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张贤亮的一些重要小说作品，尤其是《绿化树》，具有突出的多民族“接触话语”特征，这反映了长期生活在西北多民族“接触区”的张贤亮在创作中具有突出的现代多民族意识。多民族接触话语是促成“我”这个主要人物交互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因素。这种话语本身又呈现出南北地域文化之间的对立，形成《绿化树》等重要小说文本中“我”主体人格的内在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我”主体人格的丰富和发展,这使得作品中的民族性具有矛盾性，却也使得作品获得了某种超越性。多民族接触话语凸显了《绿化树》等小说文本的复杂难辨与巨大的艺术张力。
关键词：张贤亮 小说创作 多民族 接触话语 交互主体性
      

        张贤亮小说塑造了一些颇为典型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自然，这一现象早就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不过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它们多从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民族性着眼，却未能使问题本身成为贯通张贤亮重要小说作品的关键命题，从而有效切入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核心地带，这事实上削弱了张贤亮小说创作具有的多民族的重要性。而且，拘泥于张贤亮小说塑造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看待其创作具有的少数民族特性，也会忽视其相关作品，比如《肖尔布拉克》等所嵌入的少数民族话语。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多民族“接触话语”特征，探讨张贤亮小说创作具有的多民族性，期许把少数民族特性置于张贤亮一些重要小说作品的中心位置。张贤亮的一些重要小说作品，尤其是《绿化树》，具有突出的多民族“接触话语”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张贤亮长期生活在宁夏这样一个西北多民族“接触区”的缘故，所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便自然反映了西北多民族的“接触”生活经验。这类创作本身所表达的西北多民族接触话语成为小说主要人物形成交互主体性的关键因素。
   一、张贤亮小说创作突出的多民族意识
       张贤亮在他的一些小说作品中总爱表明笔下人物的民族身份。《绿化树》中写到海喜喜时这样说：他是甘肃人，“操着河州口音”，所唱的“河湟花儿”“曲调糅合了中亚细亚的和东方古老音乐的某些特色”，忧伤然而粗犷、朴拙、苍凉、遒劲；他小时候在寺上当过“满拉”，骂人口吐“卡费勒、杜斯曼”之词……这清楚表明了他的回族身份。写马缨花时，说她是青海人，是“从中亚细亚迁徙过来的撒马尔罕人的后裔”，其语音受到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影响，善于歌唱“河湟花儿”“信天游”，能以高亢悠远的格调表现“她所属的那个民族爽朗豪壮的性格和对爱情的雄奇热火的追求”。这些特征都在显示马缨花的少数民族身份。根据文本提供的信息，高嵩判定马缨花的族籍是“撒拉族”。《我的菩提树》写到麻维孝时说他是“一位回族”，容貌“使我想起《一千零一夜》中插图上的古代波斯人”。写马队长时则说“当年我一见他就怀疑他的血管里混有回族或维吾尔族的血液”。这种写法是意味深长的，表明张贤亮在塑造人物时有着明确的少数民族意识。
        张贤亮 1998 年发表的《我的“无差别”境界》一文也在突出他创作的这一特点。张贤亮说：
      《绿化树》是我的代表著，在这本小说中，女主人翁马缨花和男主人翁、赶马车的海喜喜……这两人就是回族。实际上，《河的子孙》中的男主人翁魏天贵的原型也是回民……另一部日记体长篇纪实小说《我的菩提树》中的马队长也是回族……即使因电影《牧马人》的放映而被广大中国观众所熟知的“郭谝子”，其实原型也是回族的农场农工。
       张贤亮的这段话显然遗漏了《我的菩提树》中的麻维孝，而且结合《我的菩提树》的具体表述，还应该把《龙种》中的龙种包括进来。可见，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少数民族因素是非常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创作主体长期生活在宁夏这片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了众多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不少创作便以他们为原型。这是张贤亮小说创作忠实于生活逻辑的表现。
       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少数民族因素并不限于以回族为原型的人物塑造，还表现在其他一些包含少数民族话语的作品中——虽然这些作品中少数民族人物没有直接出场，却依然隐现在作品中，《肖尔布拉克》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其故事背景所依托的就是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
      此外张贤亮小说创作还体现出中华民族国家大民族观的一面。《绿化树》中，“我”面对海喜喜的出逃，不禁追忆起他对卢纶诗的评论，感慨道：“在一千多年以后，在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民族的大家庭以后，难道我们还不允许他这样地想吗？是的，他本人就是个外表看起来粗豪不羁、暴躁蛮横而心地却是纯朴的、多情的、具有悲壮性格的少数民族兄弟！”卢纶诗中的“单于夜遁逃”在这里被“我”穿越历史的平等民族观所取代，这是张贤亮现代民族观的突出表征。不仅如此，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民族观念还伸延到世界。《绿化树》涉及印度、古希腊、德国、俄国、美国等众多的世界民族文化，把主人公章永璘置于异常复杂 的人类文化的牵连中。由此可见，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多民族性具有多层次的特点。
       从塑造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出发，我们看到了张贤亮小说创作丰富深刻的多民族性。这是所处时代给张贤亮小说创作张布的空间。20 世纪初以来，受世界潮流裹挟，中国也进入了民族国家生存建构的轨道，而且其步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加速。20 世纪 50 年代，各个少数民族实体基本得到确认，少数民族文化被大规模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都是加快国家民族建构的突出表征。张贤亮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多民族性是很自然的。总之，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多民族性是自觉的。单从少数民族特性这一点来讲，有论者指出，张贤亮塑造回族人物形象的时候,就是“把西部特色中的民族特色融入典型化过程的时候，是限制了主观随意性的，他事先准备了必要的民族学知识。”张贤亮书写的清晰民族观还可以用他后来的言论应证。在《雨天话语》一文中，张贤亮这样说：“历史知识以及对本民族历史的认知，是每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最主要的部分。这个民族与那个民族的区别，除了肤色、人种、疆域等自然的区别，就是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所产生出的文化的区别了。历史既是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又是‘正在进行时’的民族的精神根系与支柱。”这是张贤亮对一个民族的形貌特征、地域、历史和文化关系的清晰表达。虽然它比《绿化树》要迟得多，但是《绿化树》的多民族书写何尝不是在揭示这些因素对特定民族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意义？有理由说，张贤亮这段话表达的思想，早在《绿化树》中就已经成熟了。
       然而，对于张贤亮小说创作来说，多民族及其多层次的实质意义更在于小说话语的多民族接触性及其对人物性格的交互性主体建构。
二、多民族接触话语及人物交互主体性的建构
       在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绿化树》可谓最典型的一部多民族话语接触和交织的文本。小说最主要的人物有三个：“我”（章永璘）、马缨花和海喜喜。“我”是因为写诗长期被管教的“右派”，刚刚恢复自由；出身于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那个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母亲现在是北京街道的一个穷老婆子。显然，这个“我”的原型是张贤亮本人，他和张贤亮的人生经历基本吻合。这个结论不难得出，像郁达夫的作品一样，张贤亮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叙传”特点。既然如此，
“我”就是一个“汉人”。当然，《绿化树》中的汉人不止“我”一个，还有谢队长、“营业部主任”等其他角色。因而，“我”、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等人之间的交流就具有了明确的多民族对话的特点。
        “花儿”等民间歌谣是“我”与马缨花、海喜喜精神交融的重要纽带。“花儿”是“流行于甘、青、宁、新四省区的一种民歌，深受汉、回、藏、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八个民族人民的喜爱”，是这些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和演唱的”。所以，“花儿”本身凸显着多民族性。这也是海喜喜、马缨花为什么擅长歌唱“花儿”的根本原因。“花儿”是西北大地的精魂，美到极致。“我”是在进村的路上听到海喜喜的歌声的。它“唤起了这苍茫而美丽的土地的精灵，唤醒了在我胸中沉睡了多年的诗情”。“我”本来是一个爱思考、向往自由、具有良好文艺修养的诗人，但长期的劳教生活把“我”的“诗心”封冻了。海喜喜是解冻者。听他的歌声，竟使“我” 联想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觉得“海喜喜土生土长的民族旋律，似乎给我注入了聂鲁达所歌颂的那种北美拓荒者的剽悍精神”。一时间，“我”觉得自己非常美而且强壮了。这是艺术的力量。后来“我”又听到了马缨花醉人的歌声。正是海喜喜、马缨花率真、深情、大胆的歌谣使“我”回归到“诗人”本位。在《绿化树》中，“花儿”还和但丁、歌德、拜伦、普希金、惠特曼、莱蒙托夫、聂鲁达、李白、卢纶、崔颢、韩愈等人的诗歌发生了奇妙的对撞和反应。《绿化树》因此成为一个诗意葱茏的诗性文本。更为重要的是，“花儿”在给“我”带来至美艺术享受、修正“我”诗学观念的同时，成为促使“我”苏醒、回归正常人生状态的“天使”，也是“我”认同、赞赏、亲近“创造了美”的马缨花、海喜喜这些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媒介。还必须提及的是，“花儿”这种具有丰富民族意味的民谣在通过“我”与古今中外的精美诗章深入对话的过程中，也使其本身的艺术卓越性空前凸显。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是由张贤亮自觉的多民族意识决定的。这不能不说是张贤亮对西北民族民间艺术做出的重要贡献。
      《绿化树》的主旨是“我”的主体性的回归和演变，这个过程同样具有突出的多民族性。“我”初来村子的时候，主体性是备受压抑的、不充分的、不完整的。劳改队严格的“管教”使“我”很大程度失却了自主性。当然，“我”的反省能力并未完全丧失，因此常常陷入精神的痛苦。但是，在生存难保的情况下，“我”体现出来的主要是如何活命的“物性”。这时“我”的人格是严重扭曲的。来到村子后“我”恢复了自由，正常的人格由此在一个正常环境里开始逐步确立。海喜喜和马缨花的歌声首先唤醒了“我”，    让“我”找到了人性和人生的支点，也找回了“埋藏”已久的自我。“我”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诗文，也熟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令人头晕的舞会》、卓别林的《淘金记》、贝多芬的钢琴曲等；骨子里是孤独的、优雅的、高傲的。正是这种“艺术”主体性的唤回，使“我”与西北这个荒村有了天然亲近感。然而，曾经养尊处优的“我”又觉得与此地格格不入。于是，“我”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开始超越自我。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完成：一是阅读《资本论》，靠深奥的理论修正自己。二是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他们的同情和关爱。 前一点主要是启发作用，后一点具有根本的实践性质，显得更为重要。
       刚到村子时，“我”的身体异常虚弱，人格也严重变形。然而，贫穷落后的荒村却以朴拙、天真、乐观、毫无顾忌的特性使人倍感新鲜、亲切和温暖。谢队长体贴、信任、赏识“我”，拽回了“我”的自尊心和荣誉感。更重要的是作为“撒马尔罕人后裔”的马缨花的关照。她不带一丝嘲笑和鄙薄，对“我”充满了温存、怜悯、同情、敬意和关爱，“我”的身心很快复原。不过，新的困扰产生了，“我”陷入了和马缨花、海喜喜的情感纠葛中。受周围环境的刺激，
       “我”决意应战和挑战粗悍、无畏的海喜喜。经过装肥和与海喜喜对打，“我”得到了马缨花的称赞和爱：“你，倒挺像咱们的人！”曾经一度因为马樱花和海喜喜之间精神高度契合而导致的“我完全是个多余人”的悲凉情绪消散了。“我”通过了环境的考核，完成了向体力劳动者的转变。给马缨花打炕进一步清扫了“我”的屈辱感，使“我”获得了成为一名优秀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信心。“我”曾做梦都想像海喜喜一样，现在这种愿望实现了。“我”完全以正常人的姿态回归到人世中，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和男性的激情，充满了健康的幸福感。“我”所面对的环境帮助“我”成就了新的自己，开始超越原来的“我”，向新的交互主体性拓展。
       然而，由于出身的“劣根性”和早期生活的不良习性，“我”对“体力劳动者”还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我”想急切占有马缨花，不料却遭到她的拒绝。“我”羞愧难当。等心灵风暴平息，内心变得明净、和谐、明朗、愉快之时，“我”开始努力超脱自己。这时“我”清醒意识到了和马缨花之间无法拉齐的差距。不光她的 “狗狗”“肉肉”式的爱情不合“我”的品味，让“我”感觉别扭、可笑，“我”还始终对马缨花“美国饭店”的招 牌耿耿于怀。“我”以为自己的精神境界属于一个较高层次，比她优越。“我”要在情感面前退缩了，“她和我两人是不相的！”“我”甚至想把她让给坦荡、无私的海喜喜。然而，对马缨花的进一步了解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通过海喜喜、谢队长的言谈，“我”明白了：原来马缨花不和“我”结婚是因为生存环境的逼仄，她完全是为“我”考虑。她内心存在对读书人的向往。她不是那种关系暧昧的女人，她是以真诚和善良取得农工们的好感的，绝不是凭她的姿色或别的手段。她和海喜喜、谢队长一样都是有真挚情感、洞达事理、高大而庄严的劳动人民。一个“筋肉劳动者”的世界竟然如此美好！“我”“顿然窥见了人生的底蕴”。马缨花对“我”的爱是一种“纯洁的、神圣的感情”，艰辛和美丽得使“我”战栗！“我”的心结彻底解开了，准备在荒村扎根。然而，在“我”完成彻底转变、准备接纳她的时候，命运却把“我们”分开了。即便如此，生活的美丽却从此根植在“我”的心中，而且，马缨花还赋予“我”一种“旷野的风的气质”，使“我”以后能够坦然面对所遭遇的一切困厄。就这样，“我”通过和西北一地劳苦群众一起的生活实践，完成了对这个特定世界的具体涉入，“用一种肉身化的在世存在或位置性的在世存在”的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命意义。这是“我”生命意识的拓展，充满了艰辛和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认识、理解、确信、塑造、实现自我，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特点，通过“实践和反思”达到了新的“存在状态和生命境界”，实现了突破自我中心，走向被人承认、承认他人、接纳劳动群体生命运动的自我超越，“我”因此获得了“日益完整而深刻的生命自觉”，展现出“人的生命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主体性也实现了自我超越，从个人主体性走向交互主体性。
      需要强调的是，“我”的这种交互主体性主要是通过两个少数民族人物形象——马缨花和海喜喜——实现的，这即是说，马缨花和海喜喜拯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个意义不同凡响。从前文论述中可以看出，“我”的转变是在与马缨花、海喜喜等人的主体间性中实现的。而“语言是主体间性的信息和意义的传递手段”。正是通过频繁的话语交流，
       “我”与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交流，达成了一定的意义共享，在分享他们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我”对新的生命意义的理解。显然，这是“我”与劳动群众的真正结合，也是和少数民族人民的真正契合。这需要“我”以诚挚之心把自己完全摆放在和马缨花、海喜喜等人平等的地位才有可能。《绿化树》所叙述的这种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多民族话语交流状态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理想。
      《绿化树》中，“我”与海喜喜的交流还突出了少数民族的“宗教”意味。海喜喜决定离开村子前，约“我”去他的马号。促膝谈心中，“我”提到了马克思所讲的“必然性”，海喜喜说：“我懂。咱们也有这个说法，咱们叫‘特克底勒尔’，就是真主的定夺。”他进一步说，“可还有‘依赫梯亚尔’……‘依赫梯亚尔’是自己的决定”。这番表述使“我”大为惊奇，“我”明白这是指“人的选择”。它启发“我”认清了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也理解了社会现实问题。虽然“我”对宗教持不同观点，但是却通过此番对话看到了世间共同的因素，也凸显了不同思想沟通的重要性。这也象征了“我”和海喜喜精神交流的高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宗教赋予海喜喜的灵活性和坚定性，以及对他人显示出的重要意义。《我的菩提树》中的麻维孝，因为父亲是宗教届上层人士的缘故而被劳改，他非常睿智、犀利，思维方式与众不同，他用构词法解读了“右派分子”的 命运，还讲了一个上帝通过饥饿的地狱让名叫尔扎畿莱的神给土捏的人“阿丹姆”下拜的宗教故事，把现实社会好好揶揄了一番。宗教经典赋予这个人物对人性辉煌的洞察力，同时也赋予他性格的坚定性,而且使其极具道德感。这是意味深长的。有人评价张贤亮小说中的几个回民形象，认为他们的民族气质、宗教精神强化了他们的信念和信仰，从而对那个时代产生了一种“抗体”或“免疫力”，故而能够保持人的本真内质，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三、地域文化与人物交互主体性的生成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人格转变的不易。问题的根本在于“我”必须经历充足的生活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马缨花、海喜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然后才能完成自己情感和立场的转变，人格转型也才会现实化。尽管这一过程有“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苦苦求索，有“我”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阅读和理解——从而将真正的“爱”落实到了“绝不是抽象的”“劳动人民”身上，由身心的深度契合实现了人格的拓展，然而，“我”所遭遇的环境委实让这一转变过程困难重重、无比艰辛。这是因为“我”面对了异常不同的带有鲜明多民族色彩的西北地域文化的缘故。于是，从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来认识“我”的交互主体性的生成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
       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一旦形成，是有相当的稳固性的，是很难突破的，这是《绿化树》花费笔墨着意表现的。从小说文本来看，出身显贵的“我”，成长教育条件优越，拥有诗人的本领，内心的孤傲与自恋便不可避免地生成了，语言的雅致和行为的绅士风范才是“我”欣赏的。“我”生长的地方是宁沪渝京一带，也就是说，“我”最初的主体人格是在江南水乡之地和现代都市文化中形成的。现在却要面对几乎是原生态的西北乡土文化，并且要完成人格的转型，这种艰巨性可想而知。
        所以，《绿化树》中“我”的人格转变面对的主要是江南文化、现代都市文化与西北乡土文化的对立。江南文化是自然条件优裕的、表现形式精致的、性质上偏于阴柔的文化。这在“我”与马缨花、海喜喜他们矛盾冲突的过程中表现明显。“我”又是在现代都市文化中成长的。现代都市文化是知识型的、高雅的，然而又渗透了工商业文明的自私自利性。“我”在荒村的人格转变主要是对这种文化的超越。西北乡土文化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具有与自然相协调的特点，西北人物性格因此也具有自然、纯朴的特征，《绿化树》中的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都具有这样的个性。西北自然条件差，生活艰苦，刚毅顽强、吃苦耐劳便成为西北人突出的品格；长期的艰难生活让他们习惯了承受和超越，这又赋予他们乐观、开朗、容易满足的个性。西北大地自古还是多民族交融、杂居之地，多民族生活赋予西北人物性格尚武、强悍的特点，西北地域文化因而呈现出力与阳刚之美。正如《绿化树》中所言：“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大自然和这种乡俗中，当然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粗野、雄豪、剽悍和对劳动的无畏，是适应这种环境的首要条件。”多民族的杂居和历史上的频繁移民，还赋予西北人接纳四方的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对这一点张贤亮是深有感触的，后来他在散文中着意描述了宁夏地区的开放特性，认为这地方“没有排外意识，有点儿像美国的西部”，外地人来到这地方“很快就融为一体”，而且“有一种解放感”。《绿化树》中的海喜喜就是这种文化特性的生动体现。在回汉杂居的荒村，他对“我”没有任何芥蒂，反而同情和尊重“我”，充分体现着西北文化的兼容品格，这也为“我”人格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于是，“我”的转型呈现为这样一个过程：在浅反省层次上，“我”与马缨花、海喜喜他们通过各自积淀的文化意外遭遇；进而在认知探寻中，“我”从经验上发现了他们在一种特定文化世界形式中所沉积的“各种行为模式”，矛盾而自觉地向他们靠拢。
       但是，即便“我”已适应这种文化，也完成了向这种文化人格的转变，但是江南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记忆并不会轻易抹去，一个人一生走过的路是难以抹煞的，以前生活的烙印总是根植在内心深处，无法被抛弃，只能被覆盖，而覆盖意味着它始终存在。实际上“我”以前的士绅人格不过是在面对西北地域文化时沉潜到了心灵的底层。所以对“我”这个个体而言，之前都市文化群体所赋予的生命感与如今在西北多民族文化中得到张扬和确证的生命感形成了一种交错和并置。这必然造成“我”人格上的分裂感，冲突在所难免。这也促成了张贤亮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在“江南”和“西北”叙事之间摇摆。关于这一问题，此前的评论多从“灵与肉”的冲突或者张贤亮的政治显意识与“白日梦”的无意识层面之间的冲突进行解释。然而从主体人格的角度分析，却能更为清晰地看到江南文化、现代都市文明与西北多民族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是对两种地域文化品格的兼备，这意味着“我”在获得新的人格主体性的时候，具备了一种双重主体性，或者说交互主体性，这显示了“我”的丰富与发展，为“我”的个体生命意识向“群体乃至类生命意识”扩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赋予《绿化树》等小说文本极大的矛盾性与艺术张力。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在张贤亮小说创作中，交互主体性的生成在“我”和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麻维孝、马队长等之间是极不对称的。“我”始终作为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特征的自觉的“反省主体”，是自为的存在，而马缨花、海喜喜他们基本是被动的，主要“作为一种自在而站在我的面前”。作为积极的力量，“我”凝视马缨花、海喜喜他们，发现他们的价值和意义，汲取他们的营养，主动向他们靠拢。然而，马缨花、海喜喜他们却基本上是封闭的、静止不变的，他们在心理上对“我”是精神上的仰视，显然，这是知识者的“傲慢”，“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同时拒绝了他们向“我”靠拢，实际上在交流之间竖起一道屏障，这又显示了“我”的封闭性。其实这是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劳苦大众的自省力的轻易剥夺，近乎傲慢地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有真正的主体性。这实际上成为《绿化树》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于是，内在矛盾与冲突在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重要小说作品中凸显了出来：一面在彰显少数民族特 性，一面又在抹煞它，使得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多民族性呈现出复杂矛盾性。这一点在对马缨花的叙述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绿化树》一面有意交代马缨花的少数民族身份，连她的语言都有少数民族特点（比如，她看见“我”拼命干活“脸都发灰了”时，怜惜地说“我”“跟伊布利斯一个样”。）；然而又强调她的思想里“没有一点宗教观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我的“无差别”境界》一文中，张贤亮说他小说中的不少人物原型是回族，但是又坦率地说，这些典型人物“我丝毫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民族属性和我有什么不同……我生活在现实社会，每一个和我发生各种不同关系的人……在我的眼睛里，首先都是‘人’，仅仅是 ‘人’。其它方面的一切社会属性和传统文化属性，我都将其放在‘人’的定义上去评价。”这道出了小说超越少数民族特性的原因。原来张贤亮是要把所有人物都放置在“人性”的平台上去审视。《绿化树》在强调马缨花思想里没有一点宗教观念时，要突出的是其历经生活磨砺的乐观、开朗、活泼、热情的个性，以及对生活本身不再抱神秘看法的人生状态和通脱柔和的人性。如此说来，张贤亮笔下的海喜喜、麻维孝、 马队长都在表现他们所具有的“人”的天性和理性。这当然对建立作品的超越性是有好处的。任何具象的故事片段都有深层意蕴（所谓“一花一世界”），具备寓言特性。而《绿化树》本身着意于《资本论》所揭示的社会人生的普遍性，着意于人性的不死，着意于建构交互主体性的艰难和人格拓展的重要意义，本身的寓言意味就更为浓烈。这是《绿化树》这一多民族话语文本获得深邃意义的重要原因。当然，《绿化树》等作品淡化少数民族性、淡化宗教性，还和它所表达的时代有关。《绿化树》等作品表现的是一个“裸物质” 的时代，或者说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这倒容易让人看到“生存”（“人”）的真相，这也构成《绿化树》等作品所展示的超越性的一面。同时，我们知道，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是一个非宗教的年代，少数民族宗教特性不但不被提倡，而且被极度弱化。这在海喜喜、马缨花、麻维孝、马队长等人身上表现得很清楚，他们所表现的那些少数民族特点已经不是故意表现的结果，而是文化内化为他们的意识之后不经意的呈现。当然，这一点也对张贤亮着意建构自己所心仪的人性提供了便利。但是，文学作品一旦创造出来，就不听作者的使唤了。虽然张贤亮对自己小说所塑造的具有少数民族特性的人物有如上表述，但是我们依然看到《绿化树》等作品中的“民族志”式的书写和浸透少数民族文化信仰的人物不同凡响的性格和意义。这又不是张贤亮本人轻而易举能够掩饰的。不过，这不构成《绿化树》等作品的缺点，反而使它们变得耐人寻味和意味深长。

                                                                          结 语
        张贤亮创作的《绿化树》等重要小说文本具有明确的少数民族意识和突出的多民族性，这不仅表现在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重要地表现在小说文本多民族话语的交织及其促成的像“我”这样的小说主人公交互主体性的生成。之所以说后者更重要，是因为它在凸显“我”这样的外来汉族知识分子在苦难岁月中对少数民族兄弟和西北地域文化的深厚理解和深切认同，这种精神品质应该是穿越时空的，今天依然显得非常可贵。自然它也彰显了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艺术上讲，小说的多民族话语和人物交互主体性的生成也决定着《绿化树》等重要小说文本的逻辑走向和结构形式，构造了《绿化树》等重要小说文本的复杂审美意蕴。不仅如此，小说的多民族话语和人物交互主体性的生成还显示了重要的时代文化意义，即对现代人而言“民族接触区”的本体或本位意义，只有真正切入这样的文化区才有可能使我们每个人打开封闭、实现主体超越。这其实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面临的“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重要小说文本成为成功回答这一世纪性问题的有效寓言。

作者：陈一军，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注释已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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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梁碧容（南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