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别文学研究论文小辑 | 许峰:20 世纪八十年代回族文学批评的复兴 发布日期:2019-04-27   作者:许峰   点击数:93   文章来源:《回族研究》2018年第2期

 

摘要:20世纪80年代的回族文学批评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在《回族文学史》和《回族文学作品选》的编纂推动下,回族文学批评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本文对回族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进行了学理性的界定,总结出20世纪80年代回族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回族文学理论自我确立的详细考察、回族文学批评实践的具体分析和回族文学批评存在问题的探析,较为全面地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回族文学批评的基本样貌,进而揭示出80年代回族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批评的经验和价值,推进回族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构建。

关键词:思想解放;回族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话语

 

在进入对20世纪80年代回族文学批评进行具体考察的时候,按照学术标准,要先对“回族文学批评”进行概念的界定。“回族文学批评”在学界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概念,在进入对“回族文学批评”考量之前,首先要明确“回族文学”这一概念范畴。目前学界对于“回族文学”的界定尽管有许多争议,但经过长时间讨论与分析之后,基本达成共识。究竟什么是“回族文学”?回族学者杨继国先生给出这样定义:“简言之,即回族人民的文学,是回族人民群众口头和书面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是回族人民心血的结晶,是回族人民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杨继国先生对“回族文学”的定义最终以作者的民族身份为标准依据,凡是回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皆称之为“回族文学”。杨继国先生对“回族文学”的界定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我们再看“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学批评是针对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评价的一门学科。从广义上理解,文学批评不仅包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还包括对文学理论的探讨,简言之,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所作出的理性思考。在这里,我们对文学批评的理解,采取的是对“文学批评”广义上的理解。如果将“回族文学”与“文学批评”两者组合在一起,“回族文学批评”这一概念也面临着界定上的困难。笔者暂且将“回族文学批评”也分为狭义和广义之说。从狭义上而言,“回族文学批评”是回族学者针对文学作品及理论问题进行的分析与评价。很显然,这样的界定与“回族文学”的定义相似,仍以创作主体的族属作为划分依据。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其他民族文学批评的研究中,如华东师范大学伊克巴尔·吐尔逊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维吾尔文学批评研究》和四川大学张璐燕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新疆哈萨克族文学批评史研究》。广义的“回族文学批评”除了包含上述以创作主体的族属为依据以外,还应该包含以回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批评及理论研究。那么,“回族文学批评”就理应是针对回族文学的文学现象,特别是针对回族作家、回族文学作品进行的理论探析与评价。若如此,“回族文学批评”比起“回族文学”所涉及的范围就自然而然扩大了,文学批评附属于文学作品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回族文学批评的队伍不仅仅包括回族批评家,只要对回族文学进行的批评研究都可称之为“回族文学批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参考“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这一理论概念,强调“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主体,文学批评为附属的理论阐释。另外,宁夏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1984年编印的《回族文学评论集》一书则体现出上述的划分理念,文集收录的论文是以回族文学为研究对象,而论文作者则是不限于回族学者,回、汉两族学者都参与到回族文学的研究之中。

总之,本文所研究的“回族文学批评”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既囊括了回族批评家们的研究,也包含以回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批评及理论研究。笔者认为,只有从广义上去理解“回族文学批评”才能将回族文学分析与评价得更为客观、全面与合理,最终更有利于回族文学健康的发展和显现回族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

一、思想解放与回族文学批评概观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拨乱反正成为了主要的政治任务,中国社会文化进入了全面的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中,在深切的历史反思中,继续拓展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同样,被中断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重获新机。1978年之后,由于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贯彻落实,同其他兄弟民族文学一样,回族文学受到了重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是时代的主题,而在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话语类型和价值取向上,追求“人的觉醒与解放”作为核心内容,启蒙主义思潮成为文学批评的思想资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创作得到了繁荣,相应的理论批评也活跃起来,甚至有评论家如此说道:“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批评的强力运作。”作为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在经历了长时期的配合时代主潮的‘合唱’之后,新时期以来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了‘抵近本土’的艺术自觉。一方面逐渐摆脱建国以来的政治话语的束缚,实现向文学本体的回归;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了现代性的追求与回归民族历史文化的理性批判,在表现形式上表现出了多元的追求。”“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擅变,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回归,创作题材和方法的多样化。而党对文艺指导方针的调整,极大地激发了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为各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证、氛围和环境。”

在这样的文学大环境的影响之下,回族文学研究开始兴起,一方面新时期以来许多汉族批评家对回族文学的研究,提升了回族文学批评的理论层次和阐释价值。比如蔡翔、季红真、南帆、吴亮、赵玫等人对张承志小说的研究。另一方面,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回族文学批评也如当代文学批评一样,“由过去的‘政治阐释’‘阶级分析’模式,逐步走上‘文化阐释’‘审美阐释’,进入全新的‘多元批评’的发展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同样由过去的‘民间文艺论’‘政治分信息’‘阶级分析’,以及‘照顾批评’,‘牵就批评’等状况,不断提高到了‘文艺美学批评’‘民族文化阐释’‘宗教美学批评’等层面”。整体看来,回族文学创作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了重视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回族文学创作日趋繁荣,回族作家作者队伍成长壮大,以编写《回族文学史》和编选《回族文学作品选》为推动,回族文学研究工作了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1986年在宁夏大学成立了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回族文学的机构——回族文学研究所”。所有这些努力都在为推动回族文学的研究工作和回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指出:“文学批评不仅受到文学制度的影响,其自身也存在与制度之中。”回族文学批评与回族文学史的写作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都是一种“国家学术和现代民族国家方案”(吕微语),《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催生了“回族文学”概念的产生,作为一个现代知识概念,以族群属性作为划分依据实则扩大了回族文学作品的范围,因为也带来回族文学批评的繁荣。学者南帆说道“文学史即是文学经典化的历史,文学史的写作包含了种种作品的挑选、争议、权衡。”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批评是为文学史服务的,没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与评价,文学作品的入史工作将面临着诸多困境。“种种作品的挑选、争议、权衡”势必需要文学批评所做出的判断作为依据。回族文学批评正是在编写《回族文学史》的推动下才得到了自足的发展。

提及20世纪80年代的回族文学批评,先要说一下当时的回族文学作品,诗歌方面有马瑞麟的诗集《“咕咚”来了》《松树姑娘》《云岭短笛》,杨少青的诗集《阿依舍》,木斧的诗集《醉心的微笑》《美的旋律》《故国历险记》《木斧诗选》《缀满鲜花的诗篇》,高深的诗集《大西北放歌》《大漠之恋》,沙蕾的《时间之歌》,杨峰的诗集《故乡的新月》,马钰的散文诗集《爱河·恨河——致W·Q》;小说有韩统良的《血液》《新芽》,张承志的《老桥》《金牧场》《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白练的《黑牡丹和白牡丹》,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红尘》,沙陆墟的《上海滩三女杰》《西望博格达》《鸿山恋情》《武夷女侠》《水浒三烈女》,马知遥的小说《开斋节》《搭伙》《四月的河滩》,高深的《清真寺落成的时候》等;散文有穆青的《意大利散记》《维也纳旋律》《穆青散文选》,马瑞芳的《名士风采路》,李全喜的《哲理木散记》;剧本有沙叶新的《沙叶新剧作选》《中国姑娘》等。同时,回族还有大量的民间故事集,宁夏大学的李树江先生在回族民间故事的整理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

20世纪80年代的回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与以上所谈及的回族各个文学创作领域的繁荣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因为政府主导编写《回族文学史》成立了回族文学研究所,研究所的成员积极投身到回族文学的研究行列中,使回族文学批评的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回族学者由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志于研究回族文学,而相当多的汉族学者也因为对回族文学的热爱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片充满生机的学术沃土。从事回族文学批评的回族学者有白崇人、林松、李佩伦、杨继国、王锋、杨运才、贾羽、何克俭、丁生俊、于震、马宇桢、纪过、汪宗元、罗炜、胡振华、马乐群、杨瑞雪、杨峰、杨建国、赵慧等。从事回族文学批评的学者队伍中不乏众多汉族学者,他们有李树江、唐骥、导夫、李淑兰、吴重阳、高嵩、潘自强、岑光等,当然对张承志、霍达这样中国文坛重量级的当代作家,对于他们作品的研究者皆是80年代知名的批评家,比如蔡翔、季红真、南帆、吴亮、古远清等。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回族文学理论及其批评呈现出来的特点为“注重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和作家作品的考证、批评”,受《回族文学史》编写的影响,回族文学批评强调民族属性的自我确认,努力在回族文学作品中揭示回族文化的特点,既有对回族生活场景和风俗画面的解读,也有触及到回族文化的精神核心。依托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这一平台,回族文学批评得到了搜集、整理和出版,比如《回族文学论丛》(1990年)、《沙陆墟创作研究》(1990年)、杨继国的《回族文学与回族文化》(1990年)、《回族文学的心律》(1991年)等着作,当然还有许多研究回族文学的论文,比如白崇人的《民族文学论》里面的诸多研究回族文学的篇章。

二、回族文学理论的自我确立

回族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进入新时期,由于民族政策和国家号召,回族文学的研究工作受到重视,特别是《回族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受到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由政府出面组织协调本地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这项编撰工作中来。而编撰过程中遇到的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回族文学的范围———划分标准的问题。为了廓清这个问题,诸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自1980年12月至1981年5月,发表争鸣文章18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有12篇。

整合这些文章观点,大致有以下四点,但最根本的是争议在于“即是以作品是否反映回族生活,还是以作者是否是回族,抑或是兼顾作者、作品两个方面”。整合“回族文学”争论的各方观点,“回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最终形成,是与主流学术观念(何其芳的观点)相吻合,主张民族精神、提倡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强调创作主体的族属等知识命题中就在争论中被建构起来的,正是经历了各种文学观念的博弈才最终使“回族文学”成为一个族属而开放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实则上充满了“知识的建构与文化反思”的意味。

五六十年代,回族文学还处于萌芽状态,人们从马融、哈宽贵、郝苏民、白练等回族作家的作品里开始认识到回族人物形象和回族人们的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回族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一样迎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机,随着“回族文学”口号的明确提出,回族文学批评开始了自觉的“自我确立”的过程。把回族文学文本放置“所属族别原有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学艺术整体结构与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关系场之中加以考察和评述”。在这一方面回族批评家开始为本民族文学争取话语权,从艺术观念、题材内容、表达方式、宗教精神等方面来阐释回族文学的特点。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杨继国的着作《回族文学与回族文化》,白崇人的《回族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其价值》,汪宗元的《社会主义回族文学刍议》,罗炜的《浅谈回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王锋的《回族当代小说与民族生存方式的反思》,马宇桢的《回族文学本体意识的确立及三大主题》,杨峰的《浅谈回族文学语言的民族特色》,高嵩的《漫谈回族文学与宗教》等理论文章。杨继国的《回族文学民族特点初探》一文是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上,对于回族文学的民族特点进行深入考察,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体意识。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从回族人们的社会生活、历史和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把握回族文学的特点。该文从民族的艺术表现形式(体裁、手法、语言)、民族心理、民族生活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深入挖掘回族文学的独特性品质,以此来构建出回族的审美文化传统。白崇人的《回族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其价值》一文从回族文学构成的历史逻辑起点来看待回族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该文不仅从历时性的角度爬梳了回族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同时,还从一种文化多元的形态考察回族文学题材的广泛性和合理性。所以从深层意义上,该文暗合了回族文学的族属标准。杨、白两位学者的研究遵从民族主体的范式来探析回族文学的生成机制和独特属性。汪宗元的《社会主义回族文学刍议》一文则是立足于国家主体范式,强调回族文学所具有的民族—国家属性,这样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讨论回族文学,避免了回族文学研究的封闭化、单一化。“因为只有从国家的高度,才能真正发现现实问题,才能洞察历史真实的现场和过程,才是对民族、国家真正的‘人文关怀’。”同时,汪文的深刻之处在于将回族文学提升到国家的高度来审视,使回族文学所蕴含的文化话语借助国家话语的表达欲望实现了自我表述的目的,这样,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构就可以成一体两面的结构模式,这样,回族文学的审美文化传统同样隶属于中华文化的审美文化传统。杨峰的《浅谈回族文学语言的民族特色》则是从回族语言的角度来阐发回族文学的民族特色,虽然回族这一少数民族使用的是汉语,但回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习惯,从对语言的分析中,揭示出回族文学的民族特色。杨文从语言的角度切入到回族文学特色的探析中,看重的是语言具有的“心灵的经验的符号”(亚里士多德语),是“民族审美心理外化的物质载体”,是民族精神外在表现,又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新时期之初,回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论文多立足回族文学的范围和特点进行分析,通过争论和学者的不懈努力,回族文学的概念、范围和特点等理论建构的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关于回族文学的创作审美特征、美学意义、民俗特色、文化内涵等理论问题之后受到学者们的陆续关注。

三、回族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

当回族文学理论正在建构的同时,对于回族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批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这一时期,回族文学批评文章的主要阵地有《朔方》《回族文学丛刊》《宁夏日报》《宁夏大学学报》《博格达》《新月》《民族文学》《边疆文艺》。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回族作家作品的研究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对古代回族作家作品的研究,二是对于现当代回族作家作品研究,三是回族民间文学的研究。

对于古代回族作家作品的研究,受《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影响,成果显着。几百万字的资料搜集工作业已完成,并完成了《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五集)、《中国回族文学概况》,并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毛星主编)中的“回族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对回族古代的作家文学情况做了初步的概括和介绍。他们是:元代的诗人萨都剌、丁鹤年,散曲家薛昂夫、王元鼎、蓝楚芳、阿里耀卿、阿里西瑛等。明代有思想家李贽、海瑞、金大东、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清代诗人有丁澎、马世俊、华亭、孙鹏、赛屿、沙琛、马之龙、蒋相南、萨玉衡、萨大文、萨大年、萨龙田等。另外,白崇人、丁生俊、试俊、陆树仑、张迎胜、唐骥等学者撰写发表了许多文章,比如白崇人的《元代回族曲家、诗人不忽木———兼谈康里人是回族族源之一》《论清代着名回族学者、文学家蒋湘南》,丁生俊的《元末明初的回回诗人丁鹤年》《清代回族诗人丁澎》,试俊的《论萨都剌及其创作》,张迎胜的《清代回族诗人沙琛》《元代散曲大家马九皋考》等。这些论文的一个显着特点便是论证回族古代作家的族属,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论述他们的文学作品,恢复古代回族作家的历史地位。其目的是增强民族自信心,为回族文化的发展寻找历史依据。这一时期在回族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最大成果当属张迎胜、丁生俊主编的《回族古代文学史》(1988年)。

对于现当代回族作家的论述,尤其是对当代回族作家的评论和研究相比其他显得异常活跃。被评论的现当代回族作家有马宗融、薛恩厚、穆青、纳训、胡奇、李超、沙蕾、哈宽贵、赵之洵、木斧、王世兴、沙陆墟、马瑞麟、高深、张承志、沙叶新、白练、马立彦、马犁、马连义、马治中、马中冀、马知遥、查舜、霍达、何克俭、于秀兰、马瑞芳、马乐群、马钰等,对于这些回族作家,及时总结他们创作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经验,论述他们在创作中的优劣得失,进而推动回族文学的发展。对于当代回族作家的论述,既有宏观的整体研究,如潘自强的《新的突破———试谈回族文学对宗教生活的描写》,罗炜的《浅谈回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杨继国的《论回族作家的非回族化现象》等,也有数量颇多的回族作家作品的微观评论。在当代回族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白崇人、杨继国、汪宗元、何克俭、贾羽、赵慧、王锋、马宇桢、杨云才、杨峰等回族学者用力颇多。其中白崇人和杨继国两位先生建树较多,影响较大。另外,20世纪80年代对于张承志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勾勒出张承志创作的思想底色。国内众多主流知名评论家纷纷撰写评论文章,阐释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及其作品的美学特征,从理论层面上,使得回族文学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

整合这些现当代回族作家作品的研究,能切实感受到回族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份难得的真诚,对于回族文学这一棵“幼苗”细心地呵护,推动了回族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批评立足于民族性上,着重挖掘回族文学中反映出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回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是最早介入到回族文学研究轨道上的。回族的民间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由于它蕴含着较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的文化,所以较早地引起回族文学研究者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宁夏大学的李树江先生是最早关注回族民间文学的,也是在回族民间文学研究方面造诣最深的学者。李树江先生的论文《五彩缤纷的回族民间文学》,专着《中国回族民间文学概观》《回族民间文学史纲》都是回族民间文学最具开拓性的研究成果。随着李树江先生在回族民间文学上的开拓,各地学者也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域特点展开回族民间文学的整理与研究,比如朱刚的《青海回族的民间文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青海回族民间文学的状况。类似的还有王道、马绍云、马瑞麟编写的《云南回族文学概况》,李树江的《宁夏回族民歌初探》,李富的《新疆回族“花儿”前程似锦》等论文,则分别介绍了云南、宁夏、新疆等地回族民间文学的有关情况。“花儿”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艺术样式,一直被认为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柯杨的文章《关于临夏花儿——“出门人的歌”的族属问题》则认为,“花儿”是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创造,后来逐渐被各族人民所传唱,并论证临夏“花儿”的族属为回族。在回族民间叙事诗《马五哥与尕豆妹》的研究上,有周梦诗的《关于〈马五哥和尕豆妹〉》、高天星的《尕豆妹与马五哥的整理与研究》、魏泉鸣《论马五哥与尕豆妹情杀案在文学上流变及其它》、金钟的《回族民间叙事诗〈马五哥与尕豆妹〉本事年代考辨———与魏泉鸣同志商榷》等文章,围绕着故事产生的时间、背景、主要情节以及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上做了深入地探析。另外,在回族民间文学研究中,争论最大的学术话题便是回族有无神话的问题。此话题是由李树江先生的《五彩缤纷的回族民间文学》一文引起的,该文论证了回族民间文学中有大量的神话。对此,马文彪撰写了《回族有神话吗》予以回应。马文从时间的角度考察回族没有神话,其根据是回族产生元代,而神话产生原始上古时代,时间上存在着差池。后来,何克检、谷德明、谷少悌、何川江、杨继国等学者也加入到“回族有无神话”的讨论之中,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学理性的阐释,成为当时回族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四、20世纪80年代回族文学批评中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回族文学批评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回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方面做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实绩。但我们也必须正视的是,回族文学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较弱,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在摸索中前行,不可避免存在着视野狭窄,理论滞后,方法陈旧等问题。视野的狭窄表现为当时回族文学批评在解读作品时重点放在“作品是如何展示民族性、民族文化传统或者指出作品中的民族精神变革等等”,而不是从社会的具体情景中去阐发作品对本民族发展的思考。由于饱含着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在回族文学批评具体实践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介绍多于阐释,表扬多于批评,理性分析的少,感性、激情的话多。更没有将回族文学放置于共时性与历时性这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考量,而是在回族文学封闭自足的话语体系内自言自语,自我消费。这就造成了回族文学活力不足的发展态势和文学位置进一步边缘化的现实。理论滞后表现为回族文学批评多是就事论事,并且陷入到民族与概念的本质主义的泥淖内,而不是从宏观上去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新的批评话题。方法陈旧表现为仍在沿用过去的那种审美实践的批评方式,拘囿于文学这一学科内部进行自我阐释,而不是“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比较文化学等文化研究、民族研究、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综合考察”。以上问题,在张承志研究中也同样出现。学者黄发有在对张承志的研究综述中指出:“80年代的张承志研究是跟踪式的、印象式的,批评家与作家共同成长,共同创造,也暴露出种种局限,诸如研究者与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审视距离,感性的沉溺阻碍了理性的沉淀,视野偏于狭小等等。

总之,我们今天重新审视80年代的回族文学批评,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照。既要肯定它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又要意识到因时代局限性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站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角度回看历史,不免会把问题带入到过往历史中去。80年代的回族文学批评作为新时期回族文学批评的起点,奠定了基础,具有开拓性。但80年代回族文学批评中的那种认同焦虑感却一直延续至今,对回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构造的文化行为,80年代的回族文学批评过于局限于认同本身,在民族传统概念的包围下,缺乏一种批评的现代品格。这当然与学科自身的发展、时代环境、理念方法、批评队伍的知识结构等诸多因素相关。因此,本文研究的目的则是希望通过对80年代回族文学批评实绩与问题的考察中寻求一条充满活力和建设性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回族文学批评之路。

 

(本文原刊于《回族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许峰,男,山东东营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西部文学与回族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