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肇始中国思想文化多元的局面得以形成并造就了沈从文文艺创作的辉煌。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诸次重大社会变局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生态使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多数时间呈现出由多元向单一的走向。必然的社会政治生态下自由知识分子逐渐边沿化乃至于消失。沈从文创作理念艺术风格与主流文艺标准的冲突过程以及挣扎沉浮的人生轨迹，显示出二十世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时代的缩影。沈从文个体经历折射出的普遍意义，或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作出可供参考的注脚。

　　关键词：沈从文；政治生态；思想文化；多元与单一；启示

　　荀子曰：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二十五史是一个循环的怪圈。历史作向前疾走状，若长河奔流不息。逝者如斯，恍然自视，却仍在起点。具挟泰山以超北海之气魄的毛泽东立誓要打破这恶性循环的怪圈，只能在历尽坎坷之后对继承信念最坚定的人喟然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1]。说的是“你们”，原来在担忧自己的理想。实现理想的方式因人而异。二十世纪的中国，将寓教于乐的传统理念进行发挥，有人认为文学艺术是政治家之外的人借以影响国民改良社会的最有效工具，其中小说又能够以其形式的简朴和内容的通俗深入人心。二十五史上，小说并不入流。百年来将小说地位推至最高者，一位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說”[2]。一位毛泽东，“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沈从文前半生，运用娴熟的恰恰就是小说这个东西。

　　一、多元的社会政治生态造就了沈从文

　　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腐朽的满清政府，政治一体化的丧失促进了多元思想文化的形成。一九三六年六月，埃德加·斯诺以美国人的视角在《活的中国――编者序言》中写道：“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摈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3]

　　国家为地方政治势力和拥兵自重的军阀所控制，虚弱的中央政府无法在全国行使统一的政令与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中华民族崛起的步伐迟缓而沉重。这其中隐藏着深刻的国内国际原因。这个年代和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国政治势力并不乐见中国的统一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管理。事实是，日本支持段祺瑞和张作霖，英国和美国支持吴佩孚，苏联支持冯玉祥，各地方盘踞着分分合合大小割据势利[4]。这直接导致军阀混战或对峙持续十二年间之久。自1911年始，直至1928年北伐成功，直系，奉系，皖系及地方势力合纵连横，进行过数次大规模战争。但战争的时间并不长，1920年直皖战争为10天，1922年直奉战争为7天，1924年直奉战争为两个月，1926年冯玉祥和张作霖之战持续了八个月[5]。其间政府首脑更迭8次之多，成立了24届内阁，5届议会或国会，催生了4部宪法及基本法[6]。

　　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由于国家的动乱和政坛的纷争所导致的政治约束的松弛直接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全面开放局面。自由解放，民主科学的呼声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认可与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华崛起的实践在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展开。在思想文化领域，统治集团及政治势力民心安定和争取知识分子支持的急迫愿望无论出自何种动机，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被迫或自愿参加武昌首义的黎元洪总统在二十年代初即意识超前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传统束缚冲破重重阻力组织过所谓“好人内阁”，由德才兼备，声望卓著，接受了西洋文化的洗礼，具有现代化理念和留洋经历的“海龟派”充任阁员[7]。社会剧变的时代，各个政治势力不宜一概而论，须根据历史条件，对待民众的态度及其治国理念功效。革命与反动，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倒退，须接受长久时间的考验以具体事实为依据，不可以口号大小和参与民众多寡为定论。这个时期类似周天子下的战国时代。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是由于中央帝国的衰弱引起事实的分治和诸侯间实力的较量，导致百家争鸣思想开放的局面。

　　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8]这就是沈从文文艺创作成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生态。

　　沈从文二十余年创作实践表明，他倾心于中华传统文明的古典美质及其所形成的和谐稳定的生活状态，将国人历史遗传中无法抹去的恬淡美好善良宽容的人生理想重现于混乱喧嚣的现世，契合了众多读者潜藏于内心深处求真向善的心理状态，引起各层次读者的广泛共鸣。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遗传的原因。现实生活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历史辉煌为残酷的中西实力对比所掩盖，中华传统维系的和谐中庸宁静的生活氛围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之下坚船利炮彻底击溃，中华民族非但物质范畴而且精神层面要面对异族的强势。这一系列的社会现实赋予主流文艺慷慨激昂狂飚突进的基调，并由此对一切甘于历史原生态进程的人们予以猛烈的撞击，是为时代历史阶段性的必然现象。沈从文始终以“人”为立足点与出发点，排除社会功利的干扰，遵循人类文明进步的轨迹，摈弃翻天覆地的历史跳跃的幻想，忠实于文学艺术一以贯之的本分与职责，探求人类社会最基本元素并得出朴素的结论。沈从文潜心为乱世的人们营造出理想和谐的精神乐园，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集体认同。文学艺术之与政治教科书商业广告的区别，为沈从文极为敏感与熟知。沈从文率真淳朴，不为一事一时一地的社会政治纷争所干扰，极乐意遵从艺术规律描摹理想的精神世界，立足于人性道德良知的高度为后世留下点滴现世的记录。这种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工作虽一时脱离狂热迅疾的思想大跃进，为各派政治潮头人物贬为落伍甚至反动，但他历史性的工作却在执着与顽强中进行直至为时代政治所湮没。[9]

　　由于强大统一的国家政权尚未真正形成，军阀争夺和派系斗争虽然客观上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空前活跃，但民族崛起经济发展并未由于封建王朝的倒台和自由解放的口号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现实社会的混乱，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竞争与社会制度的较量，有人希望用更为激进的方式彻底改变中国的混乱和落后局面。在民主共和的旗帜下，在广大底层民众觉醒和解放的声浪中，文学艺术主流逐渐形成。鲁迅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道：“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经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时期，正如它在政治上的发展不可能经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时期一样。时间来不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今日中国唯一可能的文化是左翼革命文化，否则只有接受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文化，那就意味着完全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化。”[10]

　　沈从文艺术信仰坚定思想观念单纯，超然于党派纷争与文艺主流之外。他说：“我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特点照例‘相当顽固’，所以虽被派“落伍”了十三年，将来说不定还要被文坛除名，还依然认为一个作者不将作品与‘商业’‘政策’混在一处，他脑子会清明一些。他不懂商业或政治，且极可能把作品也写得象样些。”[11]

　　美国学者妮姆·威尔斯一九三六年六月在《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说：“在今天中国创作界，与左翼运动同时只有几个超政治的中立作家。在当前革命的大动荡中，纯风格作家和‘为艺术而艺术’派是不合时宜，没有多少读者的。他们中间唯一重要的作家是沈从文。”[12]沈从文为文艺主流安排为“落伍”序列，但理念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没有根本的冲突，国家政策依然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经济独立的沈从文遭各方批评和轰击与日俱增，其艺术风格及学术思想虽为“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所接受，但生存土壤日见贫瘠。

　　抗战伊始，各派政治势力的结盟使得政府加紧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沈从文创作理念与艺术风格进一步边沿化。在当时国际国内背景下，日寇大规模侵华，实属必然。北伐成功之后，利用战争的间隙，民国政府试图给大众带来休养生息的机会。有学者根据统计数据认为，1928年北伐成功至1937年抗战全面暴发的十年间，为中国现代史上难得的发展黄金时期。目睹中国政局逐步稳定和各方面建设事业的成效,强占东三省不断挑衅觊觎内地已久的日本政府寝食难安。全面侵华国策在于打乱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步伐，这种“邻国之强，吾国之患”的恐惧延伸至二十一世纪依然阴魂不散[13]。

　　抗战胜利，共产党军队不再是孤悬陕北的弱小武装了。国民政府十年未能从根本上统一中国，兼之八年抗战民众颠沛流离备受煎熬。“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政府官员上下其手，腐败堕落；派系争斗，愈演愈烈，地方武装保存实力，隔岸观火。国民政府立于舞坛中央二十余年，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弱点暴露无余。国家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党国民心丧失大厦将顷，能量在长久的聚积后瞬息爆发。于是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又一次全面的战争方才升起的大幕，在以摧枯拉朽之势仅仅三年将国民党彻底击败后迅速落下。[14]

　　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乱离人不及天平犬，兄弟睨墙必将导致生灵涂炭，沈从文对惨烈战争和无情杀戮心有余悸。沈从文一以贯之的关注下层民众苦难悲悯宽容的人文情怀，使他在抗战胜利后针对剑拔弩张的国共大决战公开表现出鲜明的批评态度。[15]沈从文在关涉中华民族命运的最关键时刻表现出的中庸调和立场与笼统的“民族自杀的悲剧”的批评，革命成功之后严厉的政治语境中，“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判决，无疑是准确和致命的。[16]

　　值得探讨的是，退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全面禁止沈从文的文字。沈从文成也文章，败也文章。偶然的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下文人的利弊这才充分暴露，留名千古也是，铁证如山也是。沈从文为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同时敌视，大陆台湾沈从文作品无容身之地。若非沈从文代表晚清遗类——沈从文文字中实在搜索不出如何封建的倾向——则要在各方文艺政策上寻找答案。

　　天下已定。沈从文的作品随大幕落下销声匿迹。沈从文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将留下空白的一章，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集留下数百万空白字符。

　　二、单一的社会政治生态湮没了沈从文

　　总体说来，建国三十年是底层人民革命斗争的继续和沈从文精神炼狱人格重塑的历史。

　　二十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矛盾冲突日益激化，引发了持久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百年弱点彻底暴露作日薄西山状，意识形态相同或相似的的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46年初，距决定性的辽沈战役尚两年有余，以美英为首的老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以苏联为首的新兴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政策即确立，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较量步入高潮。中国作为世界上幅员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内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了数十年，此时更是两大集团必争的焦点。战争不可避免，也没有调和的余地。倘若不是三年内战迅速决定胜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导致中华大地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战争不知要持续多少年，聚五十六民族的中华国土不知将分裂为几何。

　　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人民革命或起义又一次成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新政权，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郭沫若在深受毛泽东重视的《甲辰三百年祭》中说道：“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毛泽东在进城时更是自勉“进京赶考”。打破历史的恶性循环是为理想牺牲七位亲人的毛泽东坚持不懈的毕生追求。必须真正由底层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对得起为理想抛头颅撒热血英勇牺牲的百万革命先烈。毛泽东在政治上从来没有抛弃过农民和工人，一系列连续的政策和晚年擢用王洪文、陈永贵就是例证，王洪文还曾一度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统一之后,关于旧知识分子的宏观政策，1951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奠定了知识分子长期磨炼斗争的基调。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7]

　　由最高层决策，由最底层实施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三十年间旧知识分子无一例外进行着被捕捉和自我捕捉的活动。依沈从文的身份看来，判决随时生效。这是一个彻底的人格裂变，人性重塑的过程，即便是配合得天衣无缝亦无休止，且局面往往失控变得严酷异常。朱学勤先生说过：“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沈从文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他生命之中对战争与杀戮造成的悲剧有着深深的恐惧。两年前悲天悯人的“民族自杀的悲剧”论调顷刻被人民革命的巨浪击得粉碎，他不能不惊诧于人民革命排山倒海的力量。沈从文命运急转直下成为众怨之的，且丧失经济独立。躬自反省，沈从文发觉自己三十年向上和向善的不懈追求恰恰植根于反动的国民政府腐败不堪的旧体制之上，聚九州之铁难成此错，他顿时愁肠九转忧患余生。沈从文意识到自己的不识时务和目光短浅，随之而来的迷惑、恐惧和悔恨，他变得神志恍惚。沈从文万念俱灰地说：“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18]

　　沈从文深刻反思自己的历史：“过去二十年来，个人即不透彻文字的本质，因此涉及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时，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且以为必争取写作上的充分自由，始能对强权政治有所否定，得到健全发展和进步的。即因此孤立的、凝固的用笔方式，对旧政治虽少妥协，但和人民革命的要求，不免日益游离，二十年来写过许多文章，犯过不少错误。”[19]

　　面对现实对文艺创作的具体要求，沈从文万分无奈地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的经验。”[20]时代在变，思想主流彻底在变，当革命的理想信念成为人人琅琅上口出自内心的呼唤时，沈从文田园诗的抒情风格与主流崇尚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激烈风格水火不容。

　　建国初期经过集体改造，梁漱溟、胡风事件的警示，旧知识分子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参悟出“沉默是金”的部分道理。国内形势日趋稳定，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1956年10月23日，由于国内矛盾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激化，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暴发群众示威游行，进而发生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流血冲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被否定，同时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分裂。当事件遭到强力打压时，匈牙利著名作家哈伊震通过广播呼吁：“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事件中，知识分子迅速跳出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21]

　　无论从个人感情上对该事件持怎样的观点，下面几个问题引起运筹全局的毛泽东的深刻思考：干部官僚主义倾向和群众对官员不满情绪的存在，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背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高层出现蜕化变质的资产阶级分子。长达二十年，毛泽东采取各种方式致力于上述问题的彻底解决。

　　为避免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发生，缓解国内矛盾冲突，释放群众不满情绪，纠正党的工作上的偏差，毛泽东决定开门整风。他又一次满怀信心地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知识分子虽有所警觉，推心置腹号召动员下还是管不住自己一张嘴。事情发展出乎发动者的预料，经历战争洗礼以生命为代价换来领导国家的各级官员的工作受到全面怀疑，执政党的威信大打折扣，毛泽东自地位确立以来其领导方针路线从未受到过如此众多的责难。“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句“引蛇出洞”，孙子“兵不厌诈”战略用于政治层面游刃有余。以国家机器对付大大小小手无寸铁弱不禁风的书生，如瓮中捉鳖。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22]反右彻底剥夺了知识分子发言权，酿成匈牙利动乱类似事件的一个主要因素被彻底铲除。

　　众人箝口，言路塞绝，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大跃进的惨剧紧随其后必然发生。

　　鸣放期间，心有余悸的沈从文格外谨慎听任苦口婆心动员死不开口，作过辛苦耕耘却变成三百万字反动铁证噩梦的沈从文再不愿留下任何把柄，再不轻信任何人。春去秋来，侃侃而谈的昔日大宾咎由自取沦为十九层地狱小鬼。虽说作为前辈反动派打死老虎的工作轮不上沈从文，但他庆幸之余私下对这帮人物发出一通怨气，写信道：“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23]然普天下只有一个读信者明白他的屈辱。对一个最为擅长向大众或含蓄或直白表达内心情感的人来说，其中无奈与憋闷只有自己知道。

　　六十年代初风浪稍静，沈从文偷偷发出一些抽象的抒情，他在心里打谱：“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事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24]他试图理性科学地对自己文学生涯进行评估，却无意间触动了文艺标准的神经。时代政治中对沈从文而言，继续改造并非无的放矢。

　　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文学艺术家的一切创作活动都必须为政治服务。具体到沈从文，作为革命的对象，不但战争题材陌生，对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同样力不从心。沈从文的风格与时代的文艺风格天壤之别。他说：“即便羡慕人相当有搞头，也学不来。”小心翼翼的沈从文可能认为自己改造得差不多了，恰恰说明他从来没有坦荡自然地溶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沈从文主动抛弃了精神家园却无所皈依，他常常抱怨自己缺乏宁静的心态。连连风暴的难得间隙，沈从文偶尔又流露出他“差不多”的危险老调，他写道：“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矛盾的表述只能说明他经过时代的洗礼变得圆熟了一些。更危险的，他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不满情绪为他将来心灵的自我解剖提供了材料。

　　1962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小说《刘志丹》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沈从文惊恐万状之余深感侥幸，这回彻彻底底断绝了重操旧业的念头。

　　知识分子均已噤若寒蝉如履薄冰，苟延残喘下连挣扎的气力也丧失了。火刑架上布鲁诺说：“地球照样转动。”面对干部特权膨胀下日益恶化的干群关系，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于是合并解决匈牙利事件后思考的另外两个问题，革命的矛头指向官僚主义干部和党内高层蜕变的资产阶级分子。权力必然孳生腐败，中国也不例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和毛泽东亲自统率下，文化大革命迟早必然发生。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地位甚底夹起尾巴做人，作为脑力劳动者依然盘踞于社会上层的文化艺术和科研教育领域，一旦勉强依附的体制再一次被摧毁，则不幸又沦为专政的对象。毛泽东代表底层人民始终对统治者怀有高度的警惕。革命意味着产生新的统治阶层，体制下统制阶层难以避免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且计划经济体制下腐败以特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显得尤为拙劣和难以遮人眼目。统治阶层要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历史条件下只能以不断革命的方式，即三、五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反腐败反官僚纯洁思想和肌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现实依据。如此一来，打破了旧的历史循环之后又似乎又进入了无休止的新的循环。[25]

　　这就是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初的基本社会政治生态及其成因。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化大革命中，安排文字游刃有余运笔成风的沈从文写起检讨来虽说驾轻就熟仍感笔重千钧。暴风雨较以往更为猛烈，全国范围内神圣口号下的行动造成的肉体与精神戕害场面使老牌反动派沈从文胆颤心惊恶梦连连。众怒难任之下他只得低眉顺眼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重复过无数次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将一、二十年前的老疮疤揭开：“主观上我已够小心谨慎，非常怕做错事，总还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同时也让像我们这种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假专家，假里手，把灵魂深处一切脏、丑、臭东西，全部挖出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26]

　　为证明自己立论的准确和态度诚恳，沈从文高屋建瓴补充说明道：“我的生命是党为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27]

　　自我揭露和剖析类小说艺术风格层层剥笋般深入：“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许多大小错误，曾初次作过大小六十多次检讨。”[28]“在新社会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补过赎罪的办法！我吃了几十年剥削饭，写了许多坏文章······”[29]

　　为求蒙混过关自我作践将自己越抹越黑之后却又担心构成新的罪证，苦不堪言的沈从文于是叠床架屋般事先为将来可能的罪加一等构思了申辩的伏笔：“正因为对世事极端无知，我十分害怕说错话。写这个材料出来，究竟是不是会犯大错误······”[30]

　　检讨之余沈从文冒“白专”之险对服饰研究仍旧一往情深，对将信将疑的助手说：“眼光看远些，这些事，你们不做谁来做。”“国家不能没有文化，没有传统。”[31]真正老谋深算。

　　对政治的云谲波诡一窍不通百思不得其解的沈从文偶尔也流露出点点抱怨：“许多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满有办法的人，现在还是有办法。有些本来极本行教书的，却认为是为反动服务。”还怯怯表现出小小冤屈：“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32]为此提供某些证据：“而事实上，‘一二八’时，就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33]秋虫般的低鸣无人理会。

　　沈从文等的改造无有休止。并非他们态度非真诚，检讨不深刻，交代不彻底。即便如同创作般下笔百万言，亦属无解。时代中施虐与被虐者皆无法把握他人与自己的命运。

　　真诚而原始的信仰，无知而无畏的精神造成的悲剧无人能够幸免。曾经斥沈从文为“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革命文学主将郭沫若始料未及的是，历史的车轮终于扎扎实实辗到了自己身上。虽然屡做类似把诗句“四面八方自由风”润色为“四面八方颂东风”不那么上台面的事情，到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劫难逃。1966年4月14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的讨论中，郭沫若作检讨发言。年七四始觉七十三年非，表态曰：“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34]噩梦刚刚开始，1967年4月12日，由于“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三子郭明英抑郁自杀而死。[35]1968年4月22日，作为“反动学生”，二子郭世英被打得遍体鳞伤受尽凌辱，跳楼自杀身亡。[36]

　　上帝叫他灭亡，必先叫他疯狂。史无前例的人性大沦丧中，微如纤芥渺小之至的沈从文觳觫不已。

　　距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978年一十三年之后，[37]1991年5月14日凌晨，77岁曾被判死缓的江青自杀，身后绝少个人财产。同年9月，94岁的宋美龄赴美“休养”，随机携带97箱私人行李，2003年10月23日去世并安葬于纽约。

　　晚清名儒王湘绮嘲讽挚友大清国首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不识时务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透过存在的表象，社会历史的内在关联和必然以及未来走向尚待人们进行深刻思考。

　　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载吴宓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毋庸赘述的是，吴宓虽说看得透历史的局部，却未必能局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为建立自由平等国家奋斗终生的毛泽东对郭沫若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38]郭沫若方醍醐灌顶。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上上下下都为国人思想依然贫弱忧心忡忡，为人性、道德、公平、正义的阙失痛心疾首，这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思维单一指向的历史和不幸时代政治业已铸造的舞台使得即便是最有思想最具权威的人的作为亦仿佛在金字塔尖跳舞，每一个动作都捉襟见肘。理想中和谐社会与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并不在于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的绝对正确，更在于多元的思想探索比较和广阔的思想舞台实践空间。

　　在思想单一黑白分明非友即敌的年代，沈从文发现站错了序列。当他急匆匆改造成功，历史又向前行走了一小步，暮年的沈从文却骤然发现原本的价值。痛苦的地方恰恰在这里。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沉迷于理想精神乐园的沈从文涕泗滂沱之后面对滚滚红尘冷冷言道：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命运之神又一次眷顾沈从文，让他在1988年平静地离开让他眷恋和迷惘的世界，倘若勉强多活一年，那一年的风波，不知又将沈从文的神经扭曲到何种程度。“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千万道童”，这回沈从文又说错了吗？中国的事难办，中国的事难测，中国的问题不好解决――昔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和痛苦，同样困扰着现在和将来为国家民族兴衰魂牵梦萦的人们。

　　三、结语

　　凄风苦雨中沈从文先生悲凉地说：“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美，总使人忧愁”。与沈从文惺惺相惜的挚友梁实秋先生临终前挣扎着高声呼救：“大量的氧气，我要大量的氧气······”[39]梁实秋先生在辞世前一年的一九八六年说：“回顾数十年来所谓文坛的风风雨雨，实际上是以政治企图控制文艺所引起来的骚扰······没有文学家肯被长久的拘囿于一个狭隘的政治性的框框之内。文学家要自由，自由发挥人的基本人性。”[40]作为一家之言，这并非评论沈从文，乃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有感而发，却又恰恰像是独评沈从文。[41]社会政治生态下的沈从文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研究沈从文的创作理念作品风格以及他销声敛迹于文坛的因由，沈从文噩梦惊魂间喃喃自语所蕴涵的深意，或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作一个仅供参考的注脚。

（原文载于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第3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谭立（1966），男，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湖南分院副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