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裕固族作家铁穆尔作品为例，从族源探秘、生存忧患和诗意表达三个方面，探讨了“众小民族”文化寻根的内涵和特征。对整个人类的无限热爱，使铁穆尔作品寄寓着对人生苦难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追问，有着人类性主题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众小民族”；文化寻根；铁穆尔；裕固族

简单地说，“众小民族”就是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小民族、土著人和原住民。裕固族(自称尧熬尔)曾经是一个在历史上濒临灭绝的族群，现约有一万多人口，语言上分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历史和文化都属于亚欧草原游牧文化范畴。“类似尧熬尔的小民族或部族(或称之为土著、原住民）在全世界约有三亿多人，他们的历史命运迥然相异。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历史文化是大洋中的一座座孤岛。”铁穆尔是一个地道的尧熬尔牧人，曾深入学习和研究过母族的历史。早年经历了底层民间纯粹的草原式教育，聆听了无数的尧熬尔故事和歌谣，既为其提供了一生创作的养料，又培育了他最可贵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特别是纯朴优美的尧熬尔民谣和来自草原民间的崇高而悲壮的精神，让他的研究和创作能“悄悄探向精神世界的无极山峰”，并具有“一种无比内向和深邃的气质”。

无论是从历史、文化、性格还是心态来说，尧熬尔人都是典型的流亡者。铁穆尔作为一个受现代汉文化教育的北方游牧人的后裔，从小接触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不只是一种历史、一种族群、一种文化中，同样是一个心灵上不断流亡的人。随着草原游牧世界因不断遭受农耕及都市文明的侵蚀而飞速蜕变、缩小，很多草原和族群已不复存在。母族的这种经历以及铁穆尔生活的文化背景，使他无论在血肉相连的草原，还是在曾经生活过的小镇或都市，都成为一个局外人、一个边缘人。这让他思考：尧熬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众小民族”？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该如何记录和表白尧熬尔的历史与现状、风俗与文化？尧熬尔有着怎样的性格内涵和精神追求？它在整个世界、天地宇宙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等。而这一切，使铁穆尔的创作具有了深广的文化寻根的普遍特性和民族气质。这种文化寻根浸润诗意的光辉，是裕固族固有并能传承至今的独特精神表达方式。

铁穆尔是近年来活跃于文坛的裕固族学者型作家。他的创作主要以散文为主，先后在《民族文学》、《西藏文学》、《散文选刊》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出版过长篇历史散文著作《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和文学散文集《星光下的乌拉金》，堪称裕固族两部史诗般的著作。铁穆尔是现今第一位一直成长生活在裕固族、并走向全国的裕固族作家，他的创作代表了裕固族作家文学的最高成就和基本取向。作品赋于西部大地苍凉恢宏的独特气势，致力于复原游牧的裕固民族历史和心灵的世界，蕴含文化根与人文精神，并散发着炽热的希冀与淡淡的愁绪，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

                                                                                                      一、族源探秘——我从哪里来

裕固族是一个历经坎坷苦难而又遍尝忧患的族群。“尽管尧熬尔人的祖先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几种文字，但是尧熬尔人的历史始终没有任何完整的汉字记载。”民间口碑资料(口传的史诗、民歌和民间故事)对于尧敖尔人来说是对历史记载空白的唯一补充。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众小民族”身份，使尧熬尔人对其族源和历史产生了最原始的了解需求，这种对过去的追问，是“根”文化的认同和民族身份的确认，含有迫切的民族自省意识和归属情结，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参悟和多维观照。

1999年7月，尧熬尔民族的优秀儿子铁穆尔根据民间口传资料和有限的文字史料进行加工整理，并用文学的手法写成历史散文著作《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是至今反映裕固族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一部全面了解裕固族历史的佳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书满蘸深情和沧桑，生动再现了尧熬尔的生存历史、兴衰变迁、族群流融，以及宗教、民俗、文字的演变等等，“以期能起到连接曾经中断的几代人之间、几个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连接几个时期破碎的历史、文化和地域关系。”在周遭异质文化的包围和同化下，尧熬尔的历史日益淡出人们的视线，甚或遗忘，而变成了一个谜。铁穆尔的创作目的就是让人们对尧敖尔人的历史茅塞顿开，让世人对尧熬尔的历史真实面貌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尤其是作为尧敖尔的后裔，他更注重本民族的精神内核和生存价值，“希望人们从尧敖尔人的历史中看到尧敖尔人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希望人们以一种毫无先入之见的态度去了解这个游牧民族，而不是看作一群‘被研究’、‘被观看’的毫无自主性的一个社群”。“在他的叙述里，没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盲目尊崇和刻意美化，也没有对异族文化的狭隘理解和无端轻视。有的只是站在俯瞰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高度，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诠释民族历史的方方面面。”正是对游牧文化深沉博大的眷顾之情，以及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传承意识，使他在孤独和艰难中，在无尽的流浪和跋涉中，抓住历史机遇，把那些零碎的、模糊的史料和口碑资料第一次完整地定格在尧熬尔民族的史册。

2006年5月，铁穆尔结集出版了散文集《星光下的乌拉金》。有评论家对之评价说：“他笔下的群山草原、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对于众多的读者来说，也许是神秘的、陌生的，但肯定是具有魅力的。他那富有激情和幻想的文字，唤醒了人们对一个民族的认识，唤醒了人们对遥远草原的向往，唤醒了人们对生命故乡的寻觅，把祁连山腹地的裕固族风情推到了读者面前。他的创作不仅把裕固族文学向前推进到了一个高标，而且为甘肃多民族的文学画卷增添了生动的一章。”特别是对尧敖尔历史的探寻和眷顾仍是贯穿其创作的主旋律和厚重底色。不停地跋涉和搜集，不停地流浪和思考，穿行在历史和现实的深山幽谷，那些撼人心弦、悲喜交织的文字汩汩流淌出尧熬尔的神秘和圣洁，纯粹和高贵。巴彦察汗古代勇士的历险故事至今回荡牧人心迹(《巴彦察汗》)；两千多年前尧敖尔人的祖先在北方女王的大地上——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畔繁衍生息的动人传说依然摄人心魄(《北方女王》)；那给迷路的尧熬尔人带来无比幸福的苍狼传说积淀为永恒的历史珍藏(《苍狼大地》)；遍布苍狼大地的忧伤歌谣代代诉说着古老的悲情(《牧场古谣》)；用白马母亲的骨头和尾巴做成的马头琴把人类如泣如诉的情愫谱写成萦绕草原的天籁之音(《白马母亲》)；还有夏日塔拉传说和游牧部落不远的往昔，等等。铁穆尔用心和身躯拥抱民族历史的激情总是掀起强大的情感风暴，让人翱翔于辽阔草原的上空，去聆听遥远的呼唤，追寻历史的遗迹，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

                                                                                                   　二、生存忧患——我到哪里去

米兰·昆德拉说：“众小民族不曾体验过从来和永远就存在那里的幸福感觉。他们在历史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们的傲慢与无知；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众小民族”与生俱来的生存忧患意识是异族所不易切身感受的，铁穆尔的创作中便处处弥漫这种情结。

一方面，裕固族极有限的空间、人口，滞后的经济，较封闭的文化，独立的宗教风俗等，这样的生存和文化背景无疑强化了“众小民族”的孤独和失落感。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对土著经济的强烈冲击，周遭异质文化所施加的种种影响和同化作用，本族原有文化的日趋淡化，人口和风俗的杂交相融等现象，又使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未来走向常常陷入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和迷惘。铁穆尔的作品对此有着更深刻的体验和富有同情的见解：“无止境的开垦、庞大而密集的灌溉农业、林木的滥砍滥伐和采矿，引起的是祁连山水源的干涸，雪山雪线的不断上移或消失。而近几年各种文件和汇报材料中，都说是因为牧民的超载放牧(即过度放牧)引起了植被毁灭，导致祁连山地区水源干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几个老实巴交的山里牧民和山羊牦牛身上，世界的荒谬以至于斯。我不知道，人们是装作不懂还是有意而为之，到处都是令人作呕的沉默。”(《失我祁连山》)世界在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在向农业工业化和牧业工业化发展。世界形势发生剧烈变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游牧文化日渐没落。著名的亚欧大草原逐渐被开辟成为农田、工厂和矿区。游牧民族已大大减少、消失。残存的游牧地区大都变成了荒漠，生存日益困难。

另一方面，根植于草原民间集体无意识的崇高悲壮的精神又提升和释然了这种忧患意识。铁穆尔的忧伤中浸润了他对整个尧熬尔民族深沉的爱心，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博爱。无论是本族的过去、现在或未来，尧熬尔人的生存都是一个让他不停心痛而又牵挂的母体。尧熬尔人有句话“歌谣的灵魂是忧郁的。”因为人民的历史就是一曲曲悲歌，人民对苦难的感受记忆永远都是刻骨铭心的。“我确信我们民族中的这种悲剧性的忧郁让人们的精神升华。当一个人有高尚情操的时候，忧郁就会出现。忧郁是人类最富有内容的感情。”这种根深蒂固的忧郁是铁穆尔创作的基调和气韵，让他能尽兴驰骋于思想的险峰长河，无拘无束徜徉于构筑民族文化的艺术世界。面对“众小民族”走向衰落消亡的必然未来，铁穆尔把这种心理失衡放置于人类历史和天地宇宙中，最终在精神上催生了一种补救：全人类在精神上联合起来。因为真情的交流是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只有真情才会感动全世界，只有真情才能震撼人心。真情是全人类共同的东西，全人类共同的东西总归是会有知音的。“优秀的游牧文化应融合吸收于现代文化之中，应由我们很好地继承下来，以适应不断迅速改变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只有在更好的继承本民族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才能唤醒和激励人们在飞速改变的社会环境里进行飞跃，人类才有希望。”“这是一次灵魂的净化或者是凤凰涅磐，这是有许多的牺牲、消亡和毁灭换来的。真理是全人类的，真正的思想只有从涅磐的烈火中升起。”

正是这种精神的升华，使铁穆尔在生存忧患的洗礼中能从容观照现实。尧熬尔们普遍拥有一颗和睦相处的赤子之心，对世间万事万物充满温情和爱。铁穆尔为读者营造了一个自然美、人性美和悲壮美相知相融的曼妙空间。他疏通和温暖了现代人本不该阻塞或麻木的忧患脉络，获得了一种超越国界、族别的精神认同和默契。而“对整个人类的无限热爱”(《北方女王》），又使他的作品寄寓着作者对人生苦难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追问，有着人类性主题的深刻内涵。“民族作家需要在民族本位、中国气派和世界胸怀的三位一体的空间架构中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有意识的建构。”“只有明白了这种有意识的文化身份建构，我们才能从狭隘的民族意识中走出来，吸纳全人类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走出一条民族文学创作真正的康庄大道。”铁穆尔本人的创作过程，也在不断印证和深化这种认识与追求。“众小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精神上渴求全人类的最终联合，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种思想上的飞跃和美好向往。铁穆尔的表达无疑具有前瞻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诗意文本——我何以表达

“众小民族”的文学创作普遍具有诗性的气质。在充满诗意的草场，铁穆尔跟着像云朵一样飘来飘去的羊群放牧心灵，构筑诗意的艺术世界。他的文字与思索就像草原上的清泉一样平缓地流淌着，好似一支厚重的抒情古谣，负载着雪山、幽谷、丛林、草滩、荒漠的凝重、宽阔、艰难和悲壮，一路颠簸成了一种悠远的忧伤的调子，而后又化作精神联合的超脱，回旋在草原的天空。这些极具地域色彩和民族风情的作品给文坛注入荡人心魄的生气，带给读者更多感性的冲击和形而上的思考。他的创作很少看到时下靠语言的惯性写作的疲态，而是不停地行动，不停地反思，力图超越自己，寻找新的东西。他的诚恳质朴的感情总是能够像射线一样击中读者，让人深深感动并难以忘怀。《星光下的乌拉金》是作家多年生活磨砺和创作积累的结晶，是游牧民族丰富生动的历史和生活连环画卷，着力表现了游牧民族丰厚而神往的精神世界，体现出对游牧生活的无比眷恋情结和诗化语言风格，读铁穆尔的作品犹如聆听西部牧歌的史诗般吟唱，悠远、纯净、凄美。作品涵盖了游牧民族的色彩斑斓的原生态文化，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个性化的民族风俗和生存状态，平淡充实的游牧生活，悲壮传奇的历史故事等等，具有典型特征。用散文诗般清新、自然的语言承担叙事文本，诗意的游牧，诗意的栖居，诗意的情爱，共同构筑了游牧民族诗意的人性美的世界，同时也表达了诗意中生存的艰辛与隐忧，理想和现实共存。

“对大多数民族文学作家而言，乡村是他们的出生地和生长地，测量中的基准线对地图绘制以及地图上所有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作为出生地和生长地的故乡对于任何人，尤其是作家，就成了他们绘制人生地图、创作文学作品时的一个必然出发点。”而原乡作为物理空间已被破坏，作家通过文化意象的营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蓝天、白云、雪山、草场、鲜花、鸿雁、牛群、羊群、牧人、牧马、狗与狼、大角鹿等等，这些草原上司空见怪的景象，在铁穆尔笔下却永远有抒不完的激情。人与物、人与景、人与人相知相融的心灵感应现象，使作品在似乎是不经意的铺写中总有一股四溢内里的真情，汩汩浸润读者心灵，幽深而感人，壮观而激越，大气而细腻，天真而热烈，尽显诗意表达中的情感张力。当弥漫文本的地域文化以神奇的面孔，向读者迎面扑来时，阅读的快感便渗透到每一个细胞，心胸似被雪水浇筑，刹那间清纯、宽广。当阿妈悠扬而深情的“奶羔曲”响彻帐篷和四野，当顽强而火热的生命在艰难中降生，当牧人跃马飞驰嚎叫在低谷高丘，当草原般博大的胸襟和比天还高的爱支撑起爱的坚贞和刚强，当“一块块被开垦的处女地以焦灼伤感的形状刺痛了我的眼睛”(《车凌敦多布手记》），那种萌生和散发在游牧民族身上的炽烈的生命之火和拥抱生活的激情，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铁穆尔的作品尤能让人体会到人性美的崇高，浓郁得化解不开的人情之善之真升华为一种精神伦理上的美的追求，超越了世俗化的情爱表达，从而在读者心中打上了对博爱精神讴歌的永久烙印。格调深沉、明快、圆润、火热，与草原文化浑然一体，人性之美表达得更为直接和尽兴，与游牧民族个性吻合。阿妈阿姐整日整月操劳的耐性，劝母羊哺乳的母性；阿爸苦难中坚忍乐观的血性，维系草原和家人安全的父性，都成为游牧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象征。对民族生活和精神的反省，常常是作家深入发展创作的必经之路。如果一部作品能引发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对比和思考，这种阅读的价值就会获得认可。

诗意的生活是理想的、相对的，体现出作家特有的写作审美倾向。诗意中牧民生存的艰辛和劳累，以及追忆中不可避免的忧虑和迷惘，同样显示出铁穆尔直面现实的勇气。众所周知，现代化在带来种种方便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毁灭性的灾难。当牧场衰退、牧民面临新的抉择时，失去的不仅仅是牧人心中的天堂，更多的还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失重。丢失了自己根本的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依托何在？它原本的文化该如何延续？诗意铺叙中的隐忧是一个引人思索的人类普遍性的问题，铁穆尔在这种苦苦思索中，不断寻觅得以自救和解脱的答案，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民族歌谣的穿插吟唱，如天籁之音，积淀着游牧民族灵魂深处的神秘和惬意，涂抹了一种自古而然的原始色彩，使铁穆尔作品中的游牧生活产生了一种从远古走来，繁衍延续，又亘古相传的永恒魅力，并延伸了作品的历史空间和艺术空间，有质朴而苍茫的远古史诗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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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锐（1971-），男，甘肃山丹人，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注释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