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构建电影里的“中国故事”| 论文 发布日期:2019-08-28   作者:徐刚   点击数:54   文章来源:2014年9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正面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电影来获得自身的文化自信,以积极的方式顽强讲述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并能从中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的故事,这或许就是所谓电影里的“中国故事”的题中之义。

在当代电影全球化拓展的历史背景之下,电影的市场往往超越了一国之境。在此之中,票房收益固然是最大的市场逻辑,但电影本身所携带的一国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是潜移默化的“附带销售品”。这种“附带”的“销售”,使得电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解一国人民、一国文化的窗口,而在电影中塑造的国家形象也将直接影响到受众对该国的态度、看法和情感基调,从而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电影总是被称为“装在铁盒子里的文化使者”。电影始终都在其赚钱逐利的生意和陶冶情操的艺术角色之外,承担着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重任。

电影所饱含的这种文化建构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当代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历史角色。但在这个过程中,GDP的逐年攀升,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却难以根本改变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的命运。相比于中国制造在全球空间中的席卷之势,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却常常遭到误解。对中国而言,政治实力和经济总量等硬实力显着增强的同时,树立一个与此相匹配的文化中国的形象,无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就一直艰难地行走在“走出去”的过程之中,然而它们却没有为中国形象的建构提供太多建设性的贡献。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红高粱》、《黄土地》、《菊豆》、《活着》、《霸王别姬》等电影,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时间上滞后,空间上特异的中国形象。这是按照西方人东方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塑造,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么多年,中国电影展现出可喜的变化,但也终究难以走出这种宿命的格局。

最近,一向疲软的国产电影终于接连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继去年贾樟柯的《天注定》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之后,今年年初,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也在柏林“爆冷”摘得银熊,而演员廖凡更是获得“影帝”殊荣。这些重要奖项的获得,无疑显示了中国电影殊为不凡的艺术成就与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对于亟待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而言,这些奖项的背后,却也依然掩藏着一丝难言的隐忧与苦涩,这便集中体现在电影所传达的国家形象之中。

比如,“千唿万唤始出来”的《天注定》通过几个彼此独立的故事,讲述了几个不同的普通人因各种原因而走向杀戮或自戕的经历。电影虽因种种原因没能顺利上映,但电影鲜明的影像伦理,以及饱含道德义愤的社会批判,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电影中充斥的暴力。因此,尽管电影所显示的影像伦理和社会正义都足以使人钦佩,但这种社会批判的形式却是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对于那些经常混迹欧洲电影节的导演来说,他们显然早已习惯了投西方所好的影像表述方式,因而对于中国形象的把握难免刻板偏激。在此,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虽不像《天注定》那样激愤地批判现实,却同样显现出阴郁压抑的影像气息。风格化的情欲和悬疑让这部电影在艺术之外更具商业色彩。德国《明星》周刊认为,《白日焰火》让人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黑色电影。有媒体认为,《白日焰火》可能是柏林电影节上最令人哗然的中国电影,而该片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色调也过于暗黑。尽管较之早年张艺谋的《红高粱》、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白日焰火》的故事显得更加主流、更商业化一些,但它还是没能逃脱东方主义式“猎奇”的命运,为此,德国《时代周报》以“即使中国也会发生谋杀”为题来谈论这部电影。这也难怪,西方社会一向是以社会认识资料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电影的,这便是我们的隐忧与苦涩的来源。

反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从最初的《英雄》、《夜宴》等商业大片,到如今的《天注定》、《白日焰火》等艺术电影,其叙事的基本价值和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不仅如此,就价值观而言,最近流行的商业电影也存在着诸多瑕疵,比如那部创纪录地席卷票房的电影《泰囧》,在其结尾之处,颇为赤裸地在金钱、理想及明星化的世俗欲望之间建构联系,这不禁令人忧心忡忡;同样,最近的电影《全民目击》一味追求情节斗转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不惜运用富人的大获全胜,来违背电影的叙事正义;而《小时代》系列电影虽展现出“励志风貌”,却也鲜明呈现出

“金钱奴隶制”哲学的负面意义。这些电影都沉沦在拜金主义的风潮之中,其价值和形象都难以令人满意。现实的形势与文化的状况,总是不断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如何参加现实文化的积极建构,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在此情形之下,如何以电影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也显得尤为重要。而按照学者李云雷的说法,在正面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电影来获得自身的文化自信,以积极的方式顽强讲述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并能从中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的故事,这或许就是所谓电影里的“中国故事”的题中之义。这要求我们善于运用“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中国,以从容平易的影像叙事来正面阐释中国,而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无疑是任重道远的工作。

本文原刊于20149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简介徐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