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文学研究近四十年来一直呈现着旺盛蓬勃的生命力以及向美向善的发展前景，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青睐、关注与参与。而与此相关的项目、课题、论着、论文更是层出不穷。与此相关，中国辽金文学学会、中国元代文学学会、中国元好问学会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在不断推动着金元文学学界将研究的范围拓宽挖深，成果蔚为可观。而众所周知，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都需要完备可靠的文献作为基础和保障，因此，能够沉下心来，积数年甚至数十年、几十年之功，整理学术研究界所需要的重要文献，无疑是一件极为不易却功莫大焉的善举。新时期以来，关于元好问的诗文着作及其所编着的文献的整理、增补和校注，一直都是学界关注和致力的方向。对于元好问个人的着作，先后有姚奠中《元好问全集》（增订本）、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李正民《续夷坚志评注》、周烈孙、王斌《元遗山文集校补》等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一批可资借鉴查考的重要文献。而对元好问所编《中州集》的整理与校注，却一直处于薄弱环节。

《中州集》是在金亡之后，元好问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所编纂的金代诗歌总集。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中，它的重要性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收录了金朝百年以来251位诗人的2062首诗歌，为保存金元一代文献、传承中华文脉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而它的文化意义，也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考察：从文学史料学的角度考察，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诗歌总集，也是《全金诗》之前收诗最多的金代诗歌总集，特别是元好问选诗数量的多少并不依据作家的知名的程度以及诗歌水平的高下优劣，而是诗歌在当时的流传情况，将抢救和保护的重点放在一些濒临散佚的诗作上；从史学角度说，“它为入选作者立传，融诗人生平和诗歌评论于一体……以诗存史，寄寓故国之念，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为《金史》等书所取材，至今还是校勘金诗着作、研究金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从编撰体例上来说，它“完善了自晚唐姚合《极玄集》、南宋曾慥《宋百家诗选》以来的中国古代总集的小传体例，为清人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吴之振等人编纂《宋诗钞》提供了范例”。此外，它还“开创了以诗存史、系以诗人小传、天干排序、附录父兄诗等编纂新体例，以及无姑息、存公论的批评态度，为后人提供了模仿的模板，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元、明、清及民国学者编撰诗文总集多借鉴其体例。

此前《中州集》已有两种整理本，一种是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校、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标点本，另一种是由萧和陶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点校本，皆为上下两册。这两种版本的《中州集》整理本，为学界对《中州集》及金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文献。然而这两种版本由于未做充分校勘，特别是中华书局本只是将影元本断句印行，只有“句读”而无“标点”，实际上算不得完全的点校本；这两种版本对作家及诗歌亦未作注，远远不能满足文学研究所需。在此背景之下，张静《中州集校注》的出版，着实是一件令学界欣喜称贺的事。张静《中州集校注》共八册，2018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与狄宝心先生《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同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可以说，这是《中州集》流传七百余年来首部带有笺注的整理本，在元好问及《中州集》的文献与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细读这套整理本，至少可以看出张静在以下几方面颇为着力：

其一，版本选择精审，校勘功夫扎实

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采用的是民国武进董氏诵芬室影元本，以明末毛晋汲古阁本对校（见“点校说明”）。点校者指出：“这个本子并不十分好，误刊的字很多，如把‘丞相’刻成‘承相’，‘史院’刻成‘史完’等，随处皆是。”因此采用汲古阁本对校，然而汲古阁本依旧“错字较多”，且多“凭主观臆断，胡乱窜改原书的文字”。而编校者也只改掉了明显错字，并在全书后附校勘记标注。华东师大本采用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至大三年（1310）曹氏进德斋刻本，“点校说明”中称此本“校勘精审，刊印俱佳，惟间有补版及钞配”，故未与其他版本对校。张静考证，曹氏进德斋为平水着名书坊，“但此本所用书板非进德斋另刻，乃‘乙卯新刊’书板归于曹氏，曹氏据以重印行世”，乙卯为蒙古宪宗五年。清代张金吾藏有此本，称题目《翰苑英华中州集》中“‘翰苑英华’四字似是后来改题，痕迹显然。自序又题‘中州鼓吹翰苑英华’六字亦似邧改，未知原书作何标题，俟续考”（《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五）。因而此本是否真如点校者所言“校勘精审，刊印俱佳”，或也未必。

张静详细考察比较了元、明、清、民国诸刻本及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的优劣精粗，在此基础上选用了与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相同的底本，即民国武进董氏诵芬室影元本，因为此本“确如傅增湘所言，选本精良，加上名家校镌，堪称精善绝伦，明李瀚本、毛晋本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所不同的是，张静在对校本的选择采用上要丰富详备得多。除了采用毛晋汲古阁本为主校本，还将明弘治九年李瀚西安刻本也作为主校本。在此基础上，又将四库全书本、光绪九年读书山房本、四部丛刊本以及相关金人别集作为参校本。而《中州乐府》部分，增加了朱孝臧“彊村丛书”本和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等作为参校本。多种版本对校，在诗后直接出校，直观形象。这种对所有版本的“一网打尽”式的对校，厘清了每首诗的正误源流，订误释疑，便于研究者察考参阅。

其二，考论充分详备，注解博采深追

如果说“一网打尽”式的校勘是极为费力的工作，那么为每一位作者、每一首诗作笺注，则更为费力，因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需要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较为明敏的学术识见。张静的笺注包括诗文所涉及人物的简介、难解字词的释义、古今地名的对照、典章制度的解读、诗歌本事的追问、典故出处的溯源等等，可谓探赜钩玄，不遗余力。就具体的注释方法而言，注释可分为简注、详注、集注三种。其中集注的学术含量最高，既要考察史上各家之注，又要表达自己对于注解的意见，有些甚至需要为读者提供思路，供读者思考选择。而简注、详注，则根据内容需要，没有严格的区分。张静的笺注根据内容需要，三种情况兼有，在注重学术含量与通行普及方面颇有兼顾之处。

有专家认为注解古籍的难点有二，一是注地名，“注释的另一难点是注地名，注释地名既要考察历史的沿革，又要注意当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二是注典故，“注释的难点在注典故。典故使用有显、晦之分，有时明引，有时暗用，有时略取语意，有时语意兼取，有时直用，有时化用，注释前须仔细分辨”。在注释人物生平、时间及地名等方面，张静多采用《金史》《三朝北盟会编》等正史的记载。而在注释典故方面，则采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来考察。纵向考察，即回溯前代史料，找到作家用典的本源及以及其他作家使用的相关情况。如在注宇文虚中《灯碑五首》“剑戟渐销农器出，人家只识劝农官”句时，不但引《孔子家语·致思》中“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的典故，还指出唐裴度、宋范仲淹有《铸剑戟为农器赋》，证明这其实是一个古代有识之士常用的“熟典”，呈现出一种历史文献的纵深流脉，使诗人的写作的意旨得以凸显。此类例子，在注释中还有很多。所谓横向考察，是指注者在注解某诗某句时，以作家其他作品作为参照，体现一种知人论世式的诗意互证。如对宇文虚中《古剑行》中“会当铸汝为农器”句注云：“农器：农用器具。宇文虚中使金之目的，旨在宋金和好息兵，人民安享太平。其在《金日作三首》有‘回首两朝俱草莽，驰心万里绝农桑’，《上乌林天使》有‘拭玉辕门吐寸诚，誓将绶颊沮天兵’，《灯碑五首》有‘剑戟渐销农器出，人家只识劝农官’等句。”此类注释就有了“研究”的意味，为进一步阐释作家写作的“初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实对于《中州集》来说，注释的难点还有两个方面：一是对释道专语及暗语的注释，二是对作家创作心态及意旨的贴切体察。就第一方面来说，由于对现实的无力与无奈，金代诗人常在诗中体现出隐逸情怀，句中颇有对释、道理论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认同。张静在注释中，也尽力搜求元典，阐隐发幽，对诗歌本意及诗人心境做尽量精准的探赜。如宇文虚中《予写金刚经与王正道，正道与朱少章复以诗来，辄次二公韵》，诗中多有佛教意象。在“平生幸识系珠衣”“有客未传祇树法”“百千三昧一门入”等句中，系珠衣、祇树法、百千三昧等，皆佛教用语，张静钩沉出处，引《法华经》《观无量寿经疏》《大度智论》《楞严经正见》等佛教典籍，将其中所隐含的诗人所指一一道出，为读者准确深入理解诗歌内容架起了桥梁。就第二方面来说，校注古籍，“其最高境界乃是追寻原意，求契作者之初心”，即如注释典故而言，其难点也在于既“了解其本事出处与含义”，“更要兼顾此处的确切用意”。一个优秀的作注者，很大程度上也是作家、作品重要的阐释者、解读者，甚至是研究者。注者需要对作家的人生履历，创作的背景、心境，作品所选用的意象等有一种深层的体味，然后用准确的文字进行诠释。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作家的代言人出现的。张静在对重点诗句作必要疏通的同时，于贯通全诗的意脉方面颇下功夫，非常注重体察所用之典与诗人当前心境的对接，有的则直接加以简评，为读者正确理解原作开辟了一条坦途。而对于典故，张静也做了深入考察，力求立足诗歌本位，将遥远的事典与诗句所处的“当下”相互对接，使其臻于通达。

张静还尽可能地对诗歌写作的时间或背景加以提示或推断。如宇文虚中诗《姑苏滕惇礼榜所居阁曰斋心，成都宇文某作诗以广其意》，张静在注释中，据《遗山集》卷三四《王无竞题名记》中对诸人的介绍，指出“疑滕惇礼或即滕茂实，或为其兄弟”。并且考证滕茂实使金被羁留的时间，推测该诗写于宇文虚中羁管初期。这此注释虽然并未形成定论，但为读者进一步研究考证提供了思路。

其三，广泛吸收采纳，繁难存疑待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静的《中州集校注》并非仅仅利用古代文学史料及相关辞书进行静态注解，而是充分利用了近年来金代文学、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人物生平、诗歌误收等情况，尽可能做了较为详备的标示，融会了金诗研究方面新的学术成果。

如对人物生平的介绍，即对胡传志先生的相关考证颇多采纳融会。如胡先生考证，卷二张公药小传中以张公药为张孝纯之孙，而按卷九张孝纯小传，张公药实为张孝纯之子；卷五庞铸《田器之燕子图》诗后所附李纯甫之诗实为赵秉文所作；卷二任询小传称任询生于处州（今浙江丽水），“处州”实为“虔州”之误；卷三王庭筠诗《被责南归至中山》题下小注“丙申（1176）春”，丙申当为丙辰（1196）之误；卷四周昂小传“起为龙州都军”，“龙州”实为隆州之误；卷三党怀英小传称其“调成阳军事判官”，“成阳”实为“城阳”之误；等等。张静在校注中对这些错误均予指出，有一些还标注了考证过程。胡先生还提出，《中州集》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有断句错误，如卷二刘着诗《文季侍郎得绿萼香，梅子文待制有诗，辄亦同赋》，诗题中的“梅”当从上，张静校注时也做了修正。再如卷八宋楫小传中，称宋楫于泰和三年“从吏部尚书梁肃使宋”。关于梁肃与宋楫使宋的时间，胡传志先生已有考证，泰和三年（1203）应为大定十四年（1174）之误，张静采之。而关于梁肃使宋时的职务吏部尚书，张静又据《金史》本传及《金史·交聘表中》“（大定十四年）二月，以刑部尚书……为详问宋国使”，得出梁肃使宋时为刑部尚书而非吏部尚书的结论。

而对于有过考证却不能确定是非者，张静在注中列出，以引起读者注意，去做进一步深入考证。如卷三党怀英小传言其“为政宽简，不言而人化”，胡先生考证认为，赵秉文所撰党氏墓碑中有“为政宽简不严，而人自化服”句，可见小传中“不言”为“不严”之误。张静未完全采纳，而是指出“‘不言’或为‘不严’之误”。又如卷首金显宗诗《赐石右相琚生日之寿》题下小注：“大定辛酉承华殿书”，经胡传志教授考订，大定间无辛酉年，辛酉为辛丑之误。张静注中指出：“辛酉：大定未有辛酉年，石琚为相在大定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之间，胡传志《中州集文献失误琐考》称：‘辛酉疑是辛丑（大定二十一年）之讹。’可备一说。”又有学者指出，卷九白贲《客有求观予孝经传者，感而赋之》一诗，实为南宋学者张九成之作，此诗见于张九成《横浦先生文集》，只是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横浦先生文集》刊行时间早于《中州集》编纂工作开始约70年，“是白贲有意抄袭张九成诗还是元好问的误收已不得而知”。张静也指出了此诗见于张九成诗集的事实，然对于结论却极为审慎，指出“白、张二人皆以治经注称，此诗归属待考”。

对于文学文本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典故等，既采用静态的典籍、史料作为互证，又吸收采纳动态的学界研究成果，保证了注释的多维视角，在庞杂的条目中体现中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客观的学术结论。

余论

点校古籍并出版发行，其目的在于使历史馆藏古籍以当下人能够接受、阅读的方式，重现通行；而注解诠释古籍，其意义则在于在古与今，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准确、丰富而明白晓畅的注释，既是注者学术素养和学术积淀的外现，更是注者学术思想和学术情怀的呈示。张静对元好问及金代文学有过多年的研究，并有论着《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论文《金诗在元代的留存与传播考述》《金代诗歌接受史》等，对《中州集》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如曾发表《历代〈中州集〉序跋及其时代特征》《中州集〉题识考论》等相关论文。这些积累都非常有助于对《中州集》所涉及的作家、作品作充分的了解与恰当的解读。

当然，所有对古籍的校注都难于尽善尽美。比如对注项的选择，就有很多可供探讨的空间，比如什么该注而未注，什么可不注却加了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其中有注者学术积淀、理解认识的原因，也有读者需求层次不同的原因。张静的注释有的稍显牵强。如注宇文虚中《时习斋》“未厌平生习气浓，更将余事训儿童”句，将“余事”注为“指《论语》的其他篇章”，未知何据。按诗意，“余事”或理解为诗人平生好学时习的习惯之余、历尽命运沉浮后的时光之余，是否更为贴切一些。另外，张静注释中，也有对一些合理的研究成果未予重视之处，比如胡传志先生曾指出，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卷五冯延登小传，“有集号《横溪翁》，予过大名，见于其子源如……”断句误，当为“有集，号横溪翁。予过大名，见于其子源，如……”，应该说，这个考证和判断是合理的，张静未采用亦未出注，颇为遗憾。另如卷十姚孝锡小传中称姚孝锡二十九岁弃官，八十三岁终，则弃官时间为五十四年，胡先生考证当为五十五年；卷七王万钟小传，称王万钟“长予一月，死时年二十七矣”，胡先生考证“一月”或为“一岁”之误，亦或二十七岁为二十六岁之误，张静皆未采纳和出注。

另外还有繁体字用字的问题。一般来说，古籍整理的用字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样照录，一种是将异体字改为规范通行的繁体字。本书在用字方面，绝大部分采用后者。但如果确实是用后者作为标准，则应当按照2013年国务院通过，教育部和国家语委颁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用字，将一些不够规范的异体字改为通行繁体字。本书中保留的一些旧字型及异体字，就属于这份汉字表中应当被规范掉的一部分，如“吊”仍用“弔”，“凉”“减”等两点水的字用了三点水，“争”“净”“静”等的“争”字旁仍为“争”等，都显得不够规范。不过这也或许是中华书局的用字标准，在此提出，供注者与出版方参考。

《中州集》是元好问保存金代史料的重要成果之一，张静的整理校注无疑具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积八年之功而首创之，可谓厥功至伟。当然，任何研究，新的材料、观点总是会随着专家学者的发现和研究而不断涌现，图书出版之前或之后，都会有未能进入注者视野的内容出现，这也是必然存在的，它可以给此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一定的空间，而这也正是学术继续发展的动力所在。在此，笔者有两个期待：一方面期待已在《中州集》校注方面下过足量工夫的张静能够在《中州集》的研究方面继续深化，将限于注释体例而隐忍未发、未能完全展开的评赏辨析做得更为深入；另一方面，则期待学界同仁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将元好问、《中州集》以及金代文学的研究开掘提升到更为宏阔深广的学术境界。若果如此，将是元好问之幸，张静之幸，也是学术之幸。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研究》2019年第2期

注释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张晶，吉林省四平市人，1955年生，满族。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艺术学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际汉语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并任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北京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基地首席专家。

张勇耀，《名作欣赏》副总编、主编。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元好问学会理事。出版有文学评论集《落在战国的雪》，历史人物研究专着《孔天胤传》《孔天胤评传》（合着），主持点校《孔天胤全集》等。目前为安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