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格斯尔》；功能；复活母题；颂词

        蒙古文《格斯尔》从一些单部及多部本组合成为一部传记体长篇史诗文本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整体的组合、编纂过程。其中，部分诗部保留了口头文本的基本样貌，部分诗部则因口头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或书面化过程中的改编，显示出一些与传统史诗诗部所不同的非典型特征。在史诗诗部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往往关注符合传统的部分而忽略这些非典型部分。然而，正是这些特征可以为我们弥补一些已失去的历史信息，在文本分析和阐释中发挥其独特价值。 

        “勇士复活之部”就是一部在多个层面体现出非典型特征的诗部。此部未见于藏族《格萨尔》，甚至在整个藏族《格萨尔》中尚未发现有关勇士死而复生的类似情节。在纵跨两个世纪的《格斯尔》研究中，对此部的专门探讨极少，通常简略提及此部内容的铺垫功能，即认为它是为铺垫后面诗部而产生，“此部是藏 文《格萨尔》所没有的”，“内容奇特”，“是为后面几部作铺垫而创作的”。本文将通过对其结构、情节进行分析，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和功能，进而探讨该诗部在《格斯尔》文本中的意义。

        “勇士复活之部”是蒙古文《格斯尔》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诗部，其具体情节为：格斯尔听闻众勇士已死，悲痛万分，去寻找尸骨，痛哭，三神姊闻见哭号声前来询问，得知原因后回天禀告霍尔穆斯塔腾格里父亲，霍尔穆斯塔又禀告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赐予甘泉水并令三神姊传达救活英雄的方法，格斯尔照做，勇士们死而复生并团聚。

        英雄死而复生是蒙古英雄史诗、故事中典型的母题，但独立构成诗部的情况几乎不存在。比如隆福寺本第11—13部中，格斯尔与蟒古思征战过程中都有勇士们死去后用同样方法复活的情节，该情节具体内容与此部并无二致，但是相比而言该情节所占篇幅微小。而另一个与此部情节相类似的“从地狱救母之部”则是典型的“寻找型史诗”，讲述的是格斯尔到地狱经过艰险的过程寻找死去的母亲并通过打败阎罗王救 出母亲的故事，其重点在于格斯尔对搜寻过程中种种障碍的克服。而此部中搜寻勇士尸骨并将其复活的过程十分顺利、通畅。换言之，此部不仅没有征战内容，也没有“寻找型史诗”中搜寻过程的困难和障碍，因此此部的叙事内容没有体现出英雄史诗的典型主题，也没有体现勇士们英勇善战的“英雄本质”。如此简 单的情节何以成为一个史诗诗部呢？对比《格斯尔》其他部，可知此部有着非常独特的结构。它的叙事情节之间穿插了多首由主人公唱诵的抒情诗歌即颂词，故事在散文体和韵文体、叙事和抒情的交替中行进，是蒙古文《格斯尔》其他诗部以及其他蒙古英雄史诗中非常少见的结构。下方结构图清晰展示了该特点。

        在这个结构中，抒情诗歌即颂词发挥了独特的功能。英雄颂词在蒙古英雄故事、英雄叙事中较为常见，通常在每章开头或结尾处由演述者直接唱颂，有较为固定的结构和内容，主要是对勇士荣耀的家族、富饶的家乡、华丽的宫廷、超人本领的赞颂。此部中的颂词不是史诗演述者所直接唱诵，而是由主人公因悲痛或欢喜的情感而相互唱颂，贯穿整部，占据较大篇幅。它们嵌入叙事情节中，与叙事情节紧密结合，串联起故事情节的同时补充了单薄的叙事内容，在内容上述说了勇士们力大无穷、英勇善战、不惜生命、与圣主为伴，保护家乡和人民以及格斯尔作为大汗，统辖三界、所向无敌等，体现了其他诗部中征战或娶妻主题所展示的英雄属性，换言之，颂词代替了英雄史诗叙事情节应有的功能。

        因此，此部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叙事情节，更在于结构的独特性，以及在该结构下的各组成部分的功能转移。此部成为一个独立诗部并起到承上启下的功能，主要依托了叙事与抒情串联的结构，其中抒情部分发挥了重要功能：作为情节组成部分，补充了叙事情节；篇幅上支撑了长度，与其他诗部之间达到平衡；最重要的一点是：功能上重点体现了此章作为“英雄史诗独立诗部”的英雄属性。因此如果说叙事内容在整个《格斯尔》文本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正是抒情诗部分体现了该情节所缺乏的英雄史诗核心主题，形式上保证了该章的长度和完整性，在功能上为该情节成为英雄史诗独立的一部提供了依据和合法性。概之，“勇士复活之部”的非典型结构特征使其叙事和抒情两个组成部分的传统功能发生了转变，从而保证了其成为形式上独立而情节上承上启下的独特诗部。

        此部核心情节即勇士们复活的具体实现方法为：格斯尔在勇士们的骨骼上点一下甘泉水，骨骼重新连接，肉体形成，点两下灵魂入体，点三下复活而起。作为整体，该情节似乎为《格斯尔》文本独有，但经分解可知它是蒙古史诗传统母题的组合，是依托于传统的、“独特”但非“独创”的情节。

        首先，甘泉水母题是一个古老的母题，它在蒙古神话、故事、史诗中很普遍且与死而复生母题紧密相连。该母题最初来自印度搅乳海神话，《摩诃婆罗多》的“初篇”中讲述了众天神为获得不死甘露而搅动乳海的故事，而该神话传到蒙古民间时神话类型发生了变化，即众神神话演变为创世神话，搅乳海的目的是获得日、月，而不死甘泉只是作为附属品出现，不死甘露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不死甘露母题从蒙古搅乳海神话进入蒙古英雄故事和史诗中，与勇士死而复生的母题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较为固定的故事类型。如在《江格尔》中，英雄死而复生母题往往有甘泉水或甘泉雨水相伴。在东方不少民族民间故事中都能见到用甘泉水救活死去的人或动植物的母题。其次，英雄复活的三个步骤在蒙古英雄史诗中也并不罕见，如郭尔斯 顿斯基早在1908年搜集的卡尔梅克《江格尔》“江格尔镇压凶猛的沙尔·古尔古之部”中，洪古尔战死后江格尔用三个步骤使其复活：将神药涂一下，洪古尔骨骼连接，肉体形成；涂两下，有了灵魂变成熟睡中的人；涂三下洪古尔便苏醒过来。这与格斯尔救活勇士的三部曲一样，因此该母题是死而复生故事传统母题之一。最后，除勇士死而复生的情节以外，其他情节均为铺垫性情节，即主要讲述了勇士死去的信息从查日 根——格斯尔——三神姊——霍尔穆斯塔——释迦牟尼以及复活勇士的释迦摩尼命令从释迦牟尼——霍尔穆斯塔——三神姊——格斯尔和查尔根的传递过程。信息传递过程的时空理念严谨，传递过程清晰，这一点不同于《格斯尔》其他部中人物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跨越性移动。在其他部中，格斯尔通常“内心感知”敌人情况或天上的父亲或奶奶向他发出命令、祝福的方式。因而这一情节特点似乎经过书面编纂，一方面使其情节丰富、篇幅长、逻辑更加缜密，透漏着以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逻辑进行编纂的痕迹，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地位上层层递进的阶梯型结构及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的信息传播结构，渗透了佛教理念。

        从母题分析可知，本部核心情节是民间文学中常见的复活情节传统母题的组合，且在核心情节基础上进行编纂，添加了层层传递信息的辅助性情节。

        查德威克夫妇和鲍尔等学者曾提出颂词是英雄史诗主要来源之一。英雄颂词是源远流长的蒙古史诗之传统成分。但如上所述，“格斯尔勇士复活之部”中的抒情部分即颂词较其他蒙古英雄史诗中的颂词差异较大，而在一些蒙古历史文学中却能找到相似的内容。在《黄金史》（又称《罗·黄金史》）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六员大将与三百名泰亦赤兀惕人的决战”中有结构相似的内容。通过二者的对比分析可揭示此 部抒情诗歌的一些特点。

        《黄金史》成书于 1634 年，内容上与《蒙古秘史》的重叠程度很高，对应部分差异微小，而相比《蒙古秘 史》148 节，《黄金史》中添加了如下内容：成吉思汗做噩梦，预测到敌人的到来，便询问六位勇士如何应对，勇士们依次立志全力以赴打败敌人，正在这时泰亦赤兀惕部到来，勇士们按照自己的承诺奋勇作战，杀敌无数，一举打败了泰亦赤兀惕部，成吉思汗大喜，依次赞颂六位大将，大将们回颂了大汗。两者中的颂词在整体上均由两部分组成：大汗对大将/勇士们的依次赞颂，以及大将/勇士们对大汗的赞颂和祝福。两者中大汗与勇士们都用颂词表达了对彼此深厚的情感，并突出了赞颂对象的品格属性：前部分重点突出大将/勇士们的英勇善战、奉献自己等特点，后部分主要赞颂和祝愿了大汗统领天下、所向无敌的无上汗权。

     （一）内容对比分析

1. 大汗赞颂勇士英勇无畏、冲在前锋。

2.大汗赞颂勇士从小伴随自己，不惜生命的奉献精神。

3.用各种凶猛动物来形容勇士不可比拟的力量和勇气。

4.勇士赞颂和祝愿大汗战胜敌人、统领世界、所向无敌。

5.勇士祝愿大汗打败敌人、报仇雪恨。

6.勇士祝愿大汗和手下亲密无间、共享幸福安乐。

        由此可知两者在结构和内容上有明显的相似性和对应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勇士的“奉献精神”是 两者重点突出的英雄核心品质。鲍培曾指出《蒙古秘史》《黄金史》等中“奉献精神”是重要内容，蒙古英雄史诗中偶尔也有类似表述但非常简单、微不足道。在这一点上此部不同于传统史诗，而与 AT—148相似，反复强调了勇士们对格斯尔的“从小陪伴、无私奉献”，体现出历史文学体的影响。

     （二）深层结构的对应

        两者在表层上没有对应的诗行甚至词语，但在诗行或词汇的语义和结构上有着较高对应程度，如上文中黑体标注部分。

1. 语义的对应

        对应部分在语义和结构上非常相似，但具体实现方式即语词的选择上均有所差异。比如AT—148用的是更加具体的词汇而LG—8更为宽泛，如前者中“乌辛人的豪杰”限定了该勇士的能力范围，而后者中“好汉中的好汉”所指的范围则宽泛得多。

2. 比喻模式以及喻体的对应

        从上表可见，两者中的比喻不仅使用了走兽、飞禽交替出现的模式，而且前两诗行中喻体有所对应，分别为狮、虎与老虎，大雕、游隼与海东青。而第三诗行中猛兽与龙，后者更具魔幻特色而前者选择了较为笼统的喻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比喻，比如格斯尔赞颂勇士时用“成为黑夜中的明烛”，AT—148中称“成为利箭之盾牌”。两者均指危机时刻舍身救主者，只是所用喻体不同。此章中的“成为黑夜中的明 烛”是格斯尔煨桑文中常用的程式。

3.句式的对应

         二者几乎全篇使用了一种句式即［描述性修饰语+主语+第一人称领属词缀］，该句式以主位、述位倒 装的方式，强调了赞颂对象某种品质或动作特征。修饰语含若干种，包括精神状态、动作、属性等。

(1)句式一：［表语/宾语］+［系动词/静态动词动名词形式］+［主语］+［第一人称领属词缀］，以系动词 的动名词形式或静态动词的动名词形式形容主人公某种精神状态。如：

（2）句式二：［如同……般］+［动态动词动名词形式］+［主语］+［第一人称领属词缀］，以形容动作迅 速、猛烈的动词的动名词形式，形容英雄的战斗能力。在前面的内容中已提过相关例子。

（3）句式三：［宾语］+［有格（具有……的）］+［主语］+［第一人称领属词缀］。

        可见，两者在句子结构层面对应程度很高，但《格斯尔》中的修饰成分较为宽泛且反复出现在不同勇士身上，而《黄金史》中的修饰成分较为具体，表现了人物各自的特点。此外，以上［描述性成分+主语］的句式在煨桑文中常见，煨桑文中仪式负责人需要用优美、华丽之辞藻对其形象、能力、业绩等作出全方位的描述来反复召唤神灵，通常使用［描述性成分+主语+谓语］这一句式，包含着与上述［描述性成分+主语］句式一致，以及几乎固定的谓语部分：［ariôun taqil ergümüi/ aburan soyurq_a］（为您献神圣之祭/请保 佑我们），比如在格斯尔煨桑文中普遍使用了第一、第三种句式。可见，这种句式起源很早，通过煨桑文的 口头传统进入蒙古史诗以及早期叙事文学。总之，AT—148与LG—8在表层上并无明显对应，但在结构、内容、句型、比喻模式等深层上体现出显著的一致性，说明两者有相同的口头传统的根基，在其深层 或生成机制上有所关联。

      （三）LG—8颂词的口头传统特征

1. LG—8中程式居多，充分体现出口头史诗基础。对勇士们的颂辞中所出现的形容词则多数都是固 定的表述，比如格斯尔对勇士们的颂词：

人间雄鹰/铁石心肠的……/我亲爱的嘉萨；

众人之舅/宝石心肠的……/镇压一切的伯东；

人间游隼……/我十五岁的南充；

        而查日根老人对格斯尔的祝词：“十方之主/根除十方之恶的/我的恩情圣主/愿您所愿一切成真。”这些都是在《格斯尔》中反复使用的形容词属性修饰语，即它们描述的是《格斯尔》勇士的一贯属性，这一点不同于AT—148中突出大将们具体行为的特点。

2. 平行式。如在格斯尔对三神姊的颂歌中：

如同太阳般照耀万物的我的三神姊

如同佛祖般指明一切的我的三神姊

如同影子般形影不离的我的三神姊

如同影子般形影不离的我的三神姊

        赞颂几位勇士的时候，格斯尔赞颂四位勇士时，四次平行使用了如下诗行：

作为人间……的 

具有……心脏的…… 

我亲爱的勇士……

        对不同勇士的赞颂中平行使用相同句式和内容的诗行，虽然依次赞颂了不同勇士，但强调的是勇士的集体特征而不是个性特点，而英雄的集体性特征的类型化描述是蒙古英雄史诗的又一个传统美学特点。《黄金史》中没有出现明显的平行式，对每一位勇士的颂词都基于其个性特点和具体事件，在这一点上两者有明显的区别。

3. 传统意象。巴·布林贝赫曾指出“抒情的最小单位是意象”。英雄气概是蒙古史诗普遍的传统意 象，金银、颜色等常用于意象的表达，且常重复使用相关词汇。从上方所提LG—8例子中便可见，大而有力仍然是最突出的意象，而大雕（Qarcˇaôai）、蓝色（Küke）等重复出现，强化了英雄气概的意象。

4. 夸张。夸张是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手法。《格斯尔》夸张程度大，而《黄金史》更加现实、描述更加具 体，以客观事实、事件为基础，夸张程度不明显。上文例子中均体现出夸张手法，此处略去例子。

        无论AT—148还是LG—8，其故事都以史诗传统为基础，正如鲍培指出，此段为《黄金史》中添加的关于成吉思汗的“又一个史诗作品”（another epic work）。两者没有完全重叠的诗行，在具体词汇和诗行层面几乎没有对应之处，而在结构、句式、语义、比喻模式等多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换言之，两者的关系源于深层结构或生成机制，但在语言、词汇的选择上有较大差异，说明两者之间没有书面传抄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发生在口头传统层面的生成机制上。“勇士复活之部”中的颂词虽然对勇士们依次唱颂，但内容却是勇士们的集体性特征，且描述上主要使用程式和大词以及排比句式，口头性明显。《黄金史》重点突出了英雄的个性和具体事件，其书面编写特征更为明显；该著还强调“奉献精神”，突出大汗和勇士的不同等级概念。“勇士复活之部”在这一点上也与其趋同，体现出重视“奉献精神”和“等级思想”的特点，这一点体现了史诗传统与书面文学相结合的痕迹。《黄金史》《蒙古秘史》等古代历史记 述文本与蒙古英雄史诗，其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有诸多交集，因此鲍培在《喀尔喀英雄史诗》中重点探讨了《蒙古秘史》等历史文学文本。

         隆福寺本的第十部“镇压罗布沙之部”之前，或策旺本、诺木其哈屯本第九部“昂杜拉玛之部”之尾，有一段插入的内容取名“晁通之第十部”，讲述了“勇士复活之部”中未能复活的嘉萨从天上下凡，回到家乡，并控诉晁通在西莱河之战中勾结外敌，欺骗格斯尔勇士，导致勇士们战死之事。此段结尾署名“此为晁通 之第十部”，无论从形式、结构或内容上，它与第九或第十部都有所分离，而与“勇士复活之部”关联密切：

        第一，在结构上，“晁通之部”与“勇士复活之部”完全一致，即叙事、抒情交错进行，用大量抒情诗歌串联了微小的叙事内容；在内容上“晁通之部”补充了“勇士复活之部”的内容：嘉萨下凡回到家乡，首先见到 查尔根老人，查尔根激动地唱诵颂词，而见到晁通时，嘉萨一一控诉了晁通的叛变行为，并欲杀死晁通，被格斯尔劝阻。这是“勇士复活之部”的补充内容，两者作为整体，讲述了死去的勇士们复活，升天的嘉萨回归的故事，只是在嘉萨下凡之前从天上射出神箭，帮助格斯尔镇压昂杜拉玛蟒古思，所以这一段放在“镇压昂 杜拉玛之部”之后，这也解释了“勇士复活之部”与“昂杜拉玛之部”两部总在一起的原因，甚至在诺木奇本中两部合二为一。这两部是隆福寺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两个诗部，其他部无论在几个经典抄本或单部抄本中都相对少见，“书面《格斯尔传》的第1—9章的普及程度已证实。9章以后的章节就很少见。”

         第二，在功能上，该故事主要解释了为什么不杀晁通的原因，因此一些抄本中为它独立取名“晁通之第十部”。晁通是格斯尔的叔叔，在“锡莱河之战”中叛变，欺骗格斯尔的勇士，导致格斯尔的勇士被袭击时 措手不及，陆续战死。在蒙古英雄史诗中，投敌叛变、欲与敌方合伙杀害英雄的故事并不少见，但叛变者必须得到严惩，无论这人是英雄的母亲、妹妹、妻子还是属下。在这一章中，嘉萨控诉晁通的反叛行为后，格斯尔解释了不杀他的原因：若因其不忠诚而杀他，如何能留他至今；不杀他是因为他的行为“untaôsan-i sergegülkü metü umartaôsan-i sanaõulqu metü”（如同警醒其所寐、提醒其所忘），在《蒙古秘史》第 138节中成吉思汗面对反复叛变自己的安达扎木合时说到“umartaôsan_iyan sanaôuljˇu, untaôsan_iyan seriguljˇü yabuy_a”（让我们彼此警醒所寐、提醒所忘），此宽恕之词，解释了不杀晁通的原因。

        因此，“勇士复活之部”和“晁通之部”作为一个整体，在《格斯尔》文本中发挥了重要语篇功能，不只是为后面的诗部做铺垫，同时为前面的诗部做了逻辑补充。在此部中，格斯尔复活了众勇士并让升天的嘉萨回归。没有此部，格斯尔没有了众勇士，后面的故事便无从说起，所以此部对后面诗部是必要的铺垫。更重要的是，它是蒙古文《格斯尔》核心诗部“锡莱河之战之部”不可或缺的补充。在“锡莱河之战之 部”中格斯尔的众勇士纷纷战死。在藏族《格萨尔》中，格萨尔从地狱救出了母亲和妻子一同升天，但死去的勇士们并未复活，对晁通的行为也没有太多说辞。该结果并不符合蒙古英雄史诗的传统逻辑。正如鲍培所指出，“讲述英雄被蟒古思或敌人杀死的回合绝对不能构成独立的单篇史诗。喀尔喀蒙古史诗以及 所有其他蒙古史诗都有着英雄最终战胜敌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这种英雄被杀死的回合之后必须接续其他回合，必须连接主人公复活、继续战斗、战胜敌人的情节”。“勇士复活之部”（这里包含补充内容）里格斯尔使勇士们死而复生，“整整欢宴三个月，各自回家。一切圆满，幸福生活”，让升天的嘉萨也回归人间，控诉晁通的背叛的同时，解释了留他不杀的原因，这是合乎史诗逻辑的补充，换言之，此部在逻辑上与 “锡莱河之战之部”为整体，但由于“锡莱河之战之部”是较早固定为文本形态的《格斯尔》核心内容，因此在《格斯尔》文本化过程中形成了这一独立的诗部。到此为止，“锡莱河之战之部”的故事才算完结。

      《隆福寺格斯尔》中的多数诗部在主题、场景、程式等多层面体现出模式化特点，而“勇士复活之部”在主题、结构等方面有明显的非典型特征。但此部“奇特”，并非因其内容独创，而是其结构和功能“奇特”：它将简单的叙事内容与丰富的抒情诗歌串联起来，叙事与抒情两个组成部分的传统功能发生了转移：叙事内容没有英雄史诗传统的征战母题，抒情诗歌反而体现了英雄史诗主人公的核心属性，为此叙事情节构成独立诗部提供了合理性。这一结构的形成是以其承上启下的语篇功能和回归蒙古英雄史诗逻辑为导向的。另外，它是在传统蒙古英雄史诗和其他民间文学的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源自口头的文本”，其中叙事母题和英雄颂词均体现出浓厚的蒙古传统民间文学、英雄史诗的特点，蒙古英雄史诗的传 统母题、程式、平行式、传统意象、集体性特征的强调等特点明显。再次，此章的颂词在句式和深层模式上与《黄金史》中的一节有高度相似性，但没有完全对应的语词或诗行，说明两者的相互影响发生在口头史诗传统的深层机制上。虽然古代的历史记述与英雄史诗属于书写和口头两种体系，但两种文类在创作和 流传过程中约属于同一时期且多有交集，蒙古族古代历史记述在深层生成机制上深受口头传统的影响，同时英雄史诗在书面化过程中又受到历史文学的影响。据上可初步判断，“勇士复活之部”是在《格斯尔》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书面编纂而成的功能型诗部，是《格斯尔》抄本形成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并回归蒙古 史诗逻辑传统的重要功能。它摈弃了与之有着深远渊源的印度两大史诗、藏族《格萨尔》中死去的勇士升 天成佛的结局，而是让其勇士们在天界的指导和帮助下，按照蒙古史诗传统的母题复活，升天的嘉萨也 下凡，回归家乡，控诉并宽恕了叛变者的行为，格斯尔与勇士们共享人间幸福。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刊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玉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蒙古民间文学、史诗研究，发表了《<格斯尔镇压黑纹虎之部>异文比较研究》《巴林特与兰司铁：芬-乌戈尔语系民族早期蒙古学家的比较》等十数篇论文。

 

文章推荐：冯文开（内蒙古大学）

图文编辑：冀翔（广西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