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植:思想与创作的转折——论沈从文对《长河》的修改| 论文 发布日期:2019-06-07   作者:王植   点击数:134  
 
  摘要:《长河》从初版本到现行全集版本之间的修改,仅有的研究也只集中于如何删节的部分,而对沈从文在作品的润饰、增补性重写方面投注的心力忽视不见。本文通过对初版本和全集版本的对比分析,认为沈从文正是在这些増补性重写中,更动了小说的情感与思想内核,呈现出一种类似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所言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思考,既多方面深化了他对中国现代性之路的反思,也开启了他其后贯穿整个四十年代的新的创作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意义。
  关键词:沈从文;《长河》;修改;破恶声论
  《长河》,沈从文的长篇小说,历来文学史与批评家对其背景的基本认知是“未写完”、“经过几次修改才得以出版”等等含糊不清的描述。而对于《长河》的修改,不同版本之间的具体差异,关注者同样稀少。这些差异体现出了作者怎样的考量?经历过修改的作品较之初版本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如果对这些历来乏人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可以发现《长河》的修改,其实深切关系着沈从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写作道路上的重要转变。本文即从此出发,对《长河》初版本和全集本进行比照分析。
  《长河》初版本发表于1938年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所以本文将初版本命名为“星座本”。现有的少量研究只提及其连载的起始与截止日期,而并未指出具体的刊载情况。虽称连载,前后一共67次,但其实断续分为四截:1938年8月7日至8月31日(一-二十五),9月14日至9月26日(二十六-三十八),10月6日至10月17日(三十九-五十),11月3日至11月19日(五十一-六十七)。每次的刊载少则两三百字,多不过一两千字。这样的刊载方式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文字前后的整体性,而且“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所以在1942年4月,作者开始重写、补充《长河》,并细分章节,拟出每章的名目。9月致信大哥沈云麓说“上卷约十四万字,不久或可出版。桂林明日社出。”次年初又致信三弟沈荃,“《长河》被假借名义扣送重庆,待向重庆交涉时,方知并未送去。重庆审查时去五十字,发到桂林,仍被删去数千字。”全书迁延至1945年1月,才由西南联大的文聚社出版,此版仍然遭到部分删削,最终收入现行的《沈从文全集》,因此本文称之为“全集本”。
  从“星座本”到“全集本”,其间的差异颇可玩味。可能是受作者本人对删削一事的多次渲染与强调,现有的少量研究都是注重其中删削的部分,并将删削的原因归诸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的政治审查,通过剔除敏感忌讳词、对彼时政治现状乃至政治人物的议论等部分,来使得作品可以面世。但这些说到底只是外在的原因,而且这些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也是极小的,影响《长河》文本意义的本质性变动的还是作者对其的增补与润色性的文字。笔者将“星座本”与“全集本”进行了逐句的对比,发现这些文字因为乍看之下只起着润色性的作用,反而能有效地规避审查机关的审查。但在1938-1942这四年间,沈从文的思考的变化与困境,他开始实验的新的写作路径,于《长河》的増补性重写中,已经可见一斑。
  
  1938年7月底,沈从文连续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两封信中谈及《长河》的写作情况:“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仅从这两段话来看,《长河》最初的写作意图,仍是以展现湘西地区独特的民间生活为主,从中抒写人性与田园之美;只不过较之《边城》《萧萧》等作品,《长河》更试图容纳进“变”的因素,在历史的流转中去看湘西民间的剧变与世道人心的繁复,以及这种被迫的改变给生命带来的诸种影响,作者认为这种影响无论是进步还是磨难,都是堪哀怜的。
  民国时期,湖南省并非蒋氏嫡系势力范围,历来治湘军阀虽然名义上尊奉中央,但更多的还是有将湖南打造为独立王国的倾向。从陈渠珍、何健到张治中,湘西的生民气运始终密切联系着军阀的消长起落。这些军阀对待湘西地区或是实干性的保境安民、促动发展,或是高压式的压榨与掠夺,或是中立性的安抚与压制并用,加之本地族群众多,各种历史性、文化性的问题相互纠缠,湘西的现代性历程因此很难说是平顺的。早期的沈从文从军漂泊、驻防清乡、北上求学、摸索写作,以自身经历诠释了湘西地区获得现代性的艰困。而在作品层面,沈从文也用了多年时间,才慢慢能将湘西的命运移到纸上。起初他借助苗民的许多族群性、神话性、玄秘性因素,写出大量浪漫奇幻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与其说是现代小说,不如说更贴近一种对民间故事的仿拟。这样的写作范式是难以持久的,因为沈从文并不真正深厚地理解苗民的生活与心理结构,他所能动用的只是听来的故事,辅以早年学习过的人类学方法加以表现,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创作方式正与此相似。虽然这些作品渐渐淡出沈从文的创作,但它们一方面带有泛神论的色彩,着重渲染作者所理解的湘西生民万物的浪漫神性,这形成了他日后对外界事物与生命本质的理解方式;另一方面则塑造了沈从文日后多次提起的“乡下人”人物群体,并以此自况。可以说这一段时期的作品已经为他定型了写作的基本方向,日后的改变在于程度上的加深与宽度上的扩展。正如金介甫指出的,沈从文的“乡下人”范围很广,除了农民之外,还可以包括水手、娼妓、士兵、流浪者,他们共同构成一种奇特的共同体,而且不同群体的性格却很相近,都一成不变的善良、天真,呈现出一种健康的精神状态,却又不时涌动着生命本源处的骚动力、破坏力。联系到他们的族群归属,则“乡下人”是一种“已经汉化的汉-土家-苗的普通人,更重要的是,这种人已经深受儒家城市文化的支配。”金介甫认为相比苗民,这样一种普通人、乡下人才是沈从文更为深刻了解的群体。
  因此,30年代的沈从文开始将地方特殊性引向一个更加具有普遍性的层面,通过淡化并最终消除明显的族群元素,打通隔膜,使得他的乡土作品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更多的关注。但沈从文保留下来的,略嫌粗疏的以单一的性格特征来统摄乡土群体的方法,明显不符合30年代盛行的现实主义潮流,而更多的带有象征色彩。论者或以之为沈从文作品中的宗教性所在,是自然人格化之后的一种可与生命本真进行对话的新的形式,也是为现代人提供的宗教的替代物;或以之为沈从文展开其独特抒情方式的场域,“抒情话语乃是一种象喻行为,它填充了那些在写实主义和理性思维的地图中,尚属‘未知数’的人性疆域”,从而构成一种对时代潮流的整体性反讽。的确,30年代的沈从文在创作上如《边城》等与现实主义并不相合,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散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以来发表的杂论、介入的文坛论争,以及对新文学现状的反思等等,还是体现出种种现实精神。1940年,沈从文将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总结为民国十五年后文学与上海商业结缘,民国十八年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而在战争爆发的情境之下,如何于对生命神性的思考与象征式呈现,和对民族现实苦难的关怀的两条脉络的延长线中,完成较之《边城》更具普遍性的诉求,就成为解读《长河》的两个必要的考量。
  
  循着这两方面,我们可以对“星座本”与“全集本”进行更为细致的比照分析。总体说来,《长河》可以说是每一句都有修改,每一段都有润饰,每一章都有增补。首先是人物,也即“乡下人”这一共同体生活与性格塑造的方面,比如小说开头对女学生的描写:
  真正给乡下人留下一个新鲜经验的,或者还是女学生本身的装束。辫子也不要了,省得梳面,耽搁时间读书。膀子膊子都露在外面,比装在里面好看。不穿裤子,至少给乡下人印象是不穿裤子,为什么原因可不知道。这些女子业已许过婚的,一面回家来主持离婚,说是家中不能包办终身大事。生活出路多是到县城里女学校做教员,婚姻出路是嫁本县私立大学读过书的学生,县党部委员,学校同事。居多倒是无对手,不结婚,名为“抱独身主义”,吃家里,用家里,生活也就从从容容。想再求上进,功课又不怎么好,就进两江女子体育学校,或不必用功的私立大学。毕业以前就与同学发生恋爱,一同居,除却跟家中要钱,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其中自然也有“革命的”,向江西跑,向西北跑的,一去之后,照例渺无音信。关于这种人,在家乡中却照例流传一片神话,用乡下人想象,混合庄严与猥亵,作成种种型式。(星座本)
  不过真正给乡下人留下一个新鲜经验的,或者还是女学生本身的装束。辫子不要了,简直同男人一样,说是省得梳头,耽搁时间读书。膀子膊子全露在外面,说是比藏在里面又好看又卫生,缝衣时省布。且不穿裤子,至少这些女学生给普通乡下人印象是不穿裤子,为什么原因他们可不明白。这些女子业已许过婚的,回家不久第一件事必即向长辈开谈判,主张“自由”,须要离婚。说是爱情神圣,家中不能包办终身大事。生活出路是到县里的小学校去做教员,婚姻出路是嫁给在京沪私立大学读过两年书的公务员,或县党部委员,学校同事。居多倒是眼界高,相貌不大好看,机会不凑巧,无对手,不结婚,名为“抱独身主义”。这种“抱独身主义”的人物,照例吃家里,用家里,衣襟上插支自来水笔,插支活动铅笔,手上有个小小皮包,皮包中说不定还有副白边黑眼镜,生活也就过得从容而愉快。想再求上进,程度不甚佳,就进什么女子体育师范,或不必考的私立大学。毕业以前若与同学发生了恋爱,照例是结婚不多久就生孩子,一同居,除却跟家中要钱,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其中自然也有书读得很好,又有思想,又有幻想,一九二九年左右向江西跑去,终于失了踪的。这种人照例对乡下那个多数是并无意义的,不曾发生何等影响的。(全集本)
  小说的目的是写出长河地区在遽变的外在现实的影响下发生的内在改变,这一段对年轻女子成长遭际的描写,便是显例,她们不再处于《边城》式较为封闭的环境内,而是存在于不同力量的交织之中。“星座本”读来,干净简洁,片语可夺其精髓,遣词造句仍然贴近“乡下人”的惯常用法与理解,这一点上来看,它与《边城》《萧萧》等作品内在是相通的。而“全集本”多加润饰,出现了许多如“卫生”、“爱情神圣”、“自由”、“思想”等等新式词语,“功课又不怎么好”一类相当生活化的表述也替换成更为雅驯的“程度不甚佳”,“且”“至少”等连词的出现使得叙述的语气更加反复、迭代,而对“抱独身主义”的新式女青年也更加添上“自来水笔、活动铅笔、皮包、白边黑眼镜”这种无甚高明的漫画式闲笔,反而将“星座本”留出的文本缝隙与想象空间大幅度压缩了,语言的生鲜泼辣之气也褪去甚多。此外,作者最终将她们的命运做了极大改动,“星座本”并无具体的时间指涉,革命的洪流席卷了年轻的生命,也给养育这生命的那片土地以各各不同的现代性想象;而“全集本”则具体到1929年,并将这种想象的存在也完全抹杀。沈从文自幼见惯军队杀人清乡,亲历过胡也频丁玲这样的新青年参加革命而被杀被囚,自己也曾被徐特立邀请赴延安而未去,但这些原因并未让他在1938年的“星座本”中直截地鄙弃、蔑视革命,“全集本”的剧烈转变,便显得耐人寻味。如果不是他得悉了解放区整风运动的情况,那么更可靠的解释或许就是,他在40年代将自身那种独特的现实精神更加直接地表达出来,并加以深化,而成为对“社会重造”“民族重造”“文学重造”等目的的反复申述。以此来衡量诸种人事,那让五四文学运动和政治挂钩从而失去活力与自主性的“革命”,自然要被否定,更不可能是民族的革新之路。正如张新颖对沈从文这一“苛人而自苦”的状态的概括:“在抗战的大环境和救亡的迫切形势下,沈从文偏偏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五四精神反反复复的絮叨者”。
  但矛盾的是,沈从文对这种五四精神的发扬,以及种种“重造”的呼吁,本质却是唯心的。这可从与年轻女子构成对比的当地妇女的描写看出:
  大多数女子在体力与工作两方面,都可称为健康合用的农家妇,需要的不是认字读书,倒是同生活极有关系的常识,如种牛痘,治疟疾,以及与橘园收成有关的常识。……一切生活都混合经验与迷信,因此单独凭经验可望得到的进步,由迷信搀杂其间,便不容易得到。但迷信,在这种农家女也有一点好处,即是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即所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想,或凭传说故事,引导生活到一个美丽而温柔仙境里去,或信人委命,抵抗生活上种种不幸。(星座本)
  当地大多数女子有在体力与情感两方面,都可称为健康淳良的农家妇,需要的不是认识几百字来讨论妇女问题,倒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如种牛痘,治疟疾,以及与家事有关收成有关的种种。……一切生活都混合经验与迷信,因此单独凭经验可望得到的进步,无迷信搀杂其间,便不容易接受。但同类迷信,在这种农家妇女也有一点好处,即是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青春期女性精神病即较少。不论他们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异情感,或凭传说故事,引导到一个美丽而温柔仙境里去,或信天委命,来抵抗种种不幸。(全集本)
  除了依旧存在的遣词造句上的问题外(“全集本”的此段首句甚至都不通),可以发现两个版本的作者主观态度完全不同。“星座本”意在说明国族之进步,因有迷信的存在而不易实现;“全集本”却成了国族之进步,若无迷信的存在便不易接受。这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表述,沈从文在修改《长河》时,可以说已经对“进步”,具体说应该是现代性定义下的“进步”做了根本上的否弃,而重新重视民间宗教式的超越性思想在面对现代性大潮时的功用。根据杜赞奇的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和救世社团体系的存在正是“一个在国家正统和民间文化网络之间沟通和谈判,调整和适应,掩饰和抵抗的充满活力的场域。”所以对于超越性的追求,不同层面的群体之间是相当不统一的,也为各自提供了不同然而又可以对话的自我建构、自我治理的模式。到了追寻现代性的时代,这种不同层面对宗教与超越性的不同解释,也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促进不同群体走入现代。在五四精英、革命者之外,民间宗教与团体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给予人们以“公民”、“社会”的意识,民族国家建构的完成,也离不开这种地方性的权力与文化结构。因此,中国地方宗教的多元化正提供了宗教世俗化的空间,即使民族国家的诉求极端强大,但真正能从长时段影响民间生活的,却往往是种种世俗化的宗教与民间救度性、超越性的团体。精英知识分子对此常常是相当不信任的,像鲁迅就曾讽刺,“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但在本质上,这种世俗化却仍然是一种普世理想的体现。虽然精英知识分子对之仍保持距离,但革命者却曾注重从中吸取力量,创建“民族形式”,为自身带来更坚实的合法性。
  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其实与他一向疏离的革命群体,在40年代同时对民间投以了更多的目光,只不过后者的关注更加功利化,而沈从文的关注则其来有自。“全集本”描写当地妇女时将“工作”改为“情感”,“合用”改为“淳良”,并为她们的日常生活补入“信仰”这一维,便也可以理解。所谓“进步”只有与在地性相结合,在情感、信仰层面与底层相融,才能真正获得。而女子们的“幻想”也变成了稍为具体的“幻异情感”,沈从文力图在更扣紧生命存在的层面上贴近、理解长河两岸与动荡国族的人民生活和生命形式,及其与历史的种种纠缠、挣扎。这同样也是他所理解的“文学重造”“社会重造”的起点,应该承认是颇具反思意义的,但正如金介甫所指出的,沈从文并未把握好其间的分寸,这样的反思往往成为唯心的、概念化的:“他看待世界是唯心的,在哲学上既是实体也是现象。……说美的概念可以升华,尽管当前形态丑陋,只讲暴力。沈正是从这种美学观点出发,为农村的道德秩序辩护,描绘农村地区的现实生活,包括从某些城市道德观点看来的确是非常黑暗的方面。
  
  有论者认为“《长河》《芸庐纪事》等作品中时空的敞开,人口、资讯、物资的流动与交换,凸显了将湘西地方纳入战时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愿望。”所以在考察过两个版本之间人物塑造的不同后,人物如何与不同的现实环境的具体互动则是接下来的考察重点。
  《长河》具体描写的群体场景不少,像辰河码头的交易市场的描写就很有代表性:
  地方既是个小码头,且照例有一群寄食者,近于拿干薪的税捐局额外局员,靠放赌抽头借大加一为生的小地痞流氓,当地出产的小窑姐儿。间或还驻扎有一连正规兵士,或保安团,保护地方治安。三八逢场,乡下人交换有无,带了各种农产品野兽皮到场上来。各地商人也带了白糖、青盐、布匹、杂货到场上来,真所谓百物云集。到时候走路来的,骑马来的,驾小船来的,撑青竹编排的筏子来的,将近万人。(星座本)
  地方既是个水码头,且照例有一群吃八方的寄食者,近于拿干薪的额外局员,靠放小借款为生的寡妇,本地出产的大奶子大臀窑姐儿,备有字牌和象棋的茶馆,……由于一部分闲钱一部分闲人,以及多数人用之不尽的空闲时间交互活动,使这小码头也就多有了几分生气。地方既有财有货,经常又驻扎有一百八十名杂牌队伍或保安团队,名为保护治安,事实上却多近于在此寄食。三八逢场,附近三五十里乡下人,都趁期来交换有无,携带了猪、羊、牛、狗和家禽野兽,石臼和木碓,到场上来寻找主顾。依赖飘乡为生的江西宝庆小商人,且带了冰糖、青盐、布匹、纸张、黄丝烟、爆竹以及其他百凡杂货,就地搭棚子做生意。到时候走路来的,驾小木船和大毛竹编就的筏子来的,无不集合在一处。(全集本)
  从内容层面来看,“星座本”秉持着较为中性的情感态度,对于辰河不同的民间群体采取较为统一的罗列式描写,叙述语气相当简洁而口语化。“全集本”的多处修改则明显赋予了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情感态度,在他追寻、重写的“湘西”的“几分生气”之中也因此有了主观的善恶之分,在对群体的描绘中融入了对现代性与“进步”的恶感。在叙述层面,他对每一人群的行为、情态以及给外在群体环境的带来的影响加以相当细致的解释,这种写法正如王德威所论述的,是一种“迭代”的策略:“把一段时期内反复发生的事件浓缩进一次叙事中,因而制造出了事件历时的共时重叠”,这种叙事方式意在放大一种循环式的时间感,因而可与线性进步的历史叙事结构相对抗。但巨细无遗的描写,也将“星座本”那种随意点染的流转性抹除干净,可以说是从多面向的潜在可能性缩减为单纯的循环。如果“重写湘西”是沈从文在战争爆发后的文学路径之一,那么于纸上追寻原乡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精细而固化的描写,成为一种想象的视觉性的大规模演绎,其实也是一种主观性的放纵,越是精雕细琢,写下的就越只能是一种空洞,更何况他使用的,是在相当程度上褪去乡土本真之气的语言,而走向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汉语。长河促发了他的书写欲望,但如这长河一般流畅的书面文法,却终究无法承诺欲望的完满实现。
  这种对于线性时间与进步的恶感,在作品中还体现为对于军阀压榨、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现代化机器工业的来临以及与日本开战的种种恐惧。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满满,一个一生坎坷的老水手,在听闻“新生活”要来了之后,便来来回回向不同群体的人打听,从富有的本家、商会会长、政府里的师爷到往来河上讨生活的贫贱水手等等,借助他的口与眼,将湘西地区风雨欲来之势融汇在日常生活的静态、循环式描写之中。老水手最终也没把听到的七零八碎的消息拼贴出完整的图画,在悻悻回返乡村的夜路上,他的情态成为小说的一个高潮:
  他心里想:“慢慢的来罢,慢慢的看罢。”到得坳上时,看看对河萝卜溪一带,在夜雾中,如已沉睡,有几点灯光。河下也有几点灯光。滩水声在静夜里很响。更远处大山,有一片野烧,延展移动。老水手站在祠堂阶砌上,自言自语的说:“要来的你尽管来,我什么都不怕!”(星座本)
  他心里想:“慢慢的来吧,慢慢的看吧,舅子。‘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你们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他好象已预先看到了些什么事情,即属于这地方明日的命运。可是究竟是些什么,他可说不出,也并不真正明白。到得坳上时,看看对河萝卜溪一带,半包裹在夜色迷蒙雾气中,如已沉睡,只剩下几点儿摇曳不定灯光在丛树林薄间。河下也有几点灯光微微闪动。滩水在静夜里很响。更远处大山,有一片野烧,延展移动,忽明忽灭。老水手站在祠堂阶砌上,自言自语的说:“好风水,龙脉走了!要来的你尽管来,我姓滕的什么都不怕!”(全集本)
  两相比较,对这一场景的描写最大的不同在于叙事角度的复杂化。“星座本”中只有老水手个人的视角,属于一种展示性的叙述,而“全集本”则更加入作者的视角,在展示性叙述的基础上叠压了讲述性叙述。此种叙述角度的繁冗化,也成为“全集本”较之“星座本”的另一个变化。这种在动静对比的段落内融入两种叙述角度,作者并未能很好地把握分寸,往往使自己的主观理解附在人物身上。像“你们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我姓滕的”之类的话,与之前所塑造的老水手的性格反差很大。当然,《长河》是未完之作,这样的描写或许有为后续作铺垫的考量,但仅就现有的文本来看,未免略嫌冗余和失真。此外,这样的描写更加突出了老水手个人的主体意识,这与前文所言作者在四十年代更加关注人的精神状态是相吻合的,或许这也是作者个人的某种主体精神,只不过未来终究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将其细致地展开。现有的文本在老水手之后所描写的是与他形成对比的小姑娘夭夭,也即他的本家开明乡绅的女儿,代表辰河地区最后的宁静与本真,却也要开始面对外来军阀的滋扰与调戏。一老一少的各种生活细节,包括聊天、看社戏、在夭夭被军官滋扰时帮她解围,也都成为这片地区最后的摇摇欲坠的安宁。据金介甫对沈从文的采访,作者本意在后面的小说中书写蒋介石对湘西的占领以及有意用种族灭绝政策来消灭苗民,那么它本应以怎样的悲剧结束,便可以想象。
  
  1908年,青年鲁迅发表了文言论文《破恶声论》,注重于对独立的人的“心”之阐扬。“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在“群学”成为彼时最为流行的社会科学与观念时,不和众嚣、独具己见在鲁迅看来极为可贵,“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故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若其本无有物,徒附丽是宗,辄岸然曰善国善天下,则吾愿先闻其白心。使其羞白心于人前,则不若伏藏其论议,荡涤秽恶,俾众清明,容性解之竺生,以起人之内曜。如是而后,人生之意义庶几明,而个性亦不至沉沦于浊水乎。”在这样的时代,鲁迅其实对一切的大词,无论是国家、英雄、志士等等,都产生了怀疑,认为多不过是标签式的“附丽”而已,“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对先于英雄志士而存在的独立的“人”的“内曜”和“心”之独立的高倡,在此文中到了满溢的地步。
  《破恶声论》文辞与思想的激烈程度,甚于以后五四运动、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论争时期的鲁迅。此文在鲁迅生前也并未收入任何杂文选集,作者的态度可见一斑。时隔三十余年,沈从文对《长河》的修改过程,正可与《破恶声论》构成对话。沈从文用流畅的白话文弥平地方性、特殊性的“隔”,使得文本更具世俗性、普遍性,作者的视线与主体位置也从原先的内含其中变成外部的观看与阐释。因此《长河》的修改与其说是“重写湘西”,不如说是一个将湘西放入引号的过程,而完成了对其的历史化、客观化,“全集本”也因此更具人类学调查的色彩。而完成这种实践的方式,便是在这个过程中重点补入的,那种回到民间本位、思考民间宗教与信仰在动荡时代的功用、对现代性的进步与革命加以相当程度蔑视、重新探讨现代中国的人文重造与国族重造的维度。“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在鲁迅之后,沈从文成为唯一一位在这一脉络上做过努力思索的现代作家。他始终关心的,是如何重塑一种具有建设性的人文,能够帮助大众培育“更强有力光明的人生观的基础”。他痛惜三十年来国家变迁,各地军阀唯战是举,湘中青年耗损殆尽,“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任何社会重造品性重铸的努力设计,对目前情势言,甚至于对今后半世纪言,都若无益白费。”因此,举凡政治、革命、战争等等,皆不是他所能接受的国家民族的真正“进步”。他希望的是在外在有益思想的引导之下,辅以更加贴近生命与存在层次的思考,“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因此,《长河》“全集本”对民间宗教、情感、伦理的回归,便不再是《边城》那种对乡村本真秩序的缅怀、静止式追寻,而是在动静流转的哲学思维中感知生命的伦理,细味其美与悲悯之间细微的界限,并以此作为理解生命、重建人文的起点,有着较《边城》更为具体的现实关怀。
  《长河》的修改本出之以更具普遍性的流畅文字,但具体的现实主义的故事,仍然让作者在承载已渐渐成型的抽象化情绪与思索时,显得不甚协调。于是,顺着“迷信”的路子,四十年代的沈从文更力图将自己的这种思考哲学化,从而固执地走向了抽象。从《看虹录》《摘星录》《芸庐纪事》等小说,到《烛虚》《七色魇》《水云》等散文,以及最后堪称集大成却仍未写完的长篇《雪晴》,沈从文反思自然、动静、流转、历史,以及生命之情感、意志、德性,而至对造物之美的极度耽溺,“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温习这种常常被忽视的东西,可以“恢复情感中业已失去甚久之哀乐弹性。”“生命所需,唯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相比青年时期的鲁迅,破却恶声是为了摒弃任何看起来是现成的路及以此谋私,而走向真正的人之独立,为国族创造一条新路;中年的沈从文破却他所认为的革命、战争、进步等只会戕害生命的恶声,走向的却是相当哲学化、私人化的思索。虽然这种思索朝向一个更深远的现实关切,但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它“能在自我认知之中达成系统的自洽,却不具备一种突破固化感受结构、与历史对话的能力”;但话说回来,这“历史”本身或许就不是沈从文愿意与之对话的存在。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
  王植,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