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晓红：当代回族文学的话语建构及其嬗变

　　当代回族文学的话语建构及其嬗变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回族文学“被湮没”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政治话语之中，此时段的话语倾向于合法性认同建构;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有了真正“再生”的机会，其话语建构表现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与规划性认同并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对于族群文化同质化的潜在威胁等多重压力，使得回族文学创作中的话语建构呈现出多重趋向。

　　关键词:回族文学;话语建构;认同;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回族文学经历了从“被动言说”到“主动言说”的过程，表现出从“族群脸谱”向“族群心谱”的变迁。与此相应地，在话语建构层面，经历了“革命中国和鸣”向“文化中国变奏”的转型。从创作主体层面来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话语姿态;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线索来看，回族文学创作中的话语建构经由“自在”到“自为”的历程，既是倾心“表现自我”的过程，也是与各种关系的“协商”过程。

　　一、当代回族文学的话语语境

　　“在一个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而文学对于政治的工具性地位的主张又支配着文学界的情况下，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构成因素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剧烈错动。”从“一体化”格局的角度而言，作家的创作过程原本属于精神、思想形态的内容，被纳入意识形态整合与规约的范畴。族属意义上的政策规定性做了较为充分的铺垫工作。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提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民族政策和开展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这是其发展道路上的重大事件，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将少数民族整合进统一战线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之战略意义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些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政策从根本上赋予少数民族以合法性的存在。

　　从文化层面来说，开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民间文学搜集与整理，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撰等一系列工作，是一项极具政治意义的文化工作。以“回族文学史”的编撰为例，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编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等相关问题的座谈会。在此次会议上，回族文学史被列入首批编写的项目中。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回族文学史的编写一直未能按时进行，直至新时期以来，这一任务才正式拉开帷幕。从编写标准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方针，努力体现回族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均是文学史编写持续推进的指导方针，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回族文学史编撰的国家话语背景。从编写人员组成来看，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的相关人员构成，客观上表征着回族文学史的编撰从一开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作为“国家规划”的一部分推进的。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回族古代文学史》《回族民间文学史纲》和《回族文学论丛》，在话语介入方式上，整体凸显的是国家话语之下的回族文学观照，这其中存在一种复杂的矛盾统一关系。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回族文学史编撰工作的开展是基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需要，是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启蒙和以国家认同为基准的文学史编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等多重目标缠绕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题的书写是回族文学创作的思想基调，较少看到独属于回族的族群意识。究其缘由，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回族作家而言，“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背景已经湮没在共和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政治话语中。这种湮没，一方面来自于作家本人的主动放弃和投入，另一方面来自于民族国家的规约——怎样最大限度地擦除掉民族身份和最小限度地保留民族特性”。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回族文学话语之间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对立与共谋同在，争取与拓展并存，在这种境况下，作家的表达策略就显得极为重要。

　　新时期以来，文学奇异地统一了意识形态的意图与作家内心需求两方面的规约性。作为回族，在历史演变中经历的不仅仅是缘于被迫、无奈的失语之痛，亦有日益被同化、融合、异化中无以坚持信仰之痛，尤其是在政治斗争充斥于一切领域的特殊时代，当这一切都被残酷的历史消弭时，唯有心底残存的族群感情以信仰的方式坚韧地留存。1978年的春风唤醒的不仅是回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生机，它同时也唤醒了回族作家的族群意识。诚然，国家话语依旧以或显或隐的形态规约并驻留于回族文学内部，但是回族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从更大程度上表征着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凸显着独属于回族的美学特质。这不仅是文学回归自身生产方式的重要标志，也是回族文学建构自我话语系统的一种表征。

　　二、以“认同”为核心的话语建构

　　客观上说，任何话语空间均是一个异质和断裂的符号秩序，它从根本上体现了话语主体精神心理空间中的多元文化冲突。从创作主体维度来说，在他们的心灵世界中，充满着对抗和冲突，时而代表意识发言，时而代表潜意识发言，而决定其话语方式与话语修辞的则是其所处的文化生态。对于当代回族文学而言，作家的话语立场直接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现实状况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它与创作主体的族群意识密切相关。就笔者的考察，20世纪50至70年代中期的回族文学呈现出一种“被湮没”的族群话语，1978年以来，回族文学倾向于以“认同”为核心的话语建构。

　　“认同是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也是自身通过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建构起来的。”在曼纽尔·卡斯特看来，在建构社会时，每一种认同建构的过程都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抗拒性认同导致共同体的形成，规划性的认同产生了主体。当我们将回族文学放置于这一理论视域中加以考察时，就会发现，作为中国文学的构成部分，回族文学的话语建构是在这三类认同或交叉或重合的过程中推进的。

　　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针对少数民族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具有合法性认同的取向，它以民主的方式行使一种内在支配、强制、规范化的认同的合法化建构。在文学领域，集中地表现为文学史的组织化编撰、作家队伍的组织化管理、创作性质功能的政治设定、文学创作的政治化解读等。由此，知识体系的建构成为国家意志的构成部分，文学亦是其纳入规约的部分。抗战时期，由老舍、宋之的合作的回族题材话剧《国家至上》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部戏剧，老舍说:“回汉一向隔膜，有了这么一出戏，就能发出这样的好感，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不难看出，作为“宣传剧”的《国家至上》，从根本上契合了战时文化的需要，而对于回族，其潜在意义在于，“为引起国人对于回民生活以及回教文化的注意”。诚然，该剧塑造了一个正面的回族人物形象，但是写作初衷与时代语境共同规约着创作主体，使其在主旨上更倾向于表现回汉团结一致抗日，而非人物的族群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个人、族群、国家三者的关系处理，往往是个人、族群让位于国家，“特别是，由于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的缠绕，个人自我极易迷失在民族情感中而不得不受制于国家权力的挟持。这也就易于理解近代以来为什么总是民族悲情政治最能有效成功”。因此，回族文学话语的合法性认同建构本质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针对回族的组织化、结构化生产的过程，是国家机构进行整合的制度化过程。

　　1978年以来，回族作家群的崛起、回族文学传播平台的建立、回族文学批评的开启等，均从主客观方面使得回族文学有了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已经突破了前述的争取合法性认同的过程，而开始了抗拒性认同的话语构建。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使回族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取得了相应的权利，同时，也使回族之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有效诠释。尤其是，作家之族群意识的觉醒从根本上突破了只有回族信仰者的文学而没有回族文学这一现实窘境，当回族作家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回族文学创作中时，隶属于族群的众多层面被一一揭示，这不仅是回族文学的收获，也是中国文学的收获。究其根本，一方面，回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变化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下进行的，更重要的是，这是在国家赋予的权利下展开的文学话语实践，因而具有体制内传播的性质规定性;另一方面，族群意识的觉醒使得回族作家开始认识到族群在拥有权利的同时，也感触于自身所处的边缘位置，因而开始以文学为载体，将其放置于回族文化的场域和多元文化竞争的现实语境中加以考量。

　　如此，抗拒性认同的话语建构得以推进。对于族外人而言，这是基于回族的文学创作，而对于多数回族作家而言，这是一种具有族群使命感的主动创作，亦即张承志所谓“尔麦里”。他们的创作是关涉生命历程的族群记忆。在回族诗人木斧的记忆里，童年是夹杂着复杂意绪的过往，当传唱在同学中的“蛮子蛮杂种，汉人老祖宗”的言辞化为一首《蛮孩》时，他意识到“我是回民的孩子”;在张承志的记忆里，母族的记忆始于一些童年的断片，而真正的点燃则是外祖母的那句“主啊——”，在此后的游走生涯中，他对此有了深深的体味，并且将其化为一种生命般的力量;对于霍达而言，与生俱来的族属身份使《穆斯林的葬礼》的书写似乎是一种宿命般的写作……当我们从作家的当下回望其过去时，会发现，族群作为一种背景存留于他们的生命图景中，当潜藏已久的族群意识随着这幅图景的展开被挖掘出来时，族群意识便凸显出来。这不只是常态意义上的“翻阅”过去，更是基于族群感情的追溯和感喟。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话语建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原动力”，促成了认同的发生与延展。当面对族群历史时，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形态，起着凝聚民众的作用;当面对现实时，信仰是一种参照系，它促使人检视自我。可以说，以宗教为核心的话语建构基于回族的族群特征，并经由作家的人文思索而凝练成社会感喟。而这种人文思索，不仅蕴含着回族社会的诸多方面，更包孕着中国社会在历史进程中亟待改进和提升的诸多面向。

　　在这个意义上，回族文学创作须在一定范围内从本族群的观念、立场出发，筑起自我保护的堡垒，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以此在既有体制原则基础上生存。当然，以抗拒性认同为话语建构内容时，也可能导致一些规划性认同，即建构一种重新界定族群地位，并因此促成族群发生巨大转型的认同。事实上，规划性认同、抗拒性认同与合法性认同贯穿于回族文学话语建构的全过程，只是在某些阶段，以某类认同为主罢了。

　　三、多元文化语境中回族文学的话语建构趋向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史的编写基本上维持着汉族文学史的关注视点，少数民族文学在很多时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因而，20世纪80年代末由陈思和、王晓明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以及杨义所倡导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观点，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文学史的编写无论如何统筹、客观，都无法避免多种话语体系的存在。当某种类型的文学史无法涵纳某一族群文学的话语体系时，就需要从其文学内部来考量其话语体系，以此完善和补充其他文学史中存在的问题和遗漏。在这个意义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是研究个体族群文学的观察视点和理论指导，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它是族群文学由内向外拓展，从而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基点。对于回族文学，这一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方面，回族文学的变迁与其发生的“中国语境”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对于回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回族文学的精神核心。当我们将回族文学放置于其发展过程中来审视时，它就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还是回族发展过程中所熔铸的一种精神现象，并且行走在一条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途中。

　　从文化建构的意义上说，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回族文学采取何种话语姿态和立场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保持自身的审美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回族文学的话语建构呈现出多维趋向。

　　首先，日常宗教生活之审美化建构。这里的“日常生活”并非基于物质丰盛基础上被消费主义渗透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面向，而是基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维度，回族人所具有的宗教生活图景。从现实生活来说，宗教生活构成了回族人生活的多数内容，这是作为族群的回族所具有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伊斯兰教是回族得以产生的根本条件，长时期以来也是回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不只是一种精神信仰，对它的皈依，必须把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它的规范之中”。因此，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其日常生活的多方面都受到来自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回族文学中，处处能看到包孕着独具中国特色的宗教观念的渗透，诸如《残月》《清水里的刀子》《换水》《羊来羊去》等，均从回族人的宗教生活出发，以此构筑回族文学的美学体系。这里，宗教话语以内嵌的方式呈现于回族文学中，成为作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搭建了一个信仰的世界，呈现了回族人的生存相。

　　其次，由回族民俗生活铸就的文本“精神气候”。这里，对待民俗的不同视角，决定了民俗之于作品的意义，一方面，文化混血时代的回族文学摒弃了简单的“留声机式”民俗表象书写，而开始以较为平和、鉴赏的态度面对民俗;另一方面，批判审视民俗痼疾日渐成为回族文学的另一表现内容，这也是基于全球化语境中多元文化对于回族文化的冲击，族群文学自身表现出的一种话语姿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回族作家开始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民俗中存在的诸多落后方面，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认识还是比较有限的。拘囿于族群文化的自恋姿态，仍然阻碍着回族文学的发展。因此，作家在民族和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染过程中，“力求摆脱情感的羁绊，以深入和批判作为两个基本的思想支点:深入是基础，批判是升华，只有深入，才可能真正地进入生活和文化深处，熟悉并丰富自己，而只有批判，才能脱出文化和情感的囿限，不致成为生活和文化的奴隶，从而能将传统资源转化为自己的精神动力”。唯其以深入、批判的思想视点切入民俗生活的众多面向，才能在思想深度上有更大的拓展。

　　再次，以“精神原乡”为核心的诗意追逐。这里的“精神原乡”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建基于族群作家心理基础上的精神家园，它包孕着精神与文化的继承。对于回族文学而言，它是一种族群情愫，“面朝克尔白”是回族文化的一种符号、一个隐喻、一种象征。本质上说，它是族群精神寄托的所在。这种情愫投射于回族文学中，则是艺术化过程中的一种精神指向，如同《残月》中的杨三老汉的生命念想，《心灵史》中回族人对信仰的坚贞，《女人的河》中清清的流水映照的人情世界，如此种种，都诠释着一种基于原乡的诗意畅想。二是基于地理学层面“边际人”的诗意原乡。

　　面对日益加剧的城市化进程，“边际人”成为回族中普遍存在的一类人，当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时，“城”与“乡”成为他们生命体验的两个参照。由此，一种矛盾心理油然而生，一方面，乡村成为诗意栖居的心灵之所，与此相对的便是城市文化的自私、贪婪等;另一方面，乡村的落后、愚昧、贫穷与城市的繁华、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乡村往往成为作家向往的乌托邦之地，成为回忆、追寻、梦想的精神原乡。

　　总之，无论是宗教生活的审美化描写，还是回族民俗生活的多维介入，抑或基于精神原乡的多向度描写，均是凝神于族群生活的种种面向，在回望族群历史的同时审视当下，以此保障认同空间的相对完整性和族群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力。事实上，这种创作趋向，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当下，无疑是一种书写策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文化混血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时，如何在有效地保留自身族群文学特质的同时，吸收其他族群文学的有益营养，使自身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这是新世纪回族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已省略

　　原文刊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海晓红（1986-），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回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曾在《民族文学研究》、《回族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