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晓冰：伊犁回族作家马康健小说创作论|论文

　　【摘要】伊犁回族作家马康健的小说创作多以他的故乡——伊犁河南岸的一个回民聚居的小村庄为背景，书写个人的童年记忆，表现故乡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并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具有浓郁的诗意。

　　【关键词】马康健；小说；童年记忆；地域文化；民族性；现代

　　马康健是活跃在伊犁文坛上的一位回族作家，长期从事小说、散文创作。马康健小说的故事背景多是在一个叫“三棵树”的乡村，那是作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马康健对三棵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笔总是执着于三棵树农村的风土人情、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忠实地描写三棵树村回族乡民的命运、情感、追求以及在转型时代的心灵冲突，并以一种现代意识对其进行观照。

　　一、童年记忆的深情书写

　　马康健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取材于他的家乡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米粮泉回族乡的一个小村庄，米粮泉这个地方当地人称回民庄，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马康健小说中的多数故事都发生在回民庄的一个叫“三棵树”的村子。其实，马康健在农村的生活仅仅是他人生历程中一个极小组成部分。作家出生在农村，在农村上了小学，务农两年之后就在招工考试中进城了，进城的时候只有14岁。作家形成自身的文化结构、逐步确立世界观的时期，都是在城市度过的，他的创作也开始于在城市生活多年之后，按说城市题材更为作家所熟悉，但他却自觉、执着地选择了农村题材。对此，马康健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决定了他的创作思想”。

　　童年记忆与经历对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的形成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的生活记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童年的影响力远比遗传的力量容易了解，也更值得我们去致力寻索”。童年的生活体验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在中外作家群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对作家来说，保持童心并充分利用童年经验是重要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就是诗人和作家。”马康健就是这样凭借童年时代的馈赠，诗意地书写着“三棵树”农村质朴善良的人群和古老淳朴的文化。在他笔下，“三棵树”犹如一个时光老人，俯视着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见证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悲欢离合。

　　马康健的不少小说都是以纪实的手法讲述感动他的心灵，激起他创作冲动的某一个人物或者是某一段故事，如《车辙》《爷爷的故事》《阿妈》《斋月》《年月》《表姐夫》等等，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对作家的这几部经典作品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个很有意味的相似点，那就是或者第一人称主人公是儿童，如《斋月》《年月》，或者是以“我”回忆童年时代的经历或印象深刻的事件为叙事手段，如《车辙》《表姐夫》《爷爷的故事》等。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总是潜伏着一股支配他行为的童年情结，这种情结通常会内化为人初始的文化心理结构，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马康健对三棵树农村风土人情的印象十分深刻，感受又极其复杂，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农村的生活和经历，对他一生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作家的童年时代，农村生活虽然贫困，但却不失丰富，物质匮乏、阶级斗争、农村改革、社会转型带来的人们思想与行为的转变都在作家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巨大的冲突，也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大量童年生活的印记。显然，在作家拿起笔创作时，无论他身处何地，童年时代影响他成长的人与事都会紧紧抓住他的神经，并在其中寄托他的情感。

　　《车辙》中善良的苏大伯对12岁就当社员挣工分的“我”的真诚关照，《爷爷的故事》中爷爷带领族人垦荒种地的魄力与毅力，《阿妈》中好强贤惠的阿妈对知识的重视，《斋月》中阿大的坚忍与虔诚，《年月》中苏老师对我的知识启蒙，这些美好的童年经历与记忆都在作家的成长中留下过深刻的印记，并影响着作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康健总是执着地讲述着“三棵树”农村的故事，总是书写自己农村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翻开他的集子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他与童年时代生活的乡土有着浓厚的血脉联系，在三棵树村生活、劳动的经历成为创作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三棵树村对于他来讲无疑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活的文化空间坐标，就像绍兴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湘楚之于韩少功。他的小说集《伊犁河作证》的后记中这样说：“曾有朋友建议我在题材上再拓展一些，我也尝试着写过城市生活，但却不成功，不像写农村生活那样顺手，那样亲切。也许作为农民的后代、回民族的一员，我对农村对自己的民族有太深的感情。”

　　二、转型社会的深刻主题

　　马康健在定格乡土这一视角的同时，更加专注于对转型时期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书写，农村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冲突构成了他最初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遭际，是他一生中短暂却极其重要的经历。所以作家手中的笔写三棵树村那些普普通通农民的情感、追求、行动和际遇时，总是把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变迁结合起来。他的《卖牛风波》《车辙》《花儿的婚事》《马老汉的故事》《西买和他的抓饭》《媒人新传》《圣洁的河》《路边有一块地》等小说，写的都是三棵树村的俗世、普通农民的家事，以及村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困境、尴尬和悲伤，当作者把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人情的变迁结合起来时，转型时期人们内心的冲突就给小说带来极大的张力。

　　在《花儿的婚事》《阿依舍》等小说中，作者以新旧思想的冲突为主题，写束缚于固定生活模式中的父辈们因为无法理解具有新思想的子女而引发的冲突。《花儿的婚事》中追求个性解放的花儿和她传宗接代思想严重的阿大马志德老汉之间有矛盾，《阿依舍》中那个在改革开放以后及时吸收了新思想的头脑灵活敢于创新的尕旦和他保守的阿大之间思想的差距也非常大，这些父辈的身上有着先辈传下来的美德，同时也有保守落后的传统意识，他们或安于现状，不愿抗争，或因循守旧，惧怕任何改变，有的对命运逆来顺受，有的则对人生的痛苦麻木不仁，最终在年轻人的感染下都能顺应社会的发展积极转变观念。

　　传统和现代性是近代以来许多人都想解决但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守传统与现代转型似乎总是存在着碰撞与冲突，在如何处理这一矛盾的问题上，马康健也有自己的坚持。作家是一个受到现代都市文明浸染的知识分子，但更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也曾在生产队当过几年农民，对土地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游走于城乡之间，以作家固有的观察生活的敏锐目光，体验生活的丰富心灵，在城乡的文化冲突与对比中，马康健对农村现代转型时期人们精神的、思想的以及行为方式的转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作家一方面审视着农村传统宗法文化的保守，另一方面也试图要留住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渐行渐远的自然人性。他通过对三棵树村社会转型的反思，试图让自己的故土从旧文化樊篱中挣脱出来，迈进现代化进程的轨道，创造出更富现代意识的新文化。

　　《圣洁的河》中的玉奴斯这个形象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之后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对人们思想的冲击这一典型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人们开始追求丰富的物质享受，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注重眼前既得利益，甚至为了金钱不惜损人利己，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严重扰乱了农村旧有的社会秩序，破坏了原有的人际和谐。回族自古以来重视人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受到冲击，这能否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现代化，作者在小说中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小说的结尾是开放的，致富以后的玉奴斯逐渐变得唯利是图，他的初恋情人金花为供女儿上学不得已找他借钱时，他提出了让金花异常屈辱的条件。玉奴斯意欲挽回自己穷困时候曾经被践踏的尊严，但自己的初恋被自己亲手玷污的同时他也被深深侮辱了。金花悲愤的抗议让他清醒了，他陷入了自省与救赎之中。小说结尾玉奴斯站在圣洁的河边，想到了自己的阿大阿妈。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隐喻着主人公人性的回归。

　　《路边有一块地》讲的是一个征地的故事。村民丁胡赛家距离伊犁河不远、紧挨着公路的一块土地要被国家征购，国家要付给他八万元补偿款，但祖辈仰仗土地生活的、对土地充满深厚感情的丁老汉不知道离开了土地怎样生活，感到非常生气苦恼无助。让丁老汉想不通的是，这一天村里竟然先后有三十一个人上门提出要用自己的土地换取丁老汉的土地补偿款。最终善良的丁老汉因为同情要筹钱供女儿上大学的杨寡妇，决定和杨寡妇交换土地。这篇小说作者意图显然是歌颂乡民的质朴与善良，但作者却无意识地将固着于内心的关于文化冲突的焦虑与矛盾蕴含其中，通过征地的小事折射出文化转型中乡民在乡村与城市间的艰难徘徊与抉择。丁老汉固执地认为“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根”，自己的双脚只有踩在坚实的土地上才感到踏实，“如果连这点土地都守不住，就是咽了气也闭不上眼睛”。与丁老汉不同的是，儿子更愿意拿到那八万元从此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耕作的日子。最后，在马老汉的坚持下，子女们也都达成了共识：“只要咱们好好种地，会有好日子”。这个结尾与作者多数关注社会转型主题的作品一样，鲜明地表达着自己对传统与现代性的理解，那就是走现代化的道路需要创新，但现代化不能完全否定传统；传统需要坚守，但是也要与时俱进。

　　三、对民族、乡土文化的理性审视

　　马康健14岁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走入城市后，都市生活的体验感知使他有了一种全新的审视民族传统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的独特视角，同时对故土的远离，让作家更能以一种理性的、批判的目光注视自己生活过的那片熟悉的土地。总体来讲，马康健小说的情感底色是温和的，作者总是试图最大限度地挖掘三棵树村的美好人情人性，努力挖掘散落于村民乡落中的传统文化精神，展现民族淳厚善良的人格价值观念。在《爷爷的故事》《车辙》《老实大哥》《阿妈》《斋月》等诸多作品中，作家一次次地发自内心地由衷赞美回族勤劳善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优良传统。

　　《爷爷的故事》带有纪实的性质，讲述了爷爷和姥爷带领马、杨两家在三棵树开荒种田的故事。回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小说写爷爷带领马、杨两家一行九人长途跋涉来到三棵树营生，面对一望无际的荒滩，爷爷以他坚毅的性格鼓舞了两家人垦荒的信心，靠着对新生活的信念，九个人开始了艰难的开辟之路，呕心沥血熬了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换来了丰收。作者对祖辈的这种开拓精神是由衷敬佩的，小说开篇即有“自我懂事起，满脑子都是爷爷的传奇故事”，小说写的是爷爷的故事，但根本上强调的是民族精神的张扬。爷爷不仅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有丰富的人性，他意志坚定，是两家人的主心骨，在极端艰难的开荒生活中，总是吃苦在前，与亲人们互相帮扶；他情感丰富，深爱着故土、爱着家人，也像爱亲人一样热爱土地、热爱坐骑，在心爱的女人过世后爷爷把土地分给大家，把积蓄拿出来建了一座清真寺和一所小学。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回族农民所固有的坚忍、刚毅和勤劳。

　　小说《车辙》带有自传的性质，主人公苏大伯是作者少年时代在公社当社员时结交的一位忘年交朋友。苏大伯坚持依靠自己的劳动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即使遭遇队长郭麻子接二连三恃强凌弱的欺负，他依然坚守自己正直而又古老的生存原则和价值观念，以诚实、坚忍、勤奋的人格精神对抗着浮躁而功利的现实人生。《老实大哥》中的主人公叫麻乃，人称老实大哥，由于长相不好备受家人的冷落排挤，但是他却始终如一地爱着家人，并以他的勤劳踏实收获了美好生活，以他的真诚善良感化了家人。

　　与此同时，走出乡村融入现代文明之后再返观那片自己深深眷恋的土地时，作家心灵和情感的深度纠结也总是溢于文字。马康健从不回避伊犁河南岸那个族人聚居的乡村长久以来形成的愚昧风习和保守观念，《老实大哥》中对寡妇的偏见，《圣洁的河》中金花的宿命思想，《老伴去世以后》中阿不拉老汉的夫权思想、男权观念，对待这些落后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劣根性，作家的倾向也是非常鲜明的。

　　《老伴去世以后》写父辈爱情婚姻的悲剧。在男权思想的影响下，二十岁就结婚成家的阿不拉一直恪守父亲“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能叫女人拧住耳朵”的训诫，在三十多年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刻意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专制家长的形象，久而久之，在封建思想禁锢下的阿不拉老汉竟然变得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不仅不能真诚表达对妻子的感情，甚至对孩子们，也都不能以平常心对待，不仅丧失了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竟至在老伴去世后落得个孤家寡人的结局。这篇小说的构思非常精妙，以阿不拉老汉的回忆建构全篇。老伴去世以后孤独的阿不拉老汉一点点想起妻子的好，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专横无情酿成了多么大的错误，最终选择了闭门不出，终日忏悔的生活方式，以期获得真主的救赎。小说的结尾是发人深思的，阿不拉老汉的人生悲剧，都是保守观念造的孽，封建的男权思想不仅对女性造成了伤害，同时也成为禁锢男性自由人性的一个枷锁。其实新婚之初阿不拉对漂亮、贤惠、勤快的妻子是爱慕的，也有着自然的、发自内心的要疼爱妻子的冲动，但父亲灌输给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不能叫女人拧住耳朵”的封建思想钳制住了他的自由人性，他开始刻意通过冷落、专制甚至虐待的方式巩固自己所谓的夫权。当阿不拉因为能在妻子面前颐指气使、说一不二而被村里其他男人羡慕时，他的男权思想无形间又被强化了。而在阿不拉妻子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自卑和父权意识的内化。受男尊女卑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这个女人，在传统思想和乡村民俗的束缚下，表现得既善良又愚昧，面对丈夫的专制与粗暴，她只能无奈接受被奴役的命运，逆来顺受，不予反抗，视异常为正常，这又进一步助长了丈夫的男权观念。

　　在作家对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中，也透射出一种可贵的现代意识。小说《斋月》写“我”在斋月的饥饿体验，写封斋中一块包谷馕对“我”的诱惑，也写身患胃病依旧坚持封斋的父亲的执着与痛苦在“我”的内心激起的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小说结尾这样写道：“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似乎有一种神圣的东西在升腾，在萌发，在冲动”，比起虔诚地坚持封斋的阿大，幼小的“我”更接近人的存在的本真，“我”从因为饥饿却不能吃东西而产生对封斋的质疑，进而又由目睹年迈衰弱的父亲以坚定的信念坚守斋戒仪式而产生对封斋的敬畏，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人与世界冲突以及人的灵魂冲突的思考。“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人对自身存在状况的理性审视正是人生存的价值所在，应该说《斋月》中的“我”这个看似信仰动摇的孩子恰恰是极具理性意识的，正是这种理性精神，让他最终战胜了饥饿，也是理性让他较之父辈对于斋戒有了一种更深层的理解与信念。小说中我的父亲母亲在封斋的问题上看似是坚持的，但其中也由于意识的不自觉和观念的盲目隐约透出一种让“我”感到悲哀的愚昧。

　　对于故乡农村，马康健总是表现出一种既热爱又不自觉地要去理性审视与批判的矛盾态度，乡情与理性冲突的情感特征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异常突出。对笔下的人物，他既有着亲人般的同乡之情，同时又为他们的愚昧落后、封建麻木感到遗憾和痛苦。当然，无论是对民族及乡土保守文化的批判，还是对故乡农村人性人情美的赞扬，都是作家心灵体验的表达方式，都是伊犁河谷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丰厚硕果。

　　在伊犁文坛坚守数十年，马康健形成了属于他的创作风格，那就是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对此，学者李竟成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以圣洁的伊犁河水浇灌着自己的文学创作园地；在‘三棵树’的生活基地上，收获着自己的文学之果；在新疆伊犁这个民族大家庭中，以独特的回回之光，点缀着文学的花环。”

　　原文载于《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注释已省略】

　　作者简介：祁晓冰（1971——），女，回族，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少数民族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