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基于新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以网络壮文写作的壮语文化传播为例|论文 发布日期:2019-11-10   作者:周飞伶   点击数:60  

   [摘要]在传受同一的网络传播空间,网络壮文写作让壮语文化携带其原生性实现重构与传播。这是基于新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可能。在传播与接受合体、脱域与嵌入同一的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文化进入“脱域→←嵌入”的现代传播模式,践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克服其语言文字的地域性局限,通过网络空间再造境,呈现其语言文化特性。

  [关键词]脱域与嵌入;新创制文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网络壮文写作

  “一带一路”的“百花齐放”“开放包容”“共享共赢”,从文化层面来看应是建构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多样性。郝时远先生曾说:“我们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就要保护好中国自身的文化多样性”。而保护文化多样性首先体现在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民族语言文字与民族文化具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正因此,基于民族语言文字传播民族文化才最大程度地做到文化的多样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曾帮助没有文字或缺乏统一文字的12个民族创制了十几种拼音文字,这正是基于以少数民族文字传播本民族文化从而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认知。然而这些新创文字的现代生存一直以来却是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基于新创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处于一种自闭与萎缩的状态。如果我们不关注并试图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说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将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

  本文将以网络壮文写作对壮语文化的传播为例,探索互联网时代基于新创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可能性。壮文是壮族统一的合法民族文字,是中央政府帮助12个民族所创制的十几种拼音文字中唯一经国务院批准仍在推行的新创文字。壮文写作以1957年7月《壮文报》(今《广西民族报》前身)的创办为开端,至今已有60年多的发展史,而这个发展史无疑也是壮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史,或者说是以拼音壮文为载体的壮族文化传播史。进入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后,壮文写作受到了强大的冲击,一方面是文化一体化压力下本土文化传播的萎缩,另一方面则是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壮文写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可能性。在这所探讨的便是互联网时代下的这种文化传播“可能性”。

 网络壮文写作对壮语文化的传播

  “网络壮文写作”主要出现于网络壮语文音乐、网络壮语文广播和壮语文微信公众号。

  最初的网络壮语音乐是对汉语经典音乐的翻唱。2004年9月壮族在线、靖西在线等网站开始出现《暗香》、《十年》、《命中注定》、《橄榄树》等汉语经典歌曲的壮语翻唱。真正具有“壮文写作”意义的壮语新音乐是一批懂得壮文的文化人的加入。2005年1月首支原创壮语音乐《壮家娃》产生,演唱者、词曲人都是城里的壮乡游子,他们用壮语与壮文呈现“铜鼓”“壮锦”等壮族文化元素,传达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对壮民族的情爱与依恋。2005年底“壮族在线”推出“首张以壮语音乐为主的专辑”“首张壮族时尚音乐专辑”“首张壮语音乐个人专辑”和“首张以壮文创作歌词的音乐专辑”《黎巍-音陀螺》,专辑虽没有正式发行,但通过网络却推动了壮语音乐的发展与传播。此后,网上陆续出现一些经典原创壮语新音乐,如《感恩布洛陀》(《Kyom’bais Bous-Laoxdauz》)、《梦火塘》(《Poenyuenz Binghfayz》)、《红枫之约》(《Miohroyz Zaij Yab Doyj Mayxkyau》)、《百粤古道》(《Lohges Geus-Ojmis》)、《念鹅泉》(《Ndip Mboshans》)、《忆昆真》(《Nin Goenzzaen》)、《山情水意流连客》(《Naemxsky Pyakiu Kek Mayzgay》)等。这些歌曲于2008年,即正值北京奥运年、世界母语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合辑为《贝侬》(汉意为兄弟姐妹)向全球出版发行。歌曲全部用壮语方言德靖土语来演唱,歌词是壮文、汉文、英文和泰文四种文字对照书写,并打着“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标识。合辑除CD版外,还在“壮族在线”上发行网络版,从而引发了一股不小的壮语新音乐潮,形成了相当强的壮语文化传播力。

  壮族地域文化元素诸如壮锦、铜鼓、绣球、侬智高、木棉树、酒、古道、映山红、念鹅泉、红枫、火塘等,因为有壮语言文字作为传播介质而得到较为原生态的呈现,并通过与“时尚”元素的结合而具有了超越于其壮族区域原生地的现代文化形象,从而具有了流行性,也即具有了现代意味的脱域与嵌入(传播)。这主要体现在:一是让散落在各城市的壮乡人听了这音乐重拾起渐行渐远的乡音(壮语),有些人因此而自学起壮文,有了传承传统文化与乡土文化的自觉;二是让世界各地的非壮乡人听了这些音乐而获取了较为明晰的壮乡概念与壮乡现代形象;三是激发了更多的人自觉从事实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壮语文流行音乐的创作与传播。

  正是在此壮语新音乐网络传播影响下,有了2009年后壮语文音乐的真正流行,出现了如陆正信、陆益那样的壮语流行音乐歌手。陆正信2009年首发壮语原创单曲《木棉花开就回来》(《Goreux Hai Va Couh Dauq Ranz》),赢得壮族同胞的认可。之后陆续创作出《教你说壮语》(《Son Mwngz Gangj Vahcuengh》)、《我的心你不懂》(《Aen Sim Gou Mwngz Mbouj Rox》)、《我来自壮乡》(《Gou Daj Mbanjcuengh Daeuj》)等优秀壮语歌曲,在壮乡引起了强烈反响,其网络点击率以千万计,在壮乡的大街小巷广为传唱。陆正信的壮语音乐有现代年轻人的情感抒发,表达了现代壮族年轻人的独特生存感受,很好地演绎了壮语流行音乐的美,具有极强的传播力。陆益与在壮语文研究上极具民间影响力的刘敬柳合作,以一种自觉的壮语文化传播意识,试图将壮语文音乐打造成像粤语音乐、闽南语音乐、藏语音乐、蒙语音乐那样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音乐潮流,让其成为彰显广西本土特色的文化名片。陆益的成名壮语音乐《酒干了就卖瓶》(《Gwn Laeuj Liux Cix Gai Bingz》),是对《酒干倘卖无》的壮语填词。这首歌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年轻人漂泊于城市而无所依托的心灵苦闷,2009年在网络迅速窜红起来,直至现在还在网络流传。2014年,“陆益壮语的音乐主站”收录歌曲22首,除5首是汉语版外,其他的都是壮语布依语版。据该网页显示,音乐播放次数为375997,158次分享。一直以来陆益都在致力壮语新音乐创作,用音乐传播壮语文化。

  网络壮语新音乐其最大的特点是让壮文承载着更为原生态的壮族文化元素,让音乐的流行元素携带着地域性极强的壮族文化元素在网络空间里传播开来,从而让作为壮族新创制文字的壮文的推广与使用有了新的空间和平台。很多有关壮文的现代发展思考被融进壮语新音乐创作中,如壮文书写中语气词标调问题、现代汉语借词调号问题、汉译壮中的“招魂”问题、壮文表达中的“创新”与“求纯”问题,等等。有些观点官方媒体还没法接受,壮语新音乐便成了一个自由的、包容的壮文写作试验场,以其活力吸引和影响着众多的网民,由此形成了颇为壮大的“壮文文学生活”景观。最为直接的体现便是壮语网络广播电台和壮语文微信公众号的出现。

  2011年,出现首个壮语网络电台“miengzraeuz/勐僚广播”,以“西越小栈”为名,自命为“僚人小年轻的部落”,以“hauq raeuz saw raeuz mbouj rox dai nauq/我们的语言不会消亡,我们的文字将会永存”为信念,以“记录或将消失的语言、美丽的村庄、渐行渐远的田园牧歌和在西越原野上生息繁衍的父老乡亲以及走在人群边缘的忧郁青年”为目标。2015年初又出现壮语网络广播电台“朗声僚/langh sing raeuz”。电台宗旨是“不忘祖,不忘根”,广播语言以“坚持书面语的严谨、创新、推崇”为原则,广播内容包括壮布依文、娱乐、文学、传统、教育、新闻等。2016年后则出现了壮语文微信公众号,如以“热爱壮族,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推进壮族语言文字、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与发展,继承壮族丰富悠久的文化遗产,打造壮族文化展示传播的新平台”为目的的“壮乡勐僚”,以“学习和欣赏壮-布依-岱-侬人的语言文化,探索和建构其严谨健康的书面语表达”为目的的“梦僚文化”。

  另外还有一些壮文爱好者的网络壮语文影视作品。其制作虽显粗糙,但却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壮语文化传播方式,即在壮语情境之中传播壮族形象,让壮族文化回归壮语圈,传递其原态之美。

  正是壮语文网络音乐、壮语广播电台、壮语文微信公众号等让壮文、壮文写作、壮语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广为人知,为壮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与传播开辟了新的空间,显示了基于新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一种新可能。

  基于新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

  据2018年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的最新全球数字报告显示,全球使用互联网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越了40亿,而同期的全球人口数量大约为76亿。这意味着全球有一半的人口“触网”。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普及率为57.7%。这些数字无疑在证实我们生存的“地球村”化。它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将意味着什么?在网络壮文写作的壮语文化传播中我们已感觉到了一种新的生机。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新的生机”呢?

  这就要我们先了解已身处其中的现代社会和互联网传播特性,了解基于新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需求,或者说其现代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吉登斯曾指出现代性源于“时空的分离”、“脱域机制”与“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其中“时空的分离”与“脱域机制”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时空的分离”是“脱域”的初始条件。对于现代“空间”吉登斯曾这么阐述:

  “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

  这里指出了前现代的空间与地点基本上是重合的,而现代的空间却日益与地点相分离。这种空间特性已具有“脱域”意味。对于“脱域”,吉登斯是这样讲:“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或者是“从当地的情景中把社会关系抽离出来,并在不确定的时空距离上重新加以结合”这里,吉登斯所说的脱域机制主要指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比如货币,它能“将交易从具体的交换环境中抽脱出来”,是“时-空伸延的工具,它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隔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而贺高玉先生对此作了一种更为通俗的诠释:“‘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和具体地点抽象出来而可以在时空中无限推广、延伸。”由此得出的“脱域”概念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发展就很有启发性。贺高玉先生指出了:“时空的分离及脱域机制既然使社会关系、专业知识、历史事件能够脱离具体情境而进入到全球的范围,那么文化会不会也产生了这种脱域的现象呢?文化是否也能脱离自身的具体语境而在全球自由流通,而非像原来那样被认为是与土地不能分开的,或者是从一块特定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土特产?”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既然“脱域”是理解现代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或者说脱域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那么对于从根本上是地域性的文化来说,其现代发展便不免具有脱域性,即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其原附着的地点、场所而进入全球的范围,或者说在现代社会下,文化发展需要通过“脱域”才可实现其现代性。在这,文化的现代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发展,便关键性地转变为如何“脱域”的问题。贺高玉先生似乎将这一环节略过了,而转入文化“脱域”所带来的“转译”性,即杂交性,当然这跟他正论述的论题有关。现在我们返回问题的重点,即文化发展的脱域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涉及到另一个概念,即“再嵌入”。其实吉登斯在谈到脱域所造成的非地域化时就说,非地域化并不只是意味着共同体的失落,它还为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再嵌入”——即重新进入具体的时空——提供了机会。这就告诉我们,脱域同时意味着再嵌入,即重新进入具体时空。甚至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此“再嵌入”是脱域的旨归与原动力。然而,由“脱域”到“再嵌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出或传接问题,它需要有一个可再造境的空间。因为,“脱域”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抽离了具体情境具有通约性的符号体系,仅凭此抽象而灰暗的符号是很难实现“再嵌入”,因为“再嵌入”意味着具体的情境。所以,“脱域”需要有一个空间再造境,对应“再嵌入”的情境。

  其实此“脱域”与“再嵌入”所描述的也是文化传播技术内涵。由此而得到的启发是,要解决文化在传播上的脱域问题,只有同时解决了其再嵌入才是可能的,那么什么可以保证此脱域与再嵌入的连贯性与同一性呢?无疑,这就是互联网。

  那么互联网具有什么特性,让其与此脱域和再嵌入对应上呢?

  我们知道,互联网中的个人或组织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众,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多对多”传播格局,这种传播者与受众同为一个界面的互联网特性保证了脱域与再嵌入的连贯性甚至同一性。因为每一个界面,不管是个人或是组织,都可看作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情境、场所,当它作为传播者时,所传播的内容本身是带有该界面的地点性、情境性、场所性和时间性,但是一旦进入互联网传播,该内容马上发生脱域,即脱离源界面的地点、情境、场所与时间,抵达另一个界面,也即再嵌入另一个具体时空。当然,在这里,网络传播的内容能从一个界面实现“脱域→再嵌入”顺利抵达另一个界面,是源于互联网同时具备了这样的几个特点:一是网络可营造和承载一个同时可延伸或满足人的视觉与听觉的空间,或者说网络具有虚拟现实的能力,而这为“脱域”的再造境提供了可能;二是在现实处境中处于无名、弱小、卑微、底层等状态的存在者都可以进入网络空间,并于其间重塑自我;三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降低了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成本,从以电脑为终端到以手机为终端,上网成本在不断降低,同时网速却在不断提高,这就使得上网的门槛越来越低甚至消失,这意味着更多贫穷落后的“少数者”也可参与互联网。

  正是互联网的这些特性,让文化现代性的脱域与再嵌入成为可能。而这特别地指向基于新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发展。以壮文写作为例,其现代发展所受到的最强大牵制力主要来自两方:首先,壮语是一种附着于有限地域的语言,它主要在壮族地区流通,而且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的社会上,其声望都相当低,甚至还出现了自我萎缩的现象。在汉语普通话普及的情况下壮语正失去其原生态的语言环境,一些壮语村随着现代通讯的引进与电视的普及,其日常用语已逐渐为汉语普通话所取代,而学校的汉语教育也让新一代以汉语普通话为主要交流语。另外,打工潮则让越来越多的壮族人脱离了其原生地,所谓的壮语村正越来越空巢化。壮语虽不属于濒危语言,但由于存在以上诸如语言声望低、母语教育不被重视、民族语言使用自卑心理等原因而已处于一种濒危状态。这势必不利于壮文写作的现代发展。其次,壮文作为一种新创制文字,其社会使用性不强,是一种有待于不断衍义和不断丰富的文字符号。而另一方面,由于壮族历史上无统一民族文字而缺乏文化统合,同时壮语自身存在众多而庞杂的方言,壮文的发展首先需要经历一个标准化和客观化的阶段。然而,壮文推行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了日益萎缩的局面。这都成为基于壮文的壮语文化传播瓶颈。壮语文化传播首先是语言文字传播。而语言文字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一,保持壮语在壮语地区的母语地位,不仅仅让壮语圈文化主体体会到母语文化之美,而且要让非壮语圈文化主体领会到壮语的独特之美;二,要让壮文成为壮语圈内的普遍交际工具,让它既成为个体的主观表达符号,同时也是可以为大家所理解的具有客观性的标准化符号,既承载着历史传统的农耕文化,又可以传达现代社会的城市文化。

  那么壮语言文字如何在越来越多的人正离散于母语故土之外、并为强势语言文化所包围的情况下有这样正常健康的发展或传播呢?在这,互联网提供了这种可能。首先,互联网的“把关人”消失、门槛降低甚至消失等特性保证了壮语言文字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网络空间这一公共场域,这就为壮语言文字解除了被绑缚于有限地域的魔咒,具备了脱域的初始条件。网络具有仿拟多维空间的能力为再造境提供了可能,这就为壮语言文字的发展提供了最可展示其创造力的空间。语言文字本身是一种抽象符号,它之所以可成为一种交流工具,源于它所紧紧倚赖的生发之场域,即母语之地,或者说语境。而进入网络空间的语言文字自身已意味着一种脱域,即离开其生发之地或语境,成了纯粹的飘浮的抽象之物。如果说脱域旨在再嵌入,即再次被接纳和被理解,这就决定了网络空间中的语言文字同时也必须是语境中的语言文字,而这个语境已不是原来的生发之地,只能是一种仿生发之地,也即仿境,或造境。而网络具备有这种造境的条件。这时,便可以运用音、字、画、声等因素再造人的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重新组合各种可通约与不可通约符号,以通约符号携带不可通约符号,并让各种符号互相诠释,从而使壮语言文字既保存自身个性又为他者所接受,即在实现自身的脱域时又可实现再嵌入。通过这种再造境,实践语言文字的再嵌入,由此召聚而来的不仅仅是散落于各地的母语网民,在网络空间中重塑母语文化体,而且也可能有非母语网民,从而扩展自身文化的传播力。如网络壮语流行歌《酒干了就卖瓶》(《Gwn Laeuj Liux Cix Gai Bingz》),曲子是非常经典的《酒干倘卖无》,歌词意义却已发生变化,主要反映生活于城市里的青年人情感与存在感,用大化壮语方言演唱,以现代摇滚音乐演绎,MTV呈现,画面是几个壮族青年歌手的深情演唱,同时配上壮汉文字幕。这首歌一经放到网上其点击就很高,成了目前影响力最大的壮语流行歌曲。它并没有因为壮语方言的演唱而妨碍其再嵌入。而之所以能无障碍地被接受从而“流行”起来,意味着其中必然有一种可通约性。除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通约符号外,作为中国经典歌曲的《酒干倘卖无》其曲子已成为中国网民的通约符号,而现代城市的青年人情感与存在感也可以说是一个可引发网民情感共鸣的通约符号,正是在这些通约符号的共同造境下,不可通约符号如大化壮语、壮文能在网上完成了“脱域→再嵌入”的现代蜕变,产生了现代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体现在:首先壮语网民由于听到此母语歌曲而有了民族文化自豪感,消除了原有的文化自卑心,不懂壮文的网民可能由此而自学起壮文,于是这便是让壮文真正地被用起来,从而不断拓展其社会性与深化其客观性;其次,非壮语网民听到一首不一样的《酒干倘卖无》,看到了壮语的独特魅力,从而有利于营构一种美美与共的文化氛围。

  要让新创制文字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介质自如进出于符号流通空间,就意味着让此文字被使用起来,也即让它必须既作为个人语言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或客观性。这种语言的个人性与社会性,洪堡特曾论述得很透彻:

  “……人只有在尝试性地检验过他的话在别人那里的可理解程度,才能理解自己。因为当自己创造的词从别人的嘴里重新说出时,客观性就被提高了。但主观性并没被丝毫削弱,因为人与人的感觉总是一致的。甚至主观性还被加强了,因为那变成语言的想象不再仅仅属于一个主体。在它转移到其他主体那里去的同时,它与整个人类的共性部分衔接起来,每个个人都具有一个这种共性的变体.它之中包含着通过他人达到完善的要求。群体对语言的共同作用越大、越活跃,语言在其余相同的情况下获得的就越多。使语言在思想创造的简单行为里成为必要条件的东西,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也不断地重复出现。用语言进行的群体性消息传递为之提供了保证和推动力。思维力量需要与它自身相同而又不同的东西。相同的东西将思维力量点燃,不同的东西使它得到了它的内在创造性的一块试金石。”

  个人的主观性的语言即是在使用中的语言,即言语,它具有属于个人的独一无二的内涵,这是言语的不可通约之处,但是脱离开个人的言语却可以被他者所理解并被引用,也即脱域的言语可实现再嵌入,尽管这“理解”与“引用”已不是个人在表达之初的原义,而这已隐含了言语的可通约之处。语言的社会客观性便是由这种个人间交流的言语沉析下来的可通约部分,它保证了个人言语的“再嵌入”性,即可理解性。一种语言越被频繁地使用,由个人之间的交流言语所沉析下来的可通约部分越积厚,其社会客观性便越明显,同时意味着个人言语的“再嵌入”性越强,而个人言语的创造性也便越强。因为他由此可以在一个自己被理解的可能性更大的空间中更为随意地发挥。这应该就是一种语言健全而正常的运动(传播)规律或轨道。

  而网络壮文写作,在壮文还处于既缺乏语言个人主观性(使用性不强)也缺乏语言社会客观性(标准语的欠缺)的状况下,却可能可以带动着壮文直接步入如洪堡特所揭示的正常而健全的语言运动(传播)轨道。首先,网络壮文写作通过聚合着音(主要指音乐)、声(语音、音响等声音)、画(静或动态画面或视频)、字(文字,可多种)多种视觉与听觉元素再造语言之境,在此境中,利用一些可通约符号消解诸如方言、文字等不可通约符号因其非社会性与非客观性而带来的交流障碍与文化符号紧张,从而携带具有个人特质与民族性征的不可通约符号进入公共领域,为公共领域的在场者所接受,即完成对具体场域与言语者的嵌入,被他人所引用与理解。其次,网络壮文写作借用互联网这个庞大到可覆盖全球、精细到可深入一个人生命的每一刻、快速到可让传播与接受同步进行的特性,让自身所携带的不可通约符号因普泛的流通而不断沉积出可通约的社会性与客观性,并让不可通约符号组成一种持续的衍义链,在这种不断自我丰富的衍义过程中建构起完善而宠大的自身符号体系。在这,就很好地解决像壮文那样新创制文字的社会使用性不够的问题,从而让其很好地充当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介质,并重塑着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形象。

  互联网这种传播与接受合体的双向互动性质,决定了基于新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是以自身为传播者的“脱域→再嵌入”符号顺行运动和以自身为接受者的“再嵌入←脱域”符号逆行运动的产物,前者是为了让自己被他者所理解与引用,后者则是对他者的理解与引用。这种顺逆向的同时性,不仅仅意味着基于新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可以在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空间中寻得自身的生存,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多元杂合、包容异质的文化生态。这便是具有高度脱域性与再嵌入性的互联网所给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带来的新启示与新可能。

  小结

  在具有第三空间意味的互联网里,壮文写作也具有了第三空间性,这是对基于新创制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最大启示。首先,在传播与接受合体、脱域与嵌入同一的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将进入“脱域→←嵌入”的现代传播模式,践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克服其语言文字的地域性局限,通过网络空间再造境,呈现其语言文化特性,既可让在线母语个体理解,也可让在线非母语个体接受,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在自由、平等的网络空间中与其他文化形态形成一种美美与共的和谐文化景象;其次,网络空间强大的多维造境功能与平坦无阻的视界,让少数民族文化将融合着视觉、听觉等多种呈现元素,表现出一种杂合多元文化因子、包容多种异质的文化生态与传播生态。应该说,也许只有建基于互联网的第三空间传播,“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文化的“百花齐放”“开放包容”“共享共赢”才具有真正的建构平台。

  (本文原刊于《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周飞伶,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浙江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