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寻找罗麦》的众多影评中，评家比较忽略的一个背景是现代规则所带来的道德悖论。正是规则将罗麦与赵捷陷入自我良心的谴责，也是影片故事发生的根本原因。于是，返归自然，是罗麦与赵捷远离现代的心灵体验之旅；宗教的救赎与整合使赵捷与罗麦实现了精神的完全相契；最终，超越男性与女性、生命与死亡、东方与西方等诸多二元对立的执中而行，方为《寻找罗麦》的最终答案。

关键词：《寻找罗麦》；现代性悖论；自然；救赎与整合

最近有关电影《寻找罗麦》成为网络影评的一个高潮，作为小众文艺片，票房突破了410万，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影片不是惯常的“讲故事”，而是在空间的辗转与时间的推移中，在悠扬怅惘的背景音乐中，以镜头拼贴的方式徐徐展开人物的心路历程。这部电影没有景观化的特效，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电影市场中，能够坚持导演自身的文艺理想，难能可贵。诸多影评特别关注到《寻找罗麦》中的“寻找”主题，这当然是电影着力展开的一条主线，从中国到法国，从北京到西藏，从巴黎到普罗旺斯，赵捷一直在路上，一直为罗麦寻找着过去的经历，同时也是寻找着自己作为一个生者的寄托。但是，众多影评并没有注意到代表现代文明的交通规则所制造这个悖论与困境，而这一点恰恰是这种寻找背后的深层动力，因此，论文的展开首先从赵捷与罗麦所经历的交通事故谈起。

一、现代文明的悖论隐喻：交通事故在责任与良心之间的判定

交通事故是赵捷和罗麦一起经历的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然而，正是这种偶然改变了罗麦的生命轨迹。赵捷与罗麦开车行进在路上，刚开始二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罗麦示意赵捷从一个纸袋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围巾，充满温情地说，这是送给赵捷的礼物，而且他认为这条围巾特别适合赵捷。赵捷也充满期待地试戴起来。此时，赵捷的女友打来电话，这对于倾慕赵捷的罗麦来说，当然非常扫兴，心情陡然一落。这是造成二人下一步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下，在炎热的天气里遇到了胶着的堵车，二人的心情更加烦躁。当发散楼盘广告的少年屡次敲车窗的时候，二人产生了分歧，最终车窗没有打开。然而，就在赵捷与罗麦犹豫分歧的一刹那，后面的车辆撞上了依然在坚持敲车窗的广告少年，并导致他的死亡。

单从交通规则上来说，赵捷与罗麦是这起事故的局外人，因为他们并不驾驶肇事车辆，这起事故完全是因为后车违反交通规则造成的；然而，少年迟迟不肯离开，确实是因为赵捷和罗麦没有打开车窗的缘故，这也是二人对自己现有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深层原因。电影对立交桥下堵车的场景进行了非常着意的描绘，鳞次栉比的车辆紧紧排列在马路上，车窗外面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进来，更加平添一份焦躁与烦闷，红绿灯，立交桥，鸣笛声，嘈杂声，这一切构成快捷高效的现代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元素。然而一刹那生命已逝，赵捷与罗麦惊魂未定，赵捷从医生手里接过少年的遗物，罗麦在马路牙子上发呆，勘测警察面对胸口起伏的赵捷，不解地问“你干嘛呢”？然后波澜不惊地宣布：“没你们什么事了，赶紧把车开走吧”，将赵捷与罗麦与此事撇了一个干干净净。所有这一切镜头的运用，无不说明现代文明的规则，只能解决在混乱发生的当下最直接的问题，同时给予最直接责任者相应的处罚。至于规则之外的事情，这不是它要关注的内容。在此语境下，就会形成一个悖论：真正造成少年死亡的赵捷与罗麦被屏蔽在了规则之外。

关于现代文明的隐喻，影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片段，即赵捷和女友的一段现代舞。当赵捷在因为少年离世而梦魇，夜半难寐而女友的一段舞蹈对白。现代舞（modern dance）是19世纪末在美国和欧洲开始发展兴起的一种舞台表演舞蹈，20世纪获得此专有名称和影响深远的成就。现代舞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古典芭蕾舞脱离现实生活和单纯追求技巧的倾向，以及舞蹈批评中的解释性舞蹈传统，转而追求以舞蹈的形式来表现自我的信念，以人类的精神观照为初衷，力求创造表达个性，以身体动作为认知世界和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因此，现代舞非常看重即兴表演，认为任何动作都可以成为舞蹈的一部分。本来，赵捷与他志同道合的女友都是从事现代舞的编舞工作的，当时他们正陷入了事业的低谷，在面对生命骤然逝去的沉重打击，赵捷感到他所编排的现代舞试图表达对生命的沉思不过是个“谎言”。

以上两处关于现代文明的隐喻，在影片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现代文明源自启蒙运动之后，现代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使利益的最大化成为理性合理的追逐目标，日益快捷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社会高效率运转的有力保证。现代性建立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之上，一切似乎都是在“进步”的。然而，现代理性所带来的心灵困顿也成为工业时代的不可分割的魅影与难题，于是，着意于感性的艺术与审美问题研究成为哲学新的增长点。从德国文学家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所意识到的现代人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到英国的“感伤的旅行”所散发的苦闷犹豫，再到拜伦笔下的曼弗雷德所抒发的“世纪悲哀”，以及现代美学作为一个统一学科的诞生，可以说启蒙运动带来人的觉醒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人的心灵如何安顿的问题，与之相伴的是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从卢梭哲学一开始的建构中就作为显著的问题而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今天，人们的衣着愈来愈考究，说话愈来愈文雅，以在我们的风尚中致使取悦的艺术有了一套一定之规。在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好像人人都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造出来的：处处都要讲究礼貌，举止要循规蹈矩，做事要合乎习惯，而不能按自己的天性行事，谁也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卢梭提出警告：阻碍人类自由进步的不是别的，而是文明自身。启蒙的理性哲学让人类摆脱了迷信之后继续陷入迷信，变化的只是以一种偏见取代了另外一种偏见而已。”影片《寻找罗麦》用规则的悖论和现代舞的谎言来表达同样的内涵：看似无往而不能的现代文明，恰恰是造成赵捷和罗麦心灵困境的直接根源。赵捷在得知少年已经身亡的消息后，他不断用水流很强的自来水冲洗着双手的鲜血，但是仿佛怎么也冲洗不掉似的，观众也非常容易看懂这里的镜头语言，是深深负罪感让赵捷感到愧疚，这一点也成为赵捷和罗麦开始心灵之旅的深层动力。

二、返归自然：赵捷与罗麦远离现代的心灵体验之旅

面对心灵的困境，罗麦首先选择了买醉逃避。在城市角落的小酒吧里，在昏暗的灯光、与嘈杂的重金属音乐里，不省人事但内心却非常清醒的罗麦试图以酒精来麻痹遭受重创的心灵。酒精带给人的是对先前生命状态的否定和颠覆，是暂时性忘却。但是，酒精的作用毕竟是要消失的，而且对生命体验来说，酒精的主要作用是麻醉。显然，麻醉不足以解决问题。但这里的酒精麻醉，罗麦显然是要让自己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是清晰的理性意识，理性追求的是条理和秩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以理性为准则确立各种规范。但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心理世界里，其实很多时候很难在意识的流动之中确立一条清晰的界限，这就是后现代文学特别重视的一个现象——意识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规则可以判定最直接的责任，却忽略了规则之外的深层原因。所以，罗麦试图出离理性。然而酒精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很快，清醒后的罗麦最先迈向了寻找心灵安顿的西藏之旅；在罗麦向死而生、心灵得到解脱之后，赵捷开始寻找罗麦，其实何尝不是自己的心灵安顿之所。罗麦选择了远离了现代城市与现代文明的西藏地区；这一次不是麻醉，而是一次激发生命的深层体验。因此，在这部分内容中，从远离城市与体验两个维度对文本进行解读。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西藏远离城市，无论是观者对于西藏的创造性想象，还是西藏的自然地理风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当代中国影视的独特意象，西藏以其奇特的地域符号和浓厚的宗教意识建构着一个视觉意义上的文化地理空间。电影《寻找罗麦》改编自王超导演主笔的小说《去了西藏》，导演在题目上特意强调了西藏之于心灵困境解除的重要意义。因此，出走的意义首先在于对现代文明的质疑。远离城市天然地蕴含这反叛现代文明的深层内涵。在现代文明语境下，田园乡村作为象征现代文明——城市的对立而更被赋予乌托邦式的政治意义。本来，科学与艺术应该作为文明的根本标志，代表了人类智慧的高端发展。然而，现在的科学与艺术却反过来窒息了人类来自自然的自由情操，人类无法遵循自己的天性而成就并遵循着虚伪的时尚，成为社会习俗和世故偏见的奴隶。在各种文质彬彬与温文尔雅的礼仪下面，隐藏怀疑、嫉妒、恐惧、冷酷和贪婪。随着私有制的诞生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的心灵、行为和相互关系日趋腐败和堕落。因此，为了强化他对现代文明的抨击，卢梭对纯朴的自然状态由衷地赞美，主张用自然、善良的天性来代替文明的罪恶，提倡“回到自然”，采用自然道德、自然宗教与自然教育。但是，这种回归，不是回到原始，而是一种提升了的新感性。因为所谓真正的美来源于自然，直接作用于感官，从而激发起人类内心真挚的情感和道德的良知。这种反对现代文明与崇尚自然天性的情感倾向，在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英国作家华兹华斯拜与拜伦以及德国作家霍夫曼的作品，都汲取了卢梭思想的菁华，体现出对自然强烈的情感向往。远离城市而皈依自然，成为艺术家重新在现代文明中打捞人性美好、净化心灵的所在。《寻找罗麦》在对西藏自然景观的刻画与浪漫主义对自然的崇尚是非常相似的。影片开始展示给观众的一个镜头就是大巴车在西藏高原公路上的行驶，一个弧度非常大的弯道，这种弯道意象的设计，是否也在隐喻着我们探寻心灵世界所走过的弯路，我们曾经那样急切地追寻着象征现代的城市文明，然而，我们的心灵却在越来越快的节奏中变得茫然和困顿，当目睹鲜活生命逝去的彻痛让人反省时，我们却重新回归了自然？影片在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再一次出现了弯道上的大巴车前行的镜头，可见导演对这个镜头是非常在意的。

其次，从体验的直接性来说。“体验”一词来自德语，原文是“Erlebnis”，是动词“Erleben”即“经历”的名词化；而“Erleben”是“Leben”即生命、生存、生活的动词化。英文译作“experience”，兼具动词和名词的特征。“体验”是与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的经历，首先，它必须亲身经历，不存在可替代性，这也就是它的直接性；其次，体验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与体验者本人直接的感悟密切相连，从体验的直接性过渡为结果的直接性。“体验具有一种摆脱其意义的一切意向的显著的直接性，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是自我经历物，而且一同组成该经历物的意义，即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体，因而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的关联。”

体验的直接性必然要求彻底的具身性，只有亲身融入和感受，才能真正领略生命的巅峰感受。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同样也谈到了体验直接性的重要性。

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我能谈论我并未亲见的东西，而我目睹的山岳、波涛、河流、星辰和仅仅得自传闻的大洋，如果在我记忆中不具有广大无比的天地和身外看到的一样，我也无从谈论，人们对此绝不惊奇。而且我双目看到的东西，并不被我收纳在我身内；在我身内，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它们的影像，对于每一个影像我都知道是由哪一种器官得来的。

体验的直接性要求体验主体真切的感受，因此，麻醉不是体验的状态，而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具身性的必然结果，一定是罗麦在西藏的死亡。这种死亡不是一个自然人生命体征的消失，而是作为心灵体验的象征性隐喻。在这个隐喻关系中，罗麦刚开始的到来构成一个外在性的符号，当强调这种具身性时，他与雪域高原所强调的精神融为一体，从外在的被动变为介入性的能动符号，与周围的环境以及环境所表征的内在精神形成了有机的密切的句法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罗麦究竟是自杀还是意外事故，并不重要。影片在雪山镜头之后紧接着的，画外音是赵捷的旁白，“罗麦，我不相信你死了”。这里的不相信，其实更重要的作用是告诉观众，罗麦已经死了，事实地实现了罗麦体验的具身性。

三、宗教性：在浪漫主义诗意韵味中的救赎与整合

我们首先关注宗教性陈述能够顺利展开的前提，那就是建立在影片中众多宗教文化符号所构成的宗教语境。在赵捷踏入西藏之后，紧接着雪山镜头的，是西藏的佛塔、嘛呢堆，画外音是梵语吟唱的《大悲咒》。入夜时分，赵捷看到了磕长头的藏人，他们的虔诚令人感动，在这些磕长头的人身边，赵捷仿佛看到了同样虔诚寻求心灵解脱的罗麦，罗麦无语，笃视的眼神仿佛在说，“赵捷，你也来了？”很快，这种幻觉消失了。第二天，赵捷来到了居里寺。在居里寺，赵捷看到了经幢，辩经，以及金刚舞。金刚是梵文Vajra的意译，用以譬喻牢固、锐利、能摧毁一切的意思，一般为“金刚力士”的略称。在西藏密宗的护法神中，金刚神常常作护法。金刚舞来源于大藏象雄经，为了拯救被妖王、罗刹王和厉鬼王压迫下的众生，诸佛派佐琼喀京降服妖魔，佐琼喀京降服罗刹王时所用的八种步法、姿态以及各种手势汇编而成金刚舞。因此，金刚舞意在祈求世界和平，为百姓驱赶他们的妖魔鬼怪，保护众生能够离苦遇乐，消除烦恼，心想事成。在藏传行者中，他们都相信金刚舞具有“见即解脱”的功德。罗麦与赵捷在金刚舞中再次相逢。

准确地讲，影片中所体现的，是一种“宗教性”，而不是宗教。“宗教性”与宗教是有相区别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必须有一定的信仰程式。“宗教性是一种‘社会精神结构’，体现为某种人际行为态度，它们往往是自发形成的情绪状态、灵魂的敞开状态、作为与超越域相遇的前提的体验形式，并不具有客观的建制形式”。也就是说，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与世俗生活是相互区别的，而宗教性则不同，它以个体生命的直觉性感受为主要特征，为二人的日常生活注入了精神内涵。影片并没有明确交代罗麦与赵捷各自是否拥有宗教信仰，他们最后走向心灵的救赎之旅源于自身内心的反省。罗麦来自法国，法国是一个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然而罗麦这一次转向了佛教，这种转向，并不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仪式性皈依，而是作为一个体验者的心向往之；赵捷是一个现代青年，更是一个深谙现代叛逆的现代舞编导，他来西藏的目的，首先是寻找罗麦的骨灰，然而与佛教的一系列偶遇（遇到磕长头的虔诚教徒、搭上藏戏班的大巴等），使他最终获得了解脱。雪域高原佛法让二人在精神上重逢，也让曾经逝去的少年仿佛再次出现在赵捷的身边。这种宗教性使两位男主角具备了沉静的宗教气质“一个有宗教气质的人必然是一个沉思的人，他的感觉必然不断地在思索着自身。由于他整个的身心充满了最深奥最深沉的思想，他同时也放弃了一切外部的事物，不论是有形的东西还是理智上的东西……”在这种宗教哲学的观照之下，“每个具有虔诚信仰的人只需对自己的活生生的心情负责，而无需服从种种外在性的权威和内在性的刻板律令。”因此，对内在主体性的追求使二人具备了救赎的前提，使这一次出走具有重新寻找自我的深层含义，他们的寻找体现出浪漫主义的诗意韵味。正是这种诗意，才实现了罗麦与赵捷的心灵救赎之旅。

罗麦这一次出走，是要唤起一个作为人的高贵性和独立性，这种高贵性体现在勇于担当的责任和勇气，而独立性则体现在直面自己心灵中的忏悔意识，获得一种内在的自由性。恰恰是这种内在的自由性，使罗麦的出走具有了浪漫主义的诗意艺术性。浪漫主义的领袖雨果在《欧那尼》的序言中说过，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而已。浪漫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抛弃了古典时代的摹仿原则，开始强调创作主体的自主性，由再现型艺术转变为表现型艺术。所以，著名的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时代的文论与批评传统》，在题目上强调了这种转变：从反映世界的镜子变成了烛照宇宙的心灵之灯。古典主义时代的艺术，其指称方向是指向外部的，布瓦洛说，“希望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光芒”，作家“不要离开常理去寻找文思”，要求诗人们“好好地认识都市，好好地研究宫廷”。而到浪漫主义时代，艺术的自主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艺术的指称回到了自身，英国新浪漫派的领袖约翰·默里在一个世纪之后，依然强调这种自主性，“艺术是独立自主的，应该为了艺术而追求艺术，恰恰是因为艺术包含着人生的整体。”

所以，罗麦的这次藏区体验，不是像普通香客一样的浮光掠影，把自己暂时远离城市，对静谧的寺庙处于一种外在的“看”的状态；也不是像西藏的僧人一样，要去“认识”佛法，求得摆脱轮回、放下一切的“空”，而是追求肉身和精神的直接统一，感官和精神的彻底融合，在远离城市的雪域高原，在游人罕至的辩经之所里，创造强烈的，甚至是激烈但不失宁静的救赎体验，在自我的实在超越中摆脱日常生活中的那个躁动与自责的“我”，从而激发一个深层次的幸福与平静的自我，重新创造真正属于自我的主体性。因此，罗麦的出走西藏与赵捷的寻找，既是对现代文明的逃离，也是对真正的心灵自由的回归；既是对自我主体性的哲学追求，也是用出走的形式塑造了诗意的艺术表达。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除却上述二元的对立统一之外，还有一种尘世与宗教的相契相合：而宗教除了在影片的中被赋予救赎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整合作用，这一点也是不容易为人所察觉的。

“所谓整合性，不外乎指多个因素彼此相连、休戚与共。……必须把社会整合性扎根到人的意识当中，使之成为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和价值。而宗教整合性简直就是社会整合性的绝对形式。”在赵捷与罗麦的感情交流中，寻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合契机。其实在二人之间，夹杂着很复杂的感情，罗麦有一个情感并不是很稳定的女友，而赵捷是有准备要结婚的女朋友的。也就是说，二人一开始的情感交集并不是很紧密。只是赵捷在寻找罗麦的过程中，回忆起与罗麦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才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了罗麦对自己的情感。这一点在影片中有很多的互文明证。《蝴蝶夫人》著名的《晴朗的一天》，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等待的爱情悲剧；藏戏演出的《卓玛》，也是一个寻找的爱情悲剧。从罗麦车里放的音乐来看，《晴朗的一天》是他特别常听的一首曲目。二人在金刚舞中再次相遇，它不是一个直白的性爱过程，其实从根本上是两个男人在精神上最终达到完全契合的隐喻。这种契合的过程不在世俗生活中完成，而是在两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俗家弟子的宗教过程中完成的。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宗教性的因素，现实中的罗赵二人之间，在开始时就不会达到现在的契合。

在现代社会里，人的觉醒当然是作为个体的人，在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个人的”（individual）其基本的意义就是“不能分割的”，由否定前缀“in”和词根“divide”（分割）构成。个体作为最小的单位，是西方文化区别于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社会更加剧了人的个体性特征。这种个体性固然给予人最大自我空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与人的隔离。与个人的单子状态相存在的一个悖论性的状态是，现代性带来最大程度的社会分工，其实是在深层上加剧了人对社会的依赖，这既是追求效率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整合的必然结论。然而，我们知道，只有在社会良好整合关系中的个体才能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和个人价值，因此，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宗教整合意义深远，它的意义至少可以从多个层次来分析，首先，从赵捷自身来说，这次寻找罗麦的过程同时也是赵捷走向心灵安顿的旅程；其次，从罗赵二人的关系来说，这种整合是赵捷彻底理解罗麦，和罗麦实现精神融合的实现途径；最后，从赵捷重新走向现实生活的层面来说，这是他彻底成熟、在精神世界中成为一个能够实现个人与社会完美和解的必然途径。“只有当他们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内在自由以后，才可以进入社会，而且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为社会做出贡献；因为唯有自由的人才是真正的公民。”在赵捷留居居里寺的时候，他收到了女友所发的信息，舞蹈通过了审核，他们可以进行公演了，这就是一个人成为自由公民、走向社会的前奏；罗麦留下了孩子，也给人留下了无限的希望。

四、结语：执中而行——寻找罗麦的最终答案

对于“中”，中国文化中当然有非常强大的传统根基。在确定中国人的宇宙秩序观念的《易经》，基本的卦爻由阳爻“▬”和阴爻“﹣﹣”构成，排列组合之后形成64卦。阴阳两极相反相生，形成太极图。《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在其中蕴含了阴阳相交相生的运动变化之理。事物要臻于完善，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恰当的时间，这就是持中和持正；它真正的涵义是恰到好处，《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以说，在中和的境界，世界万物都达到和谐完满欣欣向荣的状态。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寻找罗麦》的答案同样与此有关。经过返归自然的对抗、宗教的救赎与整合之后，影片对寻找罗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并不是影片终结时给出的，而是在影片展开过程中随着赵捷的移步换景而生成的，这就是“执中而行”。这种“中”包含了很多个层次，我们大体可以概括出性别、生死、中西文化的跨越三个层次。

人在尘世生活中，男女是首要的分类，也就是中国文化所讲的最基本的阴和阳。《寻找罗麦》被认为是国内首部走上院线的同性恋电影。但在观赏过程中，我们却发现，其实罗麦与赵捷的感情线索是很隐秘的，里面并没有之前所预想的有关同性亲密的镜头，甚至有观者谈到，两个人仿佛是“兄弟”一般。在2018年5月18日天涯论坛对导演王超的访谈中，王导谈道，罗麦与赵捷之间包括眼神的相互交换，互相的拥抱，我觉得这些是我特别想要摸索到的，可能也超越了性别，在这个点上不是特别想要刻画那种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东西，不想故意要拍的，而是说这种微妙的或者是说不出来的、不确定性的，我是力图呈现的。所以，在影片中，固然因为上映而做了剪辑，但导演本人也并非是要执于同性的一端。我们可以发现，两位男主角身旁都有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而且都是作为男性的对立面出现的：罗麦的女友不顾罗麦本人的反对生下孩子，这一点恰恰是罗麦不敢面对的状态，并因此自己要求女友坠胎而忏悔，在这个问题上，罗麦的女友显然更加勇敢；赵捷的女友在与他的一段现代舞中，她一直呈现着与赵捷对立的姿态，后来的舞蹈改编能够成功通过审核显然也是她主要担纲。在情感层面的爱与被爱，并在乎男为刚，女为柔，影片呈现出了超越性别、超越男女的性别倾向。

在超越性别的同时，影片由赵捷的女友表达出超越生死的意图。当赵捷到达居里寺后，目睹了僧人们的辩经场面，赵捷再次想到了与女友对舞时意味颇深的旁白：死亡也是生命的邀请，……生与死，前生与后世，事物与幻象，有或无，一瞬或永恒。这一组二元对立的范畴，紧接着就是一组现代舞的镜头，是赵捷和女友对对方爱情的表白和生命的反思。即使怀念，即使相爱，也还是会忘记，还是曾经背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纯粹面前，现实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并没有那么不可跨越，在生与死之间，也并不是天然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点，在罗麦死后，赵捷才真正理解了罗麦的感情，才完成了二人情感的相契与整合，就是明证。

最后，我们从影片整个的文化结构来看，故事发生在两个文化空间，一个是中国，一个法国，分别构成了中西的比照。影片所用的两个主要的背景音乐，《蝴蝶夫人》中《晴朗的一天》，和藏戏的《卓玛》，同时在讲爱情的故事。两位主角的相契相合是否也意味着超越中西文化的藩篱，走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走向更高境界的新的文明？

影片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召唤结构，可以解读的角度当然不止于此，本文所关注的，是在众多影评中忽略的现代性文明悖论的背景，进而在此语境下所引申出来的影片诸多情节在哲学层面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总体而言，这部影片非常让人回味，值得细读；然而，也并不是说它完美而没有瑕疵。就一个个案而言，为什么众多评家没有注意到现代性的悖论，而在原著小说《去了西藏》中有非常大的差别。作为一个读者，笔者非常敬佩王超导演的文字能力，用文字来描述一个动态的场景，小说在描写车祸一段的场景，以及车祸以后赵捷的心理变化，小说的文笔非常细腻，确实能够深刻地把握住人物的心理动态变化过程；但在电影的镜头运用中，对车祸的展示显然是不足的，比如，车祸并没有用慢镜头等方式来帮助观众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在日常出行中驾车，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其实并不熟悉交通规则的判定方式；而且肇事车辆的车主并没有在影片中出现，少年在医院的死亡都由赵捷一个人在处理，肇事车主仿佛是一个真空化的存在，仅仅是警察一句“没你们什么事了”而把赵捷与罗麦排除在交通事故之外。在观看网络版《寻找罗麦》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了弹幕的内容，有不少观众在此处打上了“没看懂”的字样。当然，这样也并不影响《寻找罗麦》作为优秀文艺片的地位，在未来的影评中，必然会出现对《寻找罗麦》更多角度的解读，我们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原文刊发于《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安静（1982—），女，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讲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艺术符号学。出版专著《个体符号构造的多元世界——纳尔逊·古德曼艺术哲学研究》（2013），译著《跨界：美学进入艺术》（2017），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北京市教委项目1项，中央民族大学教学与科研项目多项，在《社会科学战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江汉论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艺术报》等期刊报纸发表论文3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摘编、转载多篇，多篇综述、调研报告入选《中国文学年鉴》《首都网络文化报告》《北京市文化蓝皮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