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事实便是如此，或许只是因为周氏兄弟风格自异却同样不失韵致的文笔，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氏兄弟的家乡以至家庭，似乎包裹着一种浓厚的民间文化的氛围。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长妈妈、蛇女故事，我们早已深有领会。周作人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就更丰富了：他儿时听过蛇郎、螺女、老虎外婆之类的故事，唱过“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之类的儿歌，看过道士炼度的“戏剧似的演出”；他的祖父也是个不失趣味的老人，时常会背些《西游》《封神》那样的“大头天话”给周作人听，说到滑稽处，还会“呵呵大笑”，虽然他平时也很“严峻”，并曾犯事系狱，为此周作人还在杭州陪侍过他一阵子，并替他的外妾潘姨太太描过《二进宫》一类的戏本。再说，儿时的周作人曾随着家庭避难至舅家，而舅家的住处本是《越谚》的作者范啸风故居的一部分；至于那颇为闻名的夜航船以及船上“尧舜是一个人”、“且待小僧伸伸脚”式的荒唐诙谐，从张宗子到周作人，也照样天天发生着……这一切，为周作人日后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它孳乳了周作人内心中对民间文化的一种亲和的情怀，哪怕这种亲和，也会滋生出对民间文化的批评。

 

       1901年，周作人从他那不乏生趣也充满抑郁的家庭“脱逃”了，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从此开始了一种新式的“汉洋功课”的学习。尽管海军功课实在没有学好，但周作人的视界却因此大开，这可以从他对自己“第一本新书”《天方夜谭》的持久爱好中分明看出他不仅从中译出“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以《侠女奴》为题在1905年的《女子世界》上分期刊登，成为其一生翻译事业的最初尝试，而且到老亦对《天方夜谭》有些偏爱。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在写其南京的求学生涯时，专门花了两章介绍“我的新书”，可见他当时对新知识的汲汲渴求。但所谓“新书”，并不仅仅指外来文化，其中也包括对中国传统古籍的新发现，比如《酉阳杂俎》。他说：

       但是我的新书，并不只限于这《天方夜谈》，还有一种是开这边书房门的钥匙，我们姑且称它的名字是《酉阳杂俎》吧。因为它实在杂得可以，也广博得可以，举凡我所觉得有兴味的什么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以及草木虫鱼，无不具备，可作各种趣味知识的入门。

       这些“趣味知识”当时对于周作人来说，也许只是满足个人的情趣爱好，但后来当他获得更多的民间文化的理论与知识后，这些“趣味知识”便很自然地成为了他研究发明的材料。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在上引的这段话中，《酉阳杂俎》只是一个例子，他的所谓“这边书房”，里面充斥着“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这一切无疑是民间文学的主要方面。当时有人称周作人是“横通”，周氏自认为这样评价恰如其分，而他自己喜欢说自己是“杂学”。“横通”自章学诚首揭以来，一直是作贬义用的，“杂学”从字面上看也并非褒赞。从周作人一生的文章来看，他惯常以不入时流的边缘姿态自居，以便更加自由地在笔端流出自家面目，所以，“横通”也好，“杂学”也好，在他是怡然安之的。而民间文化向例也是不入流的，直到五四前后，它才跃入知识分子的视界，并形成了一些或长或短的运动。周作人非常个人化的趣味及其边缘姿态，却使他很自然地游走于民间文化及其研究，并在那些大大小小的运动中经常闪现些令人瞩目的身手。

       1906年，周作人留学日本，在自然品啧着日本文明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汲取西洋文明的素养。从本文关注的民间文化来看，他对于希腊神话尤其是人类学的倾心倾力，对他一生是有决定意义的。他在1944年写的《我的杂学(七)》中说：“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 照我看来，此前周作人对于民间文化的关心，完全出于个人情趣，而经过以人类学、希腊神话为主的西方文明的润泽后，他对于民间文化就发生了一种审视的理趣，并从此开始进入了有理可循的研究状态，尽管他的研究因为多有个人好恶和社会关怀而与学院式的研究相去甚远。

       周作人与神话、人类学接触以至发生兴趣，原本是从爱好西方文学引起的，这里面有一个次第，他1944年在《我的杂学(六)》中说：

        当初听说要懂西洋文学须得知道一点希腊神话，所以去找一两种参考书来看；后来对于神话本身有了兴趣，便又去别方面寻找，于是在神话集这面有了阿波罗多洛思的原典，福克斯(W.S.Fox)与洛兹(H.J.Rose)的专著，论考方面有哈利孙女士(Jane Harrison)的希腊神话论以及宗教各书，安特路朗则是神话之人类学派的解说；我又从这里引起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来。

       周作人曾广泛搜集阅读了当时西方的神话与人类学著作，除上段引文所及之外，又比如该莱(Gayley)《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哈忒兰(Hartland)《童话之科学》、麦扣洛克(Macculloch)《小说之童年》、泰勒(Ty-lor)《原始文明》《人类学》、拉薄克(Lubbock)《文明之起源》、弗来若(J.G.Frazer)《金枝》《普须该的工作》(后改名为《魔鬼的辩护》)、弗来若夫人《金枝上的叶子》以及威思忒马克(Westermarck)《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与《结婚》等等。其中，他对以安特路朗(Andrew Lang)为代表的人类学派学说尤为膺服。他在写于1922年的《神话与传说》一文中对西方神话学各流派作过介绍，列出“退化说”四派：历史学派、譬喻派、神学派及言语学派；又有“进化说”的一派，即人类学派。周作人当然折服于当时相对最先进的人类学派，而对前四派分别给予分析与批判。在《我的杂学(七)》中，周作人介绍自己从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中获得了“民俗学的方法”，即所谓“盖古希腊人与今时某种土人其心理状态有类似之处，即由此可得到类似的神话传说之意义也”。又从安氏《神话仪式与宗教》中概括出野蛮人心理状态的五个特点：“即一为万物同等，均有生命与知识，二为信法术，三为信鬼魂，四为好奇，五为轻信。”有了这样的认识，周作人认为“我们已不难了解神话传说以及童话的意思”了。

        Andrew Lang

       在不惮烦地介绍人类学派学说及其对国外神话传说的实际解剖之外，周作人也尝试着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神话传说。早在民国初年，周作人就写了《童话研究》，以自己熟知的越中故事如蛇郎、老虎外婆等为例，进行人类学的解析；1914年，周作人又撰《古童话释义》，将《酉阳杂俎·支诺皋》中的“吴洞”“旁”以及《搜神记》（又见《玄中记》）中的“女雀”认作中国最古老的童话，也给予了人类学的说明。比如“女雀”一则，周作人旁引日本《近江风土记》以及欧洲的《鹄女》传说为证，认为“其根本思想即出于精灵信仰及感应魔术”。这两篇文章，或许不是中外故事类型最早的比较研究，但若说是将人类学理论与中国故事相结合的早期范例，大约总是不过分的。其中后一篇里的三个中国故事，分别对应于世界通行之灰姑娘型、两兄弟型和毛衣女型故事，而前一篇在许多细节方面，也有类似的中外对比。这种对国外民俗学理论的介绍与运用，在当时社会普遍将神话传说视为荒唐无稽之时，颇似空谷足音，非但无人喝彩，连发表也四处碰壁，与20年代之后神话学的蓬勃昌盛相比，分外见出先觉者可敬的寂寞孤征。

        至此，有一个概念问题急需说明。上文神话、传说与童话三个概念同时并出（“故事”在此只作为叙事作品的一般指称），未加分别，与现今通行的概念似乎不合，尤其是童话，分外显得有些刺眼。其实，这正体现了周作人那时代对民间叙事作品的分类特色。周作人写于1912年的《童话略论》中，就直陈：“童话(marchen)本质与神话(mythos)世说(saga)实为一体。”“盖约言之，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这样的三分法，周作人在许多文章中一再申述，其中有两篇文章最得要领。其一是写于1934年的《希腊神话二》：

        故事还是这一件故事，拿来说明宇宙文化之所以然，这算是神话，只当做小说听了好玩便是童话，若是相信某人某地所曾有过的事迹，那又在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传说了。神话可以说是古代初民的科学，传说是历史，童话是文艺，大有一气化三清之概。

        其二是写于1944年的《我的杂学(七)》：

神话与传说童话原出一本，随时变化，其一是宗教的，其二则是史地类，其三属于文艺，性质稍有不同，而其解释还是一样。所以能读神话而遂通童话，正是极自然的事。

       这几处用词上虽不尽相同，意思却是一以贯之的。周作人只有在《神话与传说》及与之略同的一次题为《神话的趣味》的演讲中，又将民间叙事细分为四类：

       一　神话(Mythos=Myth)　宗教的

       二　传说(Saga=Legend)　历史的

       三　故事(Logos=Anecdote)　传记的

       四　童话(Marchen=Fairytale)　文艺的

       这里第三项是多出来的。但周作人后来也就放弃了这四分法，而一归于上述的三分法。无论四分法还是三分法，其中的童话概念，只是指民间故事，而且并非只能儿童传诵，与今天可以包括作家创作的广义的童话概念小大不同。

       关于希腊神话，有必要提出来单独讨论一下。这不光是因为希腊神话曾经充当过使周作人从文学走向人类学的中介，更重要的是，它自身对于周氏的影响也绝不在人类学之下。1926年，周作人在为江绍原民俗学专著《发须爪》所作的序中说：“我在东京的书店买到了《银从书》(The Silver Library)中的《习俗与神话》(Custom and Myth)《神话仪式与宗教》(Myth,Ritual and Religion)等书，略知道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对于神话感到很深的趣味，二十年来没有改变。我不能说什么是我的职业，虽然现在是在教书，但我可以说我的趣味是在于希腊神话，因为希腊的是世界的最美的神话。”依我个人的体会，周作人对人类学及希腊神话都有强烈的爱好，而且都带有个人趣味的意思，但二者又有差别：前者学术意味要强一些，后者比较倾向于文艺；前者多理趣，而后者多的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理想，这种理想又不单是文艺的，它也关乎社会人生。

 

        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同样具有辉煌的过去和衰弱的现状，这样的共性很容易激发起人们对比的联想，何况周作人对于这两种文明浸淫俱深，更何况他又正遭遇着本世纪前期思想巨变的风云际会呢？1921年，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新希腊与中国》，认为新希腊与中国相似之处有五：“狭隘的乡土观念”、“争权”、“守旧”、“欺诈”和“多神的迷信”，但希腊人又有一种遗传的禀性，即“热烈的求生的欲望”，有易卜生的所谓“全或无”的气概，所以他们仍然能自存于世界；而中国人却缺乏这一点，中国人是“植物性的”，只会以“平和耐苦”自豪，这实在非常危险。这样的思想与文气，显然带有五四时期的强烈印记，而且主要偏于国民性的改造。

       尽管思想改造也是周作人一向关注的方面，但以希腊神话论，恐怕与文艺一面更加接近，也更契合周作人的心性。同年稍后，周作人在《小说月报》12卷10号上翻译了劳斯(W.H.D.Rouse)的《在希腊诸岛》。

       在这篇风情旖旎的文章之后，周作人附文说：希腊是古代诸文明的总汇，又是现代诸文明的来源，无论科学哲学文学美术，推究上去无一不与他有重大的关系。中国的文明差不多是孤立的，也没有这样长远的发展。但民族的古老，历史上历受外族的压迫，宗教的多神崇拜，都很相像，可是两方面的成绩却大有异。就文学而论，中国历来只讲文术而少文艺，只有一部《离骚》，那丰富的想象，热烈的情调，可以同希腊古典著作相比，其余便鲜可称道。中国的神话，除了《九歌》以外，一向不曾受过艺术化，所以流传在现代民间，也不能发出一朵艺术的小花。我们并不以为这多神思想的传统于艺术是必要的，但是这为原始艺术根源的圣井尚且如此浑浊枯竭了，其他的情绪的干枯也就可以想见，于文艺的发生怎能没有关系呢。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

       事实上，周作人当时正处于文学革命运动的主流之中，他对于希腊神话的深切体认，正好为他建设国民文学的文艺理想提供了丰腴的资源。

       此后，周作人仍然沉浸于对希腊神话的美的探寻，这主要又得益于哈利孙女士(Jane Harrison)的著作。在1934年所作的《希腊神话一》中，周作人列出了一张自己拥有的哈利孙女士的著作清单：《希腊宗教研究绪论》(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1922三版)，《德米思》(Themis，1927年二版)，《希腊宗教研究结论》(Epilegomena，1921)，《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的负债》(Our Debtto Greece and Rome)丛书之《神话》(Mythology，1924)，《古代希腊的宗教》(Religion of Ancient Greece，1905)，《希腊罗马的神话》(Myths of Greece and Rome，1927)。在该文及其它文章中，周作人也很诚恳地表达对哈利孙女士的敬佩之情。在1925-1928年间，他接连译出哈氏的《论鬼脸》《〈希腊神话〉引言》《论山母》等多篇文章，详细介绍哈氏学说，对其中如下观点尤其赏识并多次提及，即：各民族原始神话中都有十分恐怖的内容，这是原始人类思维意识的体现，但只有希腊神话后来经过了美术家与诗人的洗礼，去除了这些原始宗教的负面因素，使之成为了纯粹美的艺术品。“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湔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

         简·艾伦·赫丽生 著

       因着这样的认识，周作人在又谈到希腊与中国文明的异同时，就不再像《新希腊与中国》那样抽象地论国民性了。1926年11月27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上发表演讲，后以《希腊闲话》为题发表于《新生》1卷2期，他说：“希腊文明的精神，很有许多表现在神话里面。这种精神的特点——也就是希腊人人生观的特点——有二：一是现世主义，二是爱美的精神。”其中所谓“爱美的精神”，便是充分发挥了哈利孙女士对希腊神话的上述观点。然后，周作人也对比了一下中国的社会与民众：

       中国的现世主义是可佩服的，历史上的事我们不说，单看种种店号的名字，如长发，高升……无一不是表现现世主义。不过中国文明没有希腊文明爱美的特长，所以虽是相似，却未免有流于俗恶的地方。但是我们要了解希腊文明，也就不难了。

                              

        这里，周作人从文艺精神的体悟而进于国民性的思想品评，对于在文艺与思想两方面均颇多关怀的他来说，非但可算是扬长避短而又言之有物的好策略，却也分外体现出周氏不与人同的脾性与手眼。甚至到了1944年写《我的杂学(六)》时，周作人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观点，而且似乎还更见明晰：

       述哈利孙女士的“负债说”后，我们中国人虽然以前对于希腊不曾负有该项债务，现在却该奋发去分一点过来，因为这种希腊精神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有返老还童的力量，在欧洲文化史上显然可见。对于现今的中国，因了多年的专制与科举的重压，人心里充满着丑恶与恐怖而日就萎靡，这种一阵清风似的祓除力是不可少，也是大有益的。

 

文中注释已略去

原文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6期

 

        陈泳超，1966年1月23日生，江苏常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和古代史研究。

 

文章推荐：王军林（伊犁师范大学）

图文编辑：王天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