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壮族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保存了某些真实的历史元素。传说中壮族群众通过我族文人在对对联中获胜肯定我族的胜利，说明他们已经把主流文化看作了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内化为了我族衡量文人才智高低的标准。从这里我们可以解读出，壮族群众对壮族文化与我国主流文化融合的历史记忆及他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壮族；“诗文斗智”型传说；文化中心主义；族群记忆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又广施文教，因而差不多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文化名人。壮族虽然属于边疆少数民族，但清朝一代也陆续出现了刘定逌、冯敏昌、玉星祝、张鹏展、郑献甫等杰出人才。他们作为壮族人民的骄傲，尤其受到广西学界的关注，有不少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如杨年丰的《论岭南诗人冯敏昌的诗歌》、麦群忠的《冯敏昌：壮族先贤，一代名儒》、黄绍清的《论张鹏展的故土风物诗》、葛永海《行者无疆——试论壮族名士郑献甫记游诗的文化之维》、王德明的《人鬼情未了——对郑献甫〈幽女诗集〉的初步探讨》、吕双伟的《郑献甫的古文、骈文批评及文学史意义》等研究论文。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壮族文化名人文学与学术成就的分析与评价，其中以对郑献甫的研究为多。

　　作为本地区或本民族民众的骄傲，在文化名人们的故乡总是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他们的传说。就壮族文化名人来说也是如此，在壮族民间广泛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口碑故事。这些民间传说体现了壮族民众对本民族文化名人的热爱，寄托了他们的人格理想，反映了他们的观念意识，保存了历史记忆，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相关研究少而又少，仅有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对壮族文人传说做过粗略梳理和民间文艺学方面的探讨。在本文中，笔者拟就壮族文化名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作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就其中所蕴含的壮族的族群记忆发表一点认识与看法。

　　一、　“诗文斗智”型传说与文化中心主义

　　在我国文人故事中有这样一个类型的传说，该传说的情节梗概大致如下：某文化名人参与文人聚会或与其他文人相遇，其他文人蔑视该文化名人，提议吟诗、联对等以比高下，企图通过比赛文采压倒该文化名人；结果该文化名人在吟诗联对等方面技高一筹，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其他文人则不得不低头认输，自叹弗如。该类型传说有多种异文在民间口头广为流传，如郑板桥故事中的《吟诗劝狂生》、蒲松龄故事中的《蒲松龄巧对二进士》、颜光敩故事中的《酒楼题诗》等等，这类传说被张紫晨称为“诗文斗智”型传说。

　　该类型传说在壮族文人故事中也非常多见，如刘定逌故事中的《席间对对壮声威》、冯敏昌故事中的《试前对对压群儒》、玉星祝故事中的《巧对戏群儒》、张鹏展故事中的《鸟乎龙乎》、郑献甫故事中的《南郑北卢》等等。“诗文斗智”型传说普遍表现出文化中心主义观念。王晋抚认为：文化中心主义指的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态度和敌对心理”，“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人的特点倾向是将人类社会划分成各种各样的群体，成员在心理上认同于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诚如斯言，文化中心主义既是把自己划归为某群体，心理上倾向于在各方面高估本群体，对本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则持轻蔑或敌视态度。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有或轻或重的自恋情节，热爱家乡、热爱本民族、热爱祖国也都是人之常情，由于情感方面的因素，文化中心主义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种种不同的人群中。文化中心主义者们往往把人群分为本地人与外地人、本族人与异族人、本国人与外国人等等；同时，他们往往对我群之外的人抱有怀疑或戒备心理。他们总是相信我群的智慧高于他者，我群的能力优于他者，我群的文化优于他者。在他们的观念中，外地人不如本地人；异族人不如本族人；外国人不如本国人。

　　汉族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在这一类型传说中矛盾的双方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最经常的是把文人分为北方人与南方人），如流传于浙江绍兴一带的《徐文长难倒窦太师》，徐文长是浙江绍兴本地才子的代表，他与窦太师斗智是与外地人争高下；在流传于山东东平一带的传说《刘公瓘妙对江南才子》中，刘公瓘则是以山东才子的身份迎接江南才子的挑战。在这些传说中，与传说主人公分属不同群体的人们总是表现出傲慢或不友好。传说《徐文长难倒窦太师》中，窦太师到绍兴做主试，“每次游街过市，总是有一块‘天下无书不读’的御赐金牌扛在前面，鸣锣喝道，耀武扬威，自以为文章压倒天下，目空一切，傲慢非常。”窦太师的傲慢无疑是对绍兴才子赤裸裸的挑衅。传说《刘公瓘妙对江南才子》中讲：“刘公瓘到南方做官，当地的许多学者都想难为难为他，有些才子和他对对联，其中有个才子说道：‘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显然，江南才子没有把刘公瓘放在眼里。

　　“诗文斗智”型传说中取得最后胜利的自然是传说的主人公，他们思维敏捷，才思奇妙，面对来自不属于自己群体的文人们的刁难泰然自若，出人意料地化解了来自对方的挑衅，让对方自叹弗如，甘拜下风，为本群体争得了美誉。传说《徐文长难倒窦太师》中，徐文长轻而易举地打破了窦太师“无书不读”的神话，又接连在联对中获胜，最后正告窦太师：自古中国才子算浙江，浙江才子算绍兴，绍兴处处出才子。《刘公瓘妙对江南才子》中，刘公瓘针对江南才子给出的“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的上联，对出了“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的下联，自然让江南才子们文化上的优越感烟消云散，同时，把自己的家乡肯定为了文化的中心。

　　壮族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同样表现出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在这些传说中矛盾的双方也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如《席间对对壮声威》的传说中与刘定逌“斗智”的是“江苏本地的才子”“从山东孔夫子家乡到江苏教书谋生”的先生；刘定逌则被定位为“南方少数民族”或“南蛮”。《巧对戏群儒》的传说中与玉星祝“斗智”的是“京城里”的文人学士，而玉星祝则是来自“远离京城的南蛮之地”。

　　与流传于汉族群众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一样，在这些传说中，与传说主人公分属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是表现出傲慢或不友好。传说《席间对对壮声威》中讲，那些江苏才子、山东教书先生平时就看不起少数民族，贬之为“南蛮北狄”，“南蛮”自然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听到刘定逌中进士居官翰林院，私下便断定是花钱“买官求荣的”，“他们七嘴八舌左盘右问，都想出刘定逌的丑。”传说《鸟乎龙乎》中讲，山东那边知道张鹏展来做学政，便放过话来：“南蛮之地，有什么大才子，敢来考察孔圣子弟”；张鹏展赴任，进了山东省城不见有人迎接，但见衙门门旁贴着讥讽新来学政的对联。传说《巧对戏群儒》中，京城里的文人学士认为来自南蛮之地的玉星祝，虽然中了进士，也不过是蠢材而已，不配当太子的老师，“总想找机会戏弄玉星祝，让他在皇帝和众人的面前出丑。”传说《南郑北卢》中讲，卢鸿儒听到人们讲“南郑北卢”很不舒心，埋怨人们“为什么不说‘北卢南郑’？而让郑献甫在先呢？”于是，专程去南方拜访郑献甫，明里以文会友，暗中考他学问如何。

　　与传说主人公分属于不同群体的文人在“诗文斗智”的过程中往往率先挑衅壮族文化名人。传说《席间对对壮声威》中，那位江苏的书院山长吟出的对联上联是：“西鸟东飞，遍地凤凰难下足。”书院山长把刘定逌比作凡鸟，把己方比喻为“凤凰”。传说《南郑北卢》中，卢鸿儒给出的上联则是：“江上行舟，橹速怎及帆快。”橹速、帆快是历史人物鲁肃、樊哙名字的谐音；鲁肃是南方人，樊哙是北方人；卢鸿儒借联对暗示南方才子不如北方才子，郑献甫不如自己。

　　与汉族“诗文斗智”型传说一样，壮族“诗文斗智”型传说中取得最后胜利的也是传说主人公——壮族的名士或才子。在传说《席间对对壮声威》中，刘定逌以“南麟北走，满山虎豹尽低头”对“西鸟东飞，遍地凤凰难下足”。刘定逌以麒麟自居，把北方学者喻为虎豹，使山长“呆若木鸡，张着嘴任那酒流出来”，不得不感叹：“南蛮中也有如此高才”！传说《南郑北卢》中讲，郑献甫以“筵前奏乐，笛清哪比箫和”对“江上行舟，橹速怎及帆快”，使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方法联对，以笛清谐狄青，箫和谐萧何。狄青是北方人，萧何是南方人。郑献甫所对下联的寓意是：正如同狄青不如萧何，北方人不如南方人，卢鸿儒不如自己！壮族民众在“诗文斗智”型传说中，就是这样通过让传说主人公在对对联或吟诗中获胜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所属群体文化的认同，获得作为某群体一员的优越感。

　　总之，无论是流传于汉族民众之中的，还是流传于壮族民众之间的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都表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传说中把人群分做各种不同群体，把不属于本我群体的其他群体的文人都塑造成狂悖骄横、不怀好意、伺机向本我群体发起挑衅的人，当然，这种种挑衅都被属于本我群体的文人轻而易举地化为无形，属于本我群体的文人在“诗文斗智”中势如破竹，所向无敌，是最后的、也是必然的胜利者。

　　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有利于增强我群的内部认同，促进我群的团结，减少我群内部的冲突；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避免社会失范和让人们产生无根的感觉。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观念的负功能也很明显，它容易使人产生偏见，以我为尊，目空一切，妨碍文化平等交流，使我群文化陷入僵化，不能适应时代变迁，还有可能引起群体间的误解、冲突和造成本群体的孤立。我们认为民间传说具有地方性，主要是在我群内部流传，因而所表现出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不太可能引起群体间的冲突和造成本群体的孤立，就此，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夸大“诗文斗智”型传说中文化中心主义倾向的负面价值。

　　二、壮族“诗文斗智”型传说中的历史记忆

　　壮、汉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表现出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存在相同之处，而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其自己的特点。所谓相同之处，如都是把人群分为不同群体，对我群之外的群体持有偏见或保持戒备心理，都认为我群的智慧高于或优于他群等等。其不同之处在于，一般而言，“文化中心主义是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衡量其他民族文化的标准”，汉族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就是把本民族的文化（吟诗、联对等）当作衡量其他地方（民族）文化的标准的，而在壮族文人故事“诗文斗智”型传说中却是以对对联这种典型的汉族士人文化来作为衡量智慧或才能高低的标准。就此而言，壮族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表现出的文化中心主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体现着壮族民众心理与情感的复杂与纠结：一方面是肯定我族文化的优越；一方面则是对汉族文化的接纳与认可（指以对对联这种典型的汉族士人文化作为衡量学问高低的标准）。就这一点来讲，壮族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中有真实的历史，该类型传说真实地反映了汉族文化在壮族地区的成功传播或与属于边缘文化的壮族文化的成功融合。

　　我国主流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从汉代就开始了。汉武帝统一壮族先民地区后，在当地积极推行中原文化，以至出现了治《左传》《春秋》的名家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人。陈氏家族祖孙三代的经学成就对岭南士子影响很大，后来苍梧郡知名士子申朔、邓盛，南海郡训古名物大家杨孚等都继承了陈氏的经学思想。三国魏晋时期，中原汉人为避战乱纷纷南来，其中一些士人在壮族先民地区积极传播汉文化。刘熙在苍梧等地“客授生徒数百人”；虞翻在岭南十余年，“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陈氏祖孙、刘熙、虞翻等这些较早进入百越地区的汉族文人广收门徒，传道授业，为汉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隋令狐熙任桂州总管时，兴办官学，传播汉族文化，改革不良习俗，部分壮族先民“顿革夷风”“渐识皇化”。至唐代，汉族文化与包括壮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已经大有成效。史载：“十二月甲寅。帝幸芙蓉园，丙辰校猎少陵，原戊午还宫。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可见，俚僚首领中的一些人汉文水平已相当高，已经有即兴吟诗的能力。贞观七年，滕县李尧臣中进士，为俚僚地区的第一个进士；唐昭宗乾宁二年临桂赵观文状元及第，为俚僚地区的第一个状元，这些都标志着俚僚地区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北宋时期，贬官广西的忠直之士，如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等，南宋时期任职广西的范成大、周去非、张孝祥等，都对汉族文化在广西的推广有很大贡献。宋代，统治者提倡儒家学说，以“忠君”作为道德标准，在岭南地区通过办学的方式推广儒家思想，就连地处边远的宜州（今河池地区）也设立了学校，“崇教儒家思想道德”，此后，儒家思想或伦理道德观念“深入溪洞地区”，日渐为包括壮族先民在内的广西各族民众所接受。

　　明代王守仁推行更加积极、强劲的措施，推进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融合。王守仁在镇压广西少数民族起义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武力不足以平定少数民族的反抗意志。基于此，他提出“破心中贼”的观点，他一方面指挥官军武力镇压各族农民起义，为封建统治者破“山中之贼”；另一方面，又到处设立学院，宣扬其“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王守仁在广西地区积极建立国家教育体系，普及汉文化教育，以求培养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亲和汉文化的、具有汉文书写能力的知识阶层。在王守仁的提倡和推动下，广西地区的书院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书院以汉族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学习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以饱学宿儒作山长，在推广汉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明、清两代壮族地区涌现出了大批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精于雕章琢句、吟咏诗文的文人。对这种状况明代旷露在《赤雅》一书中曾做过精辟描述：“予游诸夷中，有摛文而宗淮南者，有称诗而薄少陵者，有黜元、白而诮长吉者，有谈古今而凿凿者。於戏！礼失而求诸野矣。”就旷露所言，在明代，包括壮族在内的广西各少数民族中就已经有了许多熟谙汉文化的文人，他们非常自信地评价杜甫、李白、元稹、李贺等古代诗文名家，对这些诗文名家或褒或贬。他们谈古论今，言之凿凿，给旷露一种汉族文化兴盛于边疆地区（诸野）的感觉。

　　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曾引述广西各地县志以说明清代汉文化在壮族民间的影响：“清以后，永安州‘士知教化’，‘礼教渐趋于文’，‘僮、瑶仿慕汉人革陋习者，十之六七。’修仁县，‘僮而不囿于僮，读书应试，列于士林。’昭平县恩来里，‘清康熙、雍正后，则人知向学，士习诗书，文风日启，科名士宦，振兴一时。’象州同治时，‘僮与疍家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言则已通矣。富者均读书，贫者均力田，愚者均安分，黠者均滋事，即不习官语，皆知畏官法。’武缘县‘疆界改革，风俗隆替’，‘穷经好义，直追李白。’‘办香蔚然，有中华盛。’恭城县‘诸僮咸弃卉服，而袭冠裳，挟诗书而讲礼仪，游痒食饩，不乏其人。’”《壮族通史》的著者通过引述广西各地县志非常具体、详细地说明了清代各地壮人接受、吸收汉族文化或壮、汉文化融合的状况。各地壮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穷经好义”“挟诗书而讲礼仪”，他们对汉族文人文化的接受尤为突出。

　　对于明清时期汉族文化在壮族地区的成功传播，覃德清在《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一书中也曾作过相关论述，他说：“自明至清，壮族文人更为广泛（地）接受汉文化……有不少壮族士子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进入中国文人的主流社会，然后反哺壮族子弟，产生壮汉文化的良性互动……壮族文人直接用汉文填词作赋，著书立说”。就覃氏所说，壮族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的产生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汉族文人文化在壮族地区获得成功传播后的现实反映。

　　历经两千多年不同文化间的渗透与交流，至明清之际，汉文化在广西各少数民族群众中已经深入人心。他们不再把舞文弄墨、吟诗作文看作是他者的文化，而是在有意无意中把它看作了我群（族）文化的一部分，并把它内化为衡量智慧、才能与学问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壮族文人故事中的“诗文斗智”型传说中保存了某些真实的历史元素。传说中壮族群众通过我族文人在对对联、吟诗中获胜肯定我族的胜利，说明他们已经把汉族诗文文化看作了我群（族）文化的一部分，并内化为了我群（族）衡量文人才能、智慧与学问高低的重要标准。从这里，我们可以解读出壮族群众对传统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壮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历史记忆及他们对汉族文化的肯定与认同。

　　原文发表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三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陈金文，男，汉族，1963年生，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辑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广西卷编辑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信息库专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