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造杰:桂西北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论文 发布日期:2020-01-19   作者: 欧造杰   点击数:2106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摘要:桂西北的小说创作最能体现广西地域文学的特点。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富有地域性的语言,生动描绘了本土的民俗风物,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悲剧性、充满苦难的乡土人物形象,表现出明显的桂西北地域文化色彩,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重要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桂西北小说;地域风格;文化色彩;文学风格
 
        地域风格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重要的流派文化现象,它是某地区的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每一位作家都脱离不了他所生活的地域环境,他们在创作中都不自觉地体现出地域的文化色彩,使作品不同程度带有地域文化的味道,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格与流派。广西桂西北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最能体现广西的地域文学特点。在桂西北文学中,以小说创作成就最大,影响深远。小说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富有地域性的语言,生动描绘了本土的民俗风物,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悲剧性、充满苦难的乡土人物形象,表现出明显的桂西北地域文化色彩,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重要的文化意义。
一、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
       桂西北主要包括河池市和百色市两个行政区域,这里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环境恶劣,但是就是在群山环绕的环境里面,一些作家怀着对大山的厚爱,走出了大山,开始以文学之笔描绘大山深处的风土人情。经过一批批作家的不断努力,桂西北的小说创作佳绩频出、硕果累累。
        (一)桂西北作家群体的形成。桂西北作家群体的形成源远流长。在红水河文化的熏陶之下,桂西北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一代代的知名作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代的左联作家周钢鸣首先开创了桂西北现代文学之先河;之后还有作家曾敏之、仫佬族诗人包玉堂,以及当代作家潘琦、蓝怀昌,再到后来的聂震宁、常剑钧、鬼子、东西、凡一平、黄佩华等,他们以自己杰出的创作实力和孜孜不倦的创作精神继承和丰富了桂西北文学的优良传统。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前,桂西北文学一直处于低谷状态,被各种主流的文学思潮淹没,甚至被人们遗忘。此时的广西文学在全国也显得悄然无声,保持着沉默的状态。1979年,壮族作家李栋、王云高合著的《彩云归》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之后桂军文学又在文坛上销声匿迹。直至1997年青年作家东西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继《彩云归》再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此后,仫佬族作家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又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桂西北作家在广西文坛上脱颖而出,文学桂军在中国文坛悄然崛起,引领着广西文学在全国各种文学主流思潮中占领一席之地。同时,文学评论界对桂西北作家群的关注和研究也逐步深入。2001年12月,桂西北文学作家群研讨会在河池师专(后改为河池学院)召开,100位广西区内的作家、评论家深入讨论了“桂西北文学作家群现象”的形成背景、基本特征和价值意义等。此外,21世纪以来桂西北地区还先后召开了仫佬族文学研讨会、都安作家群研讨会、河池学院作家群研讨会等,进一步分析了桂西北文学的具体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具有重要的地域文学史意义。
随着文学桂军的崛起,以小说创作出名的桂西北作家在广西文坛上名声鹊起。这些小说家以他们清新、刚劲的风格,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桂西北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以小说创作为主,他们成群出现,由来自不同民族的作家组成,而且有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聂震宁、蓝怀昌为代表的第一批小说家,登上广西文坛,奠定了桂西北小说家群崛起的基础。90年代后,东西、鬼子、黄佩华、凡一平从大山深处走出来,他们带着大山特有的民俗文化,创作出一批独具民族特色的小说作品,成为桂西北甚至广西小说创作的领头人。他们佳作频出,呈异军突起之势,桂西北小说创作初具规模。进入21世纪,随着“广西小说新势力”的出现,桂西北本土作家李约热、红日、吕成品、龙眼、潘莹宇、蓝瑞轩、谭自安等发表了系列作品,这使得桂西北本土作家在广西文坛上再次引人关注,其中以红日和李约热的成绩最为突出,使桂西北小说家群体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近十年来,河池文坛又出现了一些新生的力量,如覃展、杨衍瑶、谭云鹏、韦云海、寒云、谭壮满、黄坚、那超、杨合、陈岚等,队伍得到不断壮大。若论民族身份,桂西北小说作家群体是由多个民族作家组成的:汉族小说家队伍有聂震宁、东西等;壮族小说作家队伍包括凡一平、黄佩华、韦俊海、李约热、潘莹宇、吕成品、龙眼、谢树强等;毛南族作家谭自安、谭云鹏等;瑶族小说作家队伍包括蓝怀昌、蓝汉东、蓝瑞轩、红日等;仫佬族小说作家有鬼子、杨衍瑶、任君等,他们分布在河池市和百色市的各个县市。
         (二)小说创作的突出成就。桂西北作家群体的最初崛起,首先表现在小说创作方面。20世纪80年代,桂西北就涌现出一批小说作家,包括蓝怀昌、聂震宁、黄佩华、蓝汉东、韦俊海、谢树强、何文丹、石山浩、颜新云等,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蓝怀昌和聂震宁。蓝怀昌先是以短篇小说《钓蜂人》登上《小说选刊》,又被收进《中国新文艺大系》,不久就进入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先后出版长篇小说《波努河》《魂断孤岛》《一个死者的婚礼》《北海狂潮》《残月》,中短篇小说集《相思红》,中篇小说集《放飞的画眉鸟》等,其中,《波努河》是他最具影响的长篇小说,也是瑶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奠定了作者在广西文坛上的重要地位。紧接着,聂震宁以1981年的短篇《绣球里有一颗槟榔》作为标志,作品获《广西文学》1980-1981年度优秀作品奖,他的小说创作与当时全国“寻根文学”浪潮接轨,后来出版小说集《去温泉之路》《暗河》和《长乐》等。其中《长乐》系列获首届广西铜鼓文学奖,1988年获首届庄重文学奖,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小说作家。黄佩华20世纪90年代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南方女族》《远风俗》,21世纪后分别创作长篇小说《生生长流》《公务员》《杀牛坪》等作品。1994年他获得广西首届“独秀”文学奖,此后又多次获壮族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奖等。
        1997年,作家东西以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夺取首届鲁迅文学奖,标志着广西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又开始走向全国,至今他已成为广西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与此同时,仫佬族作家鬼子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妈妈的衣袖》初显身手,之后他连续发表《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磕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和《苏通之死》等中篇小说,以离奇的情节构造和叙述方法,揭示桂西北贫困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残酷命运,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而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表达“爱情”与“苦难”的双重主题,并在东西之后以《被雨淋湿的河》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另外,壮族作家凡一平以长篇小说《跪下》获铜鼓奖,中篇小说《寻枪记》《理发师》《撒谎的村庄》《投降》等一系列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吸引广大读者和影视爱好者的眼球。东西、鬼子、凡一平、黄佩华的相继亮相,使得桂西北小说创作收获颇丰,他们给予桂西北小说作家创作的信心,使桂西北的小说创作蒸蒸日上。
        红日是当代广西又一名著名作家,其小说以民间叙事和幽默诙谐的风格登上广西文坛,代表作有小说集《黑夜没人叫我回家》《说事》《同意报销》等。其中,中篇小说《被叫错名字的人》《钓鱼》分辨荣获第二、第三届“金嗓子”广西文学奖,小说集《黑夜没人叫我回家》荣获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其中《说事》《钓鱼》还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赢得广泛好评。进入21世纪后,都安籍青年作家李约热的小说创作引人瞩目,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李壮回家》《涂满油漆的村庄》等,并荣获广西和全国一些文学奖项。他的小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讲述现实生活中的灰暗和变态故事,在指证生活破败的同时,也始终坚持着以人性温情突围现实的艰难努力。
        此外,桂西北新时期以来的作家还包括韦云海、覃展、潘莹宇、谭云鹏、杨衍瑶、阿耒、韦孟驰、张立英等青年作家,他们相继出版个人的小说作品集,初步表现出文学创作的锋芒与才华。这时期的长篇小说还有任君的《铁血祭》、樊鹏飞的《河歌》、班源泽的《市长秘书马苦龙》、芭笑的《花非花,蝶非蝶》等。这些小说取材广泛,从不同视角讲述了本土的人物故事,描绘了桂西北的风土人情,成就可喜。桂西北本土小说作家新人频出,队伍不断壮大,佳绩不断,使得桂西北文学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为广西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在广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小说地域风格的表现
        文学的地域风格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又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了浓厚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文化风格,既来自作家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感知,又是作家体验、选择、提炼、加工生活的结果。桂西北是喀斯特地貌山区的典型地带,也是红水河经流的中心地带,一代代人在这里成长,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受到桂西北地域文化的熏陶,这里的小说作家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桂西北独特的文化色彩。
       (一)描绘了本土的民俗风物。民俗风物是民族特色文化显现的重要方面,丰富而独特的地域生活文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和源泉。桂西北小说家生动描绘了特有的民风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蓝怀昌的《布鲁帕牛掉下眼泪》、聂震宁的《砍牛》、黄佩华的《生生长流》、宋安群的《瑶王的葬仪》、石浩山的《刀斧手》都绘声绘色描写瑶族砍牛的古老民俗,不但形象地记载了瑶山世代相传的送葬仪式,而且对民族性格的刻画、典型环境的烘托,起到了微妙的渲染作用,从而使作品不同程度地具有某种认识价值和文学魅力。黄佩华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专注于描写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通过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的描绘,丰富生动地反映了壮族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体现出桂西北地域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明显的壮民族文化色彩。
       瑶族作家红日被认为是广西作家群中最接地气的作家之,其小说创作多以桂西北的城乡生活为背景,取材于当下的少数民族生活现实,讲述社会普通人物的不幸遭遇。其中中篇小说《说事》叙述乡村道公刘叔帮人主持丧葬仪式的过程,具有桂西北浓郁的宗教民俗色彩和地域民族文化内涵,表现了瑶族本土化的民风习俗。毛南族作家谭自安早期的乡土小说集《寻找阿红》则是新时期广西少数民族乡土小说的代表之一,该作品集由11个中短篇小说组成,多描写我国边远地带的相对封闭的乡村世界,塑造了众多底层百姓的普遍人物,反映了毛南族的原生态的民族民间习俗和风土人情,体现了浓郁的民族与地域文化。韦优的《斜山》展示了另一种民族风俗即壮族的“祭蛙婆”。作家把这一古老的仪式附在小说的情节中来完成,通过人物的行为来表现。从祭蛙婆的传说、祭蛙婆的壮观场面写到蛙父的产生、蛙父至高无上,写得栩栩如生。作家不仅描写这一独特的少数民族风俗,而且通过它来展示壮族历史的沧桑变化。《春巾》则写壮族人的重要歌节三月三的赛歌情况,作家以细腻、生动、传神的笔调描写了那独特的赛歌方式和那令人向往的赛场。
       (二)刻画了悲剧性的乡土人物。桂西北本土长大的人们大多具有顽强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在地理环境相对恶劣的穷乡僻壤中,深深地扎根,孕育了一代代子孙。在东西的小说中,不乏一些生活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底层人物。如《没有语言的生活》讲述的是一个由父亲瞎、儿子聋、媳妇哑三个残疾人组成家庭的不幸故事。东西把三人的悲惨遭遇以艺术的手法刻画出来,体现了底层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歌颂了他们身上那种顽强的意志力和奋力求存的精神。而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中,东西则写出了小人物的沧桑和无奈,作者通过对底层人物心灵的探索和分析进行“灵魂的叙事”。黄佩华在《南方女族》《远风俗》等小说中,善于对桂西北壮民族生活进行叙事,讲述了他们卑微的命运和遭遇故事,通过对老人、妇女、女子等人物形象塑造,表现壮民族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
       壮族作家韦俊海是专注于地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也注重反映桂西北民族群体特殊的生活习俗和生存状态。如在《苦命的女人》《守望土地》《复仇的麻雀》《族谱里多了一个女孩》《等你回家结婚》等小说中,塑造了香梅勤、刘富贵、张奎、余华、牛胜利等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的苦难遭遇来表现少数民族文化品格特征和文化心理积淀,揭示地域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韦俊海认为:“文学尽头是故乡”,他极力刻画地域民族文化的心理,为富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作品作出了贡献。桂西北小说作家所刻画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心理,反映了桂西北民众独特的心理状态,批判了身处大山深处的民众的劣根性和局限性,让我们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民族地域心理。
       (三)语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每一位小说家都会运用与众不同的叙事语言进行创作,桂西北的小说家们亦是如此。桂柳方言是河池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在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它的影子。比如聂震宁的小说《砍牛》中:“美哪样!住三天你就四手四脚爬回家去了!”还有“巴望(希望)”“打抢(争着要)”“摆古(讲故事)”“醒水(理解)”“捞水(赚钱)”等桂柳方言中的固定词组、惯用语,在其小说里俯拾皆是,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色彩。
       东西小说的语言具有地域性特点,且在不同小说中,都有属于每一种背景的语言。在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中,他成功尝试了“零件拼贴”的叙述方式,以细腻、朴素、准确的语言描写了王老炳一家三个残疾人艰难沟通过程的精彩片段,对“没有语言的生活”的生活状态进行淋漓尽致的叙述。正如评论家指出的:东西小说所具有的南方风俗表现为一种充满情绪和想象力的文字,即“像荒草一样的文字”。认为东西的小说语言文字正如“南方的气质”:曲径通幽、意绪暖昧、意向丛生、隐喻深奥、情绪莫测,抵达天人合一的自然美。黄佩华的小说叙事也具有鲜明的桂西北方言色彩,他多熟练运用民族的方言口语,人物对话平实流畅,简洁形象,甚至夹杂着民间的比喻,具有原生态的味道。此外,在红日、韦俊海、李约热等河池作家的小说里,也有意识地掺杂着一些河池少数民族方言和桂柳方言的叙述语言,夹带着乡土的幽默和乡俗的风趣,叙述语言具有跳动性和灵动性,体现出明显的地域色彩。
三、小说地域风格的成因
       桂西北新时期小说创作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本土自然与人文环境、丰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熏陶等的结果。
        (一)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地域环境对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场所,是地域文化形成的载体,制约着人民的行为准则和生活状况。不同地域的人们受本土自然环境的影响,文化底蕴、生活方式和民族风俗不同。正所谓:“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期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论事析里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成为言志抒情之体。”自然环境的差异,造就了南北方特色各异的文学风格。这种自然环境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极为重要,对于文学的地域风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桂西北是喀斯特地貌山区和红水河文化交集的集中地,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其地貌奇特,群山环绕,风景秀美,生态环境良好,令人向往留恋。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为作家们提供了独特的创作视角,并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河池市作家群体。在桂西北小说家的笔下,自然风景成为创作不可或缺的因素,自然环境不单单是风景,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黄佩华在他的小说中十分注重描写自然与人文环境,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河流、溶洞、奇石、古树,还有马、牛、猪、狗、鸟、老虎等动物。作者不但客观上表现了桂西北壮族原生态的生活状况,揭示了壮民族生活与自然环境、人物与动物的复杂关系,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去揭示了他们的自然崇拜、宗教禁忌等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
        人文环境也影响到作家的小说创作和精神追求。河池、百色两市地处广西西北边陲、云贵高原南麓,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相对封闭的山区环境又使得桂西北成为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同时,这种艰苦落后的自然环境使作家们磨炼出一种自然朴素、奋发向上的团队精神,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后发优势和成就。由于地理环境的恶劣和土地贫瘠,人们的生活也陷入贫苦的境地,许多人有着一种“走出大山”的欲望,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而文学创作成为一条“走出大山”的重要途径。很多人立志读书,进而从事文学创作,凭借着自己身上所特有的地域风情,创作出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从而脱离大山深处恶劣的地理环境。尽管如此,人文环境仍然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李建平、黄伟林等人在论述文学桂军形成的原因时,认为区域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和作家的穷则思变与领导的因势利导是两个重要的因素。这同样适合于分析桂西北文学特别是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的崛起。
       桂西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本土作家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在他们的脑海里打下烙印,影响他们文学创作的风格,使他们创作出极具地域性风格的文学作品。如东西、凡一平的小说常以家乡的自然环境为背景,生动叙述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记录桂西北红土地的生活色彩。小说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产生了对家乡与故土的深厚情感与热爱之情,并积淀了地域的民族文化心理。
       (二)民族文化底蕴的熏陶。桂西北有着历史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是一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市内居住着壮族、瑶族、苗族、毛南族、仫佬族、回族、侗族、水族等世居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各自具有纯朴悠久的民情风俗,在饮食、服饰、居住、节日、礼俗方面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特色各异的少数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水平和风俗民情,在长期的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壮族文化、瑶族文化、仫佬族文化和毛南族文化等,并形成了桂西北文学多元的文化背景和民族色彩。凡一平、蓝怀昌、东西、鬼子、黄佩华、韦俊海、李约热、吕成品、红日等桂西北作家,均在大山的环境中出生、成长,他们都是“红水河的孩子”,是大山的子孙。在他们的作品中,地域色彩不知不觉地被掺杂进去,成为他们作品中一大亮点。他们扎根在这块红水河畔的土地,其小说创造传承了风情各异的地域民俗文化。无论是蓝怀昌笔下的瑶乡风土人情、黄佩华笔下的壮族民俗文化生态,还是东西笔下的三个“不正常”人组成的家庭生活,抑或鬼子“瓦城悲悯三部曲”小说中的苦难命运,都因承载着民族地域文化的深厚内涵、植入作者个性化的审美意识,而拥有言之不尽的文化意蕴。红日的《说事》同样是对民族风俗文化的充分运用,作者充分挖掘桂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对这种民间风俗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批评。桂西北各民族朴素而火热的斗争生活构成了小说家丰富的创作题  材,它既激起了作家进行创作的广阔想象空间,也成为吸引读者去阅读欣赏的独特文化资源。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民,一片地域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并使文学的地域风格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启迪熏陶着河池小说家,他们身处这片具有民俗风情的区域,小说创作受民间风俗的影响显而易见。评论家张燕玲在评论河池市都安作家群时曾指出,蓝汉东、蓝怀昌、凡一平、李约热等作家“表现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如神话、传说、说书段子、山歌、方言土语等,并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桂西北小说家曾经生活在这片迥异的民俗风情的土地上,民俗文化的气息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之中。在桂西北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的长期熏陶下,桂西北作家的小说难免会裹上一层地域文化色彩的外衣。而在丰厚的民族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则以手中的笔,通过小说的形式推动民族地域文化的不断繁荣,展现出桂西北小说创作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
       总之,桂西北的小说家秉承了桂西北纯朴厚重的民风和地域文化滋养,以突出的文学创作成就确认了在广西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意义。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各异的文笔书写着桂西北本土的地域文化,展现了大石山区五光十色的自然风光、各自迥异的民俗风物和勤劳质朴的人民,体现出桂西北文学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价值。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刊
原刊于《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欧造杰(1977-  ),男(壮族),广西环江人,硕士,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文章推荐:林安宁(广西师范学院)
图文编辑:张  鳕(西藏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