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乡族作家马自祥的长篇历史小说《阿干歌》，“以小说造史”的形式，通过历史复原、艺术想象与文化寻根多元互融的创作构建，再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雄阔瑰奇的西秦历史画卷，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乞伏鲜卑卓尔不凡的人物群像，并以荡气回肠的阿干悲歌贯穿始终，多层面演绎了这一古老歌谣与日后传承的民间艺术“花儿”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阿干歌》；西秦历史；乞伏鲜卑；文化寻根

　　马自祥是东乡族较有影响的学者，又是甘肃省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曾获第一届、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两次获“中国民间文学山花奖”，并荣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德艺双馨民间艺术家”称号。其新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阿干歌》，融其学者和作家身份于一体，体现出深厚的学养、广博的文化积淀和不断创新的艺术追求，并荣获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作品“以小说造史”的形式，再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西秦国的盛衰更替，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乞伏鲜卑的英雄群像，并以荡气回肠的阿干悲歌贯穿始终，多层面演绎了这一古老歌谣与日后传承的民间艺术“花儿”的渊源关系，堪称铁骑刀光中的西秦长歌。其历史意义、文化内涵以及个性化的艺术表达，标志着马自祥艺术创作中的新高度。

　　一 历史复原、艺术想象与文化寻根等多元互融的创作构建

　　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经历了由传统历史演义向现代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新时期历史小说发展的不同阶段。在20世纪中国历史小说从传统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历史观念的现代化是推动并制约着历史小说发展嬗变的范型因素。“从总体来看，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中国历史小说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历史观念有四种：即进化史观、启蒙史观、阶级斗争史观和文化史观。每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历史观念的出现和流行都极大地改变着同时期历史小说的总体状貌和艺术形态，也给后来的历史小说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从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建立17年来，历史小说体现出从表现人生到表现政治的演变轨迹，意识形态的特征日益明显。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开始疏离政治主流话语，将作品中的人物由“英雄”还原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着重表现历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极大地增加了创作的包容量，拓展了历史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定，不是根据社会学、阶级论的简单化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层面多角度的思考和叙述，将中华民族深厚悠久的历史，以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真实生动的形象展现了出来。

　　鉴于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马自祥的历史小说《阿干歌》，既有传统历史演义探寻和演绎经书史传所载之“义”的客观、谨严、厚重，又有现代作家个人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发现和艺术阐释，是历史复原、艺术想象与文化寻根多元融会铸化的产物，是作家思想认知与精神探索的结果，更是其多年学术智慧和文学积累的结晶。“历史必须求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而小说作者对人物的处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历史小说创作要求作家具有历史研究与艺术创造的双重才力，而马自祥恰恰蓄积了这种才力。他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地结合到《阿干歌》之中，以历史框架为经，以想象和虚构为纬，在研究、审断史实的基础上，把枯燥的、零星的史实，还原为生活化、人性化的多姿多彩的历史剧，“创造出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时代的全貌”。

　　“考据”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基础，是引导读者回顾过去、跨越时空、了解历史的重要桥梁。《阿干歌》在考据研究方面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和创新。作者原来的设想是用论说文字写一部关于西秦历史的学术著作，“可遑遑史书中，关于这个古老民族的记载真正是惜墨如金，总那么寥寥几笔，简洁死板得让人发怵生痴”。作者尽力搜集到的资料，很难支撑原初的设想，无奈之中，选择了小说的形式，方使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我们眼前活蹦乱跳……

　　众所周知，五胡十六国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交替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民族大融合、大交流、大往来的重要历史阶段。《阿干歌》所表现的1700年前乞伏鲜卑所创立的西秦国，它在甘肃大地上活跃了四五十年，曾林立于五胡十六国而雄踞一世，这个民族以及它所创建的国度的兴亡历史，为后人留下了足够的艺术想象空间。但正如作者所思，“历史也确凿而严格地为后人的想象夯下了不可逾越的界石：已然发生的重大历史史实，已然实现的重大历史方向，乃至谨细镌刻的关键历史瞬间……虽然现实历史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方向和或然路径，但已然发生的这些历史，将凝结成历史自身的纪念碑，我们只能探索、细察，决不能随意更改、位移甚至颠倒”。《阿干歌》“是在已然发生的历史关键主体的大框架内进行创造性想象的，想象力伸展着历史的飞檐触角，而不是窃换历史的基石梁柱。对待历史的谨严诚敬和自由想象应该是同一事业的共同态度”。基于以上的历史观，作者强化历史研究，凸现精神追寻，在史实考据方面和精神考据方面开拓出新颖独特的认识空间，提高了历史小说表现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作品中逼真的历史场景、文化氛围，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人物的精神世界，都得益于作者在创作前所进行的扎实的考据和深入的研究，较好地将想象、虚构与历史的真实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有声有色的西秦历史生活图景。

　　在尊重历史、注重作品背景真实性的前提下，《阿干歌》并没止步于一般的反映历史和以再现历史事件为目的，而是由对历史的政治观照转向文化的、美学的多元把握和互渗，追求写出历史的文化底蕴。作者以自己丰厚的历史文化素养为基础，创造了乞伏鲜卑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文化氛围。文化寻根贯穿小说始终，是丰富和皴染西秦历史的一根红线。作者的创作动机就是借西秦历史探寻乞伏鲜卑族的历史价值、民族精神和文化魅力。小说命名“阿干歌”并以此鱼贯连缀于征战兴废的历史主题中，其文化反思的多重用意相当显豁。阿干古歌里寓寄民族的坎坷与忧郁，传递人类的真情与追念，演绎着历久弥新的动人传说，也因此与“花儿”的滥觞残存了几分神秘的猜测。乞伏鲜卑族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最后的挽歌竟借尸还魂，化为不朽，在其他几个民族的歌谣中长久地传承下来……

　　二 雄阔瑰奇的西秦历史画卷和卓尔不凡的人物群像

　　《阿干歌》是目前唯一的以小说形式全面再现西秦历史的专著，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功效。作品按历史编年的线性流程时序，集中钩沉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和文化史料，以宏伟的气势，清晰而翔实地展现了虽为短暂却雄阔瑰奇的西秦历史生活画卷。这幅画卷是以乞伏鲜卑的兴亡历程为主线，穿插有西凉、南凉、北凉、后凉、后秦、大夏、吐谷浑等割据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深刻地揭示了西秦国发展、强盛以至灭亡的内因与外因。作品涉及到帝王将相的宫廷文化、民族纷争的军事文化、风情浓郁的民俗文化、撼人心魄的民间曲艺，还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传说以及百姓流离的辛酸往事，可谓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西秦之地是五胡文化与汉文化互通互融的集中地区与交叉地带。对周边各族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吸纳，给予其本族文化更多的活力与提升。作品中对鲜卑、氐羌、匈奴、吐谷浑及汉等民族文化和民俗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描写，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作者善于把握与描写尖锐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擅长组织与利用矛盾冲突，叙事一步一折，将其转化为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并多用对比衬托、张弛相间、动静结合的手法，注重宫廷和战争场面气氛的渲染，把紧张激烈的争斗与轻松闲适的场面结合起来，全书极尽波澜迭起之妙。

　　在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上，作者借鉴我国古代小说的创作经验，突出了尚奇的特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有一种浪漫的、英雄的传奇色彩。这种“奇”来自历史生活的真实，又涌动着超越现实的双翅，翱翔于亦真亦幻的灵动空间，从而构筑了小说精彩理想的艺术世界。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作者选取最有表现力的情节表现人物，奇中有曲，曲中有奇，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凡而又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复杂多面的圆形人物，作者尤其能将身份相同的一类人物写得各具姿色性情；人物语言干练硬朗，吻合北方游牧民族血气方刚的爽直性格。

　　小说描写了西秦历史上的三代帝王，伴随西秦历史的复兴、繁盛和衰落，他们以不同的治国方略和胸襟气魄，展示了各自的命运起伏和性格内涵，形成了小说的主线。乞伏乾归勇略过人、善谋权术，终因独断专行而祸起萧墙，死于非命。小说亦由此拉开了险象环生的宫廷斗争的帷幕。乞伏炽磐则是西秦走向兴盛的关键人物，也是作者着力用笔的形象，作者以客观、公正而又生动、曲折的笔触，立体化呈现了其多姿多彩的性格。在西秦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果断平叛，迁都枹罕，稳定局势，使四边虎视眈眈的强敌未敢趁丧轻举妄动，以文能服众、武能胜敌的本领征服了人心。与旧主乞伏乾归不同，乞伏炽磐不但文治武略，胸怀壮志，而且大度泱泱、唯才是用，具有从谏如流、虚怀若谷的气度。在不断扩张领地和提升西秦国力的同时，能重视民族交往和团结，积极发展生产、文化和交通，成就卓著。另一方面，乞伏炽磐在“身逢乱世，宜从权变”的历史训诫下，又暴露出其极端残忍、阴狠的负面性情：为匡乱立威而车裂堂兄乞伏公府一家，场面凄惨惊心，不忍目睹。伺机出兵歼灭南凉后，先重色贪欢霸占南凉公主秃发丽娥，又鸩酒相害已沦为阶下囚的南凉王秃发辱檀，用征服者的威严践踏了曾施恩于西秦的南凉秃发家族。这样的处理既肯定了乞伏炽磐的多重历史功绩，又符合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的真实本质，从中可一窥作者认识历史和表现人物的深度。乞伏暮末原是一个雍容而雅的儒者，可登上王位后，转眼间便成了一个心胸狭窄、猜疑好杀、阴笃惨鸷的暴君。他任人唯亲，意气用事，恃强凌弱，滥杀忠良，终因内外交患，导致丧身亡国。小说对西秦三代帝王的描写，既有一国之主的不凡和过人之处，也有常人普遍的性格弱点和人性误区；既有宏观的历史勾勒，又有精心构思的微观生活细节；既追求历史的本来面貌，又融入当代的价值判断，尺度公允，详略分明。

　　同为秃发鲜卑家族的姐妹，同侍一夫，却同床异梦、嗜血相残。左夫人秃发迷姆为了争宠，毫无廉耻，机关算尽，却自裁气绝，人性的世俗和扭曲在其身上表现得入木三分。秃发丽娥虽寄人篱下，却满腔豪情义胆，拚着一死，也要血洗家仇国恨，确系刚烈奇女子。同为西秦汉儒的重臣翟勍、辛进，犹如蜀中诸葛，识见不凡，为西秦大业竭忠尽智，肝胆一生。辛澹刚愎自用，建功无果，反起祸事，后随风转舵，背投他国。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命运同样是西秦政治文化兴衰的缩影。

　　太子乞伏万载和乞伏鲜卑公主遗孤辛姒(辛进养女)，两位少年英才浪漫曲折的爱情传说是小说的一条重要辅线。两人志趣相投，重情重义，他们在马背上捕捉爱情的甜蜜，同时又在马背上为国征战。只可惜暮末乱政，国运衰微，智勇兼备的万载亦难扭转乾坤。家族内讧和血腥政治酿成的家仇国恨，终使一对恋人踏上了不归之路，最终谱写成世代相传的阿干悲歌或“花儿”传奇。

　　三 “花儿”的血脉渊源——响遏行云的“阿干歌”

　　在临夏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众多民族，勤劳勇敢的临夏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被誉为“西北魂”的临夏“花儿”。临夏是中国两大类型花儿——“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的发祥、兴盛之地。“花儿”作为一门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是诗化的语言，是人民的心声，如今它已成为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临夏花儿的起源时间，学术界有众多的说法，但一般都认为应该以河州《阿干歌》的出现为花儿的起源时间，即在公元4世纪时期。因为在诸多的花儿曲令中，演唱频率最高、流传地区最广的是《河州三令》，《河州三令》就是传统称谓的《阿哥的肉》。《阿哥的肉》与《阿干歌》很相似，可以说《阿干歌》是《阿哥的肉》的母本。《阿干歌》的原辞早已失传。根据清代乾隆年间大约生活在18世纪的狄道县(今临洮县)诗人吴镇所说，在甘肃兰州附近的阿干镇一带，曾流行《阿干歌》，他钩沉辑补了《阿干歌》。其主旋律实际上便是现在那如泣如诉、粗犷高亢、深情厚意的花儿母体。小说《阿干歌》就着眼于西秦历史和民间流传的“阿干歌”，以“阿干歌”穿插于整个故事中，在西秦历史文化的追忆中探寻“花儿”的血脉渊源——盛传一时的神秘瑰丽的“阿干歌”，这是小说重要的创作动机。现在的临夏地区，曾是古西秦国发展兴盛的中心地带。小说中所展示的“阿干歌”的丰富的人文内涵、民族特色、鲜明的地域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韵等，与后来传承的“花儿”可谓息息相通。

　　小说中“阿干歌”流传的地域主要在西秦国属地，即临夏地区。那里群山连绵，浓荫涧流参差有致，奇山异水孕育出众多动人的美丽传说。小说中多次提到游牧文化中的萨满遗迹，表露出当地民众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显示出天人合一的朴素情怀。西秦及周边是鲜卑、氐羌、匈奴、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各种文化相互影响、渗透，并逐步趋同。“阿干歌”正是在这样的地域和几个民族中相互流传与演变。阿干的故事有许多种，内容和人物都不一样，但大都是怀念兄弟之情的，是男人之间表情达意的载体，旋律多悲壮苍凉。小说作者对“阿干歌”的理解完全突破了这一原有模式，在内容、形式上都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创新。尤其是拓展了“阿干歌”本初的人文内涵，使其和人物情节相互联系、映衬，把原本单一的母题，演变成多元化而又精神相通的艺术故事，更符合一种民间艺术得以发展传承的精神实质。

　　兄弟阋墙是小说前后宫廷变乱的关键情节。先是乞伏公府与乞伏炽磐兄弟间的王位之争，结果是公府遭俘以谋逆弑君罪被炽磐处以车裂极刑，其境惨然。公府临刑时，诸多鲜卑人喊叫公府唱一首最能壮行色的“阿干歌”，可他终究未能哼出一句——自己死不足惜，目睹幼子遭此横祸，怎能放歌?而炽磐在未正式登基的前夕，就用堂兄堂侄的碎尸祭奠了他父亲留下的基业，捍卫了王者尊严，兄弟亲情在争权夺势中被撕得粉碎。乞伏暮末继位后，其弟轲殊罗讳乱后宫，担心治罪而阴谋作乱，结果是弑君谋篡未成，七叔乞伏石寅却受牵连，遭受了刳腹剖心的酷刑，轲殊罗党羽尽数凌迟。在这场乞伏王室的内部分裂争斗中，暮末严刑峻法，致使众叛亲离，亡国之日为期不远。小说中兄弟阋墙带来的凄惨可怖结局，无疑是从反面说明兄弟亲情的可贵，是对阿干悲歌的一种追念和怀想。和兄弟之情相似，姐妹之情同样弥足珍贵。小说又写了乞伏鲜卑王室姐妹间的相互仇恨和宽容，还写了秃发鲜卑姐妹间的争宠害命。小说中妙音法师(公主乞伏乞媚)以德报怨，了却尘世的荣华富贵，削发为尼，她吟唱的“阿干妮”歌，真切传达出对两位已逝堂姐的怀念和对王室尔虞我诈、相互戕害的生活的厌恶。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还属生死相依的兄妹恋情。太子万载和辛姒在血洒露骨山崖的瞬间，围山的吐谷浑人，也难禁心头的悲怨，唱起了那气吞山河的“阿干歌”，向一对恋人的忠烈坚贞而致意!

　　小说中的露骨山等深林山野是“阿干歌”的集中生发地，包藏着几分神秘和惬意，祥和中暗含动荡，令人神往陶醉，令人捉摸不定。乞伏炽磐和嫔妃、近臣在山涧松林，伴着醉人的阿干祝酒词开怀畅饮。秃发迷姆撩人情思的“阿干歌”在山水间四溢流淌，醉了西秦王，醉了自己。迷人助兴的“阿干歌”在人与自然物我两忘中张显了鲜卑人的豪爽和多情。吉毗将军率领的西秦军被生羌围困在陇南山区，危在旦夕，而九位弱不禁风的伎乐女却各显神通，担当起一种特殊的厮杀与混战。围山的生羌听着满山遍野的悠悠羌笛，皆涕泗横流，纷纷逃散。“生羌的快马健儿不如漒水城中乞丐女吹笛”，这几乎成了南漒人的口诀。悠悠笛声如奇妙的天籁之音，伎乐女的一首哀怨悱恻中混合着悲壮慷慨的鲜卑人的阿干葬歌，立时抚平了兵丁们内心的狂躁与忧愤，把一场即将发生的屠镇之灾给唱没了。这是和平之歌、人性之歌，寄寓着作者对和平的向往，对战争的诅咒，含有认祖归宗的民族情结，同时也传达出了渴慕胡、汉民族能亲如兄弟的那番情谊。

　　细品小说中的“阿干歌”，进而昭示大爱方能化解仇恨，大义才会释然争斗，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无形力量和精神高标。小说生动演绎了“阿干歌”穿越历史的深情幽韵，它具有亘古流播的迷人艺术魅力，而这恰恰得益于作者对“花儿”艺术的无比热爱和深厚理解。“花儿”正是在多民族爱心与热情的灌溉和滋养下传承至今。她一方面在每一个民族内部，都如泣如诉地、铭心刻骨地表达着人类最美好最纯洁的相爱之情；另一方面又在共同流传的八个民族之间，既各有创造，又沿袭共同特征地交流着、传递着彼此间对人间纯朴真挚的爱情感受和追求，加深着、交融着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美好情谊。

　　

       原文发表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注释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