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亮:“花儿”的生存状态与风险应对 | 论文 发布日期:2018-03-27   作者:周亮   点击数:1141  

 

摘   要:“花儿”起源于明清年间,在乡土社会条件下数百年来循序渐进地自然传延发展。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乡土社会原有的基础和秩序被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所瓦解,花儿数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改变,花儿传唱群体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发生解体,花儿自此失去了固有的传承载体,在枯萎和变异中呈现出传承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应对,首先要做好现存原始音像资料的保护,以防止文化“记忆”出现中断。最好的保护一定不是原汁原味的保存,最终要从培养花儿传承人入手,重构花儿传唱群体,才有可能复活花儿的活态传承,继承和弘扬花儿文化。

 

关键词:花儿;传唱群体;转型;重构;传承

 

花儿起源于甘青之交的河湟乡土社会,数百年来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为保安族、东乡族、汉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土族、裕固族、藏族等九个民族所共同传唱。因此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又兼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共融的深刻内涵,称得上解读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及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乡土社会正在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维系花儿生存的主要条件逐次消解,花儿必然陷入日益加深的生存困境中。花儿作为一种群体性口传文化,通过世代相沿的传唱群体实现自然传承,具有强大的自我吸收和自我发展功能。花儿传唱群体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解体,使花儿失去了固有的传承载体,因而也失去了自主发展的能力。花儿生存危机本质上是传承危机,现今形形色色的花儿风靡一时非但不是对花儿生存危机的缓解,恰恰体现了花儿生存危机的加重,这种加重在于它抹杀了花儿的活态特征,改变了花儿的文化特性。花儿是口耳相传的文化,花儿的文化价值、花儿的艺术精彩都体现在活态传承中。应对花儿传承危机应从花儿的文化特性出发,在做好花儿现存原始音像资料保护的同时,把目光聚焦于花儿传唱群体,以此作为化解花儿传承危机的突破口,或者说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乡土社会中的花儿

 

花儿曾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缘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自我循环系统,即稳定的乡土社会、世代相续的传唱群体、循序渐进的自然传承。这三者之间一环套着一环,前者决定后者的存在状态,后者依于前者的存在而存在,三者共同维系了花儿的自然传承。

 

(一)稳定延续的乡土社会

 

花儿发源地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群山谷地相间的地形地貌,构建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生存空间。秦汉以前河湟地区是诸多游牧民族的聚居之地,秦汉以后中央政权经略河湟,中原人口不断迁徙至此,逐步改变了原有的人口结构及生产方式,农耕生产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到明清时期已演化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历经社会变迁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前夕。

 

乡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土地是维系农民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农民的劳动对象,农民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土地连在一起。乡土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关系,以农耕为生的农民也因之被粘附在土地,并且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人口的流动在正常条件下很难发生。中国传统农民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方式,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比离开土地更为不安,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生于斯、死于斯,成为乡土社会最为普遍的现象。河湟的地理环境和极为不便的交通条件,又从客观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农民把自己封闭于有限的生存空间内,往往一个村落或相邻几个村落就是一生的活动半径,在这个既定的空间范围内完成一代一代的生命延续,很少有冲破现有空间范围的生存尝试,由此造成了一个“不流动的社会”。“不流动的社会”实则又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不但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而且在熟人中长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乡土社会是由自然村落所组成,聚族而居是自然村落的基本特点,在河湟地区这一特点尤为鲜明。元明时期大量外域和中原人口被迁至河湟,经过数百年的自然积累,当初松散的定居点发展成为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人口的不流动使得通婚行为一般局限在村落内部,这种婚姻行为扩散了血缘关系,在村落内部逐渐形成以血缘结成的家族式关系网络。地缘、血缘的相互重叠,历世不移的循环往复,自然村落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亲情社会”的特征,自然村落的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内部联系更为紧密,具有了“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在缺少国家行政组织统合的乡土社会,村落共同体实际上已成为大社会中的小社会,维系着乡土社会的运转,只要不出现地缘和血缘方面的改变,其他因素很难影响乡土社会的内部稳定。

 

(二)世代相沿的传唱群体

 

花儿数百年来在众多民族中广为传唱,最直接的原因应归于其稳定的传唱群体。在一个由地缘、血缘叠加而成的“熟人社会”里’大家在同属一环境中生存,有着相同生活经历,有着相似的情感体验,人生境遇相差无几,因此相互之间的交流很少有阻碍。花儿作为一种文化信息,在熟悉的人群和土地上,很容易通过口口相传得到传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群体现象。

 

花儿来自于民众的集体创作和世代接续的口口相传,集体创作即群体创作,口口相传只能是群体行为,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从花儿曲令本身也能看到明显的群体性特征。花儿曲令群中有以产生地命名的,如河州令、大通令、西宁令、马营令、孟达令、东峡令、丹麻令等十多个曲令;有以传唱民族命名的,如土族令、撒拉令、回族令、保安令等曲令;有根据职业特点命名的,如脚户令、车户令等曲令,这些曲令名下都包含有特定的传唱群体。花儿传唱群体与村落共同体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关联性,大小不一的传唱群体孳生于各自所在的村落共同体,依村落共同体的存在而存在。由此可见花儿传唱群体并非是一群花儿唱家聚到一起那么简单,传唱群体内部因其“熟人社会”的缘故,信息循环系统始终保持了通达流畅,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发布者,同时又是其他信息的接收者,所有单个行为都具有了群体的意义。花儿传唱过程是唱者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并在这种相互交流中上升为群体行为,以后会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再传人其他群体,进而不断丰富花儿艺术,包括技艺的提高和新曲令的创编。

 

乡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但无法避免发展过程中的“细胞分裂”。一个村落或一个家族当人口繁衍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土地已无法承载人口负荷时,必须开辟新的土地进行人口分流。这种分流起初可能是原有空间的延展,尚未发生区位上的分离,由于受到可开垦土地的限制,最终会发生部分人口的空间转移。分流出来的人口在新的土地上组成新的村落,但和原来的村落依旧保持着血缘的联系,不会因为空间的分离改变原来的文化传统,恰恰相反,一块陌生的土地更能激发对文化传统的坚守,一个新的传唱群体会顺势而生。事实上随着时间的积淀,人口分流现象会越来越普遍,分流的结果就是传唱群体不断增多。

 

(三)循序渐进的传承发展

 

花儿生于乡土、长于乡土,从形式到内容都溢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乡土民众当时的物质及精神生活紧密相连,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境,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需求。花儿缘于它口耳相传的特点,一切都是随性自由的,以“见啥唱啥,想啥唱啥”的即兴创作,将歌者的内心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肆意宣泄的自然放纵唤醒了压抑的人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享受。口传过程表现了花儿最具活态、也最具吸引力之处。花儿的繁衍始终存在于人们的传唱过程中,传唱过程汇集了各族民众的智慧,从艺术形态到表现手法不断去粗存精、不断再创作,更多艺术化的民众生活感知和情感体验涵化其中,引起其艺术内涵的不断深化,实现自身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拓展。

 

花儿作为传统的口传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存在,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发展已成为河湟地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花儿会。乐都瞿昙寺花儿会、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互助丹麻花儿会、民和峡门花儿会、永靖炳灵寺花儿会、和政松鸣岩花儿会、临夏拦家庙花儿会、康乐莲花山花儿会、岷县二郎山花儿会等,每年自农历4月后相继开始至6月陆续结束。“花儿会”对花儿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花儿艺术通过花儿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又通过花儿会传向更多的群体和更远的空间。当花儿会成为固定的民俗事项后,花儿的传承也随之获得更坚实的基础。

 

花儿历经历史变迁绵延至今,得益于传唱群体的稳定延续,只要群体没有解构就会一直传唱下去。花儿传唱群体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分枝发杈,形成了甘肃花儿、青海花儿、宁夏花儿、新疆花儿等大的传唱群体,在这些大的群体内部又有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群体存在,而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传唱群体同样包含了众多的小群体。这些大大小小的传唱群体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共同组成了宏大的花儿文化系统,或者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花儿群体。花儿的流传时间之久远,花儿的传唱范围之广阔,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二、社会转型期的花儿

 

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乡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滋养花儿的生态环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村落共同体的瓦解和人口的大面积流动,造成花儿传唱群体的解体,失去传承载体的花儿脱离固有的轨道,被淹没在城市文化的浪潮中,花儿的生存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

 

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乡土社会自我封闭的藩篱被推倒。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普及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城市化的推进松动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与乡村不再是隔离的两极。在现代工业碾压和城市文化浸蚀的双重作用下,乡土社会已经不可能再以传统的形式存在下去。“改革开放35年来的社会巨变,主要是由两个大的转变推动的: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即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这种转变把农民第一次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农民在新的条件下做出经济理性人的选择。不管如何选择有一点是确定的,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原有的经济和文化共同体,分化成了不同职业与不同生活状态的独立个体,乡土社会的基础组织——村落共同体随着这一过程逐次解体。“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每年减少1.8万个村落,每天减少约50个。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

 

乡土社会的变迁、村落共同体的解体,意味着地缘、血缘相互重叠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已不复存在。现代工业的冰冷取代了传统农耕的温馨,农民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已找不到从前的家园感,乡土社会不再是和睦的熟人社会,更多呈现出自我性、务实性和多元性的现代社会特征。花儿曾是西北民众描绘自己生活、抒发自己情感、表现自己价值观的重要文化方式,如今面对着一个新型的社会,花儿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及所承载的文化内容与时代脱节,原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极度萎缩,充溢乡土社会的大众情结日渐淡化,花儿数百年形成的民众基础被瓦解。

 

(二)传唱群体的分化解构

 

随着乡土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村落共同体的解体,世代相沿的传唱群体随之分崩离析,群体成员成为单一个体去选择、追逐各自的去向,从此不再是群体意义上的花儿传承者,这对花儿的损害是最直接也是最致命的。尽管花儿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样态依然存在,但已很难找回其原生性、活态性和群众性。

 

花儿传唱群体解构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外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逐步放宽对人口迁移的制度限制,为农民进城开放了绿灯。“改革开放以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把几亿传统的农民转变为职业工人,规模如此巨大的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花儿发源地河湟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下,青年人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异常迫切,城市生活成为他们心中的憧憬和向往。他们离开熟悉的花儿故土进入陌生的城市,经过环境的揉搓最终变成城市的常客或成为城市的新居民,他们不仅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变,而且生活与居住条件也逐渐进入城市模式。城市生活改变了他们原来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也日趋城市化,从意识到行为已与原来的传统文化习俗疏远陌生,带着新奇与梦想融入城市文化氛围之中。他们中不乏优秀的花儿唱把式,而且从年龄段上看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势,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花儿传承主体的流失。

 

花儿传唱群体解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农村留守人员文化意识发生转变而对花儿日渐疏远。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普及发展,此时的农民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已脱离传统的关系网络而成为独立的个体劳动者,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自我利益的实现,原有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发生改变。持续的农民流动潮又为城乡之间搭建了一个融合点,往返于城乡之间的进城农民会把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扩散到乡村,起到一种示范和引导作用。同时随着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业的迅猛发展,各种新兴文化也陆续融入进来,在整个乡土社会形成新的文化氛围,让追逐新生活新文化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本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承主体的年轻一代在意识上更多地表现出城市化倾向,在精神层面已经告别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文化生活多样性的选择又打破了花儿以前不可替代的作用,曾经世代相延的花儿情结在他们心中消散,没有多少人再去传唱乡土气十足的花儿。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两次与临夏和政县的国家级花儿传承人马金山老人做过交谈,老人感慨地说“传唱花儿的人少了,花儿传了几百年,万不能在咱这儿断掉了!”

 

(三)传承断裂的文化恶果

 

花儿作为传统的原生态说唱艺术,与花儿民众的生活和情感连在一起,既是生活的记录又是情感的宣泄。花儿民众把自己和世间一切寓于歌声之中,把真实与虚幻自然地融为一体,从中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或是达到一种心理平衡。花儿的这种情感表现过程是活态的,只有依托于传唱群体的自然传承才能承载,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达到。花儿传唱群体的解体势必造成自然传承的中断,尽管花儿歌声没有消失,但传统文化的存在和享用,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承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消遣或是兴致突发的放纵,原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无意识的自然传承被现代社会所改变,政府和市场的行为左右着花儿的存在,这种现象在花儿的传统节日花儿会上表现尤为明显。一年一度的花儿会是花儿民众自发的民间活动,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花儿民众汇聚到此,他们并没有带着传承的目的而来,但场面宏大的民众对唱活动就是最好的传承,花儿会也因此成为花儿民众共有的展演和传承平台。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将花儿会当成招商引资的招牌,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化战略。尽管花儿会仍然是传统的场域、传统的开放性,但演唱主体已由花儿民众转换为现代文艺团体,传统的民众对唱活动被现代艺术表演所取代。由于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和商业的功利目的,花儿会在传统的外壳下已发生深刻蜕变,被消解了自然传承能力。

 

自然传承的中断使花儿丧失抵御冲击的能力,基于生存的本能,花儿不得不依附于城市主流文化,如同急于脱农入工的进城农民一样,开始了对自身的现代包装和改造。穿上舞台化和时尚化的艺术外衣,原始气息和现代装扮搅和在一起,就像头留清朝辫子身着中山装的民国初年扮相,显得不伦不类。当社会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已无所不能,花儿被现代科技之手捏出各种艺术形态,逻辑混乱的文化合成、媚俗动机的随意创新、超越时空的模拟再现等各种现代花儿,有如工业产品一般不停地走下流水线。当花儿被变成批量生产的文化消费品时,花儿失去了即兴而起、自由灵动的原始动能,传统的艺术形态被破碎化、特有的精神意蕴被虚幻化,成为只有符号价值的文化空壳。“现代化就像一块巨大的橡皮,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抹掉历史、抹掉祖先的痕迹、抹掉那份温润的带着祖先体温的文化。”

 

三、花儿传承的风险应对

 

花儿危机的核心是传承危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乡土社会的改变引起花儿传唱群体的解体,由此中断了花儿数百年来的自然传承,花儿作为传统文化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令人担忧。对如何化解这场危机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应从保护与发展两个方面采取措施。通过原汁原味的保存以防止文化“记忆”突然中断;通过花儿传唱群体的重构复活花儿的自然传承,从根本上解决花儿的继承发展问题。

 

(一)花儿留现资料的数字化保存

 

花儿作为一种民间口传文化,任何记谱方式或文字描述均不能对其准确表达,其独特的韵味已超出文本所能表现的范围,因而数百年来留存的资料极为有限。现存于世的花儿资料主要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一些社会文化组织以及花儿研究者陆续采录制作的音像资料。这些资料真实记录了著名花儿艺术家和民间艺人的原生态表演艺术,大多是惟一的原始资料,一旦损毁或丢失将无法复制。在花儿自然传承出现断裂的今天,随着老一辈艺人的相继离世,很有可能出现“人在艺在,人亡艺亡”的状况。田青说:“每一分钟,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种技艺、一座古建永远地消失了。仅以山西省的地方戏为例,上世纪80年代尚存有52个剧种;现在却只剩下28个,也就是说,24个有着悠久历史、众多剧目、精彩技艺的古老剧种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了!”在新的传承机制尚未形成之前,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花儿音像资料的保存是重中之重。把真实的声音保存下来,把真实的画面保存下来,至少不会让人们对花儿的记忆中断。

 

花儿音像资料的保存现状极不乐观。从整合度上看,基本还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大部分资料分存在花儿传唱地的各县区文化部门的档案馆,少部分成为研究者和演唱者的个人收藏品。由于没有形成集中统一保存,流失的隐患始终存在,对于资料的完整性和使用性非常不利。从保存条件看,基本和传统的纸质档案存放一样,没有采取特殊的处理手段。花儿音像资料主要以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不同材料形式为载体保存,保管条件比纸质档案要求更严格。县区文化部门现有的保管条件,达不到恒温、恒湿、防磁等保管要求,在存放期易发生老化,信号强度衰减、噪声噪点加重、影像质量下降等问题,以致无法达到真实还原的效果。音像资料保存寿命也非常有限,存在着一个自然报废问题。另外,花儿早期音像资料多为模拟制式,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与其匹配的传统模拟音像设备正逐渐淘汰,限制了模拟音像资料的使用。

 

针对花儿音像资料保存上面临的风险,必须寻找一种安全便捷的存储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进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发展至今,数字化保存逐渐为人们熟知和运用,通过信息技术将模拟音像资料转换为数字音像资料,是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这些音像资料的最佳选择。花儿音像资料数字化保存就是通过计算机软硬件,将模拟信号记载的信息转化为可为计算机存储的数字化信息,并以一种文件格式和编码格式保存在数字化介质上。通过对音像资料的数字采集和处理,最大限度地把分散的资料集合在一起,按照一定的编目规范和标准对各类音像资料标引著录,经过计算机运算处理供使用者调用。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网络化的形式互相连接,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达到处理、传输和存储技术的三位一体,形成信息控制中心和资源共享平台。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出现,还原花儿的原生声音、原生画面不再成为难题。花儿音像资料的数字化存储,既解决了原始资料的集中保存问题,又解决了传统保存条件下存在的安全问题,而且从传统的封闭状态转为开放状态,对传统花儿艺术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花儿人力资源的保护储备

 

花儿传唱群体重构离不开充沛的人力资源,关于培养花儿传承人问题已得到社会共识,虽然基于认识问题的视角不同,未能把传承人从数量概念上升到群体概念,但依然对花儿人力资源的储备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我国政府于2007年启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命名工作,重点抢救和保护有影响力的传承人。近些年来,花儿传统地区所在政府在认定与命名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传承人保护机制,由政府对代表性传承人按年发放补助资金,使传承人所面临的艰难状况有所改善,同时也调动了更多人的传承热情。但由于花儿传统地区多属贫困县区,政府的资金支持极为有限,远达不到让传承人“活”起来的基本要求,还需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大扶持力度。保护和培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护是培养的前提,培养是保护的延续,在抢救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对花儿后续人才的培养必须同步跟上。花儿传承人的储备包括保护和培养两个方面,需要政策的引导和资金的投人,因此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植。在花儿传统传唱区,花儿仍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地方政府应结合地方实际,对传统文化教育做出整体规划,把花儿列入音乐教材引进中小学课堂,从孩子抓起,从青少年抓起,让年青一代了解传统花儿艺术。高等院校音乐专业配合教学改革,将地方传统民间音乐纳入教程,进行音乐教育多元化的尝试。自2010年以来,花儿流行区域内的兰州大学艺术学院、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先后开设了花儿课程,为培养花儿后续人才走出了一条新路。学校传承具有长期性、有序性、系统性的优势,有利于花儿人才的梯队建设,也有利于营造花儿文化氛围。保护和培养工作是储备花儿传承人的必须途径,这个过程也是重构花儿传唱群体的基础建设阶段。暂且不论现代群体与传统群体的差异,眼下的问题在于花儿传承人的极度缺失,没有一定数量的人作为基础,任何关于群体重构的设想都难以实现。

 

(三)花儿传唱群体的当代重构

 

花儿数百年的自然传承首先应该归结于传唱群体的存在,每一个传唱群体都是支撑花儿传承的柱石,众多群体共同构成了花儿传承基础,花儿的活态传承没有固有群体的支撑是无法想象的。花儿传唱群体的解构,不仅中止了花儿活态传承的延续,而且造成传承人的流散以致湮灭,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益发严重。花儿的兴衰始终和传唱群体的存续状态连在一起,传唱群体的解构导致自然传承的中断,化解花儿传承危机最终要落在花儿传唱群体重构上,其他应对措施只能成为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思潮兴起,特别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布以来,引发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革命。“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应该是该民族文化自觉后的具体行动。任何来自外部的‘越俎代庖’式的‘保护’,都难以真正起作用,使‘文化多样性’成为人类文化的基本范式并使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展,最终还要依靠各民族自己的觉悟和行动。当一个民族或群体没有意识到本土文化消失的危险与后果时,一切外来的努力都不能代替这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定义:“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根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它方式口头相传”。公约明确了各社区各群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各国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等诸多重要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指导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在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六年,从一个陌生的名词逐渐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从政府到学者到普通群众,都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抱有相当大的热情。”作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儿”,从曾经的被冷落到被全社会更多的关注,不仅代表了思想认识的变化,也表明文化大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为花儿传唱群体重构创造了有利条件。公约中提出的“社区”和“群体”概念,切中了花儿传承的群体特征,有助于把花儿传承的研讨和实践聚焦于花儿传唱群体上。

 

21世纪开始实施的新农村社区建设为花儿传唱群体重构提供了潜在平台,花儿发源地河湟地区经过“民工潮”冲击后,村落凋零、青壮年人口大幅减少,已不再具有再次形成花儿传唱群体的条件。新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对现存村落的空间形态重构,完成对分散人口的集中集聚,赋予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并引入村民自治机制,把社区打造成体现全体居民意志的共同体。新农村社区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功能与乡土社会的村落共同体有明显相似之处,可以视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村落共同体的再生形式。新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文化建设,201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工作任务第七条提出:“强化农村社区文化认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发展各具特色的农村社区文化,丰富农村居民文化生活,增强农村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支持农民兴办演出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新农村社区的大面积推广,国家政策对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视,为花儿传唱群体重构创造了有利条件。花儿流行区所在政府适时地将新农村社区建设与花儿传唱群体重构结合起来,从政策疏导、资金支持、人力资源整合等方面下足功夫,花儿传唱群体重构完全可以实现。

 

花儿从传统进入现代,已发生文化形态的断裂。乡土社会的瓦解改变了花儿生态环境,花儿传唱群体的解体损毁了花儿传承载体,自然传承的中断引起了花儿的突变,一个延续数百年的花儿时代已经结束。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历经坎坷薪火相传,体现出莫大的文化自觉和顽强的传统坚守。在当今全球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已得到广泛重视。花儿传承危机的核心在于传唱群体的解体致使花儿失去传承载体,化解花儿传承危机不能脱离花儿传唱群体这一关键点。只要认识明确、抓住机遇、创造条件,花儿传唱群体重构将成为可能,花儿也将重新绽放出光彩。

 

原文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周亮,甘肃西和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后,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花儿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16YJC760079);2017年度兰州大学教学研究项目“兰州大学‘西北花儿演唱艺术’课程的实践与探索”。

 

值班编辑:和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