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玲||反本溯源: 对中国民间文学概念及理论的反思 | 论文 发布日期:2019-11-28   作者:李小玲   点击数:50   文章来源: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


摘要:民间文学作为学科名词,因其指涉范围的局限已难以适应当下作为日常生活空间的指称,已渐为西方学人所抛弃。复活和更新白话文学作为民间文学这一外来词所指涉的中国文学活动空间,既是作一种史实的还原,也试图复活传统概念的潜在意蕴,由此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学术话语。白话和白话文学概念内蕴的对于民间文学作为“生活活态性”、“复调性”、“日常生活审美性”的界定思考,突破了一度被窄化的民间文学仅作为下层民间话语表达的藩篱,进而将日常生活审美纳入到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实现了传统与当下的合理对接。这一更新让中国民间文学传统得以接续和发扬,理论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关键词:白话文学;民间文学;中国学科话语

一、对民间文学概念的质疑

时至今日,folklore(民间文学)概念越来越受到学界质疑,不少西方学者对这一概念予以否定乃至抛弃。1996年,在美国民俗学会年会上,学者们就这一概念的合法性与否展开了热烈讨论。学者们各抒己见,赞同者有之,但更多的是提出了否定意见。

一是认为folklore(民间文学)在德国曾和政治意识形态有过紧密联系,进而影响到学科的发展。作为学科概念的folklore,即民俗学或民间文学,曾被用于支持德国纳粹的意识形态,与殖民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民俗学家对folk-lore一词退避三舍,folklore被人们视为“万恶之源”,而这“对学科的窘境难辞其咎”。

二是概念指称的滞后性和不合时宜。有学者认为,folklore概念先天不足,创建之初意指文明社会里的“残留物”,“残留物”会随着时代的前进发展逐渐消失,因此,难以“面对日新月异、复杂多样的文化产品研究对象”。而这既阻碍人们思想、行为领域的视野,也不利于相关学者的求职从业。吕微认为:“指涉学科对象的folklore,则往往被认为仅仅圈定了民间文学一贯传承但即将消亡的传统体裁和题材文本,因而妨碍了当下语境化实践的非传统学科对象进入学术视野。”户晓辉也认为英语folk和德语Das Volk概念除了因其指涉范围的局限已难以适应当下生活的指称之外,其概念的传统指涉也已经在社会阶层生活中失去了实际的对应内容。

三是民众对它的负面解释和理解。邓迪斯提到“folklore”与myth(神话)的意义类似,意指撒谎、错误等。而民众对“folklore”的负面的理解和解释导致民俗学科及其研究者难以取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如果民俗真的如民众所认为的指称撒谎和错误等义,那么“整个学科致力于谬误这种观念在寻求真理的学术语境中也是不可思议的”。

由于folklore概念存有诸多的不和谐,科申布砚沙莱特-吉布丽特(B.iKrshenblatt-iGmdlett)甚至主张创建新词予以取代,“解决我们危机的出路,不在于捍卫我们的知识传统、以耻为荣,抑或是澄清误解、以正视听,而应追根究底、改旗易帜,寻找符合后学科架构的学科名称来”。

事实上,当下已有一些国家的学者开始摒弃“folklore”这一概念,其中就包括提出folklore概念的英国,在英国的大学里没有“民俗学系”,开设的课程为“文化研究”、“当代文化研究”、“社会史”等。在美国也更多的是用“verbalorspokenart”(言语艺术或口头艺术)等术语予以取代。在德语国家(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民俗学科领域,则出现了“经验文化学”,“欧洲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广为人知的变体。吴秀杰在翻译德国“日常生活”理论的译著中提到,德国学术界已摒弃“Volkskunde”概念,只是为了与中国学术界对接,才使用“民俗学”和“民俗文化研究”等概念。确实,在中国,虽也有学者对“folklore”概念有过异议,但民间文学-民俗学界仍然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学界之外的人也认同“民间文学”的说法。这一现象本身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

二、从“白话文学”到“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作为外来词

“‘民间文学’作为汉语学术概念,是从英文folklore(直译作‘民的知识’,也可以意译为‘民俗’‘民情’)移译过来的。”从时间节点来看,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是以1918年北大征集歌谣为开端,这已成学界共识。民间文学作为一外来词,最初是用来对接白话文学的,始见于梅光迪1916年3月19日与胡适的通信。从胡适的叙述中,很清晰地看到梅光迪所引入的民间文学概念直接对应于胡适发动的文学革命即白话文学运动。

但在当时,报刊杂志上还少有民间文学的提法,多是以中国传统的各种文类称之,诸如歌谣、民歌、儿歌、神话、故事、童话等,如:蒋观云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周作人的《童话研究》(1913年9月)、《儿童的文学》、《童话略论》(1913年11月)、《中国民歌的价值》(1919年)、刘半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1918年)等。

20年代初期,白话文学、民间文学、国语文学和平民文学等概念常常是交叉使用,如胡适的《国语文学史》(1921年11月至1922年1月编)、《白话文学史》(1927年夏至1928年6月)及相关论文中均是如此。在《国语文学史》第二章《汉朝的平民文学》中,胡适将田野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白话文学与民间文学并举,称赞白话文学中的《陌上桑》是“汉朝民间文学中的佳作”,《孔雀东南飞》是“汉朝民间文学的最大杰作”。但随着现代学科意识的增强,明确的学科概念和研究对象及相应的理论支撑成为学科形成的基础,交错使用概念不利于学科概念的明晰化,于是,移植过来的民间文学概念和理论渐渐成为了学科的概念和理论。

民间文学随着白话文学运动的深入而渐渐浮出水面,伴随白话文学运动的风起云涌,不少报刊杂志也纷纷改用白话写作,如《妇女杂志》在1920年所有文章全部改用白话文,到了1921年1月,《妇女杂志》出现了民间文学专栏,“征集各地流行的故事、歌谣,预备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资料”。同时发表了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一文,民间文学在欧美早已有之,文章主要是介绍和引入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并将之与中国的类似文体相对应,“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像那些神话、故事、传说、山歌、船歌、儿歌等等都是”。他还提到民间文学作品具有两项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OralLiterature),不是书本的文学(BookLiterature)。”胡愈之将“folklore”译为民情学,民间文学则是民情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他介绍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奥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建立民情学学会的情况,提出建立中国民情学学会、民间文学研究会的想法。接着援用英国学者Thomas的分类方法对中国民间文学加以分类,把民情(俗)学的研究资料分成三类:信仰和礼制、讲谭和歌谣、艺术,进而又将民情学上最重要的部分民间文学分为三类:故事、歌曲、片段的材料,然后又对每一类进行了细分。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输入了欧美学者有关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现代文学学术史上第一篇全面系统论述民间文学及其特征的文章”。自此,民间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渐为人们所熟知和运用。

《小说世界》(商务印书馆出版,1923年1月创刊)的主编胡寄尘也积极倡导民间文学,在刊物上推出《中国民间文学之一斑》(第2卷第4期)、《民间文艺书籍的调查》(第16卷第10期)等文章。1927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创刊,1928年改为《民俗》周刊。

除了报刊杂志之外,高校也开始增设民间文学课程,“除北大外,清华(朱自清)、女师大(周作人)、中央大学(程憬)、齐鲁和山大(丁山)等校,都曾开过民间文学或神话学的课程”,“全国解放后,举凡重要的大学中文系,也都开设了民间文学(或人民口头创作)课程”。20世纪50年代,民间文学甚至被正式列为高校中文系修读科目,获得了学科体系内的肯定与重视。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写了《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从学科范畴确立了民间文学的主体地位。

民间文学作为外来词,从概念到理论,它都直接影响和形塑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建构理路。北大征集歌谣最初本是为创作“白话诗”提供依据和模本的,目的是以此推动白话文学运动,有着鲜明的文学性和时代性特征,但后来渐渐转入到对古俗古风,即带有学术性和传统性特色的西方民俗学学科研究的轨道上来,发生了民间文学的民俗学转向。叶舒宪曾谈到西学的引入往往“没有经过本土文化的分析性调试,没有反思性的认识”,由此“造成认识上的许多误区,产生了遮蔽和压抑本土知识的副作用”。确实,西方学术的强势导致我们似乎更愿意以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裁剪自己的文化和文学现象,西化倾向甚至成为了当下学科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常态,就连以研究本民族文学为特色的民间文学也未能幸免。民族间的文化与文学差异的存在显然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以同一概念和理论去定义和诠释异质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必然会有诸多的不合时宜,如胡愈之引入的“趣话”、“地名歌”等民间文学类项就不切合中国文学实际。英国作为folklore概念的故乡,尚已对其概念心存疑虑且予以抛弃,而我们对于借用过来的概念,更应保有一份清醒的认识和思考。

三、对中国民间文学概念及理论的反思

邓迪斯感叹“欧洲的概念似乎主宰着美国的民俗学研究”。“不仅很多美国民俗——材料——从根本上是从欧洲民俗移植的,而且,美国民俗学惯于用来研究民俗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也是欧洲的借用品。”邓迪斯认为民俗学概念有着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以《美国的民俗概念》为题,有意强调特定地域下的民俗理解。多尔逊明确指出美国民俗学的严重危机就在于“既没有自己的‘祖先’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为此,美国民俗学界作了不懈努力,终于在20世纪中后期摆脱依附关系,并迎来了学科研究的黄金时代。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形成自我特色和对外影响力等方面还有待加强。美国的这种自我警醒、自我探索的精神和追求也有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即要有意识地创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概念和理论。

陈寅恪早在1932年曾对中西学术之关系有过评述,这也是当时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他提到:“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是一种比较客观中肯的态度,既不闭关自守,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追求中西学术兼收并蓄。虽然陈寅恪肯定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但他又特别说明和强调了一点,即外来之思想,不能居最高之位,并终归于歇绝。换言之,缺失本民族的知识系统作背景和支撑,终难有成就,也难以维持,这对于当下西学泛滥,唯西学马首是瞻的学术风气,依然还有它的警醒作用。

笔者以为,反本溯源,寻找自己“祖先”,“不忘本来民族”,这既是一种治学态度,也是一种治学方法。民间文学本为一文化想象物,兼有先验的哲学逻辑起点,也有现实的生活经验沉淀,自然脱不了学科自身存有的土壤和基质的本原。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明证了每一民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文学生产,英国、德国、法国、芬兰等国都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研究视域,多尔逊敏锐地意识到“美洲各国民俗皆产生于多种族多文化的互动过程之中,因此不能生搬硬套欧洲民俗学理论”。同理,中国也要结合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根据本土需求和社会现状,提出恰适本国国情的民间文学理论,以“避免用西方的思维和概念框架对本土的知识经验做硬性的肢解和切割”,而单纯沦为西方理论与方法的试验场。

反本溯源,非指拘泥于传统的学术理路固步自封,实则有推陈出新,更有从头说起的意味。正如户晓辉所言:“只有从学科的源起处或逻辑前提下才能重新找回学科的内在目的和新的可能性。”当然,这里所指的学科的源起是从哲学的形而上的层面即学科何为和学科何能方面而言,这对于学科的学理探幽很有必要。但笔者所说的源起也包括对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考辨,即立足于经验现实的场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现实语境予以复现、展演和诠释,以期在真实历史的回溯中找寻形构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内在根由。

以史为据,反本溯源,也为避免仅作理论上的抽象演绎,而是取理论思辨与史实考证相辅相成、互为佐证的学术理路。马尔库斯和费切尔曾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论文派风格,认为他们最明显的失败就在于它只是纯粹的理论演绎,没有从现实的层面去佐证其思想的确实与否,而知识分子的主观性和模糊性本身“既可以强化某些视野或观点,也可能限制或阻碍其他的视野或观点”。为减少个体研究可能出现的主观性和偏见性,以史立论,探索在史料挖掘和分析的基础上予以理论的提炼和概括,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反本溯源,也非以传统为指归而墨守成规,却意在打通传统与当下学术理路之内在脉络,以寻求学科确立和发展的理论新增长点。笔者以为,学科研究对象的“变”与“不变”乃是其常态,“不变”的是作为民间文学学科的内在目的,“变”乃是因时因地制宜。就如当下,随着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民间文学也呈现出新的表现内容、新的传播方式和新的文学艺术样式,由此,我们的学科研究也要及时跟进,即对新的文学现象作出理论回应,从传统到现代,亦是学科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必要前提。而民间文学概念的滞后性已难以涵盖当下民众日常生活意蕴的文学指向,至于民间文学几大特性,如口头性、传承性、集体性、变异性和“历史遗留物”等特征的概括,更多的是作为一门过去学而难以囊括当下,已和作为“日常生活”指向且面向当下的学科转向格格不入,而在民间文学作为学科概念之前出现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白话文学概念却潜藏了今日学科所包孕的丰富意蕴。

郑元者在2004年曾呼吁,“我们今天从事中国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艺学研究,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始终联系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自身的实际,提出真正具有本土化意味的问题、话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学科理论。”“中国艺术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恐怕更需要自己的精神现象学。”胡适、陈独秀诸人发动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对“白话”“白话文学”概念做了新的解读和阐释,并由此拉开了民间文学的序幕。但由于人们更多着眼于白话文学运动中“白话”和“白话文学”在语言形式上的变革意义,而有意无意间忽视了概念本身所包孕的更为丰富的学科理论含量。邓晓芒从哲学的层面把20世纪白话文运动走向言文一致的现代白话文的演变称之为汉语的现象学还原,认为白话摆脱了文言文这种书面汉语的政治统治功能,成为了中国人予以生存的活的语言,成为中国人的“此在”。邓晓芒在此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理论和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人的存在之家的观念,挖掘出言文一致的白话乃是悬置和摒弃了附着于汉语上的政治成分,白话是汉语的语言本质还原,白话是中国人的存在之家。因此,白话并不单纯是一种表象的话语表达方式,更有其精神层面的实质意义。中国白话文运动背后潜藏的理论话语是自由、平等和民众关怀等,其实质也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还原。

美国电影评论家汉森也对“白话”概念作了新的阐释,她认为“白话”一词“包括了平庸、日常的层面,又兼具谈论、习语和方言等涵义,尽管词义略嫌模糊,却胜过“大众”(popular)。后者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而在历史上并不比“白话”确定。她在注释中提到,这一白话现代主义与五四运动所倡导的中国文学艺术现代主义实践有关,并特别强调这一观点是参阅了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相关论述。汉森抓住了白话概念的本质特征,其研究视角发生了由精英到民间的现代转向,这与胡适的学术理路如出一辙。张英进也肯定“白话”概念与日常生活的联系,“白话用以界定现代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的联系)”。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日渐成为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关注的问题域,图宾根学派鲍辛格等人甚至将民俗学学科的对象定位为“普通人日常生活”,即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习惯和态度作为研究领域和反思对象,以告别旧有的名称“民俗学(Volkskunde)”。然而美国学者没有套用这一概念,却另辟蹊径,以“白话”一词涵盖之,认为其更为切合当下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现代性特征。笔者以为,“白话”概念不仅有“日常生活”的意指,更有对“日常生活”现象的描述,“白”与“话”都兼有叙说和表达的双重意味,接近于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概念,“各种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与意识之多样性、各种有充分价值的声音之正的复调”,更为恰切和形象的词语是“众声喧哗”,而这也恰合民间文学具有多元性、群体性、口传性等特点。

从文学视域来看,“话”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话”也称作“话本”,起源于唐代人的“说话”,如元稹的《一枝花话》和敦煌写卷《庐山远公话》等。话本也就是说话人讲故事、讲历史的底本,中国传统有“话本”“平话”“词话”“诗话”“拟话本”等概念指称。讲史家的话本一般称作“平话”,如《三国志平话》《全相平话》,郑振铎和李福清都称赞《三国志平话》为纯然的民间著作。评话或词话是指叙说为主,但还穿插有一些诗词和唱词的。所以,“白话”不只是相对于“文言”的一种语言,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概念,遗憾的是学界少有从中国文学体裁和风格的形式上对此作学理性的探讨。

作为学科名词,民间文学因其指涉范围的局限而难以适应当下作为日常生活空间的指称,已渐为西方学人所抛弃。复活和更新白话文学作为民间文学这一外来词所指涉的中国文学活动空间,既是作一种史实的还原,也试图复活传统概念的潜在意蕴,由此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学术话语。“白话”和“白话文学”概念内蕴的作为汉语的语言本质存在和中国人的存在之所的哲学理解,作为“生活活态性”和“复调性”的界定思考,以及作为中国传统文学表现形式的延续等,突破了一度被窄化的民间文学仅作为下层民间话语表达的藩篱,进而将人和日常生活审美纳入到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实现了传统与当下的合理对接。这一更新让中国民间文学传统得以接续和发扬,理论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李小玲,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民俗学、对外汉语教学。

文章推荐:龙晓添(广西师范大学)

图文编辑:祁泽宇(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