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安||祖先记忆与区域历史:“土兵后裔”传说解析——以桂林山区“河池南丹土兵后裔“传说为例I论文 发布日期:2019-09-30   作者:胡小安   点击数:97  
  摘要:桂林山区普遍存在“河池南丹土兵后裔”的传说,通过分析该传说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并探寻传说背后所体现的寻祖寻根文化,得出结论是:这种文化能够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理清其形成的过程,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区域历史过程。   关键词:祖先记忆;族群历史;寻根文化;南丹土司   一、“河池南丹土兵后裔”传说在桂林地区的分布   在今天桂林很多山区,流传着“河池南丹土兵后裔”的祖先传说。据笔者初步调查,其范围大约西起融安、永福、临桂,东到兴安,北到龙胜,南到鹿寨中渡镇一带,几乎遍及桂林大部分地区。   今融安县桥板乡,是明代永宁州(今永福寿城镇)富禄土巡检罗永山后人所在地。据嘉庆二十年(1815年)富禄镇土巡检罗永山后人所立墓碑云:   祖讳永山,先世祖讳兴德之后。兴德公籍隶江西南昌府。宋时岭西百蛮作乱,从狄青将军征战有功,敕封那地世袭服色土知州,遂落籍于那地。元明,子孙世袭职。嘉靖、隆庆间古田贼韦银豹等为寇,奉文调那地等知州征剿。祖永山公协同土知州军扫平贼寇,改古田县为永宁州,爰立三镇,敕封祖为富禄镇世袭土巡检,管辖兵民,给永盈崇良二里兵田供膳土官兵,子孙世袭禄爵。   鹿寨中渡镇寨上村敕封《韦氏族谱》中所载清宣统三年谱序云:“昔广南蛮侬智高反,狄武襄公率师征之,事平,以将领分隶土知州知县,世守斯土,迄今南丹那地诸土州犹有氏韦者……闻吾祖郎云公,先由庆远东兰州迁永宁之凤凰塘喇敢村,后迁安和里之板坡村,迁今寨上村家焉。”   临桂县茶洞乡有良头、思吉、龙曲、江底、鹿角等村有蒙、梁、韦、谢、秦、苏、欧等姓,都传说其祖自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1398年)从河池南丹迁来。而现存于思吉村一通乾隆八年的墓碑更把蒙氏迁来时间推到元代:“人生有本,海水有源。祖系南丹庆远府思恩县臣先村人氏,于元朝元统年间奉旨批下总兵,居迁临桂西乡茶洞。”广西历史上,有两个名为思恩的建置:一为思恩县,唐置,治今环江县思恩镇;一为思恩府,明置,府治最初在今平果县旧城,后迁武鸣县府城乡。后来该村蒙氏族老明确考出乃今环江县下南乡下南村,并指出今之族众遍及临桂茶洞、保宁、五通,永福寿城、龙江等乡,达几百户数千人。   今灵川县青狮潭镇下马鞍村,即明清两代灵川的六、七两都交界地,有一通据说是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碑,兹节录如下:   韦公佑、陈仁碧、黄聚才、陈发珠、韦发禄等,原系庆远府思恩县镇守东兰、金兰二乡……蒙前上宪张调我等充乡勇、作先锋,引兵征剿。不数年,贼概逃亡……我等陈、韦、梁、侯、黄五胜奉安西江,承守马鞍隘。……至成化二年,仍被湖南扬恫猫贼潘黑、石天林劫杀富江、溶江、白旗山等处,掳掠男女数百口,放火烧房,众贼布旗山林,无兵征伐。兴安守备秦,自来西江马鞍隘统带隘丁韦公佑,抽兵数百前往征剿。   成化二年五月二十日立   这一祖先来源传说逐渐为周边数姓所共同认可,如灵川蓝田、青狮潭两乡梁姓壮族后来叙述祖先来历云:   梁胜始祖系庆远府南丹州思恩县东兰乡河池都镇守西山石坪村。……至洪武三年五月初四日,(临桂)西乡黄老人告到上司台前,苦求救兵灭贼。上司即日行文飞报庆远府,吊(调)东西二乡隘兵头目韦公佑、黄公益、黄聚才与始祖陈仁左、仁右、梁来兴、来发、侯万清等带领隘兵数千名,至四年正月初八日到偏山、茶恫安营,分开隘兵把守关口。   民国时期所修兴安县《韦氏族谱》载:   兴安县韦胜始祖韦公佑,系庆远府思恩县人,其祖韦天贡,生住死葬都在庆远宜山县都街地方。成化四年间……护卫旗军花七十和曹斌并当地里老二十四人,联名呈报上司,批准给派管带韦公佑率兵丁八十四名前来富江协理军务。把守一十八隘口(俱在今兴安县),并给田耕守。   灵川蓝田乡西洲村韦氏《西洲历代记载宗族薄》前言亦有大致相同的叙述,并增加有康熙年间大败廖三的故事。其含义下文会有分析。   龙胜县龙脊乡清代《廖氏族谱》云:   亘古昔祖原籍山东省,出世是东昌府大巷口人氏。宋神宗二年二月初八日,迁移回至粤西省庆远府南丹州河池县,历有数十代。后于明太祖洪武二年,因瑶造反,自祖避回,兄弟三人,长广道、行次广德、广兴行三。离地行敬,大房广道奔入全州武营,弩箭经年;次房广德迁往灵川廖家塘廖家店,开店置业为生理;三房广兴即往兴安富江洞明塘大巷口,安家耕耘基业。   还有其他史料,兹不遍举。从上述祖源说法中大致可以归纳这么几点:第一,地区比较广泛,但基本在山区。第二,基本上都说是朝廷征兵平乱而来,最后定居当地。只有龙脊廖氏稍有不同,但还是能看出营伍的痕迹。第三,祖源地点比较混乱,比如有南丹州思恩县东兰乡河池都、庆远府南丹州河池县之类说法,这正符合祖先故事口传的基本特征。   二、族源记忆与历史成因   这些人群其实是不同时期进人桂林地区的,其原因也不完全相同,不过总的说都与朝廷征调桂西土兵平定广西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或某些内乱有关。比较早的在元代顺帝至正年间,曾任庆远府经历的罗咸记载桂林军屯情况云:   静江西南曰茶恫,当寇之冲,朝发而夕至郡,为连络数百里,设千夫长二人……兵二千八十六人,人授田六亩,计田万二千四百八十有奇。前桂平县达噜噶齐塔雅克、邓忠诩校尉茶恫正千户,守其地,务农训兵……居之七年,瑶僚屏迹,耕乐其业。   仅据此资料人们不能肯定这些被调来屯田的士兵是否广西本土人,但从撰文者是庆远府官员一点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至少在元世祖时期平定上思州土官黄胜许之后,就有“尽取贼巢地为屯田,募庆远诸撞人耕之,以为两江蔽障的先例。”   至于明代为平定桂林府古田县(今永福寿城一带)“僮乱”而调桂西土兵,并设立土巡检之事,光绪《永宁州志》卷六“险要”载:   桐木镇在州南五十五里,富禄镇在州西南七十里,常安镇在州东南一百二十里。按,隆庆五年调汉土官兵大征古田,而南丹、那地、东兰莫、罗、韦三胜土知州成领土兵来助。韦贼授首后,巡抚石汀殷公乃奏设三镇土巡检,以防驭余孽,即择三土知州之族受其职,予以世袭。而南丹莫罗得桐木镇,那地罗永山得富禄镇,东兰韦显忠得长(常)安镇,各领土兵分守……迄后僮僚渐皆向化,桐木距州治近,遂于万历二十一年汰革,官兵田归民户。而富禄、长安二镇土巡检亦于康熙五年裁之。   虽然作为实际权力的土司早被裁撤,但是作为土司的后裔,其先祖历史非常值得重新叙说。前引融安县桥板乡罗氏墓碑还有“子孙繁衍,身列胶痒食饩明经者有人”的说法,这些读书人应当就是历史记忆的主要整理者和重述者。由于这种记忆的强化,当代还有不少人了解罗氏土的历史:   我们罗家是壮族。原籍江西,以后迁广西。韦银豹起义,我们始祖永山公带兵来打,在这里抓得韦银豹,在拉票大山打死黄朝猛。因为这点功劳,朝廷皇帝就叫我们始祖住这里,封为土巡检,有兵有田。(融安县桥板公社下良大队后寨村罗祖66岁口述)   桥板罗家因为捉了韦银豹,封为世袭土官,子孙世代有功名。罗土官有十六个兵,有养兵田,莲花、高寨、拉洞一带都有他的兵田。(永福县和平公社枫木大队潮水村黄绩轩95岁口述)   随着更多读书人的出现,作为僮民管理者的土司首先开始汉化,他们更需要借助这种文化权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嘉庆年间不断重复祖先的故事,这有文化大环境的影响,因为整个广西尤其是桂柳地区在乾嘉道咸时期出现了一个修谱建祠的高潮。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随着桂柳山区的不断开发,各种人群不断进人山区,各种经济方式尤其是商业给当地带来很大的冲击,作为统治者的罗氏需要借助历史资源来维护自己的权势。   可见,今临桂茶洞、永福寿城一带之南丹后裔说,是元代以来不断进行的族群多元结构过程,有僮人、汉人、瑶人等等,到明代设永宁三镇土司之后加强了这一族群多元结构。在之后则有政治衰落,经济文化逐渐强势。那么,在不设土司的灵川、龙胜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况?   遍及灵川西部、北部山区韦、梁、陈、侯、黄氏祖源传说的起源,与清代康熙年间官府征调桂林地区原有的耕兵系统以平定“廖三之乱”有关。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兹从略。概言之,至迟从明代中期开始,桂林各地已经驻有从桂西征调而来的土司兵,因分田且耕且守,又称“耕兵”。万历《广西通志》卷二十三“耕兵”条云:“广右瑶僮出没,耕夫释来。一有征发,辄籍狼兵。事平之后,复籍狼兵为守,统以土官,仍以其地界之……而在在皆耕兵矣。”同上《广西通志》又载:“桂林府属耕兵一千八百三十三名。灵川县耕兵一百名,给田九百一十九亩二分零,兴安县无兵田,但有狼兵四十名,每名岁给鱼盐银三两。”   耕兵一般有大小首领,大首领一般成为土巡检,比如永宁州富禄等三镇;小首领后来往往成了堡目和隘目。这些隘堡兵丁平日且耕且守,还需随时听候调遣的。雍正《灵川县志》卷之一“堡隘”记载道:“鬲山堡独辖四隘,堡目一名,堡卒十六名,各给田耕种,把守七都马肠界。马肠隘,本峒僮人把守七都西路;韦工隘,岭底瑶人把守江东路;古峒隘,本峒僮人把守东江路。”这说明清代灵川仍然存在隘堡和兵丁。   康熙五十六年(1771年)官府平定了波及灵川、兴安、龙胜、义宁(今临桂)等县的“廖三之乱”,就是大量调用这些隘堡兵丁。此事件是桂北族群变动的一个契机,新的族群或原族群的不同支系得以进据新的地域并占据不同的地位。如前引灵川兰蓝田乡韦氏《祖先来历》补充云:   “祖系广西省庆远府思恩县金兰乡籍,自明朝洪武年间始祖韦万教同马安始祖韦公枯等带兵征贼,镇守容县,至成化四年来至桂林府灵川县西江口马安把隘,至成化五年,始祖等又招韦、陈、梁侯四胜同在西江分住耕作把隘。传至康熙二十年辛酉岁,因杨梅寨廖三作乱,杀害族中多人。因廖匪猖撅顽固,至死不降,后至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岁(前)蒙[前]楼县主亲自带兵征剿平服,后将贼业申详,设立兰田一堡,以得安宁之矣。道光十五年乙未岁孟秋月记。”   连今天被定为回族的灵川白氏,也把自己与南丹祖籍、平廖三之事联系起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所修灵川《白氏本支百世》序云:“祖籍教门,系广东佛山为祖居之籍。兹因族繁,移居广西庆远府南丹州南门外大田村。至明朝洪化年间(公元1678年-1681年)又移居桂林城内文昌门。奈因彼时灵川六、七两都山崇林密,贼匪易藏,不时侵扰邻都,田地抛荒,钱粮无纳,官兵莫奈。幸蒙巡抚部院委谕,又蒙列宪挑选,白廷万、廷华、廷冕兄弟三人作乡勇,当先锋。平服,奏定章程,设立隘口把守。”据笔者考证,这次白氏兄弟做乡勇平乱之事正是平“廖三之乱”。这种强调祖先来源和参与平乱的叙事,其实质则仍然是一些不同族群后来利用廖三事件在讲述自己人居权的历史。这种普遍说法,不知是乾隆以后诸姓合谋而造,还是有更早所本。不过这种共谋确实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历史记忆。   大概到乾嘉以后,由于桂北山区的开发以及国家权威的进一步深人山区,各族群为了资源的争夺优势,并靠拢官府,需要讲述自己悠久的历史、清晰的祖籍、优势的身份,河池南丹的土兵后裔满足了所有条件,加之山区的少数民族读书人增多,这些文化人不断在讲述自己的祖先故事,并熟练运用文字记录下来增加其权威性,塑造和强化了普通族众的记忆,最终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祖先来源故事,即成化年间或更早时期受官府征调来自庆远府思恩或南丹。这套说辞其实反映了区域社会联结的事实。   这种叙述影响了某些散居僮人的祖源叙述,前引清代后期所修龙脊《廖氏族谱》,讲到人桂祖乃“粤西省庆远府南丹州河池县”籍,兄弟三人有人全州武营者,人们仍然看出有桂西兵丁征调的影子,龙脊僮人并没有脱离桂北僮人传说的基本套路。不过其中另有祖先经营致富而向潘姓瑶人买置山田的故事,则可能说明原先龙脊的主人正是瑶人(今天龙脊周边的瑶族仍然大大多过壮族,也说明此点),后来的僮人其实并不一定是世代耕守的“耕兵”,否则没有必要向瑶人购买土地才能定居。   《龙脊乡廖氏家谱》所记录的祖源记忆至今在平安寨、廖家寨和金竹寨等村寨廖姓中广为流传。他们坚信廖氏是最早进人龙脊的壮族,其后分居平安、新寨、金竹等寨。1988年以前,上述廖氏各寨代表在清明节的时候去八滩寨祭扫始祖陵墓。1988年,兴安县重建了祖先的墓碑后,代表们又都去兴安县扫墓了。   不只是廖姓,其他各姓在资源分享和竞争的过程中,也有通过重构祖源记忆建构起南丹这一祖先家园符号。比如侯姓,是在驱赶了当地瑶族之后,定居龙脊侯家寨的,因而壮语至今仍称侯家寨为“jiyiu”(即瑶寨之意)。为了驱逐时居侯家寨的瑶族,联合势力较大的廖家,他们声称自己的祖先乃清康乾时由南丹迁来。到龙胜后,先在瓢里、金石落脚,旋迁至官衙(今和平乡),而后北进至龙脊。潘姓壮族原本也可能是瑶人,最早迁人龙脊的廖家就是从潘姓瑶人那里购买土地开荒的,龙脊在壮人到来之前是潘姓瑶人的聚居地,至今龙脊周边的瑶族仍多为潘姓,可是为了与占优势地位的廖姓和侯姓结盟,他们也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丹。几年前,他们还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始祖墓。   其实,潘姓的祖先叙事可能起自民国年间,当地有一通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清故始祖潘公讳发达老大人之墓”云:“潘姓系自河南荣(滎)阳县,迁本省南丹、河池、庆远等县,因苗乱,于清乾隆四年本支始祖发达公复迁龙胜大木村世居焉。厥后日渐繁衍,分迁各处,今蛰蛰之数百户,同一血统也。溯木本水源,天高地厚。谨勒石碑以示不忘。”龙脊、金坑各地潘姓均有列名。   此外,龙脊寨内一条石板桥上有一个据说是清同治年间所刻浮雕“三鱼共首图”:一个圆圈内三条鱼同向中央,于圆心共一三角形鱼首。这个图案,其实非常像道教的一些符号,甚至是太极图的变异,可能最早即是村内某种道教信仰的产物。但当地有一个传说是如此的:从前有三兄弟,因天灾人祸不得不分散谋生,分离前在石板上刻下三鱼共首图,约定日后在此图前团聚。如今当地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或说是龙脊廖家、侯家和潘家团结如一家的象征,或说是龙脊壮、汉、瑶族在抗清起义中风雨同舟、共同斗争的象征。其实质显示出族群间的联合是一个长期进行的过程,由当地壮族廖家、侯家和潘家的认同,到壮、汉、瑶族的认同。后一种说法估计是建国后的创造。   直至今天,这种关于族源记忆的叙述与实践行为没有断裂,一直有延续性。除了上述龙脊地区之外,桂林各地有“河池南丹后裔”传说的各姓在编制族谱中都遇到祖源追寻和认同的问题,还有不少人自发前往南丹等地追寻祖源地,有的还利用祖源问题要求更改民族身份。比如临桂茶洞乡好几个被定为汉族的村落都有此诉求,笔者2009年前往该地调查时,见到一份由族老联合向临桂县民委递交的《关于要求恢复蒙姓毛南族的报告》,报告详细叙述了祖先乃“庆远府思恩县”人,受元代朝廷征调来茶洞平乱戍守的历史经过,并总结出自己独特的少数民族风俗;该族并派人前往河池各地调查祖源来历,最后确定环江县下南乡下南村是其祖源地;族人还重修了祖墓。虽然他们的诉求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成功,但他们由此激发出的寻根认祖的热情一直没有减少。   三、结束语   对祖先的追寻与认同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情感,中国许多民族尤其重视。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或各地的实践,都不断地在构建民族或国家的认同,比如国家层面的祭黄帝陵、修炎帝陵,比如广西对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的弘扬,就是如此。大的认同是不断地由小的认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而且既然允许大的认同,就没有理由禁止小的认同。不少地方修族谱、建祠堂,是其敬祖和认同的需要,应该给予理解并支持。不管桂林地区关于南丹后裔传说的真伪如何,或者他们有何现实考虑,但无论如何不能否定这种感情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宣称的这个祖源地可能不一定是其真正的祖源地,但不妨碍成为“想象的”祖源地。   笔者同样关心的是,这种祖先传说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被不断塑造并反复述说出来的,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区域历史过程。在已有的类似研究中,比如刘志伟对番禺何氏家族祖先传说的研究、赵世瑜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研究、唐晓涛对桂东南“珠矶巷”移民传说的研究等等,学者把祖源传说放入特定的时空脉络下去加以解读,发现这种叙述都与这些人为了合法获得户籍或正统身份以求确立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关。桂北“南丹土兵后裔”传说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其中的讲述者未必都是无籍者需人籍的问题,还有重新记忆土司祖先荣耀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笔者注意到,其说法几乎都是在清代嘉庆年间以后被不断叙述的,而这时正是桂北山区被大力开发以及国家行政力量不断深入山区的时期,各族群必须借用各种文化资源来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以求在这一开发和被管理的过程中取得有利地位。鉴于明代桂西土司土兵的悠久历史、正统身份和对桂北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因此“南丹土兵后裔”这一说法逐渐变为祖先记忆的文化符号,有着很自然的过程。了解这一过程,一方面能更好地理解传说何以被创造与叙述出来,另一方面能更好地理解国家历史、区域进程与族群历史之间的关系。   (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胡小安,男,湖南城步人,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岭南和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   文章推荐:戚晓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图文编辑:邓永江(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