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进文:“失忆”与“记忆”之间——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跨境叙事”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经历了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书面文学的“集体记忆”与之前的民族“口头记忆”形成许多有趣现象，建构出一套从“失忆”到“记忆”，再从“记忆”到“失忆”的“跨境叙事”话语体系。其中也与“非遗”运动和“一带一路”倡议有关。

　　关键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跨境叙事；失忆；记忆；“非遗”运动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兴盛起来的，经过40余年不懈努力，各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创作队伍，各民族作家都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或作品选，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以其特有魅力已步入中国文坛并引起广泛关注。

　　人口较少民族虽然生活在祖国的东西南北，族源不同，文化有别，但认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后，他们的发展经历、族群意识、文化认同、民族情感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深层情结在文学中就表现为叙事模式的高度一致；与此同时，当各民族作家用文学将他们个人的民族知识变成大众论述时，或者说将口传文学内容移植到书面文学中时，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有关民族传统的“集体记忆”的创造过程。

　　国家最初认定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除甘肃青海的裕固、撒拉、保安和主要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外，其他民族都属于跨境民族，有相当数量的同一民族同胞居住在邻国，而且国外人数一般多于国内，有些还是所属国家的主体民族。因此，作家书面文学中的“集体记忆”和之前的民族“口头记忆”形成许多有趣现象，建构出一套从“失忆”到“记忆”，再从“记忆”到“失忆”的“跨境叙事”话语体系。

　　一、强调性“记忆”与家园意识的强化

　　族群迁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现象，无论是主动迁徙还是被迫迁徙，空间移动对族群记忆留下的印象都是深刻难忘的。但是作为“集体记忆”从文学角度再次叙述时，传递的信息可能就是历史叙事和和个体情感的有机结合与互相渗透，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叙事的目的或者说功能是最为重要的，即文学叙事强调的是迁出地？或是迁入地？或是迁徙过程？

　　作为人口较少民族，迁徙原因多半是由于原住地发生各种天灾人祸，被迫离开，因此，口头文学一般强调的都是迁徙过程和迁入地，对迁出地“记忆”很少，经常处于一种“失忆”状态，这样的叙事目的是强化新的家园意识。

　　例如关于裕固族历史，不少汉文史书记载，其祖先曾建立过强大的回纥汗国，也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裕固族的口传“记忆”中，只有600年多年前从名为“西至——哈至”的地方迁徙而来。

　　“我们是从那西至的哈至走来的，用骆驼驮着老人走到了千佛洞。从千佛洞又走到八字墩顶上眺望，八字墩下有条横路通向远方。沿着横路走，见到了人烟，到了汉族地区才没有饿死在路上，从那里又走到了一个城镇(肃州)，又走到了有黄土的地方，经过了长着红柳和西河柳的地方，又走到了一片黄色的草原上。在那里驻扎以后，又走过了一片黄色的沙丘。种牛刨土挖出了一眼清泉，在有水的地方，先辈们才没有渴死。这是什么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是盐池河。于是十八家人住在了这里”。

　　在这里，“西至哈至”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至今众多学者专门研究未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由此可见，它在当初裕固族人的“集体记忆”中不占重要地位，在此强调的是来到了“长着红柳和西河柳的地方”，还有“盐池河”，这些地方是与原住地生态面貌相似的地方，新的“家园”将在这里诞生。

　　撒拉族目前是地理位置最靠东的突厥语民族，他们是如何来到这块土地的？族群的“集体记忆”是这样叙事的。

　　“相传700年前，中亚撤马尔罕地方，居住着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二人，他们为了躲避国王的迫害，寻找乐土，造福子孙后代，率族东迁，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走沙漠，过草地，几经曲折，终于来到循化街子地方，他们发现从撒马尔罕带来的水土和这里的水土完全一样。认为这里就是他们要寻找的乐土，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经过暂短休整后，他们牵着骆驼继续前进，通过循化的夕昌沟，上了奥土斯山。这时天色己晚，苍茫中突然走失了骆驼，他们赶快点起火把在山上寻找。黎明时，他们眺望山下，好一块地方：地势平坦，清流纵横，黄河奔腾，川道秀丽。大自然的美景把他们牢牢地吸引住了。下坡后，发现走失的骆驼，静静地盘卧在清澈见底的泉水之中，走近一看，骆驼已经化为白石。众人试量了这里的水、土，与他们所带的质色完全一样，认定这里是真主指点的归宿。于是众人就在泉边搭起帐篷，正式定居下来。尕勒莽和阿合莽去世后，撒拉族民众，为了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就在骆驼泉边各建了一座四面留窗不盖顶的拱北，成为‘祖莹之地’。”

　　围绕撒拉族东迁以及迁入地的“集体记忆”还有《撒拉族东迁的原因》、《迎接尕勒莽的蒙古人是谁？》、《尕勒莽和阿合莽六个儿子的传说》、《尕拉寺的传说》、《骆驼泉》、《珍贵的古兰经手抄本来历》、《尕勒莽和阿合莽拱北的传说》、《苏力麻乃的故事》、《尕最的传说》、《八棵柏树的传说》、《孟达村的来历》等。

　　其中在叙述撒拉族祖先从流离失所到安居乐业的迁徙历史中，不断凸显和强化的是开创新家园的“家园意识”。《尕勒莽和阿合莽拱北的传说》中“为了安居乐业，尕勒莽和阿合莽率领部族的男女老少，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艰苦的创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二十几代后辈前赴后继的辛勤劳动，终于开发出了循化这块肥沃土地，创造了撒拉族光辉的历史和优秀文化。成为今日中华民族优秀的一员。”历史的原乡已经不可能重返，只有强化集体记忆中新的“家园意识”，而且，通过一代代传承不断美化新家园。

　　故事《孟达村的来历》中“尕勒莽和阿合莽率领撒拉族先民在街子地区定居后，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农业、畜牧业和园艺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撒拉族人口的增长，也出现了弟兄分家的事。阿合莽把大儿子分家时安顿在孟达山上……有一年他们打猎来到黄河岸边的一个石崖上，看到黄河边上有块好地方。往上看石崖高，飞禽练翅膀的地方，山上看森林多，是打柴打猎度日子的地方；往下看，黄河宽，是鱼儿游玩的地方，是穷人挖金放木排、推光阴的地方，这样孟达人最后又迁到这里定居。……从此，孟达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在孟达栽培了露仁核桃，培育了玛瑙般的花椒，发现了青藏高原上的一面明镜——天池。”

　　京族是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下属的东兴市的人口较少民族。京族祖先来自越南，由不同的历史时期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入中国的巫头、山心、澫尾三地以及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区并定居下来。京族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安南人”“越族”，经国务院批准，1958年正式定名为“京族”。在越南，京族占越南总人口的86%，是越南的主体民族。

　　京族在口头记忆中是如此解释自己的迁入地——京族三岛的：有一夜，北部湾海面上，明月高照，风平浪静。远处有三艘渔船正在撒网捕鱼。忽然，云暗月黑，有经验的老渔民知道台风要来了，必须马上收网返航。然而来不及了，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那三艘渔船就像三只小瓢，在浔涌的波涛里挣扎飘摇。更糟的是一群凶猛的鲨鱼乘机向渔船扑来，把渔船全部掀翻。眼看所有的渔船兄弟要被鲨鱼吃掉，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忽然电光一闪，霹雳一声，一个仙人从天降临。它手持宝剑，向海上一挥，那些恶鲨都一一逃窜。仙人又以剑在海面上划了三个小圈，小圈啵啵沸沸，一会儿冒出三堆白沙，沙堆又由小变大，又矮变高，霎时间变成三个小岛。

　　正在海涛中挣扎的渔民兄弟，个个喜出望外，奋力向岛游去，登上了小岛。又发现清清的泉水从沙地喷出，他们高兴得用手掬着泉水畅喝。这时，云雾里又飞来一群雀鸟，给人们送来了五谷种子。从此他们男耕女织在这里生活下来。他们修船补网，又种地打鱼，一代代在这里繁衍。不久，这三个沙岛就绿丛鲜花交映，石条瓦房林立，成为仙境一样的渔岛。

　　有学者对京族迁徙史歌研究认为，无论是时间标记、空间观念、叙事主人公，还是关乎族群命运之重大事件的“回忆形象”，均对族群漂移迁徙之前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状况不做描述。这对于迁徙族群和史歌文体而言，仿佛一个悖论，是文化主体有意为之的遗忘，还是不想触碰历史伤痛的逃遁？而史歌叙事对从漂移迁徙到安居乐业的变迁过程所作的详尽记述，对地理空间所作的充分渲染，却成为一种强化的集体“记忆”，在一代又一代传述中形塑着京族自我的族群想象与文化认同。

　　其实，这不仅是京族史歌的叙事特色，是迁徙民族普遍的一种叙事手法和叙事策略。尤其口头叙事中一是通过神性叙事进一步强化“集体记忆”，二是遮蔽或淡化迁徙之前的“记忆”，强化迁徙过程和迁入地的“美好回忆”，让族群对未来充满信心。

　　二、选择性“记忆”与跨境历史文化

　　上述可见，人口较少民族民间口头记忆中，重点强调的是迁徙过程和对迁入地的叙述，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与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和有趣的现象。书面文学中呈现的更多的是对“迁出地”的回忆，和民族“跨境”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而有关迁徙过程和“迁入地”的叙事在逐步淡化。

　　例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苍狼大地》中这样写道：“亚欧草原，是古代游牧人的家园，是我的祖辈像候鸟一样东来西往的大地，是数不尽的牧人和猎人在那里失踪的地方，是草原英雄阿提拉、成吉思汗和贴木尔的家园，是世界大陆自然界食物链的终端——西伯利亚虎的家园。我作为采风者，将意味着我去寻找我们尧熬尔（裕固族）人的根源。”

　　在《狼啸苍天》中又这样叙述：“懂得一点中亚民族历史的人都知道，‘尧熬尔’（裕固族）这个古老的名字曾在公元840年以前响彻中亚、蒙古高原和神圣的鄂尔浑河畔。然而如今，这声呼唤如果离开腾格里大坂、离开夏日塔拉、离开那如血如火的皂英林山谷、离开横贯祁连山南北的，汉语叫做黄鞑靼峡，尧熬尔人叫夏日郭勒，古史上写做萨里川的地方，尧熬尔一词就极易失去原味，走调变样，成了‘裕固’。……如今已默默无闻的尧熬尔游牧小部族，却是古代征服者的后裔，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匈奴。今天的尧熬尔人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些由亚洲草原骑士和猎人组成的中亚部族，是在公元13世纪蒙古统治时代进行的政治改组时，形成了今天操蒙古语和突厥语两种语言的民族集团——尧熬尔。一个典型的突厥——蒙古部族联盟。尧熬尔是元朝末年到明朝初年，即15一16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中失败了的英雄们的后裔。……我从小就从外祖母英考尔(愿她在天之灵安息)那儿得知，尧熬尔的头目们是‘阿勒旦·乌日古’(即黄金家族，这一词特指蒙古成吉思汗家族)氏族后裔。这一起源于成吉思汗的血统，实际上随着世界征服者的足迹早己遍布中部亚洲各个民族中。蒙古可汗派皇室成员出任当时在阿尔金山南北的尧熬尔等部族的行政长官，具体说他们是成吉思汗的三子察合台的后裔出伯一支。后来出伯一支在尧熬尔人中形成了一个王族，仍然自称‘阿勒旦·乌日古’氏族。”“外祖母他们继承了古代中亚牧民以自己祖先的光荣而自豪的传统。后来，我一直在思考外祖母的话，我坚信她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她所说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时代，遗留在北方各民族中的一种强烈而奇异的感情，古代北方人的光荣和梦想。这些传说，家谱和历史，留给了我们前人的活动、思想和习惯。所以我永远珍惜这些充满了传奇般的美好历史。”

　　撒拉族诗人马丁诗集《家园的颂辞与挽歌》重点阐释和演绎的对象也是自己跨境而来的英雄祖先。他认为，这个家园与撒拉族历史文化相关，与撒拉族先祖精神中的某种史诗性和宗教性的气质相贯通。其中其耗费近两年时间写的长诗《东方高地的圣者之旅》是一部具有撒拉族民族史传性质的作品。故事从撒拉尔被迫告别其英雄祖先生活的中亚撒马尔罕的城邦，在三更鸡啼中眺望东方高地，继而踏上部族大迁徙的旅程开始，到通过“以头颅为足而行”的九死一生的苦难跋涉和寻觅，在黄河岸畔的骆驼泉边找到他们的再生之地为结尾。有学者认为，独跪于土丘之上的圣者，对于这一大迁徙部族来路回顾性地瞩望，注入了对其民族源地的牵念，对其再生之路的沉思，以及对神力佑助的感悟这样三重要素，也构成了撒拉族男人的集体心理向度。这次再生性的大迁徙之后，中亚草原游牧的撒拉尔——手持猎枪并欣赏黑狼的敏捷精悍的撒拉尔变成了黄河岸畔精于园艺农耕的撒拉尔。

　　撒拉族诗人韩文德（笔名撒玛尔罕）的诗集《撒玛尔罕的鹰》的主要内容也是怀念英雄祖先以及祖先缔造的家园。其中《想起祖先》这样写道：

　　想起祖先,就想起茫茫旷漠,

　　想起一队骆驼辉煌的风景,

　　想起寻泉者焦灼的呼唤,

　　想起血泊中久荡不息的歌,

　　祖先呵，你是沙漠与骆驼的儿子,

　　挟着漠风的粗粝,

　　挟着红柳的信念,

　　带着漠野的坦荡带着交响的驼铃,

　　从峡谷从横躺着白骨的沙丘,

　　从夯歌从欲求生存的吆喝声中,

　　艰难地爬起,

　　在日落的悲壮中向东逶迤而行。

　　撒拉族诗人马丁认为，诗歌是一种生命姿态，一定的诗歌主题，就是一个诗人精神行为的总和及其延伸。它来自于一个诗人现实的生活场景，还来自于血缘性的家族史、民族史所提供的精神文化元素。想了解韩文德的诗，需要了解其诗歌的背景特征。其背景之一是撒拉族是活过两次的民族。13世纪被迫告别自己民族的发祥地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经过漫长的流离迁徙最终定居今青海循化境内的黄河两岸，留下了牵引他们而来的白骆驼卧泉化石的神奇传说。……作为这样一个民族的诗人，在他诗歌写作的精神行程中不能不去追寻血液中有关民族曾经的记忆。

　　“撒玛尔罕的诗歌始终坚持从历史和现实生活场景中挖掘撒拉尔元素，力图以长诗形式还原撒拉尔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传承。以大量唯我独有的发现和细节呈示，形成一套自己的语言意象系统。”

　　同样，燎原在解读撒拉族诗人马丁的诗作时感同身受地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往往“在天空的阴霾中拉出一弯长虹，又被岁月的尘粒所遮蔽，在其后人的直觉中投下一片蒙昧。这其中，当然不无个别史学家对此的清晰洞知，但从治史的角度去考察它是一回事，而以诗歌从民族不寻常的迹象进入，于艰辛的精神跋涉中最终与之相互照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疼痛而辉煌的历史大光阴，而这段大光阴通常又都被时光所遮蔽，它因而以漫长的耐心等待着那个能走向它的后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写作大都带着自己民族精神的胎记，并努力寻找着自己的源头，然而，最终能够与那一大光阴相互照亮的，只是那个宿命的血缘约定者。”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在《敖鲁古雅祭》中这样叙述自己民族的历史:

　　“大约在300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出现在额尔古纳河河畔。他们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落脚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林地。应该说，这里是其祖先生活的故地。他们离开勒拿河上游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雅库特族群和哥萨克人的挤压，当然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狩猎场，在一个理想的生存条件下繁衍后代。这部分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两岸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左岸俄罗斯商人建立了以货易货的贸易关系，接受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些影响，例如以俄罗斯人的名字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丧之俗也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进行等等，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为自己部落的永久生存之地。”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其中，最为耐人寻味的是玛利亚索的经典自述“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有猎枪，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应该保护自己民族的东西。我们和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三、从“失忆”走向“记忆”

　　从上述论述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关于“跨境”叙事，各人口较少民族都经历了一个从“失忆”到“记忆”的过程，此过程不仅如前文所述，是一个族群口头记忆和作家书面记忆的转换，而且还有作家书面记忆不同历史境况的反映，其中蕴含着一个族群从流离失所颠沛流离到寻求乐土安居乐业，通过辛勤劳动艰辛努力，让漂移的生命在新的家园落地生根，代代绵延，并逐步壮大，渴望强盛的心路历程。

　　当对“迁入地”进行强调性“记忆”时，实际导致的是对“原住地”的选择性“失忆”。例如由文人汇编而成的京族迁徙史歌的叙事，无论是时间标记、空间观念、叙事主人公，还是关乎族群命运之重大事件的回忆，均对族群漂移迁徙之前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状况不做描述，相反对漂移迁徙到安居乐业的变迁过程做了详尽记述，对地理空间所作的充分渲染，成为一种强化的集体“记忆”。这凸显边缘族群迁入新土地，开创新家园的“家园意识”，如《澫尾京族简史》中所唱“原来故乡相隔远，如今此地是故乡”。历史的原乡已不可返回，只能讲“故乡”的情感移植到新土地上。

　　撒拉族诗人马丁在读韩文德的诗歌后认为，“通过对韩文德在不同情绪阶段创作的不同题材内容作品大致梳理，发现韩文德诗歌写作上两点明显的发展脉络和追求倾向。一是在对写作客体的关注取向上，沿着民族发展历史的逆向追溯：黄河·现时撒拉尔家园——祖母祖父祖先——羊皮筏筏子客——白骆驼骆驼泉——遥远的民族发源地·老家——人类的苦难与精神历程。”

　　“文德对黄河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与爱恋，他早期的大部分诗篇都是写给黄河的。如《撒拉人的黄河》《黄河：另一种情思》《记忆黄河》《黄河边缘的思索》《俯身这条河流》《永恒的河岸》等等。‘黄河的血液是我的血液，黄河的呼吸是我的呼吸。’这种近乎于所写对象的同呼共吸、物我合一的爱恋情结，缘于在文德的情感理解上，黄河就是撒拉尔家园的代名词。‘这是一片流动的土地，每一峰浪尖，起舞着一部血与泪的历史’（《撒拉人的黄河》），当撒拉族祖先尚在命运未卜的迁徙途中时，是这片‘流动的土地’以其慈母般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并以其乳汁养育了一个民族繁衍成长。”

　　对京族、撒拉族而言，无论是京族三岛还是黄河，都是今日民族的降生之地和成长之地，在族群集体记忆或早期文人创作书写中有着刻意强调和大写特色的色彩，其目的是强化家园意识，树立美好的理想。

　　曾几何时，美好的现实家园建立起来了，但是作为一个族群如果想进一步形塑自我族群想象与文化认同，就必须从现实的“家园记忆”向“历史记忆”转换。换言之，需要调整“失忆”与“记忆”之间的顺序，即重拾过去刻意“失忆”的族群历史和文化，强化“历史记忆”，尤其“跨境”历史记忆与文化。可以说，历史在人类的思维中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时空合一体，也是一种难以把握，既无起始又无终结的绵邈无尽的人类生活聚集物。人类为了把握历史，为了反思在历史中的自我形象，进行了长久的艰苦努力，于是，“历史与人”成了人把握自己的基本思维范式。

　　“京族三岛的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认同，逐渐形成了以海洋民族为族性、以中越跨境民族为族群身份的文化共同体。而跨境族群的身份，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想象。当我们以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步入京族三岛，以‘主位’的视角沉潜于京族的生活，京族的历史起源、生命记忆、情感心理与族群认同就会在想象叙事中渐渐地生动浮现。”

　　尤为有趣的是今天不属于“跨境”民族的裕固、撒拉等民族也有非常浓厚的“跨境”叙事情结。由此可见，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的“失忆”与“记忆”之间不是一种随意的转换，而是隐含着其他权益的诉求。

　　撒拉族诗人马丁认为，韩文德“当以写作初期众多的诗篇初步完成了对以黄河为象征的他的降生之地、成长之地——撒拉尔家园的关注和颂唱，文德陷入了一时的孤独。”他逐步认识到，黄河对撒拉民族来说，是再生之地，而不是族群源头。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在他的诗歌写作的精神行程中不能不去追寻血液中有关民族曾经的记忆。由此其诗歌第二特点是“随着客体取向由近及远的发展与延伸，对主题的把握和追求倾向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呈倒金字塔态势：对现实生存场景的描述·歌颂——怀念祖先·追问历史……”

　　由此可见，当现代性与全球化持续深入和快速推进，各少数民族几乎产生普遍性的“遭遇”危机和文化创伤之时，人口较少民族往往以文学形式书写本民族文化，以确证自我民族归属，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走向及书写立场，生成大量以重述历史为题材的文学现象。也就是说，历史的深层结构在本质上成为一种语言阐释，作为“过去”阶段的历史已不是史料和文献，也不仅仅是民族的活化石，更重要的是，它是“现在”合法性的前提和意义之源。历史的书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民族身份与地位的问题。换言之，重提“传统”，缅怀“过去”的手法，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民相互碰撞接触之后，为了保护自身特性的存在于稳定，因而发展出来的方法。也可以这样说，强化“传统”或缅怀“过去”，是不同民族间相互刺激、挑战的手法，也是民族内部成员适应生活，维持民族团结的方法，更是确立民族存在的作为。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蓬勃开展，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自觉意识的强化，也是导致“跨境民族”文化选择性“记忆”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什么观念在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是“文化多样性”。当“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文化观或者一种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呈现在各民族面前时，通过“跨境”叙事来强化文化“记忆”，提高民族文化地位，成为人口较少民族一种重要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策略。

　　“据京族老人所言，‘文革’期间，京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哈节被严令禁止，哈亭也遭受破坏，但是‘文革’之后，在国家恢复民族文化大语境之下，京族人民依靠史歌一句句的唱述来恢复哈亭的形制构造和唱哈的仪式过程。”给人感觉是通过史歌与“回忆形象”的相互沟通与激发，京族重拾了哈节记忆，延续了族群的传统。“但是另有资料显示京族哈节文化与越南越族哈节文化属同源异流，至今仍有交流与往来（在举行哈节时互相邀请对方参与，京族的哈妹最早就来自于越南，20世纪80年代京族哈节重新恢复时，有关祭文等也是向越南学习）”，族群文化空间的跨国性与族群政治认同的唯一性，使京族文化认同呈现为一种独特的边际性。传统信仰仪式的复兴，是京族人渴望通过传统文化的重新记忆与传承，厘清自身文化与中国其他族群以及越南之间文化边界的一种努力。在这一“跨境”民族文化实践活动中，作为人口较少民族的京族是赢家，2011年京族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人口较少民族——鄂伦春。

　　2015年9月笔者在银川北方民族大学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之际，参观了《寻找“鄂伦”的足迹——泛北极圈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展》的展览。当时有这样一篇报道《“鄂伦”:一个关于文化与生态的寓言——<泛北极圈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展>记略》。

　　“‘鄂伦’是什么？为什么要寻找‘鄂伦’？我们走进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园？”展览“前言”里这样写道。“2014年，在中国民族博物馆课题组赴俄罗斯的旅程中，一位埃文基人问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员白英：‘你是什么民族？’‘鄂伦春。’白英答道。‘那你有多少驯鹿？’‘我没有驯鹿。’‘你没有驯鹿，那你为什么叫鄂伦春呢？’埃文基人奇怪地问。白英恍然大悟：在埃文基语中，‘鄂伦’即是驯鹿之意，‘春’是人之意，鄂伦春即‘养驯鹿的人’。”

　　事实上，既便在现代通古斯语中，“鄂伦春”也清晰地指示着“驯鹿者”的语意。但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民族学家还是鄂伦春族学者，没有人追问过鄂伦春与驯鹿之间的语意关联，更没有人从这种关联之中，去试图发现更多。

　　”白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多年来的文化寻根与追索，以及孜孜以求的鄂伦春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历，直到这一天遇到埃文基人的提问，才像一颗炸雷，掀开了一个被严实遮盖着的文化母题。

　　鄂伦春——驯鹿者。但‘驯鹿者’为什么没有驯鹿呢？寻找驯鹿的足迹由此开启。当然，顺着一种动物的足迹，可能追寻到的是一个族群、一种文化、一种古老哲学的历史进退与沉浮辙印。”

　　这篇报道给我最深的感受是，鄂伦春族如果想获得“驯鹿者”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族群身份或文化认同，需要通过“跨境”民族文化的选择性记忆才能得到强化或实现。

　　2017年9月间，一篇《肃南县民歌传承人受邀参加第四届丝绸之路民间歌曲展演并获贡献奖》的报道在媒体广为传播。其主要内容是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长安论坛——丝绸之路各民族民歌展演与学术研讨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之际。有7位裕固族民歌传承人受邀参加，他们分别用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演唱了《奶牛犊歌》，《萨娜玛珂》《裕固族小伙》等传统歌曲。其中最为精彩之处是，论坛邀请裕固族民歌研究专家杜亚雄教授为观众演唱了匈牙利民歌《孔雀之歌》，并与裕固族剃头歌做了对比，更加丰富了裕固族歌曲的内涵与知识。“裕固族这些民歌最迟也传自公元93年前，感谢裕固族为我们的音乐史留存如此珍贵的财富！”这是杜亚雄教授对此次裕固族民歌给予的最高评价，由此肃南县裕固族获得贡献奖！

　　借力丝绸之路，攀附“跨境叙事”，裕固族似乎寻到了一条更加便捷的“非遗”保护传承之路。2018年3月25日，裕固族民歌又加盟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活动，题为：“国乐雅韵：丝绸之路上的民间音乐之大漠雄鹰——裕固族民歌‘原生态’音乐会”。第二天新民网发出《穿越两千年，聆听失落的裕固族民歌》的新闻报道。报道说，裕固族民歌自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之后，国家以及当地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不过，歌者、学者以及相关保护部门都认为传承工作面临人口少、年轻一代不说民族语等巨大的压力。但是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教授认为，裕固族民歌研究还帮助匈牙利学界证实了“匈奴音乐文化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渊源之一”。杜亚雄偶然发现，匈牙利族民歌与裕固族有不少相同之处：五声音阶，五度结构，前短后长的节奏型……根据史料记载，由于突厥人、匈奴人和裕固族的先民敕勒人、丁零人关系密切，语言相近，所以保存在裕固族民歌中的不仅具有丁零、敕勒、回鹘民歌的特点，也有突厥、匈奴民歌的特点。这些突厥语诸民族、阿尔泰语诸民族的地区和国家，正是匈奴西迁所经历过的地方。最终，杜亚雄的研究印证了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关于“古老的匈牙利民歌是古老突厥民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匈牙利的五声体系中保留着亚洲音乐文化的痕迹”等猜想。由此杜亚雄也邀请了匈牙利歌手与裕固族名歌手同台演出。

　　此类跨境叙事仍在进行中，2018年5月中旬，中匈音乐文化交流工作坊——中国与匈牙利民歌亲缘关系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匈牙利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匈牙利艺术研究院人文部音乐研究所院士、民间音乐理论家西普什·雅诺什先生和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教授通过丰富的艺术作品，全方位、多视角的介绍和讲述了两国民歌的渊源。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研究生纳达斯第.法妮.艾斯特尔、甘肃裕固族歌手钟玉梅(瑙尔姬斯)、萨尔组合主唱萨尔(妥应杰)以及蒙古族歌手阿拉腾巴根、鄂温克族歌手阿莉曼在研讨会上演唱了两国相近的民歌。萨尔组合主唱萨尔(妥应杰)激动地说道：“匈牙利歌手演唱的《艾娃》和裕固族民歌《黄莺妈妈》曲调几乎一样，我们的摇篮曲中也都用‘呗哩呗哩’做衬词，我们裕固族歌手一定要好好挖掘整理裕固族传统民歌，有机会一定把它唱给匈牙利人民听”。会议报道说“这种不同文化的双向交流，有助于在全球化语境下共同探讨本土艺术的发展和世界多元文化的关系，更有助于在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基础上，共同创造出符合未来新时代发展的文化与艺术。”

　　四、“失忆”与“记忆”之间

　　围绕“跨境叙事”，“失忆”与“记忆”是一组非常有趣的话题。从积极意义而言，自2013年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既面临自身发展所的一个新时期，也面临着在世界之中发展的新机遇。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与其他世界的双边互动中的一种互惠新发展。换言之，借此跨越地域空间、地方性认同以及地区行政国别界限的互惠关系的构建，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互惠。

　　有学者指出，互惠是一种对差异性的勾连，是对彼此共在的命运共同体的再认识，是人类相互性需求可以得以满足的总概括。借助一种全球化进程的开展，文明之间变得日益融合，有了一种在差异性之中的和谐交往。尽管这其中仍旧不乏一种文明之间冲突的发生，但基于彼此根本性需求的互惠，特别是先于经济而有的一种互补性文化上的互惠交流变得日益吸引全球的目光。互惠实际是一种有着彼此存在价值的相互性感知、感受和体验。曾经的民族国家文化边界性的思维方式被不断打破，由此边界意识不是在日益强化，而是在不断地被消解之中，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多元共享。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跨境叙事”在“失忆”与“记忆”之间，也隐含着“跨境民族”的认知和描述，有学者已经指出，这对于中国国内的族群政治事务，其效果也并非全然正面。在被现代边界分割的“边民”面前，“民族”身份和“国族”、“国家”认同两者的“层次差异”往往是无从分辨的。“民族”身份和意识的强化，必然减弱对“国民国族”成员身份的认同程度，减弱这类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意愿。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界和政界将使用同样语言、分享相同文化、信仰和历史记忆的人群称做“民族”，当时并未特别在意这个词同时被当作有政治边界、主权边界的“国家”的等义词。今天看来，这一疏忽所引发的并不止于概念的混淆，它也涉及人群对自身的政治定位的过度想象；将跨境分布在不同国家，分享语言、宗教等传统，但缺乏共同的政治机构基础的文化人类学或政治人类学的共同体视为“跨境民族”，更加剧了这种混淆和想象。“跨境民族”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成为让古代王朝合理的“天下秩序”重现生机的桥梁，但也可能变成“泛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温床。

　　综上所述，“跨境叙事”是伴随着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蓬勃发展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以及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强化而涌现出来的一个重要话题，尤其是其中“失忆”和“记忆”之间的多次转换中可见各种博弈和文化张力，也可深刻感受到各民族在文化传承以及传统文化建设中付出的艰辛努力，虽然也有一些盲点和风险，但是渴望借助“跨境叙事”重现民族文化生机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

　　文章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

　　【原文注释已省略】

　　作者简介：钟进文(1963-),裕固族，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首批高层次优秀人才，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