鬻柴之夫，钱物仅足保身”（第一卷之第九则《子牙代武吉掩灾”》）中的“钱物仅足保身”改译成“钱物仅足孝养老母”；“至次日秦王登殿问群臣曰”（第十二卷第13则《魏王诈降劫秦寨》）中的“次日”改译成“一日”等。

　　从上述对卷前题词、卷前按语、卷末评语和各种批语和论赞诗词的删削和部分对话、心理活动描写的删减、部分内容的有意无意改写，我们可以看出乌兰巴托所藏《列国志传》蒙译本中没有像蒙古国所藏，尤其是译成于喀尔喀地区的古代小说蒙译本那样对原著情节的大幅度改写和编译现象。可以说乌兰巴托藏本一是一部对原著故事情节较为忠实的译作。然而作为跨文化译介，译者不改变原著结构，不改动原著所叙历史事件和主干情节的前提下，为了迎合蒙古族读者的审美兴趣和阅读习惯，对原著仍然进行了一些有趣儿的颇具创造性的改创。从删减和部分改写的内容看，乌兰巴托藏本一作为历史小说的跨文化译本，注重历史小说《列国志传》的历史性和故事性而忽略其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倾向极为明显。这除了缘于译者审美选择、对原著的认知和定位之外，与原著本身的情节简略，不够生动，描写难于细致，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等特点亦不无关系。

　　三乌兰巴托所见《列国志传》

　　蒙译本与国内所藏译本之关系

　　通过上文各项比较，已基本了解乌兰巴托所藏《列国志传》蒙译本的文献来源和译文特色。但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那就是蒙古国所藏《列国志传》蒙译本与今存《列国志传》其它清末民初蒙译本间的关系。据国内外相关蒙古文古籍目录著录，《列国志传》蒙译本除在蒙古国藏有四种同源抄本，中国还藏有若干种蒙译本。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笔者持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两种《列国志传》蒙译本与乌兰巴托藏本一进行了初步的对勘。此两种译本一种为40册，另一种为20册。两种译本虽在注重原著的历史性和故事性,忽略思想性和文学性的翻译原则上与乌兰巴托藏本一基本一致，但经逐字逐句的对比发现，两者是一种译本的同源传抄本，而且这两种译本的内容与乌兰巴托藏本一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小从字词，大到语句都有明显的提现。

　　本文研讨的对象为乌兰巴托所藏《列国志传》蒙古文译本，而非国内藏本。因此下文仅从诗词、散叙文字两方面参互比较三种蒙古文译本的对应内容，以期探析乌兰巴托所藏译本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所藏译本之异同。为叙述便利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所藏两种译本分别简称“内社科院藏本一”和“内社科院藏本二”。

　　不同译者对同一首诗词的认知和理解往往差异颇大，遂译文也产生明显的差异。乌兰巴托藏本一和内社科院藏本一和藏本二间的差异，在诗词的译文上显得更为明显。因篇幅所限，兹仅举一例。第一卷之第十则“西伯侯初聘姜尚”有一首诗曰：

　　宰割山河布远猷，

　　大贤抱负可克谋。

　　此来不见垂竿老，

　　天下人愁几日休。

　　乌兰巴托藏本一和内社科院藏本一、藏本二各译作：

　　aGula gool-Gi qubiyan nairaGulju Gabiy-a-Gi tarqaGabasu.

　　ihe mergen erdem-i Oberleged bodulG-a-Gi neilegUlmoi.

　　ene iregsen dur uriqaci kOgSin-Gi aGuljaGsan Ugei anu.

　　delekei dakin-u kOmUn-u jobalang anu yaGakin baraGdamoi.

　　aGula gool-i oGtucin qola jalaraqu-Gi GarG-a.

　　ihe erdem-i OberlejU dUgUregsen erdem-i aldarSiGul.

　　ene iregsen dur kUkidekU ebUgen-i olju ese jolGaGsan anu.

　　delekei dakin-u kOmUn-u jobaqu anu kejiy-e baramoi.

　　aGula gool-i oGtulju qola jalaraqu-i GarG-a.

　　sayid erdemten teberijU dUgUregsen qoin-a bodulG-a-i aldarSiGul.

　　ene iregsen dur kUkidekU kOgSin luG-a olju UlU jolGaGsan anu.

　　delekei dakin-u kOmUn-u jobaqu anu kejiy-e baramoi.

　　“宰割”一词三种译本分别译作“qubiyan nairaGulju”（“分割、支配”）、“oGtucin”（“割断”）、“oGtulju”（“割断”），前者译出正确意思，后二者则直译出字面意义，存有明显的区别。“垂竿老”一词的翻译更能说明问题。三者分别译作“uriqaci kOgSin”、（“设套索的老人”）“kUkidekU ebUgen”（“垂钓的老人”）、“kUkidekU kOgSin”（“垂钓的老人”），前者与后二者语义仍有显著区别。同样的例子在译本的其它诗词翻译中极为普遍。不同的三种译本在散叙部分的翻译上亦复存在明显的差别。原著第一则“苏妲己驿堂被魅”开端为：

　　话说商纣王名受辛，帝乙之幼子，汤王二十八代之孙。都朝歌，国号商。帝乙有三子，长曰微子启，次曰微仲衍，皆是庶出，三曰受辛，乃正宫所生。帝乙尝欲立微子启为太子，群臣皆谏，宜立正宫之子。于是，立受辛为太子。及帝乙既崩，群臣奉受辛嗣位。

　　“受辛”一词乌兰巴托藏本一译作“ŠeUŠin”（“受辛”）,内社科院藏本一和藏本二同样都误译为“ŠangŠin”（“商辛”）。如此明显的异文，三种版本之其它散叙部分里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细观上录二例，既然是不懂蒙古文的读者也能一览了然地看出三种版本之异文关系。抄本与刻本相比，缺乏文本的稳定性，在传抄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讹误、脱落、异文甚至整段整回残缺的现象，故不易辨别抄本间的渊源关系,其版本梳理殊为不易。但是据上述三种抄本间的异文，不难看出这些异文断非是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异文之差异出自不同译者之手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乌兰巴托所藏《列国志传》蒙古文译本是翻译方法和翻译原则上虽与内蒙古社科院所藏同著译本比较接近，但译文风格上与内蒙古社科院所藏译本明显相异，实属别具一格的另一种蒙古文译本。

　　据相关研究，今存蒙古国地区的四十多种中国古代小说清末民初蒙古文译本，按其来源主要分为二类。第一类为清中后期译于中国，主要是内蒙古地区，后经蒙古国有识之士和文化人的搜集、收购和受赠，被带到蒙古国境内的译本。蒙古国相关文献里，多有蒙古国人士赴中国境内搜集、收购书籍资料的记载。《蒙古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外蒙古o·jamiyan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赴内蒙古地区迎请蒙古文《丹珠尔》之际，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蒙译本带回蒙古国经文院收藏的一事记述得颇为具体。经文院(sudur bicig-un kUriyeleng-引着)建立于喀尔喀蒙古自治时期的1921年，是喀尔喀地区最大的藏书机构，是蒙古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o·jamiyan为该经文院首任院长。据其传记，此人任职期间多次到内蒙古、北京地区收购、搜集汉、蒙、满文古籍。今藏蒙古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古代小说蒙译本的另一类为翻译于喀尔喀蒙古地区的译本。喀尔喀蒙古地区的中国古代小说蒙译活动盛行于20世纪10-20年代。喀尔喀地区中国小说蒙译活动曾受到外蒙古最后一个君主第八十哲布尊丹巴的支持。蒙古国学者Ж.Баатар《有些汉文小说蒙古文译本》一文对此有很具体的记述。

　　二十世纪初，1909年，《凉山故事》（《宋朝梁山故事》亦即《水浒传》书名的误译-引着）再次译成。1914年，M·策仁道尔吉（我国著名文人，功臣，兼通汉蒙满文者）、巴拉登策仁、策德布苏伦、伊达木、达瓦等人翻译了《金瓶梅》。第八世博格多哲布尊丹巴（1870-1924）特致使王氏额乐贝格巴图等人，翻译汉文文学作品，抄录成书后饰以黄锻书皮藏入书馆。他还经常找来熟读这些译本者读给他听。了解他读书爱好的人，也有从满文翻译文学作品奉送给他的。

　　扎拉嘎先生通过蒙古国所藏《水浒传》《金瓶梅》《今古奇观》等一批小说蒙译本的研究认为，清代汉文小说的蒙译活动曾经先后出现过两个中心。一个是环绕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的东南蒙古地区。另一个中心是环绕库伦的喀尔喀蒙古中部地区。近年来，笔者对蒙古国所藏《三国演义》、《十二楼》、《列国志传》等小说蒙译本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学术观点。但是需要补充的是，笔者认为，清代汉文小说蒙译活动之环绕库伦的喀尔喀蒙古这一中心的小说翻译活动，更多的是在民国初期，更具体的说在20世纪10-20年代进行的，而非清代。故“汉文小说蒙译活动曾经先后出现两个中心”的时间应限定为“清末、民初”更为妥当。

　　从分别译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和漠南内蒙古地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蒙译本的比较中，可以很容易发现汉文小说清代蒙译本的译文中，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漠南内蒙古地区距离内地较近，较早形成了蒙汉杂居的环境。所以该地区产生的译本中，较多地出现音译汉语词汇。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由于距离内地较远，当地蒙古族日常会话中渗入的音译汉语词汇，在数量上远不及漠南地区蒙古族日常会话中那样多。反应到译著中，可以发现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完成的小说译本，汉语音译词汇量要少一些。但误译之处却相对多于完成在漠南内蒙古地区的译本。蒙古国所藏《列国志传》蒙译文中较少出现音译汉语词汇。此即清代在漠北喀尔喀地区译成的汉文小说蒙译本之显著特点。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中未做详细分析。另外，据笔者前期研究，20世纪10-20年代译于喀尔喀地区的古代汉文小说蒙译本具有一种共同特点。即这些译本的祖本，即最早抄录的手稿本均为贝叶式经书，经纸为淡黄色熟纸（bolGuGaGsan caGasu）。这些译本的其它线装式抄本，均转抄自这种祖本。如现藏于蒙古国国家图书馆的的毛评本《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绿牡丹》、《包公案》、《禅真逸史》、《十二楼》的喀尔喀蒙译本均有这样款式和纸质相同的祖本。庋藏于蒙古国国家图书馆的《列国志传》蒙译本之祖本，即索号为7955-7958/96的贝叶式抄本，文献形制也与上述作品之喀尔喀蒙译本的祖本完全相同。

　　根据语言风格和文献形制，笔者认为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列国志传》蒙译本应该属于第二类，即译于喀尔喀地区，仅流传于喀尔喀地区的蒙译本。

　　结语

　　由于文化背景、审美崇尚、文学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登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接受平台，成为该民族读者文学欣赏对象，不仅需要语言的转换，还必须通过审美过滤，即译语民族译者（亦代表读者）对原著的“创造性叛逆”。这是民族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哪些，删节哪些，这反映出译者对原著的审美选择和取舍，反映出不同民族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由于蒙汉两个民族在叙事传统上的差异，像《列国志传》这样夹杂着诸多非叙事性语言的小说，很难适应有着强大的叙事文学传统的蒙古族读者的审美要求和阅读习惯。蒙古国所藏蒙古文《列国志传》译者对原著批语、论赞词以及一些散叙内容的删削、有些名词的改译等一系列再创作活动，无不是出于迎合蒙古族读者的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的。这些改动诚可谓是典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不仅表现了译者极为强劲的叙事意识，更深层次上表现了蒙古族文学的创新精神和接受、消化他民族文学的能力。据笔者初步查阅，这种创造性叛逆，在蒙古国所藏其它明清小说蒙译本中也有同样体现。清代，正是蒙古族文人们对古代小说的这种审美选择乃至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地传播到蒙古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古国所藏蒙古文《列国志传》对于研究蒙汉两民族在文学、文化方面的相互联系，分析和认识蒙汉两个民族各自的文学个性，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由于条件所限，除了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所藏译本进行比较，目前还不能将蒙古国所藏《列国志传》蒙译本与国内所藏《列国志传》其它蒙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但是，蒙古国所藏《列国志传》蒙译本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所藏《列国志传》蒙译本的差异，足以说明《列国志传》在清末民初至少产生过两种蒙古文译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文学曾被译介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其中，汉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鼓词类作品的蒙译本，存世数量最为可观，因此，借助对蒙译本小说的整理与研究，可以为汉文学民族语文译介所涉及的翻译理论、处理策略、文学观念、创作影响、文化接受、民族交融等课题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学术借鉴。《列国志传》蒙译本的跨国界搜集、整理和研究可为中国古代小说鼓词类作品蒙译本研究提供一个典型个案。已知蒙古国官私所藏40余种（两千多册）中国古代小说鼓词古旧蒙译本，确实大有文章可做。

　　　　作者简介：聚宝，男，蒙古族，1973年生，内蒙古扎鲁特旗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副院长。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学分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内蒙古民间文艺学研究会理事。“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对象”（2015），“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领军人才”（2018），“内蒙古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2019），“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2020）。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各一项。正在主持进行横向项目《赤峰市地名志》。出版专著两部，合著一部。曾发表期刊论文三十余篇，《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7篇论文。曾获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1项，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二等奖两2项，三等奖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