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1947~2012），国际著名的史诗学者、古典学者和口头传统比较研究专家。生前为美国密苏里大学威廉姆·拜勒杰出人文学术教授，校董会古典学和古英语教授，口头传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CSOT）主任，《口头传统》（Journal of Oral Tradition）学刊创刊人和主编， e 研究中心（Center for eResearch）主任，“通道：口头传统与互联网”项目（The Pathways: Oral Tradition and the Internet，以下简称 为 “通道项目”）主持人，口头传统研究国际学会（ISSOT）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首席学术顾问。

弗里长期致力于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古希腊史诗、中世纪英语 (盎格鲁─萨克逊语)、南斯拉夫语和民俗学。说到他的专业功力和学术贡献，我在不久前应邀为学刊《FABULA》（一本在德国出版的专门研究民间故事的学术刊物）所写的学术性唁文中， 作了如下概括：“弗里教授通晓法语、南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等。在其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和编写了 20 种著作，刊布了 200 余篇论文，领域涉及文学、民俗学、古典学、语文学、口头传统研究和信息技术等，其学养之厚、造诣之深、视野之宽，罕有其匹。”

弗里出身于医学世家，父母期望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为此甚至不许少年弗里骑自行车，怕摔坏了指骨影响将来作精密手术。但他一个姑姑深爱文学，精通法文，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早年在麻萨诸塞大学艾姆赫斯特学院接受了扎实的古典学训练，后来又有机会追随“口头程式理论” （Oral-Formulaic Theory，亦称“帕里─洛德理论”或“口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掌握南斯拉夫语，曾多次深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进行口头诗歌的田野调查。于是，他的学术视野从拉丁和希腊，转向当代活态口头史诗的传承研究。他关于史诗的最初一批成果——既讨论古典学话题，又作当代活态口头传统的阐释，便是他直接通过田野实证，又广泛参考收藏于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帕里口头文学特藏”中的南斯拉夫材料的结果。

中国学者对弗里的最初了解，主要是从其学术史研究和史诗研究开始的。在他的众多著述中，大家较为熟悉的，主要有《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汉译本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和《怎样解读口头诗歌》（How to Read an Oral Poe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2, 汉译本即将出版）等。他所主编的《口头传统教程》 （Teaching Oral Traditio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98）与作为“布莱克威尔古典世界导读丛书”之一的《古典史诗导读》（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也颇受学界赞誉，成为国内几所高校的教学参考书。

上个世纪 80 年代，弗里便开始收集材料，完整地编撰了关于“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索引。正是利用自身深湛的语言学功力，本着竭泽而渔的治学态度，他广泛搜求世界各地直接或间接运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提供了详备、扎实的文献索引。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该理论的学术史，接着围绕史诗研究专题完成了几本分量很重的著作，将前辈的学术创见发扬光大，如《传统口头史诗： 〈奥德赛〉〈贝奥武甫〉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归来歌〉》（Traditional Oral Epic: The Odyssey, Beowulf, and the Serbo-Croatian Return So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内在的艺术：传统口头史诗的结构与意义》（Immanent Art: From Structure to Meaning in Oral Traditional Epic.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演述中的故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以及《荷马的传统艺术》 （Homer’s Traditional Ar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等。

在这些著作中，弗里倡导并实践了一种基于“帕里─洛德”学术精髓的拓展和深化，带动了国际史诗研究的范式转换。例如，对口头演述是一种“内在的艺术”（immanent art）的概括， 堪称与芬兰史诗研究大师劳里·杭柯（Lauri Honko）的史诗是“超级故事”（super story）的论断交相辉映。由于是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史诗艺术的特质、演述规律、流布方式、传承人角色等问题，弗里相继提出的概念工具实际上也逐步构筑起较为完整的史诗学术语体系。其中最为学界称道的，是“演述场”（performing arena）、“大词”（large word）、“史诗语域”（epic register）、“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传奇歌手”（legendary singer）等深具哲理内涵的学术性概括。简而言之，弗里的史诗研究，是从语文学和古典学出发，广泛引入人类学、民俗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从而标举出一种眼界开阔、气度宏大的研究风范；西方古典史诗与当代活态传承的口头史诗，都得到了深湛的解析和系统的阐述。

应当说，就史诗理论建设的成就而言，特别是就整体超越基于古典学或文学学的史诗研究而言，他与劳里·杭柯宛如双星闪耀，共同营造了国际史诗研究的令人炫目的景象。虽然弗里的田野基地主要在南斯拉夫，杭柯的田野经验主要来自芬兰和印度，但他们二人在对史诗文本形态分类方面，高度契合。他们两人共同界定的“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今天在国际学界已被广泛使用，因其很好地概括了文人从民间收集素材和片段，再经过编缀和整合，形成民族史诗的情况。这就为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和在世界各地的类似情况，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近年中国学者在讨论“满族说部”这一文类时，也借用了该学说。顺便说一句，在如何界定史诗这个世界性文类现象上，弗里与杭柯的意见也高度一致。在其撰写的《类比：当代口头史诗》一文（收入《古典史诗导读》）中，弗里引述了杭柯关于史诗的定义：“史诗是关于范例的宏大叙事，起初由专门的歌手当作超级故事来演述；较之于其他叙事，史诗篇制宏长，表达充满力量，内容意蕴深广，并在史诗接受的传统社区或群体中成为认同表达的一个资源。”弗里接着评述说，杭柯的史诗界定，好就好在没有以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圭臬，而是强调了史诗作为特定人群认同的标志性功能，并为史诗多样化的风格、主题、出场人物、传唱歌手、演述方式、宗教性或世俗性内容、韵体或散体以及其他参数，留下了考察的空间。

在美国，弗里早已成为公认的“口头程式理论”的当今旗手。这里我还想指出，弗里的史诗研究，与劳里·杭柯的史诗研究一道，都是标志性的。如果说，20 世纪国际史诗研究的图景是群峰耸峙的话，那么他们两位的理论贡献堪称双峰卓立，是当下史诗学建树高度的主要标志。

试图在一篇文章中较为细致地梳理弗里的学术成就是不大现实的，我只能从几个“点”入手，多少揭示弗里从“帕里─洛德理论”启程，又在整体上大大超越了该学派的论域而形成 的理论建树。前面胪列了他所创用的一些术语，下面接着就从某些关键词生发的口头诗学论题稍作细致一些的讨论。

弗里曾多次前往塞尔维亚的乌玛迪安地区从事田野工作，编校并翻译了帕里和洛德于 1935 年采录的南斯拉夫歌手哈利利·巴日果利奇演唱的史诗《穆斯塔伊贝之子别齐日贝的婚礼》(The Wedding of Mustajbey’s Son Be irbey as Performed by Halil Bajgori，2004，FFC No. 283)，他对南斯拉夫材料非常熟悉。“大词”（larger word，或 bigger word）便是弗里从田野实证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相当著名的概念工具，其理念直接来自民间，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程式”（formula）这一术语的扬弃。通过史诗演述的参与性观察，弗里发现，在歌手那里，一个“词”与文本世界中的一个左右各有空档的单元有很大不同，也不像一部词典中出现的一个 词，或者说用语言学的术语给出定义的某种抽象。举例说，在歌手库库鲁佐维奇（Kukuruzovi）心目中，口头诗歌中的“词”，既是一个完整表达的单元，也是构成演述的不可切分的“原子”，更是一种具体的言语行为（speech-act）。这样的“词”，可能像一个片语（phrase）那么短小，但往往不会更小了。在这位歌手演述的例子中， “不幸被俘”（miserable captive）就是一个“词”。也可能有整个诗行那么长，像“利卡的穆斯塔依贝正在饮酒” （Mustajbey of the Lika was drinking wine）。或许还可以是一个多行的单元，库库鲁佐维奇认为，一些场景或母题，像描述一段行程，一位英雄的战前装备过程，或一支军队的集结等等，都可以是一个“词”。所以说，在歌手的演述世界里，一个“词”是可以扩张为“很大的词”的，这就是“大词”的由来。

从民间观念出发对“大词”所作的学理总结，已彰显出弗里有关口头诗学的独到眼光。我们知道，在“帕里─洛德理论”的概念工具中，程式的边界，在基本维度上是与“大词”重合的。为什么还要创用“大词”的说法呢？在我看来，第一，“程式”是对给定文本的现象学总结，而大词是来自歌手立场的形态学总结。在弗里看来，大词乃是歌手演述世界中的特殊讲述方式，是一个整一性的表达单元。打个比方说，在语言的“数学”中，大词是整数，而不是分数。简而言之，大词中的任何部分不能被任意切分，否则便失去了叙事的意义。第二，大词由传统塑定，而非来自某个人的创造，是由不同代际的不同歌手所创造并共享的。这些大词会超越特定的曲目，而在更大的口头传统范围内得到秉持和恪守。第三，有鉴于弗里的这一发现，我们切不可妄自切分在歌手那里是整一的表达单元，切不可用书面性（literacy）的阅读规则去解读——那往往会误读和误译——民间的诗歌。

弗里关于“传统指涉性” （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的总结，堪称精彩绝伦。当荷马史诗中出现姑娘的“肥胖的手”或者是“绿色的恐惧”这样的表述时，当代读者往往不知所云，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在长期传承中难以避免的“讹误”，由此形成简单的妄断：或许是最初抄写时出现了笔误，以讹传讹，遂而导致不可理解的现象，云云。然而，弗里经过细致的研究后发现，这些所谓的“讹误”，乃是在特定的演述传统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弗里称之为“传统指涉性”。 传统指涉性，是说一个特定表达的字面意思与其在特定传统中实际传递的意义之间，对“他者”而言往往有相当的距离，因其通常用来指涉另外一个意涵，但对于传统中的演述人及其受众而言则彼此心领神会。不过，弗里在《内在性艺术：传统性口头史诗的结构及意义》一书中说，是接受美学关于文学“文本”和“读者”的讨论，激发了他本人关于“传统指涉性”的学理总结。所以，从解读方式上来看，“传统指涉性”不仅强调表述单元必须与传统和语境进行对接，而且也要求同时关注创编者和接受者的认知和接受。在特定的传统中，“肥胖的手”的意思，就是某人“勇敢地”做什么的意思，而“绿色的恐惧”一旦出现，就意味着神祇要干预人类的事物了。同样地，若是在南斯拉夫诗歌传统中出现“黑布谷鸟”，便意味着某位女人变成了寡妇或将要成为寡妇；在蒙古史诗传统中，一旦某匹不寻常的马驹出生，往往意味着某个伟大的英雄将要降生。此类现象在世界各地的史诗传统中不胜枚举。

弗里从史诗研究逐步走向更为广阔的口头诗学领域，其间生发出来的理论洞见，通过梳理其创用的若干关键词，仅能窥见一斑。若要完整描述他的口头诗学贡献，需要将来从容归纳了。可以说，弗里立足于史诗传统的比较研究，在口头诗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多有创获，在国际口头传统研究领域中堪称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领军人物，对古典学、史诗学、民俗学、文艺学、斯拉夫学、传播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的平行学科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弗里的学术贡献，与创立 “口头传统” （oral tradition）学科不可或分。

口头传统就狭义而言，涵盖传统语言艺术诸门类；就广义而言，则包括了口语交流的一切形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晚近文献中，“口头传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该组织所倡导并推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通过）中，“口头传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个主要领域中的第一类，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早在1986 年，弗里便在密苏里大学建立起“口头传统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并一直担任该中心主任。同年，他还创办了学术期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该学刊甫一面世，就得到前辈史诗研究大师哈托（Hatto）的高度重视，认为史诗学术可借此薪火相传。该刊因稿件之精审、编委会之大家云集而影响日隆，尤其是近年来通过互联网传播和在线共享，已然成为迄今在人文领域将学术民主和共享精神贯彻得最为彻底的刊物。如果说，口头传统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那么这一研究领域的形成与弗里二十多年来围绕“一个中心”和“一本学刊”的多重付出和苦心经营也是密不可分的。

从弗里的著述中可以发现，其学术视野早已不局限于“口头程式理论”，他已将“讲述民族志”、“演述理论”、“民族志诗学”等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民俗学理论，创造性地融会于口头传统研究中，系统地提出了“口头传统的比较法则”等学说，从而构造出独具学术个性的口头诗学体系和口头诗歌文本的解析方法。《怎样解读口头诗歌》一书，是弗里在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我们应予重点关注。然而，早在 1988 年，弗里在其《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口头传统”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并就其形成的学术史和发展走向进行了追溯和展望。正是沿着帕里和洛德开辟的这一学术研究方向，他身体力行地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摇旗呐喊，在不断的深拓过程中，一直将史诗特别是口头史诗作为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支撑。当然，又不止于史诗。因此，可以认为，在弗里的学术理路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学科的演成，到研究“演述中的故事歌手”（其1995 年著作的名称），进而再到讨论怎样理解口头诗歌，这里的内在关联和侧重点的转移，有着清晰可见的轨迹。在讨论置身演述中的歌手时，弗里从“演述诸方式，赋予意义诸方式”开始，进而讨论了口头的文本如何经过特定过程演变为书面的“唱词”等问题，例如在不同文化中，最初的文本文化的过程是如何展开的，演述和接受中诸环节的问题，如“演述场”（performance arena）的界定，语言交流中的“语域”（register）设定，表达的“俭省”（communicative economy）现象，解读策略的总结，如传统的规 则、转喻（metonymy）和语词威力（word-power）等等，进而到“符咒的威力”（以塞尔维亚传统魔法咒语为出发点），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皆得到切近而生动的讨论。随后，年深月久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以及歌手对文本的自我解读，构成了《演述中的故事歌手》的主要内容。在这些解析的基础上，弗里显然形成了对口头传统的属性和规则的进一步思考。而这些思考的系统化，成为《怎样解读口头诗歌》的理论基石和学理阐释。

一般而言，“口头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语言艺术的研究上，故而与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的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不过，欧美民俗学界在晚近的发展中，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口头传统，作为一个学科，其边界是大大超越了民间语言艺术的范围——从《旧约全书》的形成到当代黑人宗教布道，从荷马史诗的文本衍成到当代美国“诵诗擂台赛”（Slam Poetry，又译作“斯莱姆诵诗运动”），都成为口头传统的研究对象。而这个认识上的深拓，主要得益于弗里的学科经营和倡导。在弗里看来，人类“媒介纪年”令人惊讶地昭示了在我们这个物种的长期进化过程中，不同的媒介被如何不断发明和使用，以制作、传递、交流和存储信息。而就语言和文字的两大发明和使用的历史而言，语言的运用在规模、影响、意义和作用诸方面，比之于文字的使用，历史要悠久得多，范围也要大得多。不必说历史上的情况，今天的地球上，仍存在大约六千种语言，真正通行和广泛使用文字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连十分之一都说不上。当我们生活在文字的世界中，对文字使用习焉不察之际，切不可忘记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通行的信息交流工具，依然是口和耳。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还是由众多“无文字社会” （non-literary society）和许多“文字社会”（literary society），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文字使用不够充分的过渡性社会构成。顺便说，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的文盲率（15岁及其以上 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4.08%，比 2000 年人口普查的 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可见文盲率的降低需要一个过程。半个世纪前的中国，还不能说是“文字社会”，因为那时还有很高的文盲率。

回到弗里的口头传统研究著作《怎样解读口头诗歌》上来，我们注意到，他的研究视角和 阐释问题的方式，是革命性的。首先，他遴选了四个传统的歌手作为样板，描述其演述诗歌艺术时各不相同的属性和特点——藏族的擎纸歌手，北美的斯莱姆诵诗人，南非的颂赞诗人和古希腊的吟游诗人。进而，弗里从他们的立场出发，考究他们自己的传统是如何解读这些口头诗歌的，弗里特意“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呈现他们的理解。接着弗里讨论了口头诗歌的诗行和文类问题，讨论了口头与书面的两端对立问题，再进入到关于媒介活力的问题，诸如口头演述、音声文本、过去的声音、书写口头诗歌等等。在后续的章节中，弗里进入了迄今很少甚 或几乎无人触及的口头传承和演述中的几个相互关联的环节：特殊的符码（special code）、具象性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平行式（parallelism）、特殊程式（special formulas）、对传统的诉求（appeals to tradition），以及演述中的吟诵者等等。弗里特别指出，这里的某些要素，来自鲍曼的“演述理论”（Performance Theory），这些被提及的“症状”，并不见得会出现在所有的口头诗歌传统中，而是依传统自身的属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现出来。

这些围绕口头诗歌核心特征进行的讨论，指向的是口头诗学的理论建构，虽然弗里自己并未特别强调这一点。概要地说，这部《怎样解读口头诗歌》的重大学术价值，在于以无可辩驳的方式提醒人文学术界，对待来自口头传统的诗歌（其实也适用于其他口头文类），应当用口头传统的创编、传承、流布和接受的法则进行阅读和解读，否则，一定会产生许多误读和误解，会隔靴搔痒，难以触及事物的本质。这番用心，大有深意，因为长期以来，在国际范围内，对口头传统的研究，多是基于一般文学理论的概念和工具，其方式和路径对于进入文学性的话题，依然有一定效力，但是对于深入口头文类的本质，探寻其核心特质，挖掘其社会文化功能，则显得力不从心。

做出上述学术贡献，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学者都可以感到欣慰。对于人类文明的积累和进步，知识的传承和发展而言，能在身后留下某些思想，像星辰在人类思想的天幕闪烁，照亮后人的探索之路，引导人们从事更深入的研究，这已经是对学者担当使命的最高褒奖。弗里并未满足于既有成绩，他的确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思索者。他的学术探索，从古典学和语文学起航，在人类学、民俗学和美学等港湾停泊、加油和徜徉后，又进入了一片新的海域。思想激浪上的弄潮儿，追索着互联网技术的洋流，进入了关于人类思维通道的探究。

弗里主编的《口头传统教程》出版于 1998 年，其中收入了他本人的一篇颇具前瞻性的论文《典律之解构》，从中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位学者的一以贯之的学术机敏和求索精神。在电子传媒和互联网刚刚起步的那个年头，他就已经在口头传统、亚力山大图书馆和因特网三者之间进行了思维方式的比较和勾连。此后，他有关信息时代的口头传统研究和数字化实践相得益彰，也从未停滞过。尤其是这些年间，弗里及其团队力图在口头传统与互联网之间的结点上拓展这一跨学科领域的学术空间和国际交流。他主编的《口头传统》学刊已经全面实现数字化与网络共享，读者可以前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journal.oraltradition.org）免费下载该刊自创刊 25 年来的所有电子版论文。不久前的统计表明，去年有 4 万个独立的域名访问和下载了《口头传统》的电子版文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该刊今天的影响，也是网络时代专业信息不胫而走的一个绝佳样板。与此同时，弗里一手创建的 e 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实施和推进 “通道项目”，随后发起成立了口头传统研究国际学会，为全球范围内的口头传统研究者提供在线交流的学术平台。可以说，他一直在以行动践行着真正的学术民主，殚精竭虑地构建起口头传统研究的跨文化、跨国界的共享机制。

闪光的思想有如不灭的灯。在弗里离世的三个月后，他在病笃之际勉力完成校订的遗著面世，书名就叫作《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思维通道》 （Oral Tradition and the Internet: Pathways of the Min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封面以许多点和点间的连线为构图，这些随机延伸的点和线，则是作者试图在文本技术（TT）、口头传统（OT）和信息技术（IT）三个维度之间描摹人类思维的活动方式和呈现特点的象征。这本遗著虽然姗姗来迟，却承载着作者多年心血和践行之知，凝聚着他在学术实践中不断更新和拓展着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深涉文化哲学的创造性思考，再次印证了几千年前伟大的印度哲人在《摩诃婆罗多》中的精辟总结——问：“什么比风还快?”答：“思想！”弗里如风的思想，直指那些对人类整体而言属于重大的和根本的问题，那便是思维之道。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最具天分和才情的、最具敏感度和使命感的学人才会进入这样的话题，而弗里还作出了自己独辟蹊径的回答。

该著的先锋性，首先体现在目录的编制上。这里也是全书展示思维通道的起点。从前言开始，传统的章节构架，变成了一些平行的“结点”（nodes）。作者先交代本书阅读方法，即如何看待书籍与网络，如何使用链接地图等。在正文中，原本该是章节结构的方式，演化成了按字母顺寻排列“结点”的结构。于是，九个以字母 A 打头的结点，以“每个世界的足印”（AFoot in Each World，第 33 页）为开始，到“受众批评”（Audience Critique，第 49 页）为止。下面只有一个 B 为首字母的结点。其余以此类推，直到结点──维基百科（Wiki，第 271 页）结束全书。本书实际上只是弗里主持的 “通道项目” （http://www.pathwaysproject.org/）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整个项目旨在就人类最古老的和最新的“思想─技术” （thought-technology），也就是口头传统和互联网之间的相似性与同一性，做出描摹和阐释。该著作的独创性，还在于与 该印刷版著作同步出现的，还有网络版的“通道项目”。网络版除了印刷版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一些书籍没有（或者不能）包括的链接和内容。其次，印刷版的著作还是一本“渐变的书”（morphing book），可以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去进入、去浏览和细读。

一如弗里惯常做的那样，他提炼思想、创用术语的天分，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再次得以施展。在这里，口头传统与英特网的信息传递规则，得到极为有趣的类比讨论。弗里引入古希腊的“集市”（agora）概念。在古希腊，“集市”是指用砖和灰浆搭建的场所，用来从事各类大型公共活动，例如建于雅典卫城西北的“雅典娜集市”（The Athenian Agora），就是在公元前 5 到 4 世纪举行政治、商业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而“通道项目”运用“集 市”这个概念，是指代一个“语言的集市”（verbal marketplace），这是个虚拟的交换场所，一个公共空间和枢纽，使得观念和知识得以通过社区所采用的无论何种媒介形式而共享。于是， 发展出 “文本集市”（tAgora）、“口头集市”（oAgora）和 “电子集市”（eAgora）等概念，用以描述它 们各自创造和传播的动力学机制。由此，电子信息的浏览方式、信息之间的连接“结点”和信息之间通过“通道”流动的关系，与口头传统的信息产生方式、组织方式、传递方式乃至存在方式相通。可以由此推论说，以电子方式呈现口头传统，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和便利。这一洞见，对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技术和电子技术的成长方向，意义重大，尤其对成长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口头传统）的数字化呈现，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可能性。不久前，芬兰的“文化宝磨计划”（Cultural Sampo），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档案库项目”与密苏里大学的“通道项目”，已经开始了部分基于弗里学术理念的跨国合作。在三方协议的框架性文件中，弗里关于知识组织方式的哲学化思考，成了核心的理念。惜乎，旗手已经远行，合作颇难赓续。再遇到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技术方面的疑难，真不知该去向谁请教。但我深信，弗里这位先行者所开辟的方向性探索，将引领我们继续前行。

弗里早年投师艾伯特·洛德门下，分别在哈佛大学和贝尔格莱德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后研究。洛德著有《故事的歌手》，弗里著有《演述中的故事歌手》，他对师道的尊崇，对口头学派的拓展，均浓缩在其著作标题之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他数十年如一日在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更像是一位“故事歌手”对传统的挚爱与坚守。然而，天妒英才，让这位不倦的“故事歌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大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不仅是一位我们研究所和我个人的多年的老友，我们失去的还是无涯学海上的一位目光犀利、胸有成竹的领航者。

弗里在古典学、文学、人类学、民俗学、口头传统、史诗研究、信息技术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他在学术圈中有极高的威望，尤其是他挑战陈规、吸纳新知、融会贯通、博采众长的气度和高度，在当今人文学术界，也是难觅同俦。在美国的众多学术职责之外，他还担任过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多个学术机构的各类学术职务，也是若干个高端国际培训项目的主讲人。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 他在许多国家都有众多的追随者和合作方，胪列于此则太占篇幅，我只想在这里略作叙述，也是我们中国学者和中国民俗学界应当了解和铭记的点点滴滴吧。

作为芬兰人文科学院民俗学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弗里是该组织暑期学校（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常年特聘的史诗工作组（Epic Workshop）的讲席教授，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培养了一批批史诗学者和口头传统研究专家。弗里1997 年便来到中国作学术讲演，并前往内蒙古进行田野作业，随后将蒙古族史诗传统和歌手纳入其比较研究视野。在其后期的著述中，中国材料和经验，也多有出现。例如对蒙古“传奇歌手”却邦的论述，对藏族歌手“掘藏”现象的讨论等。他的著作《怎样解读口头诗歌》的封面上，是藏族史诗歌手扎巴森格手擎纸片演述史诗的照片（中国史诗学者杨恩洪拍摄并提供）。他对中国民族众多、文化传统绵长富赡的惊羡，由此可见一斑。他的专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的中文版面世后，“口头程式理论”与口头诗学的研究理念对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和史诗学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所创办的《口头传统》学刊，为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出版过专辑，向国际学界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他主持的口头传统网站上，对《口头传统》学刊中某些他认为会对中国学界有益的部分，近年也在逐步汉译，以方便中国读者。

2009 年 6 月，弗里应邀在首届“IEL 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担任讲席教授，作了主题为“口头传统：对多样性的理解”和“口头传统与互联网”的精彩讲座。2011 年 5 月，弗里抱病来到北京出席“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世界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跨学科研究”，发表 “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数字化项目”演讲，详细展示了“通道项目”及其基本理念。他甚至在离世前，还在积极计划前来中国参加史诗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同时协调由芬兰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密苏里大学三方的合作，以新技术和新理念推动民俗学资料学建设和理论建设。

与其名头形成鲜明反差的，倒是他为人极为谦和低调，从不趾高气扬，高谈阔论。他对青年的关怀和提携，对欧美之外文化学术资源的重视和扶助，也令人感动和钦佩。比如，他热心栽培中国青年学者，不仅在他学校的团队中，有不止一名中国籍学者参与工作，而且在病笃期间仍不忘安排中国青年学者的访学计划。今天，他人虽离去，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学术联系仍在，目前我们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就在他生前领导的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访学。

一代宗师离我们而去，他们的精神遗产会长留人间，但学科的发展，必定因其过早地离开而受到影响。我想，这样的损失，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突显出来。

［作者附记］2012 年 5 月 3 日，一个龙卷风云系光临密苏里州，在乌云翻卷、风雨大作之际，约翰·弗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得年 65 岁。我次日携徒来到其位于哥伦比亚市郊的宅邸，向其夫人和子女表达了一个老友、同道和门生的敬意，却因行程原因未及参加其告别仪式。现在谨以这篇小文，表达我对其学术伟业的追怀和祭奠。我在《Fabula》学刊上的那篇唁文中用了这样一句话来结尾：“He will be missed internationally…”是的，对约翰·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