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洋||图像的认知新发现:评《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 | 书评 发布日期:2020-04-30   作者:汪小洋   点击数:1365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摘要】《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是一部关于图像认知研究的论著,作者王倩教授采用多重证据法,对汉画像石中的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进行了具有原创性的新探讨。在理论层面,本书首次提出了图像阐释的情境性原则,并强调应从图像持有者立场划分的参照物界定为画像石自身。在西王母图像模式的阐释上,王倩教授指出,其方位模式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这与现代制图学强调的方位模式完全相反,却符合中国汉代文化关于方位的表述,并与中国早期制图学表述的方位模式完全一致。这种对汉画像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的认知研究,反映了当下学界关于图像阐释的新趋向。

【关键词】情境性原则;汉画像石;西王母;方位;关联宇宙论

 

  从国际汉学的研究视角来看,西王母是比较重要的一位女神形象,但是关于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的研究,其实早就有学者开始进行了。从早期的研究者德效(Homer H.Dubs)[1]到当下的华裔学者巫鸿,都在探讨西王母图像的问题。尚需强调的是,当下国际学界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巫鸿教授关于西王母与阴阳理念的研究,[2]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图像结构主义与的分析方法。对于王倩而言,面对近60多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西王母研究的丰硕成果,要想做出创新性的研究,这是一项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学术工程。令人欣喜的是,摆在面前的这部《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在很多地方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创新性研究。这是王倩教授5年不断探索的结果,也是一名不断进取的学者多年来关于中国神话图像的全新探讨。对于国际学术界与国内学界而言,本书所呈现的一些原创性的新观点,都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

  在我看来,《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表现出来的最有学术创造性的新观点,就是情境性原则,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具有普适性应用价值的阐释规约。从学术术语的来源来看,“情境”一词并非是王倩的独创,它最早出自考古学。情境考古学的倡导者考古学伊恩者·霍德(Ian Hodder)这样定义情境:“每个客体同时存在于多个相关的维度中,因此,一旦数据存在,则一个关联和对比的网络可以用于建立意义的阐释。围绕着任何客体变化的相关维度的总和可以定义为该客体的情境。我们试图赋予意义的客体x的相关情境就是按以上方式形成显著模式的客体x的所有相关资料。考古学意义上对情境的更精确地定义就是‘所有相关环境的总和’,所谓‘相关’指的是客体的显著关系,就是可以用来定义客体的意义的必要关系。我们同时已经发现,情境取决于所问问题的类型。”[3]但将情境性原则应用在中国神话图像的研究,并将其上升时到方法论层面加以强调,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关于情境性原则的界定,王倩教授的理解不同于伊恩者·霍德,她有着明显的学科意识。在她看来,情境性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图像生成的自然环境。研究者要将图像放到其生成的自然环境中,这种情境性规约意在了解图像与其生成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其中还包括图像及其媒质之间关系的考察。其二,图像的文化空间。阐释者在研究图像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图像所属的文化类型和特征,将该文化中与图像主题相关的诸叙述形式纳入考察范畴之内:仪式、口头传统、民俗、民间故事,等等,毕竟这些叙述样态是文化密码的载体,通过这些文化要素的考察,可以了解图像的意义。其三,图像的历史背景。这要求研究者在解读图像意义时,将其置于既定历史范畴内,然后考察图像的时间与空间属性。”[4]

  这种关于情境性原则的界定,本质上是关于图像的跨学科阐释规约,具有普适性价值。在当下国内外学界跨学科诉求日益迫切的学术背景下,倡导图像阐释的情境性原则,主要是避免过度阐释的困境。众所周知,一旦进行跨学科阐释,就不可避免会有将图像意义从原生语境中剥离的做法,从而很大程度上造成图像原初意义的丢失。而情境性原则的提出,在一定程度避免了这种现象的产生。从在这个层面上讲,本书情境性原则的提出,对于图像的研究具有普适性价值与意义。但遗憾的是,王倩教授仅仅将情境性原则置于图像阐释的范畴之内,并未将其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之内。我看来,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阐释以及证据的使用,都离不开情境性原则。现在国内学术跨学科阐释中,倡导多重证据的使用,尤其是四重证据的联合使用,叶舒宪教授和他的团队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这面的研究。但关于四重证据的使用以及证据间性方面的探讨,尚未见到更多理论层面的建树。作为叶舒宪教授团队的成员,王倩教授如果能够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四重证据的间性问题,在情境性原则方面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探讨,我相信,这样的探索将会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继而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其中。

  从理论层面来看,《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的第二个创新性主张,是汉画像石图像方位参照物的界定。美术学界在探讨汉画像石时,通常将汉画像石视为丧葬艺术,强调其在宗教与信仰方面的性质。但一旦涉及具体的空间与方位,不少学者会习惯性采用西方图像学探讨的标准,将方位的参照物视为观看图像的观察者。作为情境情原则的倡导者,王倩强烈反对这种将现代人标准强加于汉画像石持有者身上的做法,她反复强调要站在图像持有者的立场看待汉画像石方位划分的参照物。王倩教授指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模式,这种方位模式的划分参照物是观看地图的人,这是现代地图学是19世纪后半期地理学创造的制图科学,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方位划分参照物。因此,不能将其应用于汉画像石的方位划分中。原因非常简单:“第一,汉画像石是丧葬艺术,置于墓葬中的汉画像石时为死者而设计的,很难想象汉画像石的制造者会从观察者视角出发设计其方位模式;第二,汉画像石时汉代社会与文化的产物,其生成时间远远早于现代地图学,其方位模式亦是按照汉代人关于社会墓葬方位的认知而设计的。”[5]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作者情境性原则的实践。因此,在考察了大量汉画像石、文学与宗教文本关于方位表述的基础上,王倩明确指出,在划分汉画像石图像方位参照物时,应该摒弃将西方现代制图学那种观察者作为参照物的做法,从汉代人的立场出发,将汉画像石自身作为方位划分的参照物。[6]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建立在一味求新的思维基础上,作者使用了多重证据来论证其观点,主要是图像与文本证据——其中包括陕西神木地区大保当出土的汉画像,河南南阳麒麟岗汉墓出土的天文图像,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新店子汉墓“幕府东门图”,《史记》,《论衡》,《汉书》,《后汉书》,《晋书》,《礼记》,等等。这种图像与文本对照的阐释方式很大程度上表明,作者在证据的使用上是非常谨慎的,其观点的提出自然也是较具有说服力的。自然,要验证作者强调的参照物的正确性,不能只看证据的使用,还要看其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这就涉及下文要探讨的第三点创新,即关于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的新发现。

  所谓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的新发现,简单说来就是,以西王母图像为主的汉画像石,其方位模式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7]进一步讲,这种方位模式还具有另外一种宇宙论意味:“该方位模式除了包括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外,同时还暗含了中央作为宇宙中心这样一种理念。”[8]这种方位模式与西方现代制图学规定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结完全相反。看上去就是,这种方式模式王倩为求创新而做出的一种高调的主张。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她发现了汉画像石中隐藏的汉代人的宇宙论模式,乃至于中国古代汉族人的宇宙论模式。具体的例子文化案例我们不必多说,因为作者王倩教授已经在书中做了很多论证,我这里仅仅讲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术语,即“江左”。众所周知,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江左”即为江东,其划分东西的方位参照物是长江,而不是观察者,长江的左边就是东方,这就是左东。

  实际上,王倩教授倡导的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模式并不仅仅是汉代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方位模式,它还是中国早期地图学遵循的制图学原则。现存较早的中国古代地图应为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图的帛书行军图,[9]其方位模式与王倩主张的汉画像石方位模式完全一致。学者王成组明确指出:“驻军图上标明上南左东,这是我国古代制图的传统——上南下北,左东右西,这和指南针‘南面称王’等古代观念相符合。因此地形图虽没有把方位标明,也采用这个方式。”[10]这就表明,王倩教授所探讨的汉画像石方位模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早期中国地图学制图的规约,并且可以验证。因此,王倩教授倡导的情境性原则,以及汉画像石方位划分参照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适性。

  总之,从学术创新的维度来看,王倩教授的《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这部论著,不论是在理论,在具体学术观点方面,都做出了一定创新性研究。从理论背景来看,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王倩教授,深谙西方考古学方法与理论,她关于汉画像中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的研究很大程度受到了认知考古学的影响,正如考古学者科林·伦福儒等人所强调的那样:“认知考古学对发现的特定背景需十分当心:因为重要的在于组合和整体,而非孤立的个别物体。”[11]从图像学与考古学的近期发展态势来看,这种关于图像与考古文物的认知研究一定程度能够反映近期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趋向。

 

  注释:

  [1]王倩:《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后来于2018年修改再版,改为《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

  [2]Wu Hong.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69-70.

  [3]Homer H.Dubs.“An Ancient Chinese Mystery Cult,”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1942,Vol.35(4),pp.221-240.

  [4]Ian Hodder.Reading the Past: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39.

  [5]王倩:《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6]同上:第21页。

  [7]同上,第30页。

  [8]同上,第35页。具体方位图示参见该书第35页,图2-4.

  [9]同上,第36页。

  [10]关于长沙马王堆这幅行军图的相关信息,具体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载《文物》1975年第2期,第35-42页;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长沙马王堆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载《文物》1976年第1期,第18-23页。[11]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8页。

  [12]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64页。

本文原文刊载于文学人类学公众号。

 

  作者简介:

  汪小洋,浙江富阳人。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研究》杂志副主编,研究方向为艺术学,近年侧重宗教艺术和艺术考古。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10项,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物30余种,承担、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20多项目,先后多次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等多项奖励。

 

  图书目录:

  目录

  导论

  第一部分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

  第一章西王母图像方位参照物

  第二章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

 

  第二部分汉画像石水平方位模式

  第三章褚兰汉墓车马出行图方位模式

  第四章汉画像石铺首衔环方位模式

  第五章萧县汉墓连璧纹方位结构

 

  第三部分汉画像石垂直方位模式

  第六章石椁墓神树图像方位模式

  第七章陕北汉墓圣树图像方位模式

 

  第四部分汉代文本神话方位模式

  第八章《淮南子》方位模式

 

  第五部分地中海世界神话方位模式

  第九章《圣经·旧约》方位结构

  第十章希腊神话的方位模式

 

  著者简介:

  王倩,文学博士,安徽省学科带头人后备人选,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悉尼大学访问学者(2016-2017),主要从事神话学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基金,中国博士后面上一等资助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0项,参与3国家与国际重大科研项目。先后出版《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神话学文明起源路径研究》、《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等专著、译著7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民族艺术》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获奖多项。

 

  文章推荐:吴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

       图文编辑:刘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