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间口承文学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研究广西抗战口承文学，有利于从基层民众视角借助“口头传统”资源，多区域、多民族地解读广西抗战文化，对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研究视角、方法的科学化意义重大。此项研究工作的启动，要穷尽式收集广西抗战口承文学作品和总结提炼广西“口头传统”的话语机制和程式理论，要从区域性和族性视角对广西抗战口承文学进行“全景式”研究，要根据抗战口承文学研究成果反观广西抗战文化，要启动广西与其他地区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民间口承文学；广西；抗战文化

　　一、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学术回顾

　　对于我国抗战文化研究而言，广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在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既是惨遭日本侵略军两次入侵、两次破坏的重灾区，也是全国抗战兵源的主要供给区，同时还是上千名文化人集结桂林，展开轰轰烈烈抗日文化保卫战的文化区。学术界对广西抗战文化的关注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接近10年的时间，学者们主要通过调查访问、座谈交流等方式多渠道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整理汇编，成果主要以大事记、目录索引、年谱、辞典等资料集或工具书的形式呈现，如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中的《桂林文化城纪事》（1984）和《文艺期刊索引》（1984），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的《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1987），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1989），等等。还有少数成果以研究报告或论文的形式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中，例如万一知的《桂林文化城记事（1938年10月—1944年11月）》（1980）、林焕平的《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1980）、李建平的《“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1981）等。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社会意义在于：其一，收集整理了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化大事记，对与文化事件相关的人物、时间、地点、作品和社团活动等要素都进行了介绍；其二，全面介绍了抗战时期桂林的散文、诗歌、小说、传记、剧本、歌曲、文艺评论、美术和译作等几大类文化刊物；其三，收集整理了抗战时期旅桂作家、艺术家的文化活动和回忆文章；其四，全面回顾了抗战时期在桂林举办的轰动全国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的盛况。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搜集整理工作为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相关学术著作及2020年1月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广西抗战文化”为主题词所搜索到的相关研究成果，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工作的正式启动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从中国知网（CNKI）论文篇数分布情况来看（见图1），整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呈现出了一个渐趋高涨的发展趋势，2014—2019年的研究在成果数量上达到了高峰。结合相关学术著作和中国知网（CNKI）以“广西抗战文化”为主题词所搜索到的175篇学术论文及其研究主题分布情况（见图2）进行分析，1988—2018年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内容和主题主要如下：其一，对广西抗战文化进行了纵向的历史梳理。主要成果有李建平和盘福东的《广西抗战文化史》（2015），李建平、李江、覃国的《桂林抗战艺术史》（2014），魏华龄的《桂林抗战文化史》（2011），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的《桂林抗战文学史》（1994）等著作。其二，对广西抗战文化的特色和内涵进行了归纳、阐释。主要成果有黄伟林的《桂系的文化自觉与抗战桂林文化城——广西抗战暨桂林文化城研究系列论文之一》（2015）、詹永媛的《论中共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2000）、周国柱的《桂林抗战美术理论形成原因分析》（2011）等论文。其三，对广西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论证。主要成果有文丰义的《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广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2014），万忆、朱丽莉、徐乐的《基于新闻史料的桂林抗战国际传播研究》（2016），唐凌《广西抗战史的地位及其研究策略》（2015）等论文。其四，对广西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发展与利用等问题进行探讨。主要成果有李建平的《广西抗战文化资源调查与文学利用》（2007）和《广西抗战和二战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关系研究》（2009）、覃静的《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网页的建设与思考》（2009）、牛志鹏的《广西抗战文化在促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实效性探索》（2016）等论文。围绕上述研究内容和主题，学者们分别借助文化学、历史学、文艺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广西抗战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广西抗战文化研究成果共有十余项在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比中获奖，有近十项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也因此得到了业内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章绍嗣强调，1988年之后，在全国抗战研究势头削弱的情况下，广西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唐正芒提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其研究成果已引起了中外学界的瞩目”；李建平指出，“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已成为广西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学术品牌”。

　　图1广西抗战文化研究成果篇数分布（CNKI系统计量可视化分析—检索结果）

　　图2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主题分布（CNKI系统计量可视化分析—检索结果）

　　虽然一些高校的硕博论文未收录入中国知网（CNKI），且笔者以“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及通过上述方式从中国知网（CNKI）上搜集到的资料数据，基本可以从整体上了解这一领域研究的内容趋势。

　　前人的研究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资借鉴的方法和带有影响力的观点，同时也引导我们开启了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思考：第一，老百姓是抗战的主体，但以往的研究主要来自学者层面或者官方层面的对话和阐释，“他者”视角拉开了基层老百姓与抗战文化的距离，抗战文化主位研究有待突破。第二，目前抗战文化研究的论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对抗战遗址（含战场遗址、指挥地遗址、灾难遗址、抗战英雄与抗战机构活动遗址、烈士纪念建筑与碑刻、国际援华抗战或反战机构遗址、国际援华抗战或反战人员活动遗址等）的调研与考证，抗战老兵的回忆，抗战期间旅桂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回忆录，抗战期间发行的各类报刊、书籍、杂志与画作等，民间口头传统的利用还十分欠缺。“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后者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verbalarts）。第三，当前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焦点主要在桂林，代表性研究成果也多出自对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但桂林抗战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广西抗战文化，对广西非中心区域的抗战文化研究仍有待加强。第四，广西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包括广西各地之间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广西抗战文化与我国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还处在起步的阶段，仅有梁罡的《陕甘宁边区与广西抗战文化比较初探》（2011）等少数论文散见于学术期刊中，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强。

　　二、民间口承文学——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民间口承文学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一种语言艺术，它运用口头语言叙述故事、展示生活、塑造形象和抒发情感。它是广大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之一”。民间口承文学虽然是一种文学形态，但其在形成机制、存在状态等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明显区别于作家文学，具备独特的文化属性——既是广大民众生活的自然反映，也是民众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还是民间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和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媒介。基于民间口承文学的上述文化功能，以其为资料研究我国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拓宽我国历史文化研究视域，扭转研究维度，使大众生活、平民记忆、整个社会的变迁及人民大众对历史文化的认知更多地走进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广西具有丰富的抗战口承文学资源，研究广西抗战口承文学有利于从基层民众视角，借助“口头传统”资源多区域、多民族解读广西抗战文化，对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研究视角、方法的科学化意义重大。

　　（一）广西民间口承文学承载着丰富的抗战作品

　　抗日战争期间，一方面，广西是战争的重灾区——日军共两次从地面入侵广西，时间分别为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和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其间，“日军先后出动飞机共1666架次轰炸广西，其中，先后出动30多批、400多架次轰炸省会桂林，造成4000多栋房屋被毁，900多人伤亡。南宁和柳州也多次遭到日机的轰炸，民房及城市建筑损失惨重。此外，日寇还派出飞机轰炸广西各地的县城、乡镇和农村。据广西南部宾阳、武鸣、邕宁等19个县统计，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期间，日机轰炸造成当地1225人死亡，628人受伤”。另一方面，广西在抗战的许多关键节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期间，广西共征兵120多万人，出兵之多仅次于四川，而按人口比例则为全国第一；抗日战争期间，广西征工1450余次，征调了200万名民工参加各种战时劳役，征粮1497万余担，数量之巨大，全国少有；在广西蓬勃开展的以文化城桂林为中心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全国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广西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社会环境是滋生和孕育民间口承文学的丰厚土壤，基于上述背景，广西各地产生了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民间口承文学作品。这些口承文学作品多角度、多形式、多区域、多民族地呈现和展示了广西的抗战文化，具体如下：

　　1.多角度呈现广西抗战文化

　　第一，揭露和控诉日军罪行。大量的民间口承文学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与惨烈，有歌谣唱道“日本官兵狠心肠，乱抢地方乱杀人”“东洋倭寇真横强，出兵来打中国地，杀我父来杀我娘”等；也有曲艺作品揭露了日军在广西烧杀抢掠、残害老幼妇孺的万恶行径，南宁大鼓曲目作品《贫女泪》中的女孩“小莲”就惨死在了日军的刺刀下。第二，展现了大敌当前广西各族人民的大局意识和家国观念。壮族民间曲艺末伦曲目《送夫出征》描述了壮族女子送丈夫到前线抗日，临行前夫妻话别的情景。女子唱道“日本他横行霸道，魔爪侵犯我国家；今日若不打日寇，国家就受苦受难……男儿自当做好汉，英勇杀敌莫畏惧……哥你莫要太忧虑，妹在家辛苦劳碌，同姑同叔把家管，莫叫爹妈来操心，照顾老人等哥回……”，男子则唱道“恨那日本侵国家，使百姓受苦受难，蛋在窝里也挨破，出去边关拼死活……决心战胜日本鬼，收回失地保国家……”。类似的内容和情怀在龙胜青苗的《出征送别歌》和象山茶山瑶族的《抗战歌》等作品中均有体现。第三，反映了后方的战备工作。战备工作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改善交通、储备粮食则是战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因此，广西民间口承文学中有不少反映筑路和种田的作品，这些歌谣中唱道“为国开路要辛勤，甭管日晒雨又淋；快把道路铺好了，把他日本杀干净”“哥去当兵妹耕田，哥去当兵雪国耻，妹今种田供人民”。第四，介绍和歌颂英雄生平及其抗战事迹。抗战期间广西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他们的抗战事迹和人物生平在老百姓民间口承文学中也有生动的体现。如2015年广西百色市、靖西市两级政协牵头汇编的壮族抗日英烈庞汉桢将军文史资料，其中的《庞汉桢离家投军的故事》《庞汉桢修书募兵赴国难》《庞汉桢将军的爱情故事》等内容就出自民间口承文学。

　　2.多形式展示广西抗战文化

　　第一，从演述方式来看，广西抗战口承文学有民间歌谣、民间曲艺、民间传说故事、民间小戏等多种体裁，每一种体裁特有的传播展示形式，可通过讲述、歌唱、说唱结合等多种方式多样化展示抗战文化。第二，从语言艺术来看，一般情况下各个民族的抗战口承文学多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和流传，也有部分少数民族的部分作品采用汉语进行创作和流传。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语言词汇和修辞韵律在广西抗战口承文学上都有呈现，体现出了多样化的语言形式特点。第三，从演述场合来看，广西抗战口承文学既有介绍抗战背景和抗战形势的作品，也有描述抗战事迹、歌颂抗战英雄的内容，还有反映后方战备等题材。根据内容、题材的不同，一些作品在抗战救国宣传和征募兵员、送兵出征等场合中传唱，也有部分作品则作为演出节目出现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的各种群众会演舞台上，还有部分作品则活跃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3.多区域呈现广西抗战文化

　　广西抗战口承文学不仅产生和流传于南宁、桂林、柳州等主要城市，在广西各地的县城、乡镇和农村也屡见不鲜。流传于广西各主要城市的民间口承文学作品有南宁大鼓曲目《贫女泪》、桂林弹词曲目《汪精卫叛国》、桂林文场曲目《桂林情》等。广西各主要城市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广西重点轰炸和攻打的地区。在这些城市流传着许多悲惨或豪迈的口承文学作品，如南宁大鼓曲目《贫女泪》所唱叙的悲惨故事：抗日战争胜利前，南宁临江街梁大婶一家生活十分贫寒，小女儿小莲未满14岁，被迫卖给钱老板当丫头，整天被打骂，受尽摧残。梁大婶知道女儿的遭遇后，卖衣当被把女儿赎了回来。但这时又来了日本兵，最终小莲没有脱逃悲苦的命运，被日本兵活活折磨至死。作品中日本兵的残暴行径给小莲的命运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抗战期间，除了各主要城市，广西多地的县城、乡镇和农村也没有逃脱战争带来的厄运，因此也产生了诸多抗战题材的口承文学作品，如罗城县古条曲目《日本劫罗城歌》、靖西市末伦曲目《送夫出征》、凌云县背笼瑶民歌《当兵歌》等。战争造成的破坏和老百姓的抗战觉悟在这些作品中都有显著的体现。如罗城县古条曲目《日本劫罗城歌》，作品唱叙了1937年“日本侵华动刀兵，卢沟桥上开大战”以来，日军到处横行。“民国三十年（1941）一月，初二那日到罗城”，四处抢劫烧杀，虽然“来驻约有六个月，四月初七方退兵”，但是罗城已被日寇糟蹋得“家中好比空凉亭，十家就有九家穷”。作品将日军抢劫烧杀而给罗城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刻画得淋漓尽致，强烈控诉了日军的罪行。

　　4.多民族展示广西抗战文化多民族展示广西抗战文化

　　广西是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普遍受到战争的冲击和伤害，也都为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这些在当地的口承文学中都有直观的体现。如广西抗战歌谣，仅在《广西特种部族歌谣》中收录的就有五十余首。民国时期，广西对境内的瑶、苗、侗等少数民族统称为“特种部族”或“特种民族”。《广西特种部族歌谣》是1939年陈志良在广西省立特种师资训练所任教期间，面向特种师资训练所的少数民族学生征集而来的少数民族歌谣，总共三千余首，其中抗战歌谣有五十余首，主要为龙胜青苗、镇边黑衣、凌云背笼瑶、象山茶山瑶、榴江板瑶、修仁板瑶的民歌。再如广西抗战曲艺曲目，广西汉族曲艺文场、弹词、快板、大鼓，壮族曲艺末伦、唱师，仫佬族曲艺古条，苗族曲艺果哈等曲种都不乏抗战题材。另外，广西各民族的传说故事、民间小戏等，其抗战内容的作品也不少见。

　　（二）广西抗战口承文学对抗战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

　　依托民间口承文学研究广西抗战文化有利于加强和填补当前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和空白区域，对推动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拓宽研究视域拓宽研究视域——从官方学者层面到普通民众视角

　　民间口承文学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语言艺术，既是广大民众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叙述故事、展示生活、塑造形象和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以往的抗战文化研究主要来自学者层面或者官方层面的对话和解读，广西抗战口承文学研究的启动，有利于研究人员跳出“官—学”客位视域，借助民间口承文学，从基层老百姓层面认识和理解广西的抗战生活、抗战认知和抗战情感等，从而拓宽该领域的研究。

　　2.充实研究论据充实研究论据——从口头传统领域挖掘新的立论依据

　　论据是指立论的依据，逻辑学上是指用来证明论题的判断。论据资料的挖掘与丰富对论点的突破、研究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对民间口头传统资源的利用还十分欠缺。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界定，民间口承文学都是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口承文学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承的特殊载体，也是广大民众进行道德伦理教化和文化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依托广西民间口承文学研究广西抗战文化有利于从口头传统领域挖掘新的立论依据，从而推动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3.完善研究格局完善研究格局——从局部化探讨到整体性研究

　　前文已述，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桂林，代表性研究成果也多出自对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然而，抗日战争对广西各地的影响是普遍且不均衡的，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仍需加强“全景式”的探讨。广西具有丰富的抗战口承文学资源，且抗战口承文学资源的分布具有多地域、多民族的特点，其普遍产生和流传于广西各地和各民族。因此，抗战口承文学研究的启动将有利于完善广西抗战文化的研究格局。

　　4.推动跨界研究推动跨界研究——在加强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开启比较视野

　　比较研究即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进行分析和探讨。比较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综观当前广西抗战文化研究，无论是广西各地之间抑或是广西与我国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都还有待加强与突破。根据比较研究的界定，要启动广西抗战文化的跨界比较，必须以加强广西自身的抗战文化研究为前提，而广西抗战口承文学研究的启动既可以拓宽该领域研究视角，又可以充实论据资料，还可以完善研究格局，对广西抗战文化本体研究及下一阶段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跨界比较无疑都是一种有力推动。

　　三、民间口承文学视域下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启动设想

　　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民间口承文学视角下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启动，可以分为四个步骤（见图3），以此进一步推动广西抗战文化研究视角、方法和结论的科学化。

　　（一）穷尽式收集整理广西抗战口承文学作品

　　穷尽式收集整理是指对广西抗战口承文学创作、流传的实际形态进行全面的考察和采录，既强调空间范围的广度，也注重历史的纵向深度。只有全面地收集整理，才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展现广西抗战口承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从而剖析和挖掘出更多有价值、有深度的抗战历史文化信息。如前所述，广西拥有丰厚的民间口承文学资源，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但近六十年来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并未针对抗战专题开展，部分作品的遗漏在所难免。针对广西民间口承文学的搜集整理现状，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目前已经收集的口承文学作品中整理出抗战题材的作品；另一方面要总结以往搜集整理工作的经验教训，组织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再次深入社会基层、乡间田野开展针对性的搜集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汇总两方面的成果建设广西抗战口承文学数据库。

　　（二）总结提炼广西“口头传统”的话语机制和程式理论

　　弗里在《表演中的故事歌手》中提到，“口头传统之中的任何‘词’——程式、话题、故事型式——其含意远远超出了一部辞书或字典所能提供的。这一传统之中的片语、场景或诗歌的文字，已被赋予了某些惯用的含意”。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得出，每个地方的“口头传统”有其自身的话语机制和程式理论，只有掌握了这些，我们才能正确地、透彻地解读相应的口承文学作品。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借助象征与阐释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广西民间口承文学进行研究，总结出广西口头传统的话语机制和程式理论，再在此基础上研究广西的抗战口承文学。

　　（三）从区域性和族性视角对广西抗战口承文学进行“全景式”研究

　　在完成前两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借助第一阶段的文本资源和第二阶段的理论工具，从区域性和族性视角对广西抗战口承文学进行全景式研究。一方面，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对广西各地的影响是普遍且不均衡的，因此有必要对从各地搜集整理到的抗战口承文学作品从多个区域视角对抗战文化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广西是个多民族聚居区，且每个民族的口承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有必要根据从各民族搜集整理到的抗战口承文学作品从族性视角对抗战文化进行研究。如果以研究地图的方式来描画研究点，那么区域性和族性视角的交错叠加，最终将成就广西“全景式”的抗战文化研究景观，从而完善当前的抗战文化研究格局。

　　（四）根据抗战口承文学的研究成果反观广西抗战文化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目前已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广西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学术品牌。以桂林为重点，广西在抗战文化历史梳理和抗战文化特色内涵、价值功能和发展利用等方面的论证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依托抗战口承文学研究广西抗战文化，可以拓宽广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视域，拉伸研究的维度，使广西抗战时期的大众生活、平民记忆、整个社会的变迁及人民大众对抗日战争的各种情感和认知更多地走进广西抗战文化研究领域。根据抗战口承文学的研究成果反观广西抗战文化，具体而言，就是将新的研究观点与原有的研究观点进行比较、整合和反思，进一步推动广西抗战文化研究视角、方法的科学化。

　　（五）启动广西与其他地区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

　　“抗战文化是在抗日战争中培育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先进文化。”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各地由于历史背景、地理人文环境和面临的战争形势各不相同，因此产生的抗战文化也各具特色。如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文化和以桂林为中心的广西抗战文化，虽然两者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统一战线并取得大发展，但是在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基于此，我们可以启动广西与其他地区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的视野和方法探索异同点和总结相关规律，以此推动广西及至我国抗战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口承文学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广西拥有丰厚的抗战口承文学资源，这些口承文学作品多角度、多形式、多区域、多民族地呈现和展示了广西的抗战文化。研究广西抗战口承文学有利于从基层民众视角借助口头传统资源多区域、多民族地解读抗战文化，对加强和填补当前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意义重大。广西抗战口承文学研究的启动将是一场易难交错的探索之旅：一方面，在以广西社会科学院李建平研究员为核心的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已具备坚实而丰厚的研究基础，步入21世纪以来，取得了“由地域性影响到全国性影响、由文本研究到影像研究、由单本专著到研究丛书整体推出的三项突破性成果”，成为广西社会科学界代表性学术品牌之一。广西抗战口承文学研究可以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汲取丰富的研究资料、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和带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是积极的、有利的因素。另一方面，广西抗战口承文学研究也是一项困难多、任务重的研究工程。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形势严峻，时局动荡，使诸多抗战口承文学作品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流传。而步入现代社会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和相关传承人的衰老与离世，对我们重拾老百姓的抗战口承记忆，又增加了一重难度与挑战。

　　　作者简介：

　　李萍，女，1980年生，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民俗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副社长。长期从事西部少数民族曲艺文化及其现代化发展问题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部少数民族曲艺资源保护性开发模式研究——以广西为例》、广西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广西民族民间曲艺产业化开发研究》和《保护性开发背景下广西少数民族曲艺数字化生存与发展研究》、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广西曲艺发展史研究》、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科研创新项目《壮族末伦文化产业化开发对策研究》和《广西少数民族曲艺现代展演业态创新发展研究》、百色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壮族曲艺末伦产业化开发个案研究》等各级各类课题10余项。刊发论文近50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9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论文1篇。2018年6月，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曲艺丛理》。科研成果（独著）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项，其它各级奖项8项。向广西靖西市人民政府、广西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政协广西钦州市委员会先后提交资政报告4篇并获批示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