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传统文化的新发展与民间文化的新向度 | 论文 发布日期:2019-08-28   作者:毛巧晖   点击数:71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19年第2期

 

摘要:民间文化的发展和融入,使得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一步丰富、多样。与此同时,民间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基础”与“变异性”的独特优势,已成为中国向人类文化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保守主义、传统文化、民间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认同、回归、捍卫本民族文化传统为首要职责和根本特征,主要思考传统、秩序、权威等在社会生活及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意义与作用。

2018年,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已不再局限于儒学、诗经等国学热,而是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复兴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思想与文化理念进一步在多样性与复杂性中发展与前行,并在大力提倡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同时,使得民间文化成为重要向度。

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新发展

现代资本主义话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与当地文化交融、碰撞产生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以及倡导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等社会文化思潮。西方文化浪潮从16世纪传教士进入中国就开始影响中国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随着西方的入侵更是全面展开,这一时期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都是为了回应西方文化。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文化思想再次涌入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兴起。最初的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主要围绕儒家文化传统,这与当时德国着名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等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中西文化论述以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思考有着一致性,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其历史语境则是随着新加坡、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腾飞而形成。因此,很多时候,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将“国学热”“后现代主义”等都纳入其中,当然从其兴起之时就是如此。

新世纪随着文化间对话、交流的进一步推动,尤其伴随着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条例的推出,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更多交织在一起。但与民族主义相比,文化保守主义注重思考“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同时也兼顾“处理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2018年,新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随着这一思想的践行,“传统文化”的传承全面推广,渐趋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儒学热继续延续,读经、诵诗、国学班等盛行的同时,民间文化的发展也成为热点,“传统文化”从内涵到推广在2018年有了新的发展与反思。

民间文化取向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20185月,《教育部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的通知》发布,进一步表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高校教育。在政策导向与教育实践中,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成为关键。长期以来,儒学等被视为国学传统,亦成为传统文化主体。从山东曲阜祭孔仪式的恢复,到黄帝陵、炎帝陵祭拜,以及从小学到高中的吟诵诗词、穿汉服,甚至跪拜父母、老师的感恩、重道等亮相,纷繁复杂的形式、内容,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内涵的思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已经对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了全面阐述,比如,提到了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制度;中华优秀文化进入国民教育,也专门提到了“童谣”“儿歌”等;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则明确了“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实施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等。《教育部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的通知》更进一步明确了“立足地域传统文化特色,发挥高校自身资源优势,传承国家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统工艺和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特色传承项目品牌”。可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间文化渐趋显现。

20181月,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国范围启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对于民间文艺不同门类: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民间文学理论等进行编选,期冀对传统社会民间文学资源的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和汇总结集。彰显中华民族民众知识和生活智慧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范围引起关注,如中国远古先民逐渐形成的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后,代表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宇宙观、生命观、哲学观等引起世界关注;各地高校举行国学知识问答、国学比赛活动,这些从国家层面的文化活动到教育实践,都呈现了传统文化不再局限于儒学、经学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传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居于主要地位,是主流。随着“俗”“民间”等与儒学、经学并举,传统文化不再简单等同于诵经、读诗等,民间文化的融入进一步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丰富多样。各地、各民族传统节日、民间工艺、口传叙事迅速复兴,除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外,立春、七夕、重阳等节日文化亦进入大众传播视野,这与从前大肆流行、传播“圣诞节”“平安夜”等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对于改变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感情上的漠然等有显着效果。但不可否认,在这些文化活动推广与发展中亦良莠不齐。比如,宣扬二十四孝、传统跪拜仪式,女德、女经等,还涉及大量文化名人故乡、地域之争,更有甚者只关注文化遗产的资本转化,而忽略了大量优秀文化核心,迎合各种低级趣味等。这些都是对传统文化“时代性”的否认,一些人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一成不变的,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文化交流中的民族民间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从其出现以来就关注中外,当然主要是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中优秀文化因子,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贡献力量。但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一直到21世纪初,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从问题的情境、内涵都发生了变迁,最初它与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了张力,但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又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等交融、并行发展,直到九十年代末,尤其是新世纪,它开始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默契,甚至同步。2018年,文化保守主义除了弥合了官方与民间的距离与差异,在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表述的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位与趋向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以探寻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发掘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契合之处,也就是一直以西方文化为标准;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思想体系构建中,其基础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时代所赋予的文明的力量”。

当下是中华传统文化要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因此,更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各国文化的交流、互动,如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古老“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被进一步挖掘,讲好“中国故事”的活动丰富多彩。这一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从翻译学领域到汉语外宣项目,大量的学者与文化实践者参与,他们的思想理念也从最初的对外宣传,变为注重“文化间交流”的推动者。在这一海外传播项目中,中华戏曲、曲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项目在世界上推广,同时关注到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而且国家政府间对话与民间文化交流互为表里、相辅相成。2018年,政府间文化对话积极开展,但相对而言,民间文化交流并未全面展开。而民间文化在国际文化间对话有其丰富经验与独特优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文化就是新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比如,刘三姐歌谣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农民画的展出不仅受到国内的全面关注,国际上也反响极大。当时民间文化的对外传播就在国际交流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当下应对其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另外,民间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典型的区域性,同时亦有文化相似性,这使得文化交流具有了一定的基础。众所周知,当时《梁祝》在法国演出,其译名就以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推广,这说明在文化领域,中西方彼此交流与接收。墨西哥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对于亡灵节的描述让中国观众迅速接受,其基础就是相似的“灵魂信仰”,这也恰恰是民间文化的独特优势之一。另外,就是民间文化的时代“变异性”。民间文化并非静止的,它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这也是它的根本特性之一。大量民间文化能迅速吸纳时代精神,而且迅速成为国家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就已经认识到民间文化宣传革命精神的独特优势。李大钊同志曾为老家孙兆祥皮影班创作《安重根刺伊藤博文》,毛泽东同志更是提倡农民调查,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民歌讲授革命道理等,延安时期的文学经验亦让我们看到民间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时代性。

2018年,大量新创作的民间文化形式走出国门: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改编成大型歌舞剧在国际上掀起极大影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文化遗产亦引起高度关注,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知识与智慧。当然在国际交流中,民间文化应杜绝从19世纪以来的猎奇方式,或者放大某些落后成分,将其与民族主义混淆、交融,这些都忽略了中国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知识智慧的结晶,民间文化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恰恰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相互依存,命运以共有契合之处。总之,2018年,对于文化传统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儒学、国学等,民间文化成为重要内容;民间文化的融入,使得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一步丰富、多样,并且民间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基础”与“变异性”的独特优势成为向人类文化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路径。当然,在文化保守主义中,我们也应杜绝某些僵化、以“文化遗产”传播为外衣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

本文原刊于《人民论坛》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毛巧晖,女,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