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卓研究小辑贺仲明、李伟：民族身分的自觉与地域诗性的探寻——梅卓小说论|论文


民族身分的自觉与地域诗性的探寻——梅卓小说论

内容提要：梅卓小说通过对民族历史和族裔文化的追溯、民族品格的揭示和反思，以及对民族文化现实处境的关注，表现出民族自觉意识，并以自然景物、人情风俗、语言的描写和叙述视角的嬗变，对民族生活和文化进行诗意化的呈现。梅卓小说对民族身分和民族文化表现的这种独特性，源于她深厚的民族情感，同时也客观和理性地表现了藏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诉求。

关键词：梅卓；民族自觉；诗意呈现；民族文化；族裔身分

近年来，作家族裔身分的表现成为民族文学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究竟应该彰显自己的民族身分，还是应该尽可能地将其淡化？当前民族文学书写的许多问题与之相关。比如有的作家为了彰显民族身分，在作品中大量书写独特地方风习，甚至被认为有制造“民族性”的嫌疑；也有一些作家完全站在民族立场来进行文化发言，观点片面甚至偏激。显然，如何有深度且有分寸地展现民族身分特征，是考验当前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个重点。藏族女作家梅卓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民族身分有独特的认识和艺术表现。

一

梅卓小说并没有刻意展现其民族身分，但是，民族性的自觉却是其挥之不去的重要特征。她的作品中渗透着对藏文化的深刻体悟，以及深沉到无法言说的藏地情怀。梅卓的小说创作是在向世人阐释其内心深处对青藏高原、对故土安多、对藏族崇尚的神山圣地的一次次流连忘返。这一点，梅卓曾有过自我表述，她谈到自己寻找文学灵感的方式，就是无数次地游走于青藏高原，这一过程给予她很多“感动”，并由此唤起了沉淀已久的“激情”。可以说，梅卓的整个创作热情都汇聚于她对藏族历史的追溯和现实精神世界的探讨中，不需介绍，她书写的人物都是藏族同胞，不需明言，她小说的背景都是藏族的文化和历史。这既是一种与生俱来，也是一种内在自觉。

梅卓小说的民族自觉，首先表现为对民族历史的追溯和英雄传统的建构。其主要方式是追溯远古神秘的藏族部落历史，通过对民族历史的追溯来回顾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其中包含着对民族传统的维护，民族身分的自觉与地域诗性的探寻对豪放热情、执着忠诚、果断勇猛、剽悍率直等民族品格的大力张扬，又对其生生不息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行讴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和认同意识。

小说《太阳石》把视角投向远古的藏族部落，寻找历史留下的民族遗迹和精神传承。小说开篇前的楔子，介绍了伊扎部落的由来。这里延续着爵位世袭的酋长制，人们遵从着严格的主奴等级制度，身分和地位决定着人的尊严和命运，狡猾的索白抓住时机，篡改了老千户的生前遗愿，夺走了原本属于嘉措的爵位。两人命运由此而逆转：索白得到爵位后，曾带领族人战胜了灾难，并帮助部落挽回尊严。但是，此后他却恣意妄为，勾结官匪参与部落纷争，最终导致伊扎部落的灭亡。而嘉措在遭遇家破人亡和权力被夺后，四处流浪，饱尝世间人情冷漠。在历经劫难后，他蜕变为一个劫富济贫的民间大英雄，并成为拯救整个民族的唯一希望。嘉措的最终胜利和成为民族英雄背后，显然寄托着深刻的寓意：一是象征民族身分和纯正血统的延续；二是最本真的良知和仁义的坚守。这是梅卓小说表达藏族身分的标志性特征，更是作家追溯民族历史的真正用意所在。

其次，梅卓小说的民族性自觉表现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多面性展示，并对其负面伦理有清醒的现代认识。梅卓小说的人物很少单面性，大多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月亮营地》和《太阳石》两部小说中的重要人物索白和阿·格旺都是如此。两人身上都凝聚着勇敢机智、精明果断、威慑族群、善于谋略等优秀品格，同时又有内心卑微、奸诈狡猾、恃强凌弱的缺陷，其品格很难以正面或负面来简单概括。包括她塑造的英雄人物，也都有自己的缺陷。比如《太阳石》中嘉措的性格就相当软弱，缺乏主见和独立性。《月亮营地》中的甲桑更是曾长期沉浸于情感伤痛和个人恩怨中。如果没有恋人阿·吉的帮助和守护民族大义的思想引导，他很难承担起拯救民族的重任。梅卓小说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既体现了对艺术真实性的追求，也蕴含着作者对民族品格的客观态度，意识到其不只是具有英雄主义和优秀品质，而是也包含有负面因素，需要进行批判与反思。

在性别书写领域，梅卓对民族传统的复杂性展示得更为充分。她较全面阐释了民族文化中的两性道德意识，揭示和批判了藏文化传统中落后守旧的男权意识。这主要通过对男性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梅卓作品中的男性形象虽然身分有别，但在两性问题上大多自私贪婪，内心丑陋又虚伪造作。比如《太阳石》中的索白，利用权势放纵自私地对待异性。年轻时曾与女仆有情，此后迎娶了漂亮的耶喜，却还与庄园的厨娘有染，更公开地追求桑丹卓玛。这种强权式的求爱方式，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男权主导的伦理思想。《月亮营地》中阿·格旺更是如此，他以口头上的忏悔博得恋人的同情，实际上却放纵私欲，四处追逐异性，欺骗、强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外，《麝香》中的甘多、《秘密花蔓》中的洛桑、《魔咒》中的康嘎等现代男性也都有类似品性：对待爱情道德意识都非常淡薄，将对异性的背叛视为理所当然。

如果将这些代表着传统伦理主体的男性与作为受压迫者的女性进行对比，梅卓对传统性别伦理的负面性揭示更为充分。梅卓作品塑造了诸多传统女性形象，她们受到传统伦理的压制和打击，生活多有不幸，却表现出很优秀的品质。比如《太阳石》中的桑丹卓玛、《月亮营地》中的尼罗，都是勇敢追求真爱，为获得爱情宁可牺牲自我的女性。她们面对情感的痛苦与生活的艰难，能够独自承担生活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月亮营地》中的阿·吉，既有对恋人的爱心，又懂民族大义，甚至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梅卓认同并肯定藏族传统女性高尚而有胆识的品质与牺牲精神，对她们在藏文化背景下的不公正命运表达出强烈的质疑，传达出对藏族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批判态度。

第三，梅卓小说的民族性自觉，还表现为对民族传统在现实中生存处境的深深忧虑和关心。随着近年来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传统民族文化受到巨大的挑战和冲击，生存环境堪忧。对此，梅卓表达了深切关注。最典型的是通过一些藏族女性的现代命运来进行表现。梅卓小说书写了很多现代藏族女性生活，她们长期生活于现代城市，接受着现代文明的熏陶，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逐渐远离民族文化传统。她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完全背离民族传统伦理，没有精神的依靠，一旦遭受情感波折就陷入到精神迷失与心理困境当中。也有一些女性在面对现代观念与传统伦理时感到两难，陷入无所依傍的困惑当中。可以说，梅卓没有将藏族文化完美化，也不是单纯地以回归藏文化为目标，但她对民族文化观念溃散后的精神现状表达了深刻忧虑，其基本价值观是对民族文化的守望和回归。

在两性书写之外，梅卓还关注了更广泛的民族文化现实处境问题。在传统文化和信仰受到激烈冲击的环境下，传统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合理形态存在，超越性的宗教信仰和现实性的生存需要如何取得平衡，以及虔诚的信仰与功利的信仰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等，梅卓小说都有所揭示和思考。对于梅卓作品中的许多现代藏族（特别是青年人）主人公来说，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他们选择的两难，城市充满诱惑，但始终是一种陌生的文化识别，藏地草原是心灵的记忆，却会遇到不甘于现实的困境。而对于那些坚守传统文化的城市藏民，内心也常处于迷茫，往往只是在受到现代文明排斥后才无奈地回归传统文化。梅卓作品不是单纯给予选择的答案，但正因此，它体现了作家对藏文化命运的郑重思考，蕴藏着对藏文化和民族信仰价值的深切关怀。

二

梅卓小说民族性表现的艺术特色，就是民族诗意的呈现，她的小说相对于其他作家更富有诗意的韵味，主要通过场景意象、风俗人情和语言、独特多变的叙述视角等方面来呈现民族色彩背景下的诗意特征。

梅卓善于以大量的景物描写来助推故事情节的发展，赋予小说诗情的格调。如对藏族生存之地森林、山川、湖泊、苍天、草原等自然景象的展示。《月亮营地》中开篇运用大量文字描写春天的青藏高原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万物复苏之中尤其突显神山与圣湖的变化，以此引出壮观的祭祀神山盛会，祈祷山神保佑来年的平安吉祥，人们安居乐业，“达日神山屹立在北方，山巅终年白雪皑皑，山下的松树和杨树已经绿了，雄鹰在群山之间自由地飞翔。达措神湖紧紧依傍在神山东侧，湖面已经冰消雪融，碧蓝深沉的湖水清波荡漾，微岚缈缈，仿佛是镶嵌在大草原上的一颗碧玉宝珠。”其意图是以春景图来突出藏族生存的季节性意义，隆重的祭山祈祷仪式凝聚着人们对美好希望的寄托。《太阳石》中数次写到玛冬玛湖雨季时期，湖面、湖水、秋雨沐浴中的森林景象，“玛冬玛河的北侧岸是一条长长的林带，有松、柏、白杨，此刻，林子里充满了激情，树们感受着雨，诉说着即将告别雨季的寂寞”“绵绵的秋雨，把树林装扮成水晶宫殿，这一棵松，是一顶层层叠叠的佛塔，那一株白扬，是守卫宫殿的水晶卫士。”这些富有诗意化的场景呈现，衬托出主人公桑丹卓玛漫长单调的艰辛生活，以及内心期待爱情降临的起伏波动。另外，《佛子》对雅朗山谷和色尔曲河环绕的村庄、山坡、田野、牧场等自然背景的铺垫，藏民繁忙劳作的秋收场面等的描写，让读者深刻地体悟藏地的民生纯朴。

梅卓小说充满着对藏文化的符号呈现。梅卓以女性的细腻叙述手法，描绘了天葬台、寺庙、喇嘛、佛堂、青稞、苍鹰、神山、圣湖等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物象，展示了天葬等藏族宗教仪式与多种宗教建筑，揭示了这些仪式和建筑背后蕴含的敬畏和尊重天神、生命的文化态度。

梅卓小说还擅长对藏地人情风俗的浪漫化与虚幻化书写，形成了浪漫的诗意色彩。梅卓善于渲染人情美、人性美、爱情美等诗意情调，勾勒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梅卓能够把每个人物的轮廓和性格特征刻画的非常典型。如桑丹卓玛的美丽温顺、清新质朴，耶喜则的高冷美艳，阿吉的高贵智慧，甲桑的健壮犹豫，阿莽的眉清目秀，云丹嘉措的潇洒自由等。梅卓还对民族信仰习俗进行了虚幻化的书写，诗意与魔幻相交融。《佛子》中阿依琼琼不辞千辛万苦来到了措温宝圣湖朝拜，途中受困之时，却见到沙山掩盖下的神秘寺院和活佛，并得到食物救助。才让由于经历一次长途转海的精神洗礼，获得神灵的恩赐，耳朵流出解救人们身体和精神痛苦的圣液。《太阳石》中母亲桑丹卓玛和女儿香萨、阿琼都曾在玛冬玛湖边隐秘的山洞中因为过度悲伤和思念而产生一系列的幻觉，见到洞壁隐现出的面孔，神秘的白须怪人的身影，以及香萨长期禁食后肉体的消失等。《月亮营地》中尼罗死后因为灵魂没有得到及时解救而附体于牛身，她的灵魂不断游走，浮游于情人面前再续前缘，与儿女们隔空传达未了的尘世牵挂；神秘女药人总是给困惑中的人们带来诡异的指引，梦游症的男孩陷入迷宫之中，夜夜遭受梦魇的纠缠等。梅卓小说这些虚幻和传奇化的情节，既充分立足于藏族地方生活和文化，也具有现代小说艺术的特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梅卓小说还善于运用精炼优美的诗化语言和地方民歌，丰富小说语言的意象和意境之美。她的作品时常以富有诗意的语句来阐发某种意境，有时甚至直接借用诗句来表达小说的情境，这些优美的诗句，往往把读者引入一种诗意美的情境之中。梅卓小说中还引用大量的藏族民谣，到动情之处，作家进行大段的抒情，如《太阳石》中失落的管家夫妻对唱古老的歌谣，“我从遥远的地方来，脚下是陌生的土地，耳边是陌生的声音，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啊我没有一个朋友……”《月亮营地》中甲桑和茜达时常哼唱着动听的民谣；《佛子》中不识字的阿依老人朝拜路上澎湃激昂地诵诗。这些富有西域高原情调歌谣的引用，极大地丰富了小说语言的生动性与诗意化。

梅卓小说的民族诗意呈现，还表现于作家运用独特的叙事立场与多变的叙述视角，形成小说诗意化的叙事场景和情调。梅卓坚持与小说人物平等的叙事立场，引发强烈的自我投射感，作家、叙述者、人物等情感思绪的不断涌动，营造叙事场景的抒情化。比如小说《佳姆萨朵黛》《护法之约》等作品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表达“我”对凝聚藏族文化魅力者的迷恋，“我”如何受到坚守民族信仰者的影响和感化等。在这里，“我”的行为已经不只是局限于文本人物，而是可以看作是作家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表达。梅卓的长篇小说大多采取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全知叙事。叙述者虽然脱离故事情节之外，但能够全知全能地把握整体叙事的发展，比如人物命运的变化、心理情态的变动等，转换叙事时空也较为自由。加之涉及塑造人物多样，事件发展繁芜，不同人物预设着不同的故事情节、人生阅历、命运结局等。这种叙事，能够轻松自如地展开情节和人物刻画，更易于把读者领入不同的叙事情境之中。

梅卓的许多中短篇小说还经常采用转换叙述人称来调整叙述视角，实现隐含作者的自我反思与审视他者的双重叙事效果。典型如小说《麝香》，采取了不同人称交叉转换的叙事方式。小说由九个部分构成，奇数部分运用第三人称叙述，讲述现代城市姑娘吉美与恋人甘多时隔多年再次邂逅而发生的一系列悲剧故事。文本偶数部分则转变为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叙述，进入背离于现代社会的神秘世界，由“我”“你”平静的遐想，感受到隐含作者激烈的情绪波动。叙述人称的转变带动着叙述者和人物思绪的变动，造成情感意象和意境的多义性。而这两个看似完全没有联系的故事情节，实质上却有着内在的关联。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讲述吉美寻找爱情却遭受欺骗而自亡的故事，以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限知叙事为辅助，既避免了叙事的单调，也强化了作品的意义探询。“我”对神灵的情感寄托，灵人对于“我”断根红尘的教化和引导，都对吉美爱情悲剧内涵有所提升。梅卓小说以叙事立场和叙述人称的特别运用，更好地映射出文本背后的意蕴，以向善、向真、向美的心境来感化他者，更是感悟和启发自我，形成小说叙事诗意化的情境。

三

梅卓小说对民族性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独特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悟。梅卓的故乡是青藏高原中东部的安多藏区，那里留存有古老的伊扎部落遗迹，藏族文化和宗教礼仪也得到很好的保留。正如她在一篇散文中谈到的，父母亲等家人强烈的故乡情感和返乡情结直接培养了她对民族和故土的感情，以及对于宗族传统和民族信仰的精神追寻：“伊扎是我的故土，我的父母亲都出生在那里，因此我对伊扎有着特殊的感情……20年后，我又踏上了这条漫漫长路，仿佛是去追寻那片留在记忆深处的温馨和难以忘怀的远古的爱。”“我发现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都无法改变我的血缘和情感。”就如同梅卓的脚步数次到达藏族生存的神圣境域，感受着古寺神山、民族史诗、朝圣英雄，梅卓切身行走于青藏高原寻找民族发源的丰富阅历，深化了她对民族文化的感受体悟，也使之超越了血缘情感上的故土记忆，发展为对整个民族的情感表达。

在小说创作中，梅卓时刻把对民族文化品格的探索和考量融入其中。如对人的灵魂和内心情感的追问，对宗教信仰和藏族文化的延续思考，现代人如何超越精神困惑，感知生命的真正价值和人生的意义等，都是梅卓小说表达的重要内容，也是梅卓对自身民族历史和族裔文化认知的独特之处。研究者根据19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变迁和民族文化整合的背景，把少数民族作家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分为几种类型：“‘本源派生—文化自恋’型、‘借腹怀胎—认祖归宗’型、‘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并深刻地分析不同类型作家的创作特征和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以为，无论隶属于何种类型的作家，都应是将民族文化认识建立于民族记忆和守护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提升，才能真正地延续和发扬其民族精神。这一点，正如陈思和所提出的：“我们自然不要倡导作家刻意去写所谓的民族风情，但也不必要刻意去写有关民族未来出路的大叙事，两者都不是文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民族作家在其创作中表达一定的族群回归意识和民族文化立场，以及表现对民族发展责任意识的承担，都是自然而正常的现象，不必要刻意地抹杀，也没有必要去有意标注。

梅卓对于自身民族和传统文化的自觉书写，一边感受着本真的民族魅力，一边反思着现代藏族人远离民族信仰后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梅卓能够越过当前文学创作的功利和浮躁，单纯地回到她生长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信仰，以文学来表达她认知的感受与情感的体悟，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文学精神传递。小说剖析藏民族的生存意识和民族性格，能够客观地评判那些阻碍民族历史前行的传统保守惰性，批评其狭窄的民族视野，并直面传统文化面对外来文明所处的尴尬困境，深切思考藏族文化在当前背景下如何发展和延续等问题，既蕴含强烈的关切意识，又具有理性的高度和现代意识，显示出梅卓建立于民族自觉意识和深厚感情基础上的宽广思想视野。此外，梅卓小说的艺术个性也与其民族自觉有密切关系。正是因为以深厚的个人感情为基础，她的作品展现出对生活的诗意审视，表现出自然、质朴、真切的强烈个性色彩，引领读者感受富有藏地生活气息和文化信仰的神圣氛围，传递藏文化的内在魅力。

当然，梅卓的小说创作也有其薄弱之处，最典型的是驾驭历史的高度不够，开放性思维略有欠缺。《太阳石》《月亮营地》同是通过民族部落的生存危机来阐释历史变迁背景下的民族生存观与人性的蜕变。从一定意义上说，把民族生存和民族文化的延续问题，集中于一个小部落内部，难以建构宏大的历史感。而且两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有些相似，都是通过英雄人物来扭转历史格局和解救民众，历史积淀感有些薄弱，从而导致作品的民族历史观略显狭窄和保守。在叙述现代藏族人城市生活的小说中，梅卓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对立和矛盾状态有所揭示，但思考的力度不强，几乎每篇小说中都要穿插藏族文化记忆与民族符号，象征色彩胜过现实气息，很容易产生模棱两可的文化误读。这可能是作家创作立场的不坚定所致，也可能是梅卓的文化感情遮蔽了理性高度。不过瑕不掩瑜，梅卓能够超越当前文学普遍的功利和浮躁，回到她生长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信仰，以深切的文学形式来表达她对民族生活的独特感受与情感体悟，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文学精神，其对民族身分的自觉和独特表现，更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启迪意义。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贺仲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新文学评论》副主编。独立出版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获奖多项。中国作协会员，曾担任第6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作品。

文章推荐：卓玛（青海民族大学）

图文编辑：吴侠（广西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