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七十年述评 | 论文 发布日期:2019-09-24   作者: 漆凌云   点击数:92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摘要:中国民间故事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至1977年,民间故事的采录与改写成为热点话题,学术研究弱化;第二阶段为1978——1999年,民间故事研究逐渐回归学术本位,研究方法日趋多元;第三阶段为2000——2018年,文本与语境成为焦点话题。七十年来中国故事学人不断吸纳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形态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表演理论等外来理论,将其与本土方法相结合,形成民间故事采录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多元的特征,初步搭建了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当下故事学面临研究范式模式化、创新性不足等困境,立足本土资源,坚守故事学的学科本位、积极吸纳相关学科成果、关注民间故事的多重生活样态、开拓新范式、深化故事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是故事学突围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民间故事;学术史;话语体系
 
        故事学是民间文艺学领域术语体系较为完整、研究范式鲜明的分支学科。中国故事学人从事民间故事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献记述的悠久、厚重;当代民间故事记录文本的丰富与多样;鲜活的民间故事讲述传统及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根基。近七十年来类型学、文化人类学、流传学派、形态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表演理论、文化诗学等外来理论不断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和本土材料相结合,形成民间故事采录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多元的特征,初步搭建了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书写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但我们的民间故事研究取得的成绩似乎难以与令人艳羡的资源优势相匹配,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面临的“研究范式模式化”“本体意识薄弱”等问题依旧困扰故事学人,制约未来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前景。接下来我们通过回顾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七十年的发展轨辙,反思当下故事学的研究范式,探寻未来故事学的突围之路。
一、重致用与轻学术:1949-1977年的民间故事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政策的核心路线是围绕“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展开的。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艺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及普及新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只需对集精华和糟粕于一体的民间故事按照思想性和艺术性标准进行“体检”便可。经过“排毒”的民间故事不仅是民族文化遗产,还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在周扬看来,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分析、批评、研究”是为新中国新文艺服务的,这与故事学人通过采录民间故事了解民众生活、思想及作为学术研究材料的旨归大不相同,决定了此后十余年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搜集、改写、出版了大批民间故事集,如《水推长城》《石门开》《中国民间故事选》《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等等。随着民间故事采录在全国的展开,各地陆续出版的民间故事集有五百多种(截至1964年),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系首次出版。此外,民间故事的改写工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意识,促进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采录过程中还发现了秦地女、黑尔甲、王惠、陆瑞英等故事家。其次是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讨论。1956年《民间文学》刊发了《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提出“必须反对搜集、整理工作中的胡乱修改现象”。不久,刘守华对李岳南关于《牛郞织女》的评论提出批评。此后朱宜初、刘魁立、巫瑞书、陶阳、毛星、贾芝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讨论,董均伦、江源、陈玮君、张士杰等民间故事采录家也撰文回应。刘魁立在讨论中提出的“一字不移”论和“活鱼要从水中看”的观点对当时及此后的民间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讨论的最终结果体现在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报告上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十六字方针是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在多年的实地调查过程中结合时代要求总结出的有效方法,兼顾了民间故事的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此后的民间故事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再次是民间故事的文类特点、思想内容、艺术特征、新故事研究。传统的故事类型学、比较研究和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方法遭到批判,民间故事研究大多围绕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而展开。代表性成果有钟敬文的《略谈民间故事》、毛星的《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刘守华的《试论民间童话中的传统形象》、贾芝的《关于阿凡提的故事》 、戈宝权的《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魏同贤的《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等等。
二、学术本位与多元取向:1978-1999年的民间故事研究
        改革开放后,伴随思想解放的大潮,民间故事研究迎来复兴期。钟敬文作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术领袖指引了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故事研究亦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内展开。为了回归学术本位,钟敬文倡导吸纳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方法,将民间故事视为民众的精神文化,主张从形态、类型、讲述、文化传承及功能等角度开展全方位研究。钟敬文在开拓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推荐西方故事学理论、加强民间故事研究的对外交流、培育故事学人才、指引故事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做出了卓越贡献。
       与十七年期间不到百篇的论文数量相比,自1978至1999年间民间故事研究论著从数量到质量均呈现爆发式增长,在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78至1999年共出版故事学著作55部,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27篇,论文895篇,年均发表论文40.7篇。新时期的民间故事研究呈现多元化走向,“文艺学的故事研究、比较故事学、人类学的故事研究、故事类型的研究、故事母题的研究、原型批评理论等,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平分秋色,在竞赛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成为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最富成绩的风景”。
       民间故事理论建设方面取得突破。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虽有显著的政治话语痕迹,但揭开了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序幕。刘守华在改革开放后撰写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故事学纲要》《中国民间故事史》等专著奠定了故事学领军人物地位。《故事学纲要》是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的建构之作,对民间故事的文类特点、分类、民间故事的传承与功能、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叙事艺术、新故事及民间故事采录进行较系统考察。《中国民间故事史》首次对文献记述的中国民间故事进行系统梳理,探寻中国民间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特征,将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加以改造后探讨中国民间故事的生活史,总结了中国民间故事2500多年的传承特点,是中国民间文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之作。许钰的《口承故事论》从体裁论、流传演变论、讲述论、采录论和研究史论方面对故事学的核心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刘守华、许钰的研究表明故事学有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段宝林倡导加强描写研究、关注“立体性”特征是中国故事学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民间故事的叙事学研究也有突破,如靳玮的《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李扬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等等。
       民间故事的采录取得重大成绩。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联合发文编辑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内的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撰以“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为准则,科学性被列为首要原则。《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撰以科学性为核心是民间故事采录思想的大跨越。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参与民间故事普查工作。截至2009年,共搜集到故事184万篇,公开出版省卷本30卷,集录5000多卷县卷本(含歌谣和谚语卷);讲述家约9900多人,涌现出耿村、伍家沟、走马镇等著名的故事村。故事文本的大量采录、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发现为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的学术研究创造了绝佳条件。
        比较研究成为此阶段民间故事研究的热点。比较研究方法在十七年期间因“因袭论”被视为资产阶级方法遭受批判。刘守华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拉开新时期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序幕。此后,刘守华在十余年间发表了数十篇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论文,专著三部,成为比较故事学的权威。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间、中国与异国的民间故事比较论著层出不穷,涵盖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种角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方法均有使用。出版的相关专著有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于长敏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等等;代表性论文有段宝林的《“狼外婆”故事的比较研究初探》、贾芝的《关于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法》、阎云翔的《纳西族汉族龙故事比较研究》、赵国华的《论中国的献人供妖与义士除害型故事》、萧崇素的《“灰姑娘”故事与中国民间童话》、钟敬文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白化文的《龙女报恩故事的来龙去脉》、郝苏民的《西蒙古民间故事<骑黑牛的少年传>与敦煌变文卷<孔子项诧相问书>及其藏文写卷》、傅光宇的《“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等等。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古典文学学者、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比较文学等其他学科学者均有参与。
       类型学是故事学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在改革开放后迎来复兴。随着钟敬文、刘魁立、刘守华等学人对故事类型学方法的倡导、译介与实践,故事类型学逐渐摆脱形式主义的污名,历史地理学派、AT分类法逐渐成为中国故事学人的学术用语。刘守华在继承钟敬文的类型研究范式基础上对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加以适当改造,开创了“故事文化学”范式,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机智人物故事也成为民间故事研究热点,祁连休、罗永麟、刘守华、屈育德、巫瑞书、黄永林、高丙中等诸多学者参与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相关论文有76篇,代表性论文有汪玢玲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陈建宪的《论中国仙女故事的类型》、刘晓春的《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马昌仪的《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刘魁立的《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等等。
        “文化人类学方法是最先介绍到我国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法,对我国民间故事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原始文化》《金枝》等文化人类学经典著作的系统译介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解读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新方法也运用至民间故事研究实践中。代表性论文有王霄兵的《脱衣主题与成年仪式》、郑海的《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的冲突:难题求婚型故事研究》、刘锡诚的《民间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考察》、王娟的《断尾龙故事的心理分析研究》、过伟的《侗族娘梅故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等等。
        民间故事讲述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民间故事集成工作在全国的铺开及海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蕴藏及活态传承特点吸引了诸多中外故事学人的目光。裴永镇、王作栋、袁学骏、江帆、范金荣、靖一民、王全宝等采录者秉承科学性原则采录了大量故事文本,金德顺、刘德培、满族三老人、山东四老人、孙家香、谭振山、尹泽、魏显德等著名故事讲述家成为民间故事学人重点关注对象。日本、美国、德国、芬兰等国学者先后到耿村、伍家沟、三江、长白山等地考察。故事家的讲述风格、故事家的认定、传承途径、生活史、讲述空间、个性与共性、性别特征等成为此阶段故事学界的新鲜话题,代表性论文有乌丙安的《论民间故事传承人》、张紫晨的《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传承活动》、刘守华的《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王作栋的《素质与氛围:刘德培德故事讲演活动及其它》、袁学骏的《耿村民间文学论稿》、许钰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个性特征》,等等。
三、文本与语境:2000-2018年的民间故事研究
        步入新世纪的民间故事研究面临民间文学二级学科地位取消、诸多故事学人转向民俗研究的困境,但依然在故事学理论、民间故事史、民间故事讲述研究、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类型索引编撰及文化史研究等领域取得突破。据不完全统计,十九年来出版民间故事著作131部(含修订版),博士论文62篇,硕士论文263篇,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40篇,年均发表论文96.8篇,总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涉及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现当代文学等多个学科。总体而言,民间故事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升。
       中国故事学人在新世纪的理论进展体现在吸纳西方故事学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特质,不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学话语体系。刘魁立在《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中提炼的中心母题、情节基干、母题链等术语体现了中国故事学人的学术创新,“生命树”理论在新世纪故事学、传说学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故事学理论的进步还体现在对民间叙事文类的系统考察上。董乃斌、程蔷的《民间叙事论纲》对民间叙事、文人叙事、经典叙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考察,总结出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互动循环图线:“民间叙事——文人记录——文本化——权力者介入——经典化——反哺民间——新的民间叙事——新的文本和经典——新老民间叙事和经典化文本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互动循环图线是对中国民间叙事的本土化深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对我们分析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神话、戏曲、话本、弹词、宝卷、小说等诸多文类的互动关系极具启迪价值。中国学者对民间叙事理论的探讨不止于记录文本,还对叙事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刘魁立的《民间叙事机理谫论》把民间叙事层次由里至外分为叙事核心、文本、超文本三层,把民间叙事流程总结为“真实演述人---文本演述人---文本---文本听众---真实听众”,在以往故事讲述研究中关注演述人和听众的基础上提出“隐在演述人”和“隐在听众”概念。此外,中国故事学人还在研究实践中萃取出 “故事带”“功能性母题”“类型核”“节点”“类型丛”等新术语。这些术语是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建设成果,展示了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的理论创新,为世界民间故事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此外,中国故事学人还对民间故事讲述活动及价值发生展开了新的探索。
       对浩瀚典籍中的民间故事进行系统爬梳是21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重大成果,夯实了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根基。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论述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发展态势、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中的亚型、古代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的互换现象、民间故事的录写与选编、文艺创作与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发展等问题,着重从宏观视角总结中国民间故事的演进特征。他以“故事类型核”为鉴别故事类型的标准,在故事类型的命名上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适当参照中国学界已有的命名方式来确定,以此展示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全貌。此书在古代民间故事的梳理、演变轨迹及故事类型理论思考等方面均有创见。他的《中国民间故事史》考察了中国民间故事两千多年的变迁史,还设专章介绍不同时期民间故事文本采录、民间故事讲述人和故事集的编选情况,彰显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讲述状况的广泛性和持续性。顾希佳在中国民间故事的文献梳理方面成绩显著, 201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呈现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丰富蕴藏及学术价值。作者从历代散文、史书方志、笔记小说、宗教典籍、民间抄本中集录民间故事文本,将较早出现而又相对定型的文本视为正文,异文附录于后,呈现出该故事在时代长河中从口传到书面乃至互动的演变轨迹。
       受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西方故事学理论影响,新世纪的民间故事研究愈发注重讲述语境。中国故事学人回归故事讲述现场,对讲述过程中的表演空间、故事家的创造性、叙事传统进行开拓性研究。江帆的《口承故事的“表演”空间分析》和《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以二十多年的民间故事田野调查经历为依托,最早把表演理论运用到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得到故事学界的广泛认可。林继富的《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从地域传统、叙事文本自身传统和讲述人的多重互动探寻故事讲述活动与民间叙事传统的紧密关联,将讲述人的生活史研究推进到探寻故事讲述与民间叙事传统的新领域。祝秀丽的《村落故事讲述活动研究》把民间故事讲述置于村落语境中考察开拓了当代民间故事讲述研究的新空间。施爱东的《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陈泳超的《状元杀和尚:一个陌生故事的四次演述》则创造性地引入实验法对民间故事讲述的变异情况进行深入考察。 
       新世纪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往纵深和跨学科方向发展,论文有252篇,博士论文19篇,专著17部。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首先对母题、类型等故事学术语体系进行梳理,再将历史地理学派方法与中国故事文本特色相结合,融入文化人类学、表演理论、比较文学、宗教学、叙事学等学科方法对60个常见故事类型进行深入分析,展现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本土化水平。祁连休的《智谋与妙趣——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研究》也是类型研究本土化的代表作。他依据中国机智人物故事本土特质归纳出328个故事类型,并剖析了故事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变体、亚型问题,在故事群的基础上提出了 “故事带”概念。类型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常和比较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及形态学研究结合起来,有的还结合故事讲述语境来分析,呈现多元化特色,代表性论文有黄永林的《一个机智人物的原型与流传》、刘魁立的《论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王青的《论中古志怪作品在民间故事类型学中的价值》、郑土有的《中国螺女型故事与仙妻情节研究》、李道和的《弃老型故事的类别与文化内涵》、金荣华的《一个民间故事的全球传播与变异》、董晓萍的《猫鼠型故事的跨文化研究》、陈建宪的《故事类型的不变母题与可变母题》,等等。
       比较研究视角的论文有159篇,博士论文有9篇,著作有17部,依然是民间故事研究的核心领域。比较研究不仅涉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民间故事比较,还拓宽至异国民间故事间的比较、口传文本的不同文类内部及与典籍的互动比较,研究视野越来越广阔、方法愈发多样。代表性著作有陈岗龙的《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王立的《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的比较研究》、刘守华的《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林继富的《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故事类型视角》,等等;代表性论文有薛克翘的《中印鹦鹉故事因缘》、郑筱筠的《佛教故事与傣族<召树屯>故事渊源》、李道和的《舜象故事与叶限故事关系考辨》、李丽丹的《<耿村民间故事集>中的一组“聊斋故事”》、陈明的《三条鱼的故事》、陈泳超的《“舜子变型”故事在中日两地的流传变异》,等等。
        文化研究取向依然是此阶段民间故事研究的主流模式之一。运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叙事学、形象学等学科的理论分析故事文本中蕴含的文化因子的论文共计有298篇。新世纪的文化研究模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从故事文本追溯民俗事象的文化史模式。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将书面文本和生活文本结合起来,民间故事的文学属性与生活属性得到有效勾连,开拓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空间。故事学人不断吸纳其他学科方法解读民间故事,如程蔷的《骊龙之珠的诱惑——民间叙事宝物主题探索》、康丽的《角色置换与利益代言:从社会性别角度解读中国巧女故事》、周福岩的《民间故事的伦理思想研究》、祝秀丽的《“猴娃娘”的象征:以民俗学和心理学的方法》、鹿忆鹿的《傻女婿的傻样》、张举文的《“定亲”型故事中“月老”形象传承的文化根基》、黎亮的《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等等。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编撰在新世纪也取得重大进展,朝本土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中国民间故事不仅在典籍中有丰富蕴藏,随着民间故事集成编撰的完成,许多学者提出应利用新收集的民间故事资料编撰一部更为全面、科学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金荣华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编撰领域成绩显著。他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依据AT分类法,融合了已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集》《中国民间故事大系》和译成中文的外国民间故事集,新增故事类型191种,专设情节检索,不仅成为现有最全面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还是世界三大国际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之一。宁稼雨的《中国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融合中国典籍类书编撰法和AT分类法把中国古代故事分为天地类、神怪类、人物类、器物类、动物类和事件类六大主题类,每一主题类下再细分出三个层级。顾希佳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表》和《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首次按照AT分类体系把散见于典籍中的故事文本搜检出来,加以认定、编码,增设了三百多种类型,呈现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丰富性。此外,斯琴孟和正利用数据库技术编撰一部世界范围的包括AT和SM体系的《蒙古族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四、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突围之路
       当下故事学面临研究范式模式化、创新性不足等困境,笔者以为积极吸纳相关学科成果,坚守故事学的学科本位,开创新研究范式,完善故事学话语体系是当下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突围的有效路径。
     眼光向外:故事学的开放性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要摆脱模式化的困境应不断吸纳相关学科方法,保持开放性。故事学能够成立是因有独特的研究范式(如历史地理学派、形态学)与术语体系(类型、母题、功能)做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派、故事形态学理论是以民间故事为本体借鉴进化论、实证主义、形态学、语言学等学科方法搭建而成的。就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实践来看,发现问题寻求外来理论解释是常见的研究模式,如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派、结构主义、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等外来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实践。在外来理论的译介与实践过程中,中国故事学者并未完全照搬,而是对外来理论进行充实和修正,拓宽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路径。如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范式就注意到历史地理学派的一元说缺陷、过于注重口传文本忽视文献记述和口传叙事艺术特征的不足,关注到中国民间故事传承的本土特质,还借鉴了本土的考据方法。再如表演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中国学者也是吸纳表演理论注重语境、过程、演述空间、传统及传承人的优点,“将多种理论视角相融合、强调历史维度、重新思考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江帆、林继富、祝秀丽、王作栋等人的故事讲述研究正是居于悠久的故事讲述传统、农耕文化背景、丰富多样的文献记述得出的,深化了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拓展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空间。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开放性不仅是吸纳西方故事学理论,民俗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古代文学、儿童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只要有助于阐释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中的问题,都可以借鉴。如数据库能为民间故事的历史地理考察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借助图像等材料,我们能获取文化交流密切地区民间故事传播更为确凿的论据,如陈明的《三条鱼的故事》。新近的实践民俗学关注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实践,“研究者不再以旁观指摘的姿态,而是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世界之中并与之融为一体,他不仅作为认识主体,也成为了实践主体”  。这一视角对我们如何探寻民间故事讲述人的心灵史及故事文本的价值及意蕴带来启迪。积极吸纳相关学科方法是故事学摆脱模式化弊病的有效手段。
         眼光向内:夯实故事学学科根基
        中国故事学的推进需要进一步夯实学科基础,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学科优势。故事学的多种研究理路也需要不断整合,拓展新空间。以比较故事研究为例,原有的故事起源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并存给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带来挑战,由于资料掌握有限及对历史地理学派方法的精细化了解不足,比较故事研究在21世纪初呈现弱化倾向。但民间故事的相互交流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刘守华提出的“多元播化”观是针对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得出的,有助于深化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以故事类型为基点,将比较研究、形态研究、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图像学、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方法统合是深化当前民间故事研究的有效路径。
        民间故事的诸多研究方法的整合也面临诸多挑战。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两种研究理路缺乏有效勾连可谓是故事学的“阿喀琉斯之踵”,历来遭受形式与内容分析相脱节的诟病。尽管普罗普认为“只有在研究了故事的形式系统并确定了它的历史根源之后,才有可能在其历史发展中客观科学地揭示故事中包含的最有意思、最意味深长的民间哲学与民间道德的世界” 。但普罗普并没有解决神奇故事形态结构的多样但文化意蕴却大抵相似问题,而且非神奇婚姻主题的幻想故事根源用成年礼来解释也显然不合理。就国内故事学界来看,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难以兼容。刘魁立认为“历时研究必然仅限于某一具体对象,无法将其所包含的全部成分和关联都予以说明,而共时研究则能抛开时间概念,在更宽广的范围内集中所有对象。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不相容的。”施爱东也认为“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正是无法相容的两种研究方法,坚持共时性,恰恰必须排斥历时研究和文化研究。”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分析。钟敬文认为“应该把故事当作人民的精神产物来对待,而不能只像故事类型学派那样,把它当作一种结构形式来拆解。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故事上,还要研究它所联系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讲述活动和表演语境等,而不能只分析它的情节单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适当的结论。”刘守华认为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繁复多样的背后“总遵循着某种逻辑,或暗含着某种文化信息与特殊意趣。”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也是倡导形态结构和文化意蕴、审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就当下研究实践来看,如何破解形态结构与内容分析互相脱离的“两张皮”现象是深化民间故事文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当下的民间故事研究,不仅在文本研究诸多方法间需要统合,而且民间故事讲述研究和文本研究之间也需有效勾连。步入21世纪,随着语境成为民俗研究的热词,学人开始反思重语境轻文本的倾向。陈建宪在新世纪初提出“走向田野,回归文本”是系关民间文艺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刘宗迪呼吁“超越语境,回归文学”。杨利慧也认为过于注重语境会导致轻视文本。万建中也提出关注民间文学的文学性和生活性兼备的特征。文本与语境是故事学不可分割的两翼,惟有两翼齐飞才能开拓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天地。
   眼光向下:直面当代民间故事的多重生存样态
       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应眼光向下,迎接社会变迁及新媒体技术给民间故事生存状态带来的变化。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存空间中,随着传统村落的日渐凋零,讲故事作为村落社会的娱乐交际方式亦随之消退,基于乡土语境的民间故事讲述研究空间日渐逼仄。但我们也应意识到,原有的讲述语境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不需要故事。换个角度看,民间故事在现代化语境下以文字化、影视化、动漫化、游戏化、舞台化、图像化等新的方式存在,呈现出“再民间化”特征。传播方式不再是单一的邻里、家庭间的口传方式,而是通过文字、影像、动漫、网络等多元载体以改编、改写、再创作等方式回归民众的日常生活。实际上,讲故事已成为许多家庭的亲子交流方式,边读边讲成为当代故事讲述的常态。“凯叔讲故事” “小丽阿姨讲故事”等广受欢迎的自媒体节目成为新媒体语境下的故事讲述形式。新时代的“故事讲述家”不再是面对面的讲述而是远距离地一对多讲述。多种载体的民间故事彼此间形成互文关系,研究领域也涉及民间文学、影视艺术、戏剧学、网络文学、传播学、儿童文学等多个学科,民间故事研究因此将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再民间化”为我们研究当下的民间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已有故事学人展开相关研究,如祝秀丽的《民间故事讲述的话语互动序列与合作叙事》。
本土话语、术语体系与中国学派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须坚持故事学的学科本位,夯实学科基础,积极吸纳其他学科方法和新技术,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关注当下民间故事的复杂生存状态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建立故事学的“中国话语”。吕微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整体移植,而只是借助了西方学术的表层语汇,其深层理念无疑已经本土化了。”本土化是中国故事学的重要特色,如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钟敬文的故事分类学、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刘魁立的民间叙事生命树理论,等等。但学科理论建设不足依然困扰着当下故事学界。
       就中国故事学七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提出了一些创新观点但不成体系。刘魁立1950年代提出“活鱼要从水中看”、段宝林1980年代提出“立体描写”、钟敬文1980年代提出“生活相”等创新观点。这些观点与21世纪中国民俗学界的“语境”“表演理论”“生活世界”等热词在学理上有相通之处。但受诸多因素所限上述观点并未在当时学界展开深入讨论,失去与国际民俗学界进行学术对话的良机,又因只是观点缺乏进一步的理论命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术语体系,在外来理论译介到国内后日渐被淡化。术语的体系化是形成学派的关键,以表演理论为例,表演理论体系中有“被叙述的事件、叙述文本、叙述事件”等核心术语,还包括“特殊的符码、比喻性的语言、平行关系、特殊的辅助语言、特殊的套语、求诸传统、对表演的否认”等相关术语,借助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术语体系构成理论框架及富有阐释力的个案研究,表演理论在国际民俗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术语体系及阐释力不足是当下中国故事学乃至民俗学界的软肋。但就故事学的文本术语建设来看,我们提出了故事群、故事带、类型核、中心母题、积极母题链、情节基干、节点、类型丛等新术语,其中“类型丛——类型——类型变体——情节基干——母题链——母题”的术语体系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的复杂多变提供了有效工具,比西方学者提出的类型、母题、母题素、原型、功能、神话素等术语体系的系统性更强。故事学的文本研究和语境研究是建立故事学中国学派的根基,当下我们还须在语境研究领域完善中国故事学的话语体系。
        “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准确把握,而不是对国外理论的刻意模仿。”顾颉刚、钟敬文、刘魁立、刘守华、祁连休、段宝林等故事学家构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研究模式和理论视角,是构建故事学“中国话语”的根基。但当下中国故事学术语体系化不足、研究范式缺乏创新性、未形成一系列理论命题是建设故事学“中国学派”的短板。惟有利用好本土材料提出具有阐释力的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故事学的中国学派才得以成立,中国故事学才能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发出“中国声音”。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 
(注释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漆凌云,男,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民俗学博士。
 
文章推荐:毛巧晖(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
编辑:邓永江(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