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民:论当代动物书写的生态批判与理想建构——贾平凹、叶广芩、红柯的作品为中心| 论文 发布日期:2019-06-07   作者:高春民   点击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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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当下生态文学创作领域中动物小说是一个当仁不让的重要主题。当代动物小说有着丰富的文学文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欲望主义的反思及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审美关系的建构是其书写的主要旨归。生态伦理学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不是冷冰冰的“我与他”的主客关系,而是交互性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人类与非人类这两个自然界的主体,只有通过理解与同情,对话与交流而非对立与对抗的方式,才能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动物小说;生态批判;贾平凹;叶广芩;红柯
  当代动物小说以展现动物灵性、书写动物生存权利与尊严的不可侵犯、揭示动物生存艰难的悲剧命运和展现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审美理想为其主要内容。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当下,动物书写中展现的人与动物关系是窥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窗口,对动物书写的解读可以以此反观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关系,反思人类对待自然万物的思想及种种行为,倡导人们秉持生态整体主义立场和主体间性视角,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关系。本文以贾平凹、叶广芩和红柯的动物小说为对象,从批判与建构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探究和阐释,挖掘其间蕴涵的文化批判与和谐共生的审美理想,以期培育人们亲和自然的审美之心,以审美的眼光与主体间性的视角重审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探究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与途径。
  一、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到培根再到康德,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被提倡并深入人心,人类自此走上了奴役、征服甚至毁灭自然的不归之途。人类总是先验地认为自身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一切都是为我的,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在这种荒谬的自我意识支配下,人类渐渐地丧失了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可与自然万物的敬畏,取而代之的是无限度的征服和利用。究其原因,这种涸泽而渔地对待自然的盲从态度,其根本渊薮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中心主义观念。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高级动物,人类以世界中心自居,错误地认为其他一切非人类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工具,且对这种意识缺乏基本的理性认知和清醒反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美国思想史学者纳什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自然界不过是人类租用的一间公寓,因而在使用这间公寓时必须遵守其规定的“礼仪原则”。也即是说,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只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只是自然界的匆匆过客,人不能极端地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完全不顾其他生物的存在和整个生物圈的“礼仪原则”。
  小说《怀念狼》中,贾平凹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与行径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主人公傅山固执地认为猎人的天职便是猎狼,消灭狼是猎人实现其职业和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这种意识将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奠基在人与狼相对立的基础之上,仿佛猎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消灭猎物,否则便不是猎人。正如文中所写:“人见了狼是不能不打的,这就是人。”小说中,傅山的这种顽固意识有其形成的客观缘由与主观因素。狼的过度繁衍威胁到了人的正常生存,因而为了维护自身的基本生存人要猎杀狼。可是,当狼已濒临灭绝之境,对人毫无威胁可言时,固执地坚持见狼便灭的见识便是极端的人类中心意识在作祟了。作为猎人的傅山只是单方面地意识到了人自身的利益,而以狼为代表的非人类的利益在他的眼中是视而不见的。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界的任何物种都有内在价值和存在的权利。人类和非人类只是生态序位的高低之别,对于维护生态圈的正常运转而言没有贵贱之分。其实,从生态贡献而言,以狼为代表的各种动物并不见得比人类少,因而应该得到人类的认可与尊重。叶广芩曾说:“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也同样,它们的生命是极有灵性的,有它们自己的高贵和庄严。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动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情绪的个体和物种,可是被自我中心意识蒙蔽眼睛的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发自内心地给予它们尊重和理解呢?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之外一切都是为“我”的,这显然是一种狂妄无知,愚昧菲薄的稚嫩之见。有学者指出:“人类将自然界视为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领地、我们的管理对象,这种观念无异于一个儿童视自己为世界的核心,仿佛他人活着的目的仅仅是为他服务。”谁也无法否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对自然消费的基础至上,为了维持人类基本的生存繁衍,适度地消费和利用自然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然而,人类的消费和利用不能伤及非人类基本的生存繁衍,反之,必将殃及人类自身。换言之,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在自然可承受的限度之内,越之,自然必将走向人类的反面。越来越多的事实验证了这一点:1998年全国发生了号称百年不遇的洪涝灾祸;2003年先是“非典”肆虐,接着是“禽流感”的不断升级与侵袭;2008年春天中国南部的冻灾与干旱;2016年夏天我国东南诸省先是洪涝的突袭再是炙热高温的困扰接着又是“尼泊特”、“妮妲”、“莫兰蒂”等台风的强势登陆;2017年中国大面积的持续干旱与超记录的酷热天气,等等。为什么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这只人们不欢迎的魔兽会频频光顾我们的生活?难道仅仅是自然现象?虽曰自然,岂非人事哉?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了!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惨痛教训和负面效益!
  任何物种都有自我中心意识,这是一种天然的生理本性,但过于坚持与猖行这种意识于物种自身及其所指向的对象来说都是一种伤害。人类也概莫能外。动物有自身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性,有时人出于“善意”(违背其特点和习性)去帮助动物,不料却成为了它们灾难或悲剧命运的祸首。《狗熊淑娟》中的淑娟,如果不是地质队员的“善意”收养,或许淑娟会有一个本该属于它自己的幸福的生活轨迹。《熊猫“碎货”》中人们认为将“碎货”放在笼子里供养起来,“碎货”衣食无忧了它也就“满意”了,其实人们不懂得“碎货”最想得到最需要的是返归山林,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家园的渴望。《大熊猫》中,大熊猫“误”入山民家中,山民以礼相待,给它腊肉、牛奶、米饭和糖果等山民们认为是美味的食物,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在感受熊猫,体会熊猫,结果熊猫的肠道生了疾病。对此叶广芩评价到:“有时候我们不要自作多情,自作主张,人为地去指导动物的生活,以为什么都会按照人的设计而存在,这实在是人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其实,现实生活中莫不如此,野性的东西是鲜活的,枯燥的东西是呆滞的,自然生命被驯化之后,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和行为意义。将动物按照人类的愿望与喜好去驯化,比如要求狗的忠诚,猴子的机灵,熊猫的憨态可掬等等,以动物的野性与个性换来那种利人的品格,这种品格对于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利益,但对于动物来说却是一种价值的丧失。
  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的价值需求与爱憎喜好来改造丰富多样的大千世界,或许终究会有一天,我们的世界不再斑斓多彩,而是黯然无光,不再生机勃勃,而是死气沉沉,人或许成了真正的王者和宇宙的主宰,但是到那时人类的末日也近在迟尺。一个裁剪的过于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界将毁灭裁剪者。从生物进化角度而言,人生之于自然,身上必然流淌着自然野性的基因,但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单方面祛魅,人类渐渐迷失在改造、征服自然的浪潮之中,遗忘了人类存在的自然之根与初始之心,生命与精神日益荒芜,沦落为为一种妄自菲薄、自高自大、孤芳自赏的物种。正如《怀念狼》的结尾那样,狼不在了,人却在内心呼喊着需要狼,其实需要的是自然的野性和纯性。可见,贾平凹以人与狼关系的错位来暗射当下人与自然关系之失衡,并藉此来反思与批判狂妄、愚昧与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与破坏生态平衡的错误行为。同时,也在告诫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之时,如果我们继续执迷不悟地以自我为中心,只能在与自然疏离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最终的结局不仅只是自然家园盲目疮痍,精神家园也将荒芜乃至丧失,人人成为无家可归无药可救的异化的幽魂。
  二、欲望化反思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整个世界都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根源,都在寻找缓解或根治生态危机的方式与途径。在关于生态危机发生根源的诸多缘由中,将其归咎于人类无限的贪婪欲望是其中之一。美国经济学家戴利指出,迷失的现代人对于满足贪婪欲望的搜刮已经陷入魔障和误区,他们不知疲倦的求索,正在使维持生命繁衍的地球方舟的循环系统——生物圈渗出血来。人类的贪得无厌使人在心理或精神方面都无法得到满足,疯狂地攫利与过度地消费只能加剧人类的饥渴,也毁坏着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众所周知,人类为了生存必然要向自然索取必需的物质与能源,但这种索取如果超出了自然合理的限度,就会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从而引发生态危机。
  毋庸置疑,人类主体欲望的无限膨胀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是生态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现代人为了满足自己各式各样的欲望与需求,将魔鬼之手无休止地伸向个人之外的一切领域,生态文学对现代人的贪婪与自私,对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私之利而掠夺和践踏自然的种种丑恶行径给予了反思与批判。对物质的需求应该以生存为基本前提,如果将占有作为对物质追求的目标,那必然会陷入欲望化的泥淖中难以自拔。人是自然界的一种生命形式,人的生存必须依靠物质的补给,依靠食物充饥,依靠衣服御寒,对衣食的物质追求是其生存的前提,失之则人的生命形式便不能延续。但我们应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限制人的物质欲念,如果我们对物质的追求不以正常生存为索取前提而以占有为行动目标,人的欲念将被无限制地放大,这必将给自然界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同时毁灭的也是人类自身。
  《鹿鸣》中对鹿王峰峰的追剿凸显了人类对物质占有的贪婪之性。从医学上讲,鹿是一种具有极高药用价值的普通动物,但作品中的几股欲意捕杀鹿王的势力看中的已不再是鹿茸的药用价值,而是对珍奇稀有物质的占有之欲。为达目的,作者为我们虚构了一幕幕惊险刺激的护鹿与猎鹿画面,展现了各式各样欲望的丑行。贫困山区引资求富是发展经济、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合理行为,然而外商却以鹿王峰峰那像“红珊瑚一样无与伦比”的鹿角为附加条件,于是地方官员为了引资来换取政治资本,便开始了对峰峰全副武装的捕杀;野生珍稀动物研究会打着保护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旗号不惜出动武力团队来劫持鹿群;沙漠腹地的度假中心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精心策划占有鹿群的阴险计划等等,显示了人类那贪婪无耻的人性幽暗与龌龊。当以征服和占有为目的的邪恶欲望无限膨胀时,人类欲意征服与占有的对象便面临着无法逃避的灾难。小说中人们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将具有防风固沙的发菜一掘而光;为了满足金钱的诱惑,美丽而灵性的藏羚羊便惨遭屠戮;整个西部大地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然而却找不到一块适合鹿群生存的净地,处处是邪恶和充满着欲望的陷阱。作品通过揭示鹿群无处可逃的生存现状表达了对人类无穷无尽欲望的强烈谴责与深深愤慨之情。
  在《可可西里狼》中,杜光辉以亲身经历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由仅为满足生存需要而猎杀动物到完全脱离“需要”而变成为“占有”而猎杀一切可以换来金钱的动物的过程,揭示和批判了人类欲望的无穷和贪婪。作品上篇中,进入无人区测绘的解放军在得不到物质补给之时,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完成测绘任务,万不得已才被迫猎杀动物,但是始终坚持着取之有度用之有时的原则,从不滥杀生灵。下篇中,州政府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决定开发可可西里的矿产资源,人类贪婪的欲望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水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测绘队、开采队、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装备精良的盗猎者蜂拥而至佛爷的圣地,开始了人类欲望的全武行。在无限膨胀的金钱欲的驱使下,拥有现代化猎杀装备的盗猎者不分季节不分大小不分多寡对野生动物施以惨无道义的屠戮,可可西里到处是被遗弃的藏羚羊、野牦牛、黄羊等野生动物支离破碎的尸体。实际上,在生存需要与贪婪占有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人类已经逾越的太远太久,甚至返回的路已经被贪婪之欲所阻断,人类也已无路可逃。
  弗洛姆曾经指出,贪婪的欲望极易让人类忽视自然资源是有限且终有一天会被消耗殆尽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自然资源的消耗殆尽只不过是地球毁灭的一个表征,欲望的膨胀与恶化才是其根源。我们对可可西里的开发本意是想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不料却创造了一个邪恶的世界。张炜在《融入野地》中说:“多少人歌颂物欲,说它创造了世界。是的,它创造了一个邪恶的世界;它也毁灭了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宁静的世界。”可可西里无人区在人类进入之前是多么的美丽、宁静与圣洁,“远离了人烟,极目望去,没有一丝人为的痕迹,满目全是没有一点杂质的雪白。没有人迹的地方真干净,没有纸屑、没有垃圾、没有噪音、没有污染”,一切都是如此般地澄亮与圣洁。可是人类的到来却搅扰了这里的宁静,污泄了这里的圣洁,因为感受过之前的美丽无暇,才知晓人类的进入是多么的不应该!其实,污染的不仅是可可西里,还有人本善良的人性。
  另外,欲望之欲望是异化了的人性畸形的表现,当人对物质的欲求陷入了不可开拔的泥淖之中时,欲望便外化为人性的异化。《怀念狼》中“英雄砭牛头店”小伙计对那种视鲜活生命为草芥的残忍至极之行为毫无愧色,其宰割活牛之行为对生命的漠视与失乏敬畏与《二泉映月》天籁之音旨在陶冶人之性情之间构成了绝妙的讽刺,彰显了人性的麻木与异化。《可可西里狼》中,王勇刚对金钱欲望的追求使其丧失本真善良的人性,为了满足因猎杀野生动物而带来的丰厚暴利,他将带有魔性的双手伸向了昔日生死相依的亲密战友。王勇刚虽成为了坐拥数亿资金的可可西里王,然而却不再拥有曾经的自己。正如缪尔所言,“利令智昏的人们像尘封的钟表,汲汲于成名富贵,也许他们所得很多,但他们却不再拥有自我”。欲望昌盛之时,便是人性异化和人类灭绝之日。书写欲望驱使下的人性之变异将生态文学的欲望化反思与批判推向了高潮。欲望化的生态批判警示着人类,只有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生态序位,将人类的贪婪欲望关进人性平衡的牢笼之中,在满足人类自身生存的前提下,在自然可承受的承载量的基础上,在生态系统平衡井然地发展中,合理有度有序地开发与改造自然,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和谐共处。
  三、和谐相生的理想建构
  无论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叙事,还是反思欲望化的动物书写,都是将人与动物对立起来,在对立、对抗中进行叙事,而和谐型的动物叙事改变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固定套路,将人与动物统一起来,变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关系为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间性关系,构建一种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共存于自然之中的美好图景,以表达作者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诉求。我们知道,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和物种一样是长时期演化变异而来,人和动物的一切方面,包括心理和身体方面,都有一定的连续性,且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因而,人与动物之间有着可以和谐相处的可能与可行性。实际上,生态叙事中的动物形象的塑造不外乎是原始图腾神话中人的自我意识的一种外化,是对人与自然原初和谐关系的一种思考与展示。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古典文学中有着书写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优良传统。李约瑟曾经指出:“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审美境界的建构成为了众多文学作品着力书写的理想目标。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与非人类对于生态圈运转所起的基本作用是一样的,因而,人类应该像尊重与爱护自身那样去认可与尊重其他非人类的内在价值与生存发展的权利。非人类与人类一样拥有谁也无法剥夺的生存、发展和利用自然资源与共享生存环境的权利。动物与人一样都是生命的主体,拥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和自由生存的权利,应该得到像人类主体一样的待遇。动物作为生命形式有其自主的生命和价值,从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它们身上拥有一种天赋的道德权利,即不遭受不应遭受痛苦的权利和享受应该享受愉快的权利。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将它们视为为人类生存和发展而存在的工具,而应该认可它们身上所拥有的天赋的道德权利,尊重它们的生命与尊严。
  动物与人一样有着天赋的灵性和不可侵犯的尊严,这是与人建立和谐共处之关系的伦理前提。叶广芩说:“我相信任何动物都有灵性,都能与人交流”。动物都有高贵的尊严,我们应该对其授以深深的敬意与赞美。《猴子村长》中猴子集体自杀的情节不禁使人肃然起敬!猴子为了表达对自身无缘无故惨遭伤害的愤怒,以绝食来向村人诉说着它们生命的高贵和尊严的不可侵犯。动物和人一样能感受快乐和痛苦,它们与人类一样也有表达爱意与发泄情绪的途径与方式,只是这些途径和方式尚无法得到我们的认识与认可,正如动物无法认识与理解人类的行为一样,或许在它们的脑海中人类个个都是青面獠牙的食肉魔兽!
  程虹认为,在当代自然文学家的书写中,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我和它”的主客关系而是“我和你”的间性关系。同理,人与动物之间也不仅仅只是“我与它”的对立关系,而应该是“我与你”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间性关系。这个世界的中心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人和动物。人与动物之间是互为主体的间性关系,而非单方面的主体关系。在众多的动物叙事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人类主人公能像对待人类自己一样对待动物的,都会得到动物的回报(报恩),人与动物之间必然是和谐与友好的,反之必然得到报复(复仇),人与动物之间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
  《怀念狼》中,与剑拔弩张的傅山与狼的关系相反,老道士与狼之间是一幅幅友善和谐的场景。我们不禁会想,同样是人,为何老道士和傅山与狼之关系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原因很简单,老道士取消了人与狼之间的对立,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与自身一样的鲜活的主体来对待,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众生平等、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他发自内心地爱护狼、体恤狼,当其在生命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我这一去,它们来了找谁呀!”正是老道士将狼作为另一个生命主体,并给予理解、尊重,关心和爱护,人与狼之间充满和谐温馨的人情意味。而在猎人眼中,人见狼就必须打,否则就不能为人,他先在地把狼作为异己的对立面来看待,这就堵死了人与狼两个主体交流的可能性,人与狼的关系自然是剑拔弩张的!
  《长虫二颤》中,二颤对动物没有伤害之心没有戒外意识,能与那里的蛇、狐狸、虫子等动物彼此尊重,相互信任,安详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山鬼木客》中古人类研究学者陈华回归自然,与山中的岩鼠、四脚蛇、云豹、猢狲等野生动物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彼此生活,相安无事。动物生命具有内在灵性,生命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外在限制,彼此共感谐振,领受宇宙大生命对单个生命有限性的救渡。只要遵从大自然生存合法性的规则,将动物当作像人一样的另一主体,人与动物之间便可以实现彼此的和谐共在。反之,则必然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在当代动物叙事作品中,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审美诉求展现的活灵活现的作家是红柯,和谐而非对立或冲突是他动物叙事作品突出表现的主题。《乌尔禾》中,张惠琴将兔子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海力布将羊视为自己的生命;《美丽奴羊》中屠夫将奴羊比作高贵的神灵;《大河》中熊与金家人和谐相处;《生命树》中马燕红视牛为具有神性的存在;《少女萨吾尔登》中人与动物完全在草原舞蹈的跃动中合而为一。在红柯作品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人与动物之间没有对象与被对象化,没有征服与被征服,处处呈现出一片生命和谐景象。《乌尔禾》中,太阳、月光、兔子、苍鹰、羊甚至还有花草树木等都被赋予鲜活可感的生命,有生命的动物和无生命的植物与人完全融为一体,他们都是自然界的精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生态序位与生命个体在所属属性的差异。在乌尔禾,生命体的存在是无法区别的,一切都充满着诗意、静谧、安详而又不失原始的生命活力。
  红柯没有像其他动物小说作家那样赋予动物某种道德品格或文化内涵,他笔下的动物是原原本本的生灵,人与动物之间演绎的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融、神合,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交流、沟通,彼此没有贵贱、主次之分,他要赞美与歌颂的正是动物身上所蕴含的原始的天真与淳朴。红柯曾说:“我肯定的就是我小说人物身上的原始的东西、动物性的天真与淳朴。”在生命与生命的交融、神合之中,人与动物两个主体之间达到了彼此合一,物我两忘。在此过程中,人将外部世界逐步内化入自我经验之中,将其变成了“属人”的世界。同时,人也以此拓宽了生命,从生存的局限和狭小的自我空间中突围而出,在和谐共在中突破了生命个体的有限性,实现了生命的升华与无限的绵延。
  可见,在生态问题愈发严重的当下,我们应该以生态整体主义立场与主体间性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关系。其实,人与自然之间不是人对自然的单方面的控制、奴役与征服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人对自然神化之后的膜拜与敬畏的关系,而是在生态整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平等友爱的关系,亦即是一种交互性的主体间性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之时,不是以人或自然为中心,而是秉持生态整体主义立场,通过理解、同情、对话与交流的方式解决两者共同面对的生态问题。就人类而言,要消除生存与身心危机,必须扬弃狂妄自大的中心主义意识,转变人类自身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将欲望合理化与有限化,并积极培育亲和自然的审美之心,平等友爱地看待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并与之长久地和谐共处。
  
       原‍文载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Z1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高春民,男,河南人,文学博士,任教于洛阳师范学院。研究方向:文学批评。评论文章散见于《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江汉论坛》等期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