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泳超: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论文 发布日期:2020-01-13   作者:陈泳超   点击数:157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公众号

  一、学术简历

  钟敬文生于1903年,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他天然见证着这一世纪的曲折历程;同时,他又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全程“预流”者。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一般公认是1918年北京大学的征集歌谣活动。歌谣运动洪流激荡,余波所及,远在广东一个名叫公平镇的小镇上的小学教员钟敬文,也不免眼界大开,慕风景从,开始搜集歌谣等“野生”文艺,并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等报刊上发表采录的作品及一些学术札记,开始在民间文艺界崭露头角。1926年,钟敬文在广东岭南大学任职,出版《民间趣事》等,1927年,又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与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领导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活动,进入了当时民间文学的中心,直接参与《民间文艺》《民俗》周刊以及民俗扩书的工作,经常有文章著作面世,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以至胡适在1928年为《白话文学史》所作的《自序》中说到:“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颇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1928年秋,钟敬文转赴杭州工作,直至1937年“8·13”之后被迫南迁。在杭州期间,他在一些学校开设民间文艺方面的课程,参与创立了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实际主持了与学会有关的期刊、丛书的编辑工作,自己也写了许多文章,在1934年4月至1936年7月,还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深造。这一时期,至少从有组织的活动方面说,钟敬文其实已经身居国内民间文艺学的倡导地位,日本学者加藤千代在写于1930年的《钟敬文之日本留学》一文中,径称这一时期的钟敬文具有了“中国民俗学青年领导者身份”。此后,主要是由于战争的因素,有组织的民间文艺研究活动趋于消停,钟敬文也难以将主要精力投人到民间文艺之中。但随着解放区对民间文艺的大力提倡,而钟敬文在政治思想上又比较亲近马列主义,于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首先倡议建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并成为该会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了全国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出版、研究、教学各项工作,成为当时主流文艺思潮在民间文艺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1957年,钟敬文被划为右派,暂时寂灭了民间文艺学的工作。1979年以后,钟敬文首先联合七教授倡议重建了中国民俗学,此后中国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又逐步恢复,并走向多姿多彩的繁盛局面,期间,钟敬文不但担任领导职务,且亲身引导着这一领域的学术走向,及至年近百岁,犹在教学、科研方面躬耕不辍,引领风骚,不能不让人感叹奇迹。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领域里,由边缘走向中心,再成为该领域的领导人,以至众人瞩目的学科导向者,其经历虽漫漫长途,却般般分明。

  二、不断扩张的学科意识

  许多研究钟敬文的学者都指出,钟敬文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例如马昌仪《钟敬文与民俗文化学》中,就将钟敬文“民俗文化学”的提出,归结为是出于“学科意识”;杨利慧在《钟敬文及其民间文艺学思想》一文中,也首先称道其具有“强烈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实际上,在我看来,学科意识对于钟敬文来说是本质性的,是其学术个性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打造了其学术成就的最高水准。上述两位学者据以阐发的民俗文化学和民间文艺学,不过是钟敬文学科意识的两例显示,尽管是最重要的两个例示。

  钟敬文在诸多的学术回忆文章中,经常将自己的学术生涯概括为两个重要的时期,即“一、杭州时期,二、最近20年”。的确,在杭州时期之前,他在民间文艺学方面的所有活动,都只是追随潮流,在学术上很少自家面目。到杭州之后,逐渐发表了像《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一些比较有质量的论文,尤其是留学日本后,又发表了像《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盘瓤神话的考察》等在中国和日本都有一定影响的论文。但这或许不是最主要的,真正体现其学术个性的,是对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理论追求和学科构想。其中最为人称道,且钟敬文本人也时常作为一个个人里程碑提出的,是写于1935年11月、发表于1936年1月《艺风》第四卷第一期上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关于这篇学科宣言与总纲式的文章,我想在本文的后面部分再详细剖析,这里只简单地交代,该文论证了民间文艺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为民间文艺学勾勒了大致的系统框架。

  其实,对于杭州时期的钟敬文来说,《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不是拔地而起的孤峰,而是这一时期他连续学术思考的一个突出代表罢了。早在1933年6月写给W·爱伯哈特博士的信中,钟敬文有感于日本中国学的自我夸耀,很有意气地说:“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像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自觉了一样,我们也要在前进的世界的学术的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我们的民俗学——不,我们的神话学的建造的工程,已经在搬运木石乃至奠定基础的过程中了。”显然,此时的钟敬文,已经有了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了,我甚至怀疑,钟敬文直到近年才提出的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号召,其动因是否在此时已经有所孕育了呢?而他自称愿意在神话方面,花十年以上的时间,去编著以下二书:1.《中国神话学绪论》,2.《中国神话学说史略》,这也明显带有将神话视为独立学科的系统观念。1934年,钟敬文在《前奏曲》一文中说:“由此看来,我们不但有研究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史这一群学问的必要,同时,也是很适宜于这种工作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不一定只是欧美学者们研究的延长或扩大,结果也许是它们(他们的成绩)的更根本的改进也未可知。”这后一句话,我们可以同前面一样视为是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前奏曲”,而前一句话,则分明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同一口径。

  当然,在杭州时期,《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只是在思考与写作上相对最成熟罢了,而钟敬文关于学科整体的思索却并非以此为顶点,而是在逻辑和时间上都有不断的延伸。对于民间文艺学,他似乎仍嫌格局狭小,试图向更宽广的方向拓展,比如民间艺术、民俗学。他在写于1980年的《民间文艺谈薮·自序》中就说:“30年代以后,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以后,我把范围扩展到一般民间艺术(主要是民间绘画、木刻、小戏等)。从整个民俗学的范围说,也扩大到民间制度、技术、医药等方面。”他在许多回忆文章中,对1936年在杭州与人筹办的民间绘画展览会总是津津乐道,后来在1939~1944年间,他还写了一篇《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同样论证民间艺术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为这一研究总结了一般的方法步骤,俨然有将民间艺术建立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图。

  无疑,杭州时期,钟敬文是怀揣着一种强烈的学科建设的冲动,他在大约写于1941一1944年间的一篇名为《谈读书》的文章中说:“往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诵读的主要对象是神话学、民俗学、土俗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等。在这方面,我杂读了欧美和日本的好些名著。这个时期,我的阅读,多少是有意识的、因为我妄想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方面建立自己的学绩。”这里所谓的“这个时期”,应该主要是指杭州时期。而他此期内的东瀛求学,也是由这一“妄想”策动的一个步骤,他在写于1979年、修订于1989年的《自传》中说:“我深深感到自己在民间文学理论方面,底子太浅太薄,有给以加深加厚的必要因此,在一九三四年,毅然抛下教鞭,到日本去求深造。”

  一个值得提醒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开创,原本是由各种学科的学者介入生成的,其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刘复、顾颉刚等,他们不期而然地介入,却在30年代以后,渐渐地又不为已甚地离去了,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想至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没有把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当作一个完整自足的学科来对待,最多也只是:将它们视为辅助学科。只有钟敬文,在当时的一流学者纷纷撤离之际,反而将它们当作独立学科给予全面建设,甚至在战争期间仍念念不忘,对于早已身居民俗学中心的他来说,后来能获得该领域的领袖地位,亦是天时、地利、人和诸缘凑泊的自然结果。第二个重要的学术活动时期,即所谓的“最近20年”,是指1979年钟敬文重现学坛之后,直至其辞世之前。这一时期,钟敬文似乎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压抑既深且久的能量一下子喷发了出来,凭着他一贯的学术风格,以及过人的精力与胜算,在学科构建与理论推进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钟敬文著文演讲,上下呼号,为了民间文艺学、民俗学领域的拨乱反正摩顶放踵,不遗余力。这一时期的工作,其实含有三层意思:一、对反右以来尤其是文革时期对民间文艺事业横加摧残的彻底批判;二、对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民间文艺事业片面繁荣的深刻反思,尤其对学习苏联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矫正;三、重新接续建国前的民间文艺与民俗学的既有成绩,在三四十年代的基础上,加强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并结合当时实际,努力构建更新、更全面的学科理论。这一时期,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方面有《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979)、《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1980)、《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1982)、《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1983)、《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1984)、《民间文学的特殊性及其学科》(1982一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之“民间文学”条(1986)、《新的驿程·自序》(1986)等一系列文章面世;在民俗学方面,也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78一1979)、《民俗学与民间文学》(1979)、《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1983)、《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1986)等许多文章和演讲。其中两篇“设想”,即《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和《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分别成为当时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体系最具影响的理论构建。

  凭着自身的学术威望和领导作用,借助20世纪80年代空前高涨的学术热情,钟敬文的这些学科理论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贯彻。正当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事业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之际,钟敬文的理论思考又继续扩张,触及了民间文化的范畴,提出了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干流”的思想这一思想的雏形,是钟敬文1982年在杭州大学演讲时提出的中国文学有所谓“三大干流”,即古典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此后,钟敬文又积极主动地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那场轰动一时的“文化热”讨论,留下了很多文字,并顺理成章地将“三大于流”思想从文学范畴扩展到了文化范畴,正如同当年将民间文艺学扩展到民俗学甚至“民间文化学”一样,在写于1988年4月的《话说民间文化·序》中,他是这样表述其“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干流”思想的:“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义化;最后,是底层社会的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并指出这三层文化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关联的复杂关系。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钟敬文在1989年3月写作的《“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一文中,草创了“民俗文化学”的概念,用以指称对传统文化里中、下层文化的研究活动、不止于此,钟敬文进而将“民俗文化学”发展建构为比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更高远宽阔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在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上的《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里,钟敬文将“民俗文化学”的定义、范围、特点、地位、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体系结构、方法论、效用做了详尽的交代,集中体现了钟敬文对于自己缔造的“民俗文化学”这一新学科的完整构想。1998年开始,钟敬文又在民俗学领域里,提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设想,并于1999年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专著,详细介绍了建立学派的必要性、可能性、旨趣目的、结构体系,提出将“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作为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这是钟敬文不断建构的理论思想中的最后一个高峰。

  综观上述钟敬文学术生涯两个重要时期的学术活动,不难看出,学科意识一直是他最主要的学术驱动力。钟敬文对此也有着充分的自觉,他说:“当然,有时一种学术的发展,同其科学体系意识的发展,不完全是同步的,但如果总是对一门学科的体系结构缺乏认识,还要夸夸其谈这门科学,那么,即使偶然幸中,也是根基不牢、影响不大的”。在与马昌仪的访谈中,他也就“民俗文化学”的提出阐述其学科意识:“民俗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意识到和没有意识到,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就大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科意识。”在强烈学科意识的策动下,我以为钟敬文身上还有着一种在理论体系上追求更大更高更新的倾向,甚至步人耄耋之年,仍然保存着理论创新的巨大冲动,这倒让我联想起王小玉唱大鼓,“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嗽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从这层意义上说,晚年钟敬文的精神世界依然是十分年轻的。

  三、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

  尽管钟敬文一生参与甚至缔造了许多学科,但本文无意对钟敬文做全面的研究,只是关注他在民间文艺学方面的理论贡献。

  所谓“民间文艺学”,按照钟敬文自己的解释:“民间文艺学一词,这里主要指关于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在较广义的使用上,也兼及对它的收集、记录、编撰等科学的初步作业。”民间文艺学是钟敬文学术生涯的开端,也是他毕生学术活动的中心,在钟敬文的两个重要学术时期,都有代表性的文章出现。

  1.《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杭州时期的代表文章是写于1935年11月、发表于1936年1月《艺风》第四卷第一期上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钟敬文在该文中说:“民间文艺的断片的、部分的理论方面的探究,可说是`古已有之’的了。但它的研究的科学化,却还是很新近的事。把这种文化的事象,作为一个对象,而创设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民间文艺学,这在寡闻的我,以前还没有听到过。但是,现在我以为这种科学的建设,是不容许再迟缓了。”必显然,一种首创的豪情难以抑制地喷薄而出。钟敬文后来的许多学术回忆文章,对此也多有提及,一些研究钟敬文的论文,对该文在学科建设上的开创之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可是,据我所知,在钟敬文的这篇论文发表之前,已经有多人论及民间文学的总体建设了。论文方面,早在1921年,胡愈之就在《妇女杂志》第7卷第1号上发表了《论民间文学》的文章,该文影响颇为广远。专著方面有:1927年徐蔚南的《民间文学》(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上海华通书局)、1932年王显恩的《中国民间文艺》(上海广益书局)、1934年洪亮的《中国民俗文学史略》(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和1935年陈光尧的《中国民众文艺论》(上海商务印书馆)。那么,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到底有哪些突出贡献呢?让我们来细读一下原文。

  该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如上文所引用,是倡导建立民间文艺学。

  第二部分,是从“对象本身”和“社会的条件”两方面来论证民间文艺可以成立的理由,也即是论证建立民间文艺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关于“对象本身”,该文认为民间文艺是“文艺”的一种,但与普通的文艺(文人的文艺、书本的文艺)有三项不同:1.它是“民众共同地活动着的”;2.是“口传的文艺”;3.在机能上,它有普通文艺不具备的与生活的密切联结。据此,该文认为:民间文艺+文人文艺=文艺学(一般文艺学),但出于科学的严密性考虑,民间文艺完全应该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关于“社会的条件”,该文认为目前社会境况下民众的重要性日益加强,正需要民间文艺这样的科学。

  第三部分是为民间文艺学实际的“构图”。民间文艺的特点有四:

  1.口传性2.集团性3.类同性4.素朴性;关于起源:要从社会生活上找原因,实用功能先于审美动机;关于其机能:“大抵是很卑近的、实用的”。另外,还有关于其“范围、分类、样式、形态及它和别的文化部门的关系等”,也是“构图”所必须,但当时限于篇幅而省略。

  第四部分则是谈“治学的方法”。文章对比德国文艺研究家埃尔马亭加和法国社会学家莫尼哀两种相反的方法,赞同后者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化科学,其普遍方法是:“最初,事实的记述,其次,那些事实的比较和分类,最后,它们的说明或解释”。钟敬文认为这一方法基本适用于民间文艺学,只是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而要多注意其社会性。

  第五部分是总结和号召。

  第一和第五两部分是倡导性的话,暂且不论,该文有实际内容的是二、三、四部分。其第二部分所谓“对象本身”的三项因素,其实即是论证民间文艺的特点和机能。关于民间文艺的特点,比如胡愈之在《论民间文学》中就首列两条:“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oraliLetartuer),不是书本的文学(BookiLt-eratuer)”,这也是钟敬文在该文第二部分选列的两条;至于第三部分又多出两条“类同性”和“素朴性”,须知当时相关著作都爱为民间文学总结特点,有的会生出更多的特点来,例如徐蔚南《民间文学》中就概括了六条,并拼合为民间文学的定义:“民间文学是民族全体所合作的,属于无产阶级的、从民间来的、口述的、经万人的修正而为最大多数人民所传诵爱护的文学。”至于民间文艺的机能,该文两处都强调其实用性,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第三章“民间文学的由来”和陈光尧《中国民众文艺论》第六章“民众文艺的功能及影响”都有类似阐发。关于第二部分所谓“社会的条件”,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在最后结尾中也说,以前民间文学不受重视,如今是艺术为人生的时代了,民间文学正代表着民众的心声,我们应该利用它来进行文学革命和社会变革,所以研究民间文学有很大的意义。第三部分关于起源,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第三章“民间文学的由来”中就认为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它起于无文字前;陈光尧《中国民众文艺论》第二章“民众文艺的起源及历史”也有相应的论述。

  可见,该文第二、三部分并没有特别的新意,倒是其省略的所谓“范围、分类、样式、形态及它和别的文化部门的关系等”,其中尤其是范围和分类,其实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而这些在其他论文著作中,一般都有交代,而且有的著作还增加论述了许多内容,比如民间文学的价值、艺术性、优缺点等等。

  关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第四部分,其实是在谈广义的方法论,与民间文艺学并没有很密切的关系,加藤千代在《钟敬文之日本留学》一文中就说这一部分“稍嫌晦涩,现在看来与前半部联系不大明显,甚至使人感到没有这一部分《建设》本身反而更有光辉’。不过,我理解钟敬文之所以要写这一部分,大约与当时他正热衷于法国社会学派理论有关,而这在钟敬文学术生涯中,是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的,钟敬文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常常提起,比如《自传》中说:“从30年代初期以来,我在学术观点上,已经逐渐摆脱了20年代前期所受北大教授们的某些影响,也初步认识到国际某些学派注重形式的研究法的缺点、我开始走法国社会学派的道路)在我当时所写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等论文中,显示了这种倾向。”

  既然第二、三部分并无创见,第四都分又颇显游离,那么,该文最核心的部分,其实也只是一般谈论而已,没有特别的贡献这样,它的价值就只有体现在第一、五部分,即对建立“民间文艺学”的呼吁了。尽管此前已经有一些类似著作问世,其中像王显恩的《中国民间文艺》还直接以“民间文艺”为标题,而有些著作钟敬文是定见过的,他在1927年就写过对徐蔚南《民间文学》的书评,但“民间文艺学”一词大概的确是他第一个提出,而且是当作“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提出的,其强烈的学科意识,由此也可见一斑。应该说,钟敬文的学科意识,在当时要远远超过其具体的学科建设能力,钟敬文对此亦有自觉,他在《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一文中谈及此文时说:“但今天看来,我那时的学科意识,到底是相当薄弱的。它有点像小孩子穿着开档裤、拖着两条鼻涕时照的相。换句话说,学科意识虽已粗略具有,但是如体系结构一类的问题,终究是没有好好想过的。”相对于钟敬文本人的诚恳反省,有些研究钟敬文学术思想的文章却过分夸大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历史作用,比如方志勇《钟敬文中期民间文学研究初探》中就说:“他的这些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引起民间文学界极大的反响,标志着我国民间文艺的研究由片段的、部分的理论探索向全面化、系统化、科学化迈进”;这样的判断未免意气用事地夸大其词了。在我看来,该文在学界的影响,当时及以后均十分微弱,它最多只是钟敬文本人学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2.《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

  在钟敬文学术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即新时期以来的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基本上处于公认的学科领袖地位,通过著文和演讲等多种形式,为民间文艺学界的拨乱反正、建设发展,留下了许多重要文字。通过排比筛选,我认为作于1983年的《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可以作为这批文字的代表。在这篇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中,钟敬文为民间文艺学提出了一个附加了很多限制词的定义,即“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该文并有对这条定义的详细分析。现根据我的理解对之做如下解析——

  在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了政府主流思想,并逐步成为了意识形态领域唯一正确的思想。民间文艺界当然也不例外,这时期的文章著作,引用伟人、名人语录成为了普遍的写作风格,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尔基、毛泽东、鲁迅甚至郭沫若、周扬等人的言论频频出现,人们都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所谓历史发展的一般形态规律的框架内,安排民间文学的形态和演变,并优先从经济政治方面寻找各项理由;特别强调劳动创造文学,强调阶级性和人民性,并以此来区分民间文学的真假;对民间文学中的非健康成分或曰糟粕十分警惕,甚至将之归入假民间文学而予以肃清;因而,在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上,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斗争的作品大批涌现,一些原来常见的作品形式,因为主题思想不符合革命要求而被弃置,甚至遭受批判;而为了更凸现民间文学的思想性,在搜集、记录、整理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不忠于作品原貌、片面拔高其进步性的做法;同时,又强调对民间文艺的改编和利用,“推陈出新”,为工农兵服务,一些改编与新创的民间文艺,因其内容更能体现革命形势的“必然规律”而被宣传歌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界领导人之一的钟敬文,自然也努力投身于这一思想洪流,比如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最长的文章《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中,他就分“新的创造与凭借”、“口头文学的优越点”和“口头文学在新社会中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了口头文学是如何地量大质优,在内容和艺术上尽量列举优点,认为它不但对新文艺有影响,而且许多优秀作品本身即是精品,应该大力发掘,而对民间文学的缺点很少提及。

  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文艺界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对苏联口头文学理论模式的片面追求,这在钟敬文1953年11月为《苏联口头文学概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有较为典型的表现。文章说:“解放以来,我比较有机会学习苏联学者和教育家们关于人民头创作的优秀理论这种理论的启发和帮助,使我能够抛弃了那些不正确的看法,使我能够解决那些有疑惑的问题,和重视那些原来不大留意的课题,”钟敬文具体列举了三个例子:第一,“是关于口头文学的范围、界限问题”。鉴于苏联学者们所谓“口头文学”或“民间文学”“一般是指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和传播的语言艺术”,作者认为:“有了这样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须再像过去那样,把许多虽然流传在民间而本质上却不属于广大人民的东西算作口头文学或人民创作了。今后为着使大家对它的观念更清晰起见,干脆地废去那些界限广泛而意义模糊的`民间文艺’一类的旧名称,采取`人民口头创作’或`人民创作’的新术语是有好处的。”连钟敬文自己惯用的“民间文艺”都要废去,那些“俗文学”之类的名称更须彻底抛弃,这样,原先比较广阔的民间文艺范畴,就被整肃得异常干净而单一了。第二,“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问题”,在容忍原有的集体创作、口头传播和随时随地变化等几点后,强调苏联学者特别重视的“人民性”,并严肃地说:“口头文学研究者对于这种特征的重视或忽略,不只是他们对于人民创作特征认识的正确与否的问题,而且是他们彼此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不同的问题。”这样就为以人民性、阶级性来区分民间文学以及去芜存菁、推陈出新的现实处理,提供了理论后盾。第三,“是对于新的人民创作的看法问题”。由于苏联学者“不但非常重视今天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的一切新创作,而且从人民创作史的观点去肯定它是人民口头文学发展上更高阶段的产物”,所以应该抛弃以前过于注重将民间文艺视为过去时代作品的研究方法(“文化遗留物”之类理论更是落伍),要坚决地把当前广大劳动人民的创作“看作过去人民口头文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必然发展”。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中国民间文艺界的指导思想,除了社会总体思潮的巨流裹胁外,苏联口头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二者水乳交融地占据着那时几乎所有民间文艺工作者(包括钟敬文)的头脑。

  这样的理论思潮不是说全无是处,起码它在提高民间文艺地位以及确立民间文学学科上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流弊也十分明显,最极端的例子,在民间文学的搜集、创作方面,是大跃进民歌运动,这更主要是一场政治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民间文学的范畴,此不俱论;在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则当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它自称“初步地建立反映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民间文学史体系”,并特别强调“我们应当想尽办法继续发掘材料,建立以反映我国农民革命斗争为中心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体系”,这就将民间文学的主体、范围以及史的线索做了全新的规定,特别强调在民间文学领域里的“两种文化的斗争”。尽管钟敬文在民间文艺方面一直努力追随着时代的潮流,但由于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因此一下子变成了反面角色,在《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中,他与郑振铎一起,分别作为反动民俗学和俗文学的代表人物而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

  有了上述背景交代,我们对《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中那条民间文艺学定义里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诸方面,就会有更深切的认识,它是针对那时还流行的庸俗社会学、反历史主义、教条主义、主观意志的批判,也是对片面学习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至于该定义的最后一项——“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则是对民间文艺学的正面建设,比较充分地体现了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整体思想,特置下面部分专门讨论——

  四、民间文艺学的学科系统

  关于“系统的”民间文艺学,钟敬文在《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中以其特有的学科意识回顾说:“民间文艺学,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已经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从`五四’前后的歌谣学活动算起),已经产生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但是,对这门科学的整个结构(它的体系)做概括论述的,还没人尝试过。”于是,他根据1981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所作《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讲话的基础上,稍加增订,总结了四个方面:1.原理研究;2历史的探索和编述;3.评论工作;4.方法论及资料学。类似的概括,钟敬文在此文前后还有过几次。由于“评论工作”的学术生发指数较小,所以本文只想就《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中的另外三点,对钟敬文的学术成绩给予述评。

  1.“原理研究”

  在钟敬文看来,这里所谓的’`原理研究”,“即关于民间文学各方面现象的理论探究不仅包括对这种对象广泛的、概括的研究,同样也包括对各种现象的局部的、断片的专题研究,还包括现实的理论问题如`改旧编新’、新故事发展、五八年民歌评价等””,后面又说原理研究还包括“应用的民间文艺学”。鉴于应用研究并非钟敬文所擅长,此处只就概括研究与局部研究两方面加以介绍。

  先说概括研究,这在钟敬文来说,主要以其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为代表,该书是在1978年教育部将民间文学列入高校中文系课程的前提下,由北京师范大学于1979年召集举办进修班时集体讨论写作、历时近一年完成,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而出版发行。该书确定民间文学的概念是“劳动人民的日头创作”,基本特征有四:“集体性”、“日头性”、“变异性”、“传承性”,内容分类:“神话和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史诗和民间叙事诗”、“民间谚语和谜语”、“民间说唱”、“民间小戏”。另外,该书对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有所交代。还辟出“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民间诗人、歌手和故事讲述家”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等专门章节这样的一本概论著作,虽然是集体撰写的,但钟敬文既然身为主编,我想基本上也可以视为钟敬文自己的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理论;事实上,钟敬文后来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所撰写的“民间文学”条目,与此也大致相同。总的说来该书对民间文学的总体设计及相关论述,其广度和深度,比起早年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当然有着巨大的进步,它在中国民间文学界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至今犹未消歇。

  这里我不准备对该书整体发表任何意见,只想就其中一个具体问题做一番简略的讨论,即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的关系问题。钟敬文在《前言》指出该书有一些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民间文学’(照我们的定义,它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学)跟俗文学的`说唱’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议的问题”。从现今能够看到的钟敬文的有关论述来看,关于这一问题,钟敬文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年由于民间文学、俗文学一类的概念一直没有比较公认的划分,钟敬文也没有对此发表过特别的言论,他本人则比较喜欢使用民间文艺一词。1950年8月,钟敬文在《<民间文艺新论集>付印题记》中,对“民间文艺”提出了广义、狭义之分,他说:“狭义的是专指`口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及谜语等……一类的,除上述那些种类外,并包括城市中所流行的小调、唱本、通俗小说、旧戏等。”这里,钟敬文似乎觉得所谓狭义的民间文艺,是农村的、民间文学的,而所谓广义的,则扩展到城市的、俗文学的,其中的主要门类差别是讲唱文学和小说、戏曲。钟敬文本人当然是偏重前者的,而且显然感觉到它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20世纪50年代,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和对苏联理论的学习,人民性较差的俗文学被当作了反动学术范畴,钟敬文也在《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序言中将那些“封建文人、城市知识分子创作的通俗文学和一般地主、富农及市民等制作的口头文学”排斥于人民口头文学之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钟敬文在政治不自由的情况下,写下了几篇关于晚清民间文艺的论文,其中所述及的民间文艺,除了故事、歌谣之外,也含指弹词、鼓书等俗文学形式,其中像《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一文,着力介绍《猛回头》和《精卫石》两部革命弹词,更明显是将城市俗文学样式又归入了民间文学的范畴。这样的游移难决的状态,在《民间文学概论》里依然存在,因为该书是将“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归入民间文学的,而钟敬文本人在《前言》中却沉吟未决如前所说。此后,大概是随着民间文学“三大干流”论的发明,钟敬文对这一难题寻找到了一种更合适的解答,在《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中,他再次说到:“我国历史上文学这个对象,依我看,大概应分为三大干流,一是专业作家的文学(书本文学),其次是俗文学(唐宋以来的都市文学),再次是民间口头文学(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文学)。三者彼此自然有交错的地方但是,大体上是各有疆界的。”随着“三大干流”论从文学范畴扩展到文化范畴,

  钟敬文创立了所谓“民俗文化学”,在这一更高层次上的理论确立之后,他对原先的民间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问题,似乎也分得比较清楚了,比如他在写于1989年3月的《“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中,就将“口承文艺的发掘”和“通俗文学登上文坛”分列为两大方面。不过,也许是因为他的兴趣更多地转到了民俗学或民俗文化学上去了,对文学不再有充分的时间和兴趣,他终于没有再就民间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问题做出明确的理论界定。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学科规划难以绕开的,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只好如《民间文学概论》的“前言”所言,依然“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探索”了钟敬文留给我们的最终印象是:以“三大干流”而论,在民俗学或民俗文化学范畴内,指的是中、下层文化;而在民间文学范畴内,指的却只是下层文学。

  下面本该谈论局部研究。考虑到钟敬文一生局部研究的成果很多,本文决定将它们安排在最后方法论部分一并讨论,这里且按下不表。

  2.“历史的探索和编述”

  在钟敬文的学科体系里,历史研究始终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民间文艺学里是这样,在其他学科里也无不如此。比如民俗学,在《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一文中,他将民俗学结构体系概括为三项,即:“理论的民俗学”、“历史的民俗学”和“方法及资料的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基本对应;在民俗文化学里,他的体系又扩展为六项,其中也少不了“历史民俗文化学”。

  在钟敬文民间文艺学里的所谓“历史的探索和编述”或曰历史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1.作品史(各种体裁的或综合的);2.科学史(理论史,如神话学史、歌谣学史、民间文艺学史等)”,钟敬文本人主要在民间文艺学史上做出了比较重大的学术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钟敬文先后写出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以及《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等几篇文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钩沉抉隐,集中精力对晚清民间文艺学史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是该段民间文艺学史的一项力作。据他写于1979年5月的《自传》,在文革前他“还写作了《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略》一书(待刊)”,此后,他又在1979年写了《“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1981年写了《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等。这些文章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文章的背后,包含着钟敬文对整个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设想,这集中体现在他1983年2月写的“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课题说明书中;他说该课题“力图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我国1919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内民间文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主要是理论的活动,兼及搜集、整理等初步的科学工作),在大量科学资料的基础之上,进行严密的分析、比较和综合,写出比较全面的科学史著作。这种研究的进行和结果,将使我国现代关于广大人民语言创作的理论历史,得到首次的、系统的科学探索和阐明”。在该课题被列为国家“六五”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之后,钟敬文陆续又发表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和发展》(1984)、《60年的回顾》(1987)、《“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1989)等文章,另外,他还发表了许多关于自己学术经历的相关回忆文章,像《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活动的经过和成就》(1984)、《我与浙江民间文化》(1987),都具有很强的学术史意味。不止于此,他还带领其他人员协同合作来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单是在《民间文艺学探索》一书中,就有陈子艾《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开端》等数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应该说,这项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可惜的是,后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似乎就不太见到了,其进展程度如何也不太知晓,不免让人执着地翘首以待。

  3.“方法论及资料学”

  民间文艺学里资料学固然重要,但本身并没有太多学理内涵,况且钟敬文也并不以这方面见长,故略而不论。

  关于方法论,钟敬文在《民俗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及方法论》中将方法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或文化观的层次,也可称为哲学的层次。”“其次,是一般或大部分科学共同使用的方法,例如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以及调查法、统计法等。”“再次,是某种学科特殊的研究方法。”下文将要分析的,主要是第三层次上的方法,当然也不画地为牢,比如马列主义对钟敬文有巨大的影响,也在分析之列。

  钟敬文在《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里,对自己学术历程中的方法演变有非常细致的交代,本文主要根据这篇自序,参以钟敬文相关的研究实绩以论述,这样不仅可以让方法落到实处,也可以完成前面遗留下来的对所谓“局部研究”的介绍。

  尽管钟敬文在20年代初期就开始讨“野生”文艺感兴趣,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只是跟着北大风气,主要从文学的角度予以点滴的揭发,还谈不上什么创见。钟敬文自己认为,到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工作时,“在学术观点上,这时初步知道应用人类学派的理论,民间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方法,也在我的观察和写作中略起作用”。确实,这一时期,钟敬文在《马头娘传说辨》等文章中就运用了人类学派的理沦,同时与杨成志合作着手翻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即赴日留学之前的杭州时期,钟敬文所写作的几篇比较出名的论文,主要即以人类学派和类型学为底蕴不过,实在说来:,人类学派在中国早期民间文艺研究方面,是最盛行的1种理论,周作人、沈雁冰等学者都运用该方法取得了相当的成绩,钟敬文在这方面并没有特殊之处,所以略而不论。倒是在类型研究上,钟敬文是有广泛影响的。

  1927年冬,钟敬文与杨成志将班恩女士《民俗学手册》书后所附由库路德编写、雅科布斯修订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合译了出来,1928年3月,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出版单行本。按照钟敬文的本意.是希望“或对于中国民间故事整理和研讨的人,它很可给子他们一种相当之助力的”。谁知该书出版后,在学界激起了或毁或誉的强烈反响,“有些人珍爱备至,常用以为写作民谭论文援引的`坟典’。但有些人,却很鄙薄它,以为全无用处;甚至把它视为断送中国民俗学研究前途的毒药”,钟敬文本人在1928年又借鉴此表,撰就《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发表于《文学周报》第六卷(1928年7月);同时开始留意仿照此型式表,撰写中国民间故事的型式,此项上作断续进展发表,直至1931年,钟敬文集合已撰型式,以《中国民谭型式》为题发表于《开展月刊》民俗学专号,凡45型52式,虽与中国实际的故事型式还相距很远,与自己拟订的100种左右亦不足半数,但毕竟是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编写的首创之举,为此后爱伯哈特(W.Ebehrad)和丁乃通撰写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及索引,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钟敬文的这篇《中国民谭型式》,还被译为日文,发表于日本民俗学会所编《民俗学》月刊,受到了日本学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和称赞,常被作为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重要依据。另外,钟敬文撰写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与东西方学者对该型故事研究相接轨,提供他们不知道的中国该型故事,并进行了型式构拟、形态变化和人类学派的文化分析,是当时综合运用各种新方法的一例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文。不过,对于当时雄心勃勃的钟敬文来说,理论的浅薄依然是他深刻的苦恼,这也是他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之一。在《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钟敬文说起留学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充实自己关于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理论知识,二是想进行中国和日本、韩国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可惜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基本上只达到了第一个目的。”在新充实的民俗学理论中,据钟敬文自己说,西村真次的“文化传播论”和松村武雄对神话的多角度研究,对他的影响很大。后者可以写于1936年的《盘瓠神话的考察》为例。至于前者,钟敬文在1934年发表的《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一文,就是在同类故事中寻找原发地及其传播途径的尝试,尽管它对此前今西龙博士等人的同类研究有所助益,并提出了自己假设的发生传播途径,但全文尚嫌简单,猜测成分太多,所以立即引起了松本信广的批评。松本信广认为“文化起源极为古老,其交错复合状态非人类智慧所能及。论述传说之类古老的文化现象之移动,不采取极端慎重的态度是危险的”。诚如加藤千代女士所言,松本信广的批评“指出了神话学的传播说与比较分类法的限度”,这是对此类研究方法的总的反思,不单是钟敬文个人的局限。尽管钟敬文当时对松本信广的批评保持沉默,20世纪80年代在加藤千代文后也仅以保留态度予以回答,但钟敬文自己那时也已经对形式化研究逐渐失去了热情,转而投向了法国的社会学派,他在《自传》中说的“从30年代初期以来……也逐步认识到国际某些学派注重形式的研究法的缺点,我开始走法国社会学派的道路”,指的就是这样的转变。而所谓“国际某些学派注重形式的研究法”云云,应该包括以上那些人类学派、型式研究、比较传播等诸种理论、在社会学派的影响下,钟敬文写出了《中国民谣机能试论》等论文,并发表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之类学科创建的文章、话虽这么说,其实钟敬文当时的学术思想并没有这么清晰的演变过程,正如《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所言:“总之,当时我的民间文学思想,是相当驳杂的,还没有一种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东西存在。”

  真正在后来“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东西”,恐怕要数马列主义了。据钟敬文自己说,虽然他早在20年代末就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但“我在民间文学研究上,比较自觉和认真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是在4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他在政治上比较接近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努力跟上党的理论主张,20世纪40年代,尤其在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他写出了像《从民谣角度看<王贵与李香香>》等论文。50年代,钟敬文虽然位居学界领导地位,但思想方法上因为全国性的定于一尊,且忙于教学与组织,没有取得什么真正意义的学术成果。倒是在他被错误批判的20世纪60年代,钟敬文才有足够的时间翻阅材料,写出了一批关于晚清民间文艺学史方面的优秀论文,它们比那些总结、号召式的紧跟形势的文章更有生命力,这对于钟敬文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补偿。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钟敬文除了写出《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刘三姐传说试论》等比较有质量的“局部研究”之外,其余的学术精力都放到了学科调整和建设上,这方面的成绩已如上言,这里再额外提一下他对多角度交叉研究的一贯提倡,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十分赞同何畏所谓“民间文学研究之意义,实是多角的”之说法。在《前奏曲》一文中,更对“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史这一群学问”,发出了热情的倡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间文艺学界除旧布新的学科建设时期,钟敬文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出要加强民间文学的多角度研究,以及民间文学与交叉学科的关系协这样的倡导,对于民间文艺学的健康发展,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在上述对钟敬文方法论与“局部研究”成果梳理完毕之后,我不禁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叹:虽然钟敬文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事业,但除了那些学科建设方面的文章之外,他竟然没有留下什么掷地有声、风标高举的学术范例,20世纪30年代的几篇论文,像《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等被钟敬文称为“用力颇勤,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的篇章,其实只是对于某种方法的实验,总体水平还比较稚嫩,离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相去尚远。后期的研究成果,大约只有20世纪60年代那几篇关于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论文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其余都是泛论性质的文章,很难以正规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学科构建并不等于学术实迹,正像建筑蓝图并不等于真实建筑一样;况且,如果没有高水准的具体研究做依托,前述不断扩张的学科建设也很有落空的危险。我知道这样的感叹,对于钟敬文来说,不免有些苛刻,但作为学术史的测量,却是难以为尊者讳的。我曾试图为他找到了许多理由,比如他在文艺与学术之间的两栖身份、学术生涯为政治所阻隔、民间文艺学学科的新创和不够成熟等等,但终究不能让人释怀,尤其考虑到他是被尊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泰斗级人物。

  这里,我联想到了同样出人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另一位学者顾颉刚。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武田泰淳在向日本学界介绍钟敬文的学术业绩时有这样一段话:“较之为圣贤文化批判和平民文化建设而起的他的同事顾颉刚氏,这些研究是`女性的’,因其土俗爱好心而缺乏科学的精密性也应当加以非难,但其影响之大却是不容否认的。”尽管据加藤千代介绍,武田泰淳这里所依据的只是钟敬文广州时期的业绩,杭州时期的成绩还没有传到日本,但我们即使从今天来回看,钟敬文的学术研究,其“科学的精密性”比诸顾颉刚依然有不小的差距。钟敬文对此并不讳言,有一件事是晚年钟敬文经常提到的——

  三十年代初,我住在杭州,当时顾颉刚先生恰好也短期寓居在那里。一天,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希望钟先生潜心努力十年,写成一部精审的著作!”这种殷切的期望和严厉的鞭策,直到现在回忆起来,好象还缭绕在耳旁。在那次谈话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确非常勤奋,想在将来写出一部有三五十年生命力的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著作。我决心到海外去学习(这在经济上是相当困难的),不消说也跟这种愿望有密切关系。

  但后来终因投身抗战事业以及教学忙碌等原因而未果,建国后,钟敬文仍想着这个心愿,甚至题目都想好叫《女蜗考》,或作《从女锅神话看我国原始社会史》,也收集了不少材料。但因忙于各种事务,终于抽不出充裕的时间来着手。反右以后当然说不得了。新时期以来,许多人劝钟敬文专心写作这部科学著作,钟敬文认为:“至于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这样的道德境界自然是很高尚的,其在学科建设的贡献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照我看来,从学科事业来说,钟敬文若能将这一准备多年的今著写成,为学绩薄弱的民间文艺学界矗立一根中流抵柱,用以媲美旁学、垂范后进、沾溉学科三五十年,未必不是更有意义的选择。钟敬文在《纪念两位文化老人》一文中,谈到顾颉刚时有这么段话:“从我个人的情形来说,我因为顾先生等的影响、鼓励而从事这种新学术,到现在已经将近七十年。现在我九十岁了,也还不时执笔写作这方面的论文。但是,平心说,在文章本身成熟的程度上,我还比不上顾先生在20年代中期所作的那篇《孟姜女故事研究》”。钟敬文诚实不欺的雅量是令人尤限钦佩的,也正因为这样,我对于这位不同凡响的世纪老人,在由衷敬爱之余,总不免会生出些感叹的意绪。哲人已逝,后进如我,不能亲陈鄙见于老人尊前戴罪请益,怅惘何限!

  该文曾刊发于《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文中注释略。

  【作者简介】

  陈泳超,1966年1月23日生,江苏常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和古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