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华:与中国民间故事相映生辉的名字:董均伦|论文 发布日期:2019-04-01   作者:刘守华   点击数:399  

  

  摘要:董均伦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他与妻子江源合作,采取“安营扎寨”的方法,以文学工作者的身份,长时间深入群众之中,搜集整理了大量流传在民众中的民间故事并结集出版,对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做出了有益贡献。他们的搜集与整理办法,可以用“改写”一词来加以概括;他们所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可与《格林童话》相媲美。董均伦,是一个与中国民间故事相映生辉的名字。

  关键词:董均伦;民间故事;安营扎寨;改写

  一

  作为民间故事的爱好者,我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十分钟爱董均伦、江源夫妇搜集整理的山东民间故事并仰慕他俩的辉煌功业。在纪念董均伦先生百岁诞辰的今天,特撰写此文以资怀念。

  我是1956年在《民间文学》杂志发表文章、参与有关民间故事搜集整理问题的大讨论而步入民间文艺学园地的,1957年毕业留校,作为民间文学课程的专任教师以至如今。在教学与研究活动中,主要围绕民间口头叙事文学转圈子,而出自董江夫妇笔下的十几册故事书则一直陪伴着我。“文革”动乱期间,我曾将它们塞在阁楼上一个破旧纸箱中以使之免遭厄运,两三年后去收拾,却发现它们都被本栋邻居的几个孩子偷借出去翻阅,一本不缺地整齐摆放在原处,却在传阅中都被翻成了毛边。到他们腼腆地就此事向我致歉致谢时,已有几位在恢复高考后走进了大学校园。

  在笔者主讲的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专业基础课《民间文学导论》中,就将董均伦作为中国民间文学搜集家的首位代表提出,这部教材于1993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随后获得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之后,由我主编的《故事学纲要》这部研究生教材,专设《民间故事的采录》一章,其中评介“中国当代的几位故事搜集家”时,就将董均伦、江源置于首位。

  我现今写成的这篇怀念董均伦先生的文章,就是依据《故事学纲要》中的这个专节,再加补充而成。

  二

  董均伦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搜集故事。《半湾镰刀》这个集子,曾受到钟敬文先生的好评,说它采用的是老老实实地把民众的艺术传达出来的科学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董均伦、江源两人合作搜集整理故事,出版了《传麦种》《金瓜配银瓜》《龙眼》《宝山》《金须牙牙葫芦》《玉石鹿》《石门开》《三件宝器》《玉仙园》《匠人的奇遇》《找姑鸟》等十多本故事集。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这些故事结集为《聊斋汊子》两集,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故事集共收录故事232篇,主要采自山东的平度、昌邑县牟家庄、沂蒙山区的临朐以及崂山等地,他们在有关故事集的“前言”“后记”和讨论民间故事搜集整理问题时撰写的文章中,对自己的工作情况作过具体生动的介绍:

  说起来,俺俩真正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是从1953年开始的,那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群众喜欢民间故事促成的。那时,为了体验农业合作化的生活,俺俩下到了昌邑县的牟家庄,住在一家老贫农的小厢房里。因为是乍办社,许多事情得经过社员讨论,每晚上都开会到深更半夜。农村中没有定准的吃饭时间,早到的和晚到的常相差一两个钟头。先来的便聚在一起拉呱,讲起故事来。俺在牟家庄前后住了八年,越呆的时间长,越觉得民间传说故事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那时农村中的文化娱乐生活,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方便条件,不用说没有电视,连电影也很少看到。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生活得到了改善,就有文化娱乐上的要求,在那种情况下,口头文学确有它的优越性,连炕头上、饲养棚里,都能听到有人讲故事。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把这些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传说故事记录下来。

  搜集故事,能够多到些地方,是很必要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搜集故事也不能像刮旋风那样,漫天铺地的乱飞,即使不能安家立户,也应该“安营扎寨”。到了一个地方,至少要住上一个时期。这样有很多的好处。俗话说:“人熟是一宝。”搜集故事,可以说是不能离开这一宝的。人熟了,他心里没有隔阂,也不掂斤论两的,什么故事都对你说,还说得格外生动有趣。另外,住久了,还有一个好处,不只是熟悉了人,还能瞅他有工夫、有闲心的时候去听。故事嘛,不管听的说的,总得有兴趣才行,若是他思想不痛快,心里不愿意说,即便勉强说了,也说不好。在绿化社,有一个叫宋万仁的老汉,曾经说过:“故事装在心里头,愿意说说半天,不愿意说,一样的故事,几句就能说完它。”

  搜集民间故事,心急敲不出好当当,不要叫别人服从自己的时间,最好自己去凑合别人的闲空。这样做,既不耽误别人的营生,也能做了自己的工作,只要留心,不管农村是怎么忙,还是能找到听故事的机会的。

  因为山东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又在那个地区住了很长时间,比较熟悉当地语言,我们听了一个故事,就能把它再说出来,而且和原来说得不差上下。我们搜集的故事,都是事后记下来的,这样做,觉得有许多方便的地方,可以不选择地方、不选择时候的去搜集。夏天的晚上,在场上、河滩上乘凉的时候,在等着开会人没到齐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搜集。还有一桩好处,就是能够集中思想去听故事。很多的时候,说故事人的声音表情,对我们领会故事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帮助。说到妖怪来的时候,眼常常瞪得很大,说的也快也急;说到坏人的时候,常是狠狠的。还有,故事里的主人公应该小声说话的时候,他也小声说。应该快说话的时候,他也急忙说。我们如果留意的话,在整理故事的时候,能帮助我们更恰切的表达出原故事的意思。

  搜集故事是比较容易的一步,第二步便是比较困难的整理加工工作了。首先把听来的故事加以选择,我们选择的标准,主要的看它是不是对人民有教育意义。其次是看这故事本身是不是生动。故事选择好了,就需要进一步把这些口头上流传的作品,用文字写成文学作品。假如你照葫芦画瓢地记录下来,那一定会使原来的故事减去许多声色。因为每个人说故事的时候,声调的高低快慢,眉目的表情,以及手势,都在帮助着言语表达出故事的内容。它们相互的关系,好像红花和绿叶一样。所以就必须把声调和表情烘托出来的气氛,用文字表达出来。

  我们所整理的民间故事,说起来,总不出以下的三种写法:第一种是故事本身比较完整的,我们只加以整理就行了;第二种是整个故事不坏,但某些情节不好,我们在不失掉它原来面貌的要求下,给以加工,使其所表现的主题更加完整,更加鲜明;第三种是从很多主题相同的民间故事中,有的采取它的一个头,有的采取一个尾,有的采取其中的某一段,糅合起来重写而成的。

  民间故事可以适当的加工,却不能乱加工,在加工的时候,绝不能使故事失去原来的面貌,原来的风格。

  董均伦、江源两人采录的山东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我国少年儿童和成人读者的喜爱。他们是以文学工作者的身份,在长时期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作为群众中普通的一员参加故事活动后,依据自己的记忆把故事复述或整理出来。这些故事在发表和出版时,有时署名为“董均伦、江源著”,有时署名为“董均伦、江源记”,一般都有适当的加工。加工的程度不一,有一类是按阿·托尔斯泰笔下的《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写法写定的。那种写法实际上属于加工幅度较大的改写。

  2006年修订的《故事学纲要》对董江故事的总体评价是:“由于他们熟悉群众的生活、语言,笔下的故事大都较好地保持了民间故事原来的风格和魅力。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和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乃至《格林童话》相比并不逊色,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杰出艺术作品。但加工程度不一,而又未作具体说明;未保存关于这些故事讲述和流传的情况及原始资料,因此把它们作为科学材料来使用时,便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2000年3月,曾授予董均伦以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成就奖,认为他编写的民间故事,不但保存了口传形态的基本面貌和特色,而且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较高的艺术水平,自成一家,对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三

  十年前我在《故事学纲要》中,虽然经过细心梳理,对董均伦在故事搜集上的巨大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近年来在自己的故事学的不倦探索中,时有新的感悟,深感以上评说仍有其粗疏之处,应予补充申说。

  自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0年组建并卓有成就地推进民间文学事业以来,各地将各种样式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置于首位,“搜集整理”一词也就随之风行于世了。但对“整理”即文字界定缺乏科学界定,以致造成一些混乱,因此在1980年代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一律以“采录”来取代多年沿用的“搜集整理”。在一般人看来,“采录”和“搜集整理”似乎并无实质性差别,却标志着对忠实于口头文学本真面貌的严格要求,突显出这一工作的科学性,现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了。由于受当时民间文艺科学的限制,董均伦写定的故事大多标以“搜集整理”字样问世,实际上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虽然他们并不讳言有所加工这种情况,但由此便招致强调科学记录的一些学人的贬抑了。中国民间文艺学泰斗钟敬文先生认为,多年来我们所提倡的那种作法,“它已经不能说是‘记录’,甚至说只是‘整理’,也好像有些越境。我想,它比较切合的称呼应该是‘改写’,这是名实相符的。”这是他于1980年刊印民间故事传说记录整理参考材料,按照自己早年的实际工作体会写在前言里的一段话,而我国作为文学读物发表出版的民间故事,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只有“内部编印”的资料本除外。我于2016年就此专门撰写了《论民间故事的改写》一文并于2017年刊于了《民俗研究》杂志,它本是就儿童文学家一苇以多年心血有意识改写民间故事所出版的《中国故事》(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一书的序文。一苇是一位乡村语文教师,她在给中小学生教语文课时,特地穿插讲故事的活动,不辞辛劳地力求给中国孩子奉献出一本像《格林童话》那样的故事书来。我给予大力支持,现在终于有了受人称道的可喜成果。

  我以为用“改写”来称道董均伦写定民间故事是切合实际的科学界定。我早就以为董均伦的故事可与《格林童话》相媲美,既是就那些具有民族神韵的故事本身而言,当然也涵盖了他们对故事的文字叙说功夫。《格林童话》并非严格忠实于口述故事原作的科学版本,这里摘引《意大林童话》的编者、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此所作的精辟论述:

  格林兄弟采用的方法,在今天看来称不上“科学”,最多只能称为“半科学”,对他们原稿的研究可以证实行家在阅读《德国民间故事集》时的强烈印象,即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尔海姆·格林)在老妇人口述的故事里,加上了自己个人的色彩。他们不仅根据德国方言翻译出版了故事梗概内容,而且还把故事的各种不同说法统一起来。他们删去故事中粗俗的部分,对故事的表达和意象做了润色,并力求文体风格前后一致。

  讲到《意大利童话》的编纂时,卡尔维诺坦率地承认,在编选过程中,他亦采用“半科学”的方法,或“四分之三”的科学方法着手工作,另外的四分之一则加入了个人的判断。他在广泛搜求前人记录的故事资料基础上,认真研究,深入体会这些故事的丰厚意趣和语言魅力,再吸取《格林童话》成书的成功经验,因而获得了巨大成功。

  今天重新审视董均伦、江源夫妇笔下的民间故事,他们正是在不同程度的文学加工即“改写”中,赋予这些故事以广泛可读性和鲜明生动的艺术生命力,并成为我们文学界大大方方地改写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范本之一,使民间故事在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更加绚丽多彩。

  四

  其次是对董均伦、江源夫妇所实践的以“安营扎寨”来“采录写定故事这一工作方法,我们也应给予更充分的肯定”。

  采录民间故事,古今中外均不乏令人称道的先例。中国“五四”以来,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在西学东渐中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小小分支而崛起,深入工农大众采录歌谣、故事,成为文化时尚之一。但采录民间口头文学由个人爱好扩展为政府倡导的社会文化工程,却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2017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第9次代表大会时,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大会致词中特别指出:“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传承。”将三个“最”字加在民间文艺头上,不能不使人震撼。而这段话正是1950年3月,新中国组建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文化巨匠郭沫若先生从自己数十年的文化学术生涯中感悟提取而来的。在此后的70年中,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便一浪高过一浪蔚为壮观了。董江的一本又一本民间故事书走进千家万户,就是这别具风采的中国文化风景之一。

  董均伦夫妇作为“老延安”,本可以凭借这一资历获得更显赫的职位、更优厚的待遇,而他们却全身心地投入采录民间故事这项处于边沿、常遭受冷落的文化活动中来。而且他不是即兴式或短时期地投入,而是在几个乡村一呆就是几年,以“安营扎寨”的方式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享受活态民间故事,再以有心人的姿态品评、择优,将其中的精美之作写定发表,真正做到了从活水里抓活鱼;而他“安营扎寨”的乡村,又是盛产著名聊斋故事的沃土,于是成就了这两三百篇脍炙人口的“聊斋汊子”。这是在中外民间文艺学史上都极为罕见的特例。

  我曾于上世纪末撰写了一篇回顾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历程的文章,发表于1999年12月出版的加拿大华文学刊《文化中国》上,文章开头写道:

  行将结束的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备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90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问世;从鲁迅称道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为“不识字的作家”,到毛泽东亲自倡导采集民歌,向民间文艺学习以补益新文艺创作;从《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到一系列口头文学家的口述作品专集纷纷问世,享誉全国并走向世界,等等。诸多事例构成百年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

  在这百年文化史迹中,董均伦夫妇的《聊斋汊子》这部以60载心血荟萃而成的民间故事巨著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由于这些故事的优美动人,还由于他们开创了到乡村去“安营扎寨”,从日常生活到语言心理上都和这些黄泥巴腿子打成一片,再将他们的口述故事记录写定的结果。

  由于董均伦笔下的故事,当时并不是作为一种学术资料记录下来,而是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学读物写定的,如何看待其科学性,人们便有所争议了。钟敬文先生早在1949年发表的对董均伦故事的首篇评论中就十分中肯地指出:

  关于民间故事、传说等的记录方法,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凭借记录者的思想、想象和技巧去任意加工,另一种是老老实实地把民众的艺术传达出来。前一种可说是文学的,后一种是科学的。……我国过去学界在这方面的一些成果,大多是前一种的。……董先生这些故事的记录法,大体上用的是后一种———科学的方法,由于他对于民间语言的熟悉和善于调度,这些故事显得相当灵活生动,正好像在豆棚瓜架下亲听那些民间出色的说故事者的讲述一样。在有些故事里,也许多少经过一点语气上的加强或情节上的节略。董先生所以要这样做,也许为的是叫某些重要意义更加凸出,或者顾到对于普通读者的教育作用。这不但没有怎样损黑民众创作的好处,多少还对它有些裨益。

  钟老1949年所称道的《半湾镰刀》主要是关于长工向地主抗争、后来被归于机智人物故事的这类作品,钟老称道它具有科学记录的本色,而又作了适当的文学加工而更具可读性。董均伦尔后几十年问世的故事集可以说一直保持着这种“老老实实地把民众的艺术传达出来”的科学方法的核心,而在文学加工上则按照所选取故事的原生态特点有所增强。特别是对那些叙说神仙宝物、鬼狐精怪,贴近聊斋文学传统的故事,其亦真亦幻的情境和曲折婉转的情节更是引人入胜,将贫困善良者奇遇得福而邪恶者则终遭恶报的正义之声,以饱含诗意与美感,巧妙地融合在一系列浪漫叙说中;这些故事被人们以“聊斋汊子”视之,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董均伦故事的上述成就,既是他们夫妇两个人志趣和几十年执着实践、含辛茹苦所致,也生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辉煌成就的一个侧面。在中国百年学术发展中,民间文艺学被视为左翼文化的一个侧面受到青睐,董均伦夫妇几十年来能以“安营扎寨”方式和那些民间文学的创承者打成一片,在忠实记录口述文本的基础上,又能以贴近民众的语言、情趣将这些故事写定发表,赋予它们以第二艺术生命,这些都离不开新中国这片肥沃土壤。在《格林童话》问世以来两百多年间的学术发展史上,东西方多国均有采录自民众口头而又有加工的精美故事书问世,而且被列入文学经典传世,可是能达到像《聊斋汊子》这样贴近民众,将科学性与文学性密切融合的故事书,却只能首推《聊斋汊子》。我们不能不为此深感骄傲。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刘守华(1935-),男,教授,湖北仙桃市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故事学会副主席,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