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美国学者搜集整理、翻译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 | 论文
发布日期：2019-07-16 作者： 张多 点击数：2064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摘 要：美国学人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领域长期以来未得到重视。美国学者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在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方面取得杰出成绩，到1980年代以后更是佳作迭出。早期传教士和学人搜求中国歌谣、谚语、故事的历程多有开创意义，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1980年代以来，安东尼·沃克、马克·本德尔、苏独玉等美国民俗学、人类学者构成了美国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学术图景，他们的工作在“语言转换”“合作研究”“文本化”等方面体现了方法论的示范意义。
关键词：中国民间文学；美国学者；搜集整理；翻译；文本化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就是这类工作的典型代表。但一直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对外国（尤其是欧美）学者赴华进行搜集整理工作的学术史并不重视，较早的有如洪长泰、黄鸣奋、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2012）等人的局部梳理；近来有张志娟、卢梦雅等在这一领域有重要掘进。西方学者中，美国学者十分重视到中国进行实地的搜集、整理工作，从19世纪末至今，美国学人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学术图景。
美国学术界历来有国际区域研究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综观19世纪末以来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大致可分为传教士、普通学人、民俗学专业学者三类。以1949年为界，传教士和学人的搜集整理活动主要集中在前半叶，到20世纪后半叶专业民俗学学者的研究大放异彩。
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对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另一个则是对口头传统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前者比如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于1920-1930年代在云南对纳西族东巴经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以及后期的翻译、研究。后者比如安东尼·沃克（Anthony Walker）对云南拉祜族口头史诗《牡帕密帕》的搜集、整理，以及完全来自拉祜语的翻译。这些工作都是基于美国学者到中国进行的实地调查的结果，而从早期的“搜集”到后期民族志意义的“田野调查”，是其方法论嬗变的主要特点。
一、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民间文学调查（1888-1948）
19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益的日益深化，许多美国人来到中国工作、生活，美国宗教组织也纷纷在华建立宗教机构、举办现代教育。这些教会人士多出于传教的目的而热衷于了解中国的民俗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学。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关注，大多是其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副产品。许多传教士身涉当时中国政治、教育、文化、宗教、外交、卫生诸多事务，而他们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仅仅是认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手段，不宜过分夸大。这其中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是典型代表。明恩溥1872年来华，先后在天津、山东、北京等地生活。他在中国生活了54年，推动了美国政府退还半数“庚子赔款”。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兼及旁涉相关与无关事象，又及对中国人的观察》1888年出版。这部搜集整理文集虽然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但在美国影响很大，时至今日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著作。这部书1902年、1914年在上海美华两度再版，1965年又由纽约的Dover PublicationsIns, Inc.再版，2010年由田纳西州孟菲斯的General Books LLC再版。从19世纪到21世纪四度再版，可见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之巨。
明恩溥搜集这些民间素材，主要是服务于当时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观察。《汉语谚语俗语集》在正文之前有很长的一个导论，详细交代了他的工作方法和分类原则。正文部分除了对俗语、谚语的汉语、英语对照翻译之外，更多的是对每一条俗语、谚语的解释和评析。他搜集的内容驳杂，除了乡土俗语、谚语，也有都市中的文字游戏。比如他搜集到一幅名叫《壶中造化》的酒壶图，酒壶的轮廓是由一首劝戒酗酒的打油诗汉字勾勒出来的。有学者指出，偏重于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是明恩溥著作也是他的中国观的突出特点，他的谚语俗语搜集也有这种倾向。因此评价明恩溥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既要注意其研究上的贡献，也须考虑其宗教背景和价值观。
和明恩溥这样的“多面手”相类似的，还有美国卫理公会（时称美以美会）宣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他1888年来华在北京汇文书院（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任教。由于他们夫妇与清皇室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因此得以从上到下地广泛接触中国社会。何德兰有关中国的著述颇丰，比如《中国儿童》（1901）、《中国英雄》（1902）、《中国小兄弟》（1903）、《中国家庭生活》（1914）等。
何德兰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是受到另一位来华外交官，意大利人韦大列（Guido Amedeo Vitale，1872-1918）的影响。韦大列在学习汉语之余搜集中国歌谣、笑话、故事，在当时影响极大。1900年何德兰在纽约出版了歌谣集《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这部儿童歌谣集包含140首歌谣，汉英对照，可贵的是每首歌谣都有黑白照片插图。这些照片大多关于中国儿童的生活，作为史料弥足珍贵。1933年何德兰的《中国童谣》（Chinese Rhymes of Children）在美出版。《中国童谣》并没有汉语原文，直接呈现英译，但是每首歌谣都配有精美的手绘插图。《孺子歌图》和《中国童谣》两部歌谣集，也奠定了何德兰在中国歌谣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也有一些传教士较为专注于民间文学。比如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菲尔德（Alele Marion Fielde，1839-1916）因卓越的语言才华，在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方面有重要成就。1893年她的《中国夜谭》在纽约、伦敦同时出版，张志娟将其视为“第一本以现代田野作业方式采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菲尔德1865年前往曼谷传教，由于传教的对象多是潮汕籍华人，因此她掌握了潮汕方言。她1873年来到广东，由于她非常注重与当地人交往，汉语能力提高很快。后来她搜集整理民间故事完全有赖于她对潮汕方言的惊人把握。菲尔德具有民俗学的研究意识，她在调查民间故事后，还撰写论文在美国民俗学会的会刊《美国民俗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发表。1912年，《中国夜谭》再版，更名为《中国童话》。
有的传教士将则视野拓展到非汉语群体的口头传统。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在1905-1925年间被派往鄂尔多斯蒙古族地区传教，1925-1948年到天主教 北京辅仁大学从事研究，1948年来到美国，在美国蒙古学研究领域声名鹊起。他对蒙古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和语言领域，但同时也搜集、整理蒙古族歌谣和故事。1934年，他搜集整理的十六首鄂尔多斯蒙古族歌谣刊登在《北京辅仁大学通报》。1947年他出版了《鄂尔多斯民间故事》，包含歌谣、谚语、故事、叙事诗等文类。田清波有极高的语言才华，通英、德、希腊、拉丁、荷兰、蒙古、汉等多种语言，毕生致力于蒙古语、蒙古史和鄂尔多斯蒙古族社会研究。由于他精研蒙古语，所以他在研究历史时尤其重视口述史料、口传史料以及民间文学的运用。
美国传教士赴华从事调查的图景主要包含但不限于上述诸位，比如司礼义（Paul Serruys，1912-1999）的对晋北民间文学的搜集等事例，在晚近学人著述中都得到了观照。但总的来说，他们中极少有以搜集民间文学为主要目的的。大多数传教士都是把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作为传教的重要辅助。和美国传教士同时代的英、法、德等国传教士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有许多早于“歌谣运动”，他们的工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早期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前半叶专业学者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和传教士的传教目的不同，美国来华教师、学者的研究则带有更多学术目的。这些学者有的是把民间文学作为其研究计划的一个分支，有的则是专门研究。像美籍德裔民俗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1-1989）专精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研究，著有《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他的工作主要依靠典籍、文献和别人的搜集，而本文关注的主要是直接从民间系统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成果。
与明恩溥、何德兰的工作方式类似，美国教师诺曼·皮特曼（Norman Hinsdale Pitman，1876-1925）于1909-1912年在北京教英语，工作之余搜集歌谣、故事。他的《中国神奇故事》（1910）、《中国玩伴（拾穗男孩）》（Chinese playmates, or, The boy gleaners，1911）、《中国奇谭》（1919）等，至今依然是影响美国读者对中国想象的重要出版物。皮特曼这类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更多带有文化传播和普及的目的，学术研究目的并不突出。相较而言，约瑟夫·洛克等学者的研究在相关专业领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美国博物学家、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是1922年，美国农业部派他到云南调查植物资源。他直到1949年永远离开中国，其间在中国生活了27年。他的足迹遍布滇、川、康、藏、甘等地，但主要时间是在云南度过的。他被纳西族别样的文明社会深深吸引，尤其是他敏锐地察觉到东巴文经籍象形文字蕴含的巨大学术价值。
洛克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植物学和纳西学两个领域。正是不畏困难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广博的学术涉猎，使他在纳西族东巴文研究中独树一帜，被誉为“纳西学之父”。他一生搜集了8000多卷东巴文经书，分藏于哈佛大学、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基金会图书馆等处。洛克还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了9篇文章，拍摄700多张照片，是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南地区文化史的珍贵资料。洛克对东巴文经书的注解，是与丽江数十位东巴合力完成的，这保证了注解的可靠性和学术价值。他的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1947）和《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1963-1972）在身后享誉学界。
同样在西南地区，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的研究也对后世影响深远。葛维汉虽然有美国浸礼会牧师身份，但他的研究工作有较强学术目的，其学术价值和专业性与其他传教士不可同日而语。葛维汉的学术领域涉及人类学、考古学、比较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民间文学的搜集主要是服务于他的少数民族研究。1932年，他在成都记录了珙县苗族歌手演述的故事和歌谣，后多次深入珙县调查。他在苗族人熊朝嵩的协助下，搜集整理了752则神话、故事、歌谣，返美后将其中大部翻译为英语，撰写了《川苗的故事和歌谣》《川苗传说》等著述。他在川南苗族中搜集到的“洪水后兄妹婚”类型神话，对当时中国兄妹婚（伏羲女娲）神话研究有广泛影响，比如1938年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就提到他的研究。芮氏文章发表时葛维汉的成果尚未发表，芮逸夫说：“前月四川华西大学博物馆主任美人葛维汉氏在金陵大学演讲川南的苗子，所述洪水故事也和《鸦雀苗故事》的前段很相像。”
葛维汉在华工作37年，被誉为“人类学华西学派之父”。葛维汉先后师从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柯尔（Fay-Cooper Cole，1881-1961）、叶长青（J. Huton Edgar，1872-1936）学习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还曾是美国民俗学会的会员。他1911年初次来到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先后到川南、川西的彝族、藏族、苗族、羌族地区调查。他的成名作《羌族的习俗与宗教》获得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s），该书中他把羌族的民间故事、歌谣作为专门章节。对民间口头叙事的搜集整理和运用是他从事民族研究的鲜明特征。
与葛维汉工作方式相似的还有蒙古学大家鲍培（Nicholas N. Poppe，1897-1991）。鲍培出生于中国，后回到祖籍国俄国，1949年迁居美国，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虽然鲍培的主要成就在语言学和八思巴文字学，但是正因为对蒙古语、汉语、德语、俄语等语言的精通，使得他的民间文学研究具有扎实的语言学功底。他根据自己在华期间的调查，1937年用俄语写了《喀尔喀蒙古人的英雄史诗》，后来在美国翻译出版。这是“格斯尔”史诗研究的重要著作。
除了来华工作的美国学者之外，还应该注意到，海外华人也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除了像《金山歌集》（1911）《金山歌集二集》（1915）这样加州华人自己搜集整理的歌谣集之外，美国学者也会从美国华人中搜集中国民间文学。比如1950年，印第安纳州的大学教师Louise P. Olsen从他的中国学生Anna Ding-ah Wong那里听来了一则中国鬼故事。这位女学生的汉文姓名已无从考证，她是来自香港的广东人。Olsen先是简单记录故事，后来逐字誊写编译，把这篇讲树精和书生的《中国鬼故事》（A Chinese Ghost Story）发表在当地的民俗学杂志Hoosier Folklore上。由这些线索可见，在美华人民间文学研究是一个特殊领域，囿于笔者目力所限，留待将来进行研究。
总的来说，20世纪前半叶，专业学人对中国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译介，大大补充了传教士搜集工作研究深度和系统性不足的缺憾。他们的研究依托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且具备良好的多语言训练，使其成果至今依旧葆有学术影响力。他们的工作也为20世纪后半叶来华从事研究的专业学者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专业学者的田野调查和系统翻译
1950-1980年这段时期，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有条件在中国从事研究，因而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成果较少。许多基于前期调查形成的研究成果是学人们返美后完成的。比如白之（Cyril Birch）在1960年代整理的《中国故事集》就是在美国完成的。鲍培1949年已移居美国，后来出版过一些蒙古民间文学著述，他在1975-1985年间陆续翻译了8卷蒙古史诗《格斯尔》（从蒙古语译为英语）。
美国学者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得以方便地来中国从事民间文学调查。这时候，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迎来了两位受过民俗学专业训练的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苏独玉（Sue Tuohy）。他们都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对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西北“花儿”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克·本德尔1979年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本科毕业，1980年夏天来到武汉任教。1981年，广西大学聘请他去教授美国文学，他在广西大学任教六年，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87年本德尔回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攻读中国文学的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自此他确立了以中国民间文学作为终生研究领域。1995年又在该系获得博士学位，并任教至今。此后他每隔几年都会返回中国进行调查和学术交流，他的学生也有很多走上了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
1985年本德尔开始筹备《苗族史诗》的英译工作。这是他在经过多年翻译积累之后，着手进行的一项重要翻译项目。《苗族史诗》是著名民族学家马学良和今旦合作翻译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口头史诗。该书1983年出版，后来今旦的子女吴一方和吴一文找到了本德尔，说父亲非常希望有英语译本。本德尔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英语译本能让众多海外苗族同胞以及更多读者了解苗族口头传统。本德尔为此系统研究了《苗族史诗》的内容以及搜集整理经过，撰文在美国发表，后来成为英译本数万言的导论。《苗族史诗》英译本2006年问世，他把英译版书名改为《蝴蝶妈妈：中国贵州苗族的创世史诗》。
苏独玉是美国少见的专攻中国西北民间文学的女性学者。1983年，苏独玉来到南开大学学习汉语，这时候她也在筹划自己的有关中国民族文化的博士论文。她在兰州遇见了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柯杨（1935-2017），正是柯杨教授“钦点”了花儿这个题目，自此苏独玉和花儿结缘30多年。1988年，苏独玉完成了博士论文《想象的中国传统：以花儿、花儿会及其研究者为例》，获得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苏独玉搜集和翻译花儿的优势在于，她能够听懂西北地区兰州、西宁、临夏等地的汉语方言，因此记录花儿的唱词比较准确，翻译也更为雅达。
此后苏独玉每隔几年就要回到中国进行数月的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她和中国民俗学同行有广泛的交往，与西北地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汉族的花儿歌手有深厚交情。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是世界民俗学重镇，苏独玉也是该系首位从事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她在印大开设的中国民俗文化课程广受欢迎，她常常在课堂上分享花儿的录音。她特别注意录音设备对研究民间歌谣的重要性，因为至少音乐文本不会被从文本剥离开。
著名拉祜专家安东尼·沃克对《牡帕密帕》的翻译也值得一书。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沃克是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02-1973）的学生。他1966年来到泰国北部从事泰国拉祜族的研究，学会了几种拉祜语方言。泰北的田野工作奠定了他世界著名拉祜专家的地位。1990年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云南拉祜族。正是在云南，他看到了中国学者搜集整理的史诗《牡帕密帕》，称赞不已。后来他与云南籍民俗学者史昆合作，根据汉语本将《牡帕密帕》翻译为英语，在清迈出版。他精通拉祜语但不懂汉语，而史昆兼通英语和汉语，因此他们的合作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在拉祜语和汉语之间考辩校正，最终保证了英语译文的质量。
在1980年代之后来华的学者中，有一批人类学家在民族志书写之余也会进行小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工作，比如埃里克·穆格勒（Eric Mueggler）对云南楚雄彝族歌谣的翻译。《野鬼的年代》是穆格勒有关云南楚雄永仁县直苴村彝族支系“倮倮颇”的民族志。他在探寻直苴彝人历史记忆时，尤其倚重口头诗歌语言 （a verbal poetic language），因此从彝语翻译了大量歌谣文本。类似的工作还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李瑞福（Ralph Litzinger）对广西金秀大瑶山瑶族历史记忆研究的民族志《中国的另一面》。人类学家萨拉·戴维斯（Sara L. M. Davis）在西双版纳的田野研究中，关注了傣族章哈演唱叙事长诗或史诗的表演，在其《歌与沉默：中国西南边疆的族群复兴》中翻译了部分叙事长诗。
还有一些搜集整理项目是由美国以外学者完成，但得到了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支持。比如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贺大卫（David Holm）是著名的壮族研究和古壮字专家。他1994-1997年在广西调查“布洛陀”期间，发现了一个《布洛陀》的古壮字写本。他到文本的原生地东兰县，发现了在桂、黔交界地区分别用壮语、布依语演唱这个文本的歌手。他将这个文本进行了民族志注释和英译，在北伊利诺伊大学支持下出版了《杀牛祭祖：中国西南的壮族创世文本》。这部创世史诗的搜集、整理、注释、翻译非常严谨、细致，还原了史诗写本的演唱语境、仪式语境和文化语境，还附有照片和视频光盘，堪称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之典范。
美国学者对“格萨（斯）尔”史诗的研究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外译的重要一支。包括亚历山大·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道格拉斯·彭尼可（Douglas J. Penick）、罗宾·科恩曼（Robin Kornman，1947-2007）在内的藏语-英语、藏语-汉语-英语“格萨尔”译本，以及萨仁格日勒（Sarangerel Odigon）的蒙古语（布里亚特）-英语“格斯尔”译本，都是英语学术界广为流通的译本。其中罗宾·科恩曼是著名藏学家，2007年去世前花费数年心血翻译“格萨尔”。他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翻译得益于严格的语文学训练，使他能够准确传达藏文语汇的民俗、宗教涵义。另外，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系的蒙古学会也编纂过一些蒙古民间文学的合集，比如《蒙古族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传统的代表作品集》（1998）。
尽管19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的数量不多，但是相比早期美国学者的工作，他们的搜集、整理、翻译整体质量保持高水准，可以说超越了前辈。他们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方式对中国学者也有极大借鉴意义，可惜中国学界对此的领会、研究并不深入。到21世纪，年轻一代美国学者已经步前辈后尘来到中国研究民间文学，比如马克·本德尔的学生葛融（Levi Gibbs）研究陕北民歌和歌手；蒂莫西（Timothy Thurston）研究河曲地区的民歌和藏族民间文学，其博士论文以藏族民间喜剧和公共知识份子为主题。可期未来中国民间文学将愈加突显其作为一个国际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四、美国学者调查和翻译中国民间文学的方法论
19世纪和20世纪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之所以热衷于搜集民间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便于传教。比如法国传教士童文献（PaulHubert Perny，1818-1907）、英国传教士沙修道（Rev William Scarborough,1840-1894）和明恩溥之所以重视谚语的搜集，是因为在宣教基督教教义的时候使用中国谚语，教徒就很容易接受和理解。比如沙修道就曾明确说过使用中国谚语传教的效果好。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善于利用民间文学。除了上述例子，基督教在拉祜族、苗族、傈僳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群体中传播的例子也很典型。这种“文化接触”“文化融合”乃至“文明互鉴”是考量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活动的重要尺度。
20世纪前半叶来华的学者和传教士，搜集民间文学的工作方法主要是根据听到的讲述整理成文。歌谣短小有韵、便于记录，因而较容易做到忠实于口头演述。但是故事就很难做到忠实于讲述，多数情况都是学者二次整理编辑的结果。但是1980年代之后的学者，通常能够使用现代录音、摄录器材来记录。对他们而言最大的障碍是语言。有些学者精通民族语言，能够直接从民族语翻译为英语，比如安东尼·沃克精通拉祜语。但有些人主要借助汉语工作，比如马克·本德尔，他通常都有通晓民族语的合作者。
马克·本德尔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学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他很早就意识到要将这些动人的诗篇介绍给英语世界。早在1982年他便尝试将彝族叙事长诗《赛玻嫫》译成英文。1984年他又和史昆合作翻译了壮族的诗歌集《象鼻山》。由于本德尔是基于汉语整理本来翻译，因此只要有合作者，并不局限于某个民族。比如他和广西大学的达斡尔族学生苏华兰合作翻译了《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他自己介绍过工作的情形：“我们开始一起翻译这本书里的一些故事，通常情况下是一道工作。我先用中文读一遍，然后我们一句一句的翻译为英文；有时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就用汉语讨论。”
2012年，马克·本德尔与吴一文、吴一方以及自己的学生葛融合作，通力合作完成了《苗族史诗》的苗、汉、英三种语言对照本。这个三语版本，运用了民族志的注释方法，对史诗中那些民俗事象、名词、语言现象进行详细描述注解。使得文本背后的文化含义呈现出来，便于读者进入史诗演述的语境。
中美学者合作研究是美国学者搜集整理和翻译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方法，除了翻译上的合作，还有田野调查的合作，比如《定县秧歌选》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围绕河北定州秧歌展开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是一个著名的学术史案例，在数十年间，晏阳初（1890-1990）、李景汉（1895-1986）、陈逵（1902-1990）、西德尼·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董晓萍、欧达伟（R．David Arkush）等中美学者先后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1933年，李景汉、张世文选编的《定县秧歌选》由平教会出版，北洋械器局印行。这是定县平民教育运动诸多社会调查成果中的一种。李景汉是留美硕士，受过美式社会学的严格训练，深知调查方法对平民教育的重要性。由于李景汉这位调查专家的作用，定县平教运动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成效显著。几年下来，除了《秧歌选》，他们还搜集到一百多个笑话、两百多首歌谣、三百多条歇后语、三百多条谜语和六百多条谚语。
后来，西德尼·甘博把《定县秧歌选》翻译为英语。甘博的翻译使这本集子在英语世界产生很大影响。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学生欧达伟（R.David Arkush）从1989年开始关注《定县秧歌选》，主要研究秧歌戏所传达的民众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后来，欧达伟找到了中国民俗学家董晓萍一起到河北进行调查。“1992年-1995年，我们多次来到定县，访问了当地的民间老艺人和小戏班社，收集他们的回忆资料，就定县秧歌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流传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参考历史文献，使用了相关的华北民间戏曲资料和民间叙事资料。”经过这些合作调查，欧达伟完成了《中国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期—1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后来他与董晓萍合作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几代中美学者跨越60多年的合作研究，也使得“定县秧歌”成为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的经典案例。
在翻译的技术层面，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工作方法值得总结。首先是语言转换的模式，马克·本德尔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基于“民-汉-英直译”，借助汉语作为中介语言直接一对一翻译，这种方法缺乏语境信息和民族志资料。二是“民-汉-英全译”，虽然借助汉语中转，但是同时有充实的民族志背景、表演惯例信息、表演者的背景等。三是“双语翻译”，也即直接从对方语言翻译为英语或拉丁转写。这种翻译方式是表演理论所推崇的方式。
而有的翻译工作，在多名学者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工作关系，比如甘博将英译后的《定县秧歌选》署名为自己，但实际上李景汉等人才是原本搜集者。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就涉及到平教会整个定县活动的历史。晏阳初、李景汉、甘博、陈逵等人在翻译《定县秧歌》上有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一点，江棘的研究做了很好的考辨，此不赘述。
结 语
一百多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持续性的关注，在各国学者中显得尤为突出。早期美国学人对歌谣、谚语、故事的搜集整理，对“歌谣运动”产生了“直接先导”的作用；而晚近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学文本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本德尔在整体观照中国多民族口头传统文本化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全文本”（master text）或“整编全文本”（enriched master text）的概念，用来指代将多个口头文本整编为一个“完整”文本的工作方式及其产物。他尤其强调不能忽视整编全文本在中国流行的事实及其文化意义。这也是评骘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客观态度。
总的来说，美国学人在中国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客观上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其译介工作也在中美人民之间起到了认知、理解的桥梁作用。1980年代之后来华的专业学者，其搜集、整理、翻译工作除了注重民间文学语境信息的呈现，还重视对中国语言文化对多样性的观照，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参照系。从美国一国的案例出发，放眼整个海外学者在中国的工作，都值得中国学界充分学习、借鉴、批判、继承和对话。
原文刊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2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张多，回族，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民俗学、民间文学、神话学、西南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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