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文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就呈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体现在译介国外民族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刊发具有“世界性”因素的作品、探索民族文学的世界性理论、开展对外文学交流等方面。《民族文学》的世界眼光体现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学、文化自觉与自信，为民族文学如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提供了文学传媒维度的启示。

　　关键词：民族文学；世界性；民族性；世界眼光

　　《民族文学》杂志1981年正式创刊，截至2016年底杂志累计发行了425期，出版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总量达10850篇，是少数民族作家展现自己作品的一个重要舞台。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都在《民族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一批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乌热尔图、扎西达娃、张承志、阿来等从这里成长，杂志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族文学》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月刊，自创刊以来就呈现出一种世界眼光。2007年更是明确了“民族风格、中华气派、世界眼光、百姓情怀”的办刊宗旨，将长期以来杂志编辑过程中的世界眼光由实践操作追求提升到了理论自觉的层次。如果说文学的世界性指的是“在相当的审美层次上，从内容到形式诸方面，世界各民族对某一民族文学作品的认同、共识或共鸣”的话，那么文学杂志的世界眼光则体现为追求并促进文学世界性的行动。就《民族文学》杂志而言，这种行动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译介国外民族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

　　民族文学的创作既要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生活，也必须善于学习和借鉴外界的有益的东西，以促进自身发展。世界文学的绚丽多姿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中国文学学习与借鉴优秀外国文学成果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存在。19世纪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早期的翻译文学。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学产生，外国文学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时的新文学杂志如《新青年》《小说月报》都对外国文学多有译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译文》等杂志十分重视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译介。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译介更是出现了新的高潮，除外国文学期刊如《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之外，其他一些文学刊物如《民族文学》也加入了译介工作。《民族文学》杂志作为一份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杂志，在办刊中注意对国外民族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的译介。

　　截至2016年底，《民族文学》杂志汉文版共翻译或转载了12篇国外民族文学作品，其中小说4篇，分别是1984年第4期苏联哈萨克族作家阿曼居勒•夏姆柯诺夫的《霞光》、1984年第7期苏联塔塔尔族作家法涅斯•亚鲁林的《心伤》、1985年第1期美国黑人作家唐•特雷西的《病房童心》和1993年第3期美国犹太作家布莱恩•W•奥尔迪斯的《心灵的门向我打开》。诗歌7篇，分别是墨西哥作家奈查瓦尔科约特尔的《春之歌》《欢乐》、智利作家加•米斯特拉尔的《露珠》《摇动着》《我不感到孤独》《山顶》，以及黎巴嫩作家伊利亚•艾卜•马堆的《谜》，它们均刊登在1985年第12期的外国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专栏上。其中有的诗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礼赞，如《露珠》中作者反复吟唱一朵玫瑰花；有的诗则充满感伤与困惑的情调，如《谜》中“我来到了人间，又不知何时离开这世道”。散文1篇，即2014年第7期韩国作家申相星的《和谐家园》，作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充分，越有利于增进理解，减少不必要的争端。

　　杂志还翻译或转载了8篇国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成果。这8篇文章分为两类，前4篇为一类，译介的是外国文学家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看法，文章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很有价值，如西胁隆夫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论序言》中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范畴界定提出了疑问，他指出：“作者是少数民族，但其作品中的人物全是汉族，使用的语言也是汉语。这样一来，又怎么能体现出他们本民族的特色？反过来说，仅仅凭作品中大量生动地描写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习，就能马上据以断定它是少数民族的文学吗？”西胁隆夫的质疑对于我们理解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无疑有所启示。西胁隆夫提出的疑问，与茅盾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看法相呼应“，他的基本标准至少有两条：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第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后4篇文章则与彝族作家吉狄马加有关，法国诗人雅克•达拉斯认为吉狄马加是一位行动诗人，“他的语言的基础完全忠实于他与他的土地和他的民族的真正的深刻关系。”美国翻译家梅丹理在译介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诗集《黑色狂想曲》所做的序言中认为吉狄马加的诗歌一方面植根于部落传统，一方面也受当代世界主流思想的影响。最后1篇则是吉狄马加荣获2016年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的颁奖辞，评奖委员会主席达里尤斯兹•特玛斯兹•莱贝达道出了吉狄马加诗作获奖的原因和特点，即富有“文化内涵”、有助于“净化心灵”、始终致力于表现“人类命运”的深度。

　　《民族文学》杂志还注意刊登国内学者撰写的评介外国作家作品或国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文章，共有8篇。其中介绍其他国家少数民族文学的2篇，即1982年第1期段宝林的《高尔基与苏联少数民族文学》，1986年第12期降边嘉措的《苏联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访苏散记》。前一篇介绍了高尔基对苏联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怀和产生的影响，后一篇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少数民族文学的特征、成就和文学高度发达的原因。另有3篇是关于国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述评，都是对日本汉学研究的介绍。1985年第8期郎樱的《牧田英二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介绍了牧田英二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界定的看法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状况的评价。1986年第5期胡振华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日本》是对日本专门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者的介绍，如松村一弥、君岛久子、伊藤清司等。1992年第2期夏宇继的《新时期西藏文学在日本——读牧田英二译作》则是对牧田英二近期翻译扎西达娃、色波两位藏族作家作品的情况介绍。对外国小说的改写1篇，即2002年第8期图拉罕的《爱上圣母玛利亚的小姑娘——读同名小说有感》，作者别出心裁地采用了诗歌形式，对美国作家穆里尔•麦克诺顿的小说进行了改写，在诗歌的结尾部分，小女孩“轻轻的把圣母抱在怀中，满足的闭上了双眼，走向天堂”，与原文结局相比，更有动人心扉的力量。外国作家评论3篇，1996年第1期乌云其木格的《雨果的中国情结》介绍了雨果的生平以及他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关注，1999年第7期吉狄马加的《永远的普希金》则从俄罗斯、全世界、现实、历史、未来、永恒6个方面论述普希金诗歌的价值，2007年第5期乌热尔图的《麦尔维尔的1851》对《白鲸》进行了艺术赏析，将麦尔维尔和资本主义体系放在一起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希望《白鲸》可以给眼下那些被生态问题所困扰的人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民族文学》创刊之初只有汉文版，2009年7月开设了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2012年9月开设了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民族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字版以刊发翻译作品为主。以蒙古文版为例，截至2014年7月1日，杂志已经出版了30期，“翻译出版了国内40多个民族400多位作家及国外8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450多篇作品，来自社会各界的100多位蒙古族文学翻译家和母语作家参与了翻译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第5、6期杂志上全文转载了由陈岗龙（笔名多兰）翻译的《老人与海》，这是国内第一部从原文小说翻译成蒙古文的《老人与海》译本。这种翻译避免了汉语转译过程中由于双重语言转换与文化过滤带来的影响，能够尽可能地将原著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直接传达给蒙古族读者，译者多兰因此获得了2013年“《民族文学》年度奖”。这篇译作并非个案，2014年第4期杂志刊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的作品《一个善良女人的爱》，这篇作品也是由陈岗龙从英文原版直接译成蒙古文的。这种直接翻译成少数民族母语的译介较好满足了少数民族读者的审美需求，也体现了《民族文学》在译介上的更高的世界眼光。

　　二、刊发具有“世界性”因素的民族文学作品

　　20世纪90年代初，陈思和“提出了以‘世界性因素’来替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外来影响’概念的主张”。他把“世界性因素”定义为一种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即“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识、世界眼界以及世界性的知识结构，也包括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以及各种来自‘世界’的构成因素”等。陈思和提出这一主张是在并不否认外来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大量存在的事实的前提下，防止中外文学关系被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影响关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外来文学的影响，扎西达娃、阿来、张承志等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在《民族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批作品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外来影响的痕迹，从陈思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观点来看，它们是蕴含“世界性”因素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以扎西达娃为例，他在《民族文学》杂志上一共发表了9篇作品，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篇目有《朝佛》《闲人》《归途小夜曲》《没有星光的夜》《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其中《归途小夜曲》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扎西达娃推出了一系列具有神秘色彩的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小说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扎西达娃从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直接吸取营养，在主题与创作方法上进行积极借鉴。笼罩在《百年孤独》中的孤独和探索主题也无不体现在扎西达娃的创作之中。”扎西达娃的创作无疑是扎根在民族文化土壤之上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具有神秘色彩的小说源自本土藏传佛教文化的滋养，同时也是具有世界性因素的作品。应当说，扎西达娃的创作在《民族文学》杂志上得以连续发表，与其世界性因素密不可分。

　　藏族作家阿来也在《民族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诗歌和评论文章，迄今共有18篇。其中小说《猎鹿人的故事》《永远的嘎洛》《远方的地平线》等作品被认为与外国文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小说叙事精湛，克制，语调舒缓，有着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所达到的尖锐度和深度，其中，地域文化、宗教、民俗学、人类学的潜在影响在字里行间中隐现，描述了一种人类的普遍状况。”阿来本人也表示福克纳教会了他很多描绘独特地理中人文特性的方法。“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中波特、韦尔蒂和奥康纳这样一些作家，就给了我很多启示。换句话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描绘独特地理中人文特性的方法。”其创作的成功与扎西达娃相似，也在于“世界性”因素的蕴含。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民族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诗歌、评论文章达到12篇。其创作不单是古朴、奇异的民族风俗展示，还有人类性和世界性的表达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以及人与历史、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是乌热尔图小说的文学主题。

　　除刊登知名作家具有世界性因素的创作外，杂志还设置了一些作品专辑，集中发表具有世界性因素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体现在对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某些共同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上。2004年10期刊登了第16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作品专辑。这个专辑共发表8篇作品，其中李彦春的《阿拉善骆驼》、石绍河的《土地漫步》、陈永柱的《水之歌》、寒山的《粮食与土地》、关劲潮的《人与秃山》都属于生态题材作品，表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生态环境这一现实重大问题的关注与担忧。如纪实散文《阿拉善骆驼》较完整地记录了摄影师卢彤景在阿拉善地区的见闻，由于过度放牧，这里牲畜总量竟然是合理值的8倍。特别是山羊，其数量已经占了牲畜总量的80%。生态恶化使狼群变多，毒草生长以致大量骆驼饿死，甚至还出现“羊吃羊”的现象，表现的正是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

　　三、探索少数民族文学的世界性理论

　　民族文学理论是民族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民族文学的创作尤其是新发展需要理论回答，另一方面民族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也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学的发展，关纪新和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就是一个例证。在有关民族文学特性的理论探索方面，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探析较多，而对其世界性探析则相对较少。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正面临诸多共同的问题，如“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生存与困境，战争与和平，幸福与灾难，理性与反理性，孤独与焦虑，绝望与希望，富有与贫困，生与死，爱与恨。”因此，许多作家在创作中自觉追求人类性主题，如人道主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美好人性等。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从偏狭的民族守护立场和文学民族性追求中走出来，积极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创作具有世界性因素的作品。加之中国少数民族具有的“四多”特点，即“少数民族居住在多种区域、使用多种语言、信仰多种宗教、具有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已有文学的世界性自觉时，需要进行理论回答。

　　《民族文学》刊登了10篇思考民族文学世界性的理论文章。总体来看，文章作者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民族性与世界性并不矛盾，少数民族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不应该固步自封、孤芳自赏，少数民族文学可以也应该展现其世界性的一面，但同时也要坚持民族品格。而具体到如何理解和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时，则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文章侧重强调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品格，如关纪新、朝戈金和尹虎彬的《多重选择的世界——民族文学谈话录》是第一篇很具分量的讨论民族文学世界性的文章，关纪新认为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学价值观问题，并不是有土味的作品才是地道的民族作品。朝戈金也指出“：从民族的角度考察文学，可以大致分出前民族的、民族的和超越民族的这样三个演进阶段。在前民族阶段，文学尚无民族属性。在民族的阶段，文学则是多中心的分途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而这一阶段又必将为世界文学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趋向。”吉狄马加是一位具有全球视野的民族诗人，他的诗作关注的是环境生态、战争和平、人类和谐这些全球性的话题，具有一种人类意识。吉狄马加也强调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刊登在2002年第8期的《在全球化语境下超越国界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在汉城热爱自然文学之家的演讲》一文中，他认为超越国界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的前提是各民族文学的个性，但世界性是文学的共性。在2009年第1期《论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诗人写作》一文中，吉狄马加提出中国诗人要多关注人类命运，思考现代化进程中人类遭遇的异化和灾难。另一位彝族诗人和批评家罗庆春在谈及本民族文学发展问题时，也认为作品既要体现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魅力，也要努力向世界文学的审美水准、价值标尺和思想境界靠拢。与此相应，也有文章侧重强调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如扎拉嘎胡在1996年第8期的《走出小天地跨进大世界》中，认为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统一的，作品有强烈的民族性才能走向世界性，世界性常常寓于民族性当中。阿云嘎在《蒙古族文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中提出：“其实并不仅仅是蒙古族文学，任何民族的文学里都包含着本民族对世界、对生活、对历史和未来的态度、看法、理解与希冀。”2007年第10期晓雪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与前文相似，作者也是立足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观点，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不会使体现人类精神面貌和艺术个性的文学失去民族性。赛娜•艾斯别克的《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才是世界的》一文在论及当代柯尔克孜族文学存在着题材单一和体裁失衡问题时，认为将本民族精神传统的内蕴以现代话语模式传达给外面的世界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四、促进中外文学交流

　　随着社会的进步，各国之间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文学交流作为文化交流之一种，“能提高世界人民的精神境界，能促进世界文学创造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能促进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相互了解，增强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交流随着对外开放而不断扩大，它体现并有效促进了民族文学的世界性。

　　异域题材文学作品是文化交流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作家得以走出国门，中国作协就组织了多次出访活动，这些作家随代表团出访，与异国的作家学者进行交流互动，演绎中西文化的碰撞。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地区进行的交流活动中，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异域题材作品。《民族文学》几乎每年都会刊登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异域题材作品，其中散文52篇、诗歌38篇、小说2篇。大量异域题材作品的刊发体现了世界眼光，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交往频繁的事实。

　　从异域题材作品的数量来看，最多的是散文，共52篇。其中报告文学4篇，分别是1984年第9期段云星的《随中国女排西征日记》、1988年第8期孙步康的《中国之南：难民纪事》、1995年第1期蒙志军的《访泰归来看崇糖》、2002年第12期丹增的《太平洋纪实——来自世界经济论坛东亚经济峰会的报告》。其他的游记散文作为外国旅行印象札记，或写异国风情、或谈文化感受，如1992年第5期乌恩奇的《旅德杂记》、1997年第3期李传锋的《访美记行》、1999年第10期罗涵的《访罗札记森林的兄弟》、2000年第11期多吉才郎的《法兰西之旅》、2003年第4期益希单增的《访问俄罗斯》、2011年第8期特•赛音巴雅尔的《欧洲之行》等。扎拉嘎胡在2004年第5期的《访日随笔》一文中，记录了与日本国际笔会中心的学者进行交流的情况。

　　异域题材诗歌38篇都是现代新诗，其中还包含不少组诗，如1999年第6期铁木尔•达瓦买提的《地中海诗抄》、2000年第9期金应俊、金学泉的《美国纪行诗抄》、2006年第10期匡文留的《梦幻俄罗斯》、2009年第6期金学泉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诗情》、2009年第6期阿库乌雾的《密西西比河的倾诉》等。这些诗歌吟咏的对象大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小至一处景点、一位名人、甚至一株植物。如维吾尔族诗人铁木尔•达瓦买提的《地中海诗抄》，发表于《民族文学》1999年第6期，这篇组诗先后以《罗马抒怀》《马其他之情》《枣椰树》《橄榄树》《美丽的阿尔及利亚》《太阳落山的地方》为标题，展现了浓郁的地域风情，表达了诗人对友邦文化及风土人情的赞美，歌颂了中国与友邦间的情谊。

　　此外，杂志还刊登了2篇异域题材小说，即1986年第4期胡昭的《一个铜戈比》与2013年第3期张牧笛的《莱特先生》。《一个铜戈比》讲述的是俄国现实主义画家列维坦创作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是一个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高瞻远瞩的创举。2009年以来，《民族文学》陆续开设了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这5个民族人口较多，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圈，存在着大量的母语写作者和读者。《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可以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增加文化亲近感，更好地吸引跨境民族国家的读者，它们在蒙古、韩国、朝鲜、哈萨克斯坦的发行有利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世界传播。在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之下，它们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是跨境民族，《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又具有国际刊物的性质，创刊后迅速辐射周边国家并产生影响。”《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更促进了文学交流，如《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与哈萨克斯坦《世界文学》杂志及国立欧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世界文学》杂志从2013年第3期起，每期都会转载《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的部分作品。“朝鲜文版译载的铁凝的《咳嗽天鹅》、叶梅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和益希单增的《向南还是向东》3篇小说，被收入一年一度在韩国出版的《亚洲小说选》，铁凝该篇小说获得大奖，叶梅和益希单增的小说获优秀奖。”《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发行到了蒙古国，广受读者好评，蒙古国作协主席、诗人孟和琪琪格说她在蒙古国内就能读到《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而且很喜欢。《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发出多民族的中国声音，在将少数民族作家讲述的“中国故事”推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文学》杂志还经常刊登一些中外文学交流的消息，计27条。这些消息按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出访与讲学消息。如《长白山杂志社代表团访问朝鲜》《新疆文联派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团赴蒙古访问》《关沫南一行访问巴基斯坦》《中国诗人代表团出访斯里兰卡》《朝鲜族作家南永前赴加、美讲学和交流取得圆满成果》《玛拉沁夫率团赴联邦德国访问》等，报道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出国访问交流的动态。另一类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外传播的信息，如《沈从文评传在美国出版》《扎西达娃小说〈古宅〉译为日文》《日本出版新疆专号》《〈晨星传〉在莫斯科书展中展出》《海涛的小说〈香岛〉被译成英文》《日本出版〈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选〉》等，这些短消息虽然只占据很小的版面，寥寥数行而已，但可以使读者及时了解民族文学的交流动态，也记录和宣传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个足迹。

　　《民族文学》杂志社也会不时组织对外文学交流活动，特别是与韩国开展了多次文学交流活动。2013年7月，杂志社在哈尔滨主办了“《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暨中韩作家文学交流会”，有12位韩国作家出席。2014年3月，杂志社与韩国文学Contents协会共同主办了“2014中韩作家文学交流会”。在交流会上，两国作家就中韩文学创作与文学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就合作翻译与出版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如韩国小说家兼评论家申相星建议双方共同开展本国有人气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出版。2015年10月，《民族文学》作家代表团应韩中文化艺术Contents协会邀请，赴韩国首尔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学交流活动。访问期间，双方还达成了相关出版合作意向，决定各选出10位作家的作品，出版合集，以求中韩作家的作品可以在一本集子中同时出现。通过对外文学交流活动，《民族文学》杂志搭建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和桥梁。

　　结语

　　中华多民族文学是一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华多民族文学表现出了一种自觉走向世界的意愿。随着全球化语境的来临，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学互相借鉴、互相影响更为深入，中国文学与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更为开阔，文学的世界性特征成为一种品格。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亦是如此。在民族文学追求与融入世界性格局的过程中，《民族文学》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顺应了时代与文学发展的大潮，在长期以来的杂志编辑中，从多方面追求世界眼光，加强文学期刊和民族文学的发展互动，通过这一办刊理念促进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加快了它走向世界的步伐，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了一种在世界格局中讲好多民族中国故事、发出多民族中国声音的文学，这既体现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学与文化自觉，更体现了其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文学与文化自信。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因《民族文学》的世界眼光而获致的这种文学气度和精神，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如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提供了文学传媒维度的启示。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注释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申旗，1993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硕士和博士就读于湖南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