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地理学观察 发布日期:2017-09-29   作者:白晓霞、翟存明   点击数:31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白晓霞、翟存明:对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地理学观察   内容提要:   甘肃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与作家所置身的地理空间有着深度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大致有如下的类型:一是出生之地与“政治地理移动”意味的迁徙之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二是出生之地与“文化地理移动”意味的迁徙之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三是出生之地与“族群迁徙之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这一问题可分别以益希卓玛、尕藏才旦、马自祥为代表进行分析研究。这些个案昭示出甘肃少数民族作家置身的地理环境对创作有着潜在的影响,而在作品中如何智慧表达地域性文化又是作家的一个主动行为,应该认真思考如何从地域性、民族性文化资源中淬取一种大国文化气象。   关键词:   甘肃少数民族小说文学地理学出生之地   中国辽阔的疆域与多样的文化形态之间有着美妙的联系,广袤大地与文学创作的深度文化关系被学者们持久思考,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等都考察了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近几年的学者也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大兴认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是指文学家籍贯的地理分布,而“籍贯”一词有四个含义:1、本籍。2、客籍。3、祖籍。4、郡望,指这一姓氏中最有名望的家族所在地。“祖籍和郡望对文学家的心理构成可能会有影响,例如家风、家学传统、社会声望等,但是相对于出生之地和迁徙之地所给予的影响而言,这种影响是次要的,而且是不确定的。”以之来关照生活在甘肃多民族地区的少数作家,我们发现,他们的创作个案深受自己的“出生之地和迁徙之地”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主动发生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出生之地与“政治地理移动”意味的迁徙之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家在出生之地完成了对母族文化的经验性认同,在学习、工作的过程中有了地理移动,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政治空间意识,即将母族文化放置于一种中国政治的视野去关照和分析,从而创作了具有明显时代性特征和政治抒情意味的小说。生于甘南、奔波于全国藏区、移住于兰州的藏族作家益希卓玛是这类作家的代表。二是出生之地与“文化地理移动”意味的迁徙之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家在出生之地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化观,童年时期即已离开故土来到他乡,但是,仍然停留在同一民族的文化地段上,因此,其书写便呈现出了较理性的文化分析状态,即对母族文化的地方政治史、民俗文化史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童年、少年迁徙后生活、求学的“同族异地”为书写对象,整体书写充满了知性色彩,但由于并非自己的出生之地,所以,在感情上表现出一种潜在的疏离状态,并没有热烈的情感性认同。生于青海、迁至甘南、研究领域至全国藏区、发展于兰州的藏族作家尕藏才旦是这类作家的代表。三是出生之地与“族群迁徙之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家的出生之地与自己所关注的少数民族族群历史迁徙问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作家对之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和非常强烈的感情投入。回望历史、守住乡土、畅想人性成为这类作家追求的写作理想,作品因此而具有明显的诗学色彩,是一次地域文化与历史迁徙之间超越时空的浪漫对话。生于索南坝、采风领域至临夏各地、发展于兰州的东乡族作家马自祥是这类作家的代表。   一、益希卓玛以藏区政治空间为核心的时代书写   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的创作可谓社会问题小说,梳理其一生写作的路径,鲜明的政治关怀、扎实的社会调查、敏锐的时代触角成为主要的创作特色。   益希卓玛1925年出生于甘肃甘南的卓尼藏区,但在写作中她并没有囿于这样的“出生地理”,而是着力于政治地理的书写,也就是说,她的小说地理的确定是以政治空间为核心的,即以各个藏区不同的社会问题和时代需要为着眼点进行创作,而不是仅仅以自己的出生地(或成长地)为视点(当然,关于家乡的叙事是其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在创作伊始,她作品中的文学地理很快地遍布了整个藏区。先是在1956年她深入到甘肃天祝藏族牧区,写成了反映西北牧区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这部作品获得了1957年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电影文学剧本征文奖。之后写作了反映农奴制度的长篇小说《清晨》(这部作品虽然出版于80年代,但是,1963年《儿童文学》就已节选发表了其中的一个片断),新旧政治制度对比视野中“翻身农奴喜做人”的主题让作品赢得了茅盾的充分肯定(茅盾在1964年5月2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读“儿童文学”》一文对之进行了评价和肯定)。改革开放之初写了反映甘南牧区改良羊种的故事《美与丑》,“科学与迷信”的时代主题使得这篇小说1980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来自文学高层和主流文坛的肯定之声对女作家产生了莫大的鼓励,也为她明确指引了未来的写作方向。于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政治空间意义上的藏族时代主题书写,如对甘肃甘南玛曲金矿开发的关注、对甘肃白银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建设的关注、对西藏日喀则水电工程建设的关注、对甘肃甘南太阳能基地建设的关注。在这些纷至而来的社会问题面前,她的创作形式也开始出现了多样化选择,小说、报告文学、科普文章、电视剧本等都成为了她表达自己对新中国建设激情的方式,纷繁的体式描画了一个新时代的藏区社会,也成就了一个具有强烈国家认同意识与政治关怀意识的优秀藏族女性作家。很多时候,这个包罗万象又浅尝辄止的艺术世界成为她创作的特点,而平面化的政治书写也遗憾地成为制约其创作进一步深化的瓶颈。   研究益西卓玛的创作,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益西卓玛的成长与党对她的文化教育、政治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她个人的主体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作家的主体性去看,其写作生涯与她同中国共产党革命人士的个人交往有一定联系,比如她与林伯渠女儿林利的私交。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以往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但是,在老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中,这样的个人私交其实并不是个案,它是有某种文化意味的,民族观念、历史观念、文化认知、国家认同等问题被吸纳在了这样的交往之中,作家也因此而获得了较为迅速的思想成长和写作成熟。这其实也成为了作家构建“政治藏区”的主要决定因素,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认知、民间意识、乡土心理等因素在其创作中被淡化着,而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公民意识、政治抒情、社会关怀等因素则被强化着。   应该说,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去看,益西卓玛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关怀的文化漂泊者,“在路上”成为她宿命的文化选择,而“为政治”则成为她一生的文学理想。   二、尕藏才旦以洮岷地域政治为核心的知性书写   相对于兴趣广泛、激情澎湃的益希卓玛,出生于青海同仁成长于甘肃甘南的藏族作家尕藏才旦则有着较为自觉的文学地理意识。他的文学大本营建立在甘肃的洮岷流域,这是他少年求学、成年工作过的地方,他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地方性政治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尕藏才旦是一位具有学者气质的作家,他的写作基于对史料的严谨梳理与理性把握的基础之上,小说《首席金座活佛》与《红色土司》中的活佛、土司等都确有其人,他们均是洮岷流域重要的地方政治人物,在这一地区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留下了大量可以作为小说去叙事的资料。尕藏才旦始终坚守着对地方政治史进行知性叙写的立场,作品独具特色。在这两部内容扎实、主题明确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怀揣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熟练地谈论着藏族地区的近现代史,对各种主流的政治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很显然,他的历史观自觉统一在国家认同意识之中,释放着独特的光芒。他的知性亮点是对藏族文化的知识性介绍,这种介绍科学、全面、独特,他作品中的许多民俗知识甚至可以用“鲜为人知”去形容,这样精细、严谨、深刻的描写有时甚至达到了田野民俗志的效果。比如《首席金座活佛》中对牧马习俗的描写:“马除了在山地,一般不习队前进,而是成群云移。马蹄都是极规则的圆形。……藏人识别踪迹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草根压弯的轻重鉴别是牛还是马蹄;以蹄印间距认定是小畜还是大畜,是否是自家丢失的牲畜;从草头弯的方向,河边滑石头上的蹄蹭印迹判断方向;早晨或两天内则看草丛水迹印痕,若翠绿则是畜踩过的草叶,若灰蒙则不去理睬。”比如《红色土司》中对崔古粮仓的描写:“崔古粮仓的通风设计也独出心裁。大柱子一直撑上去,撑起大木梁、屋脊,而房墙和屋脊却不连接,墙基夯到顶离房檐留下三尺许的空缝,用以透风,而房檐伸得长长的,越过墙头两三尺。这样,遮阳挡雨又不妨碍通风透气,保持了粮仓不潮湿不发霉,时时干燥。不知谁的主意,粮仓外围贴墙四周都用木架搭了框子,安装上了彩绘铜皮的嘛呢经轮,金晃晃、亮晶晶的,特别耀眼,完全是一座转经房,外人至此根本想象不出是粮仓的。他(南杰土司)不能不惊叹前辈的聪明智慧”。这样的描写在在尕藏才旦的小说作品中比比皆是,可谓翔实生动、细致认真,体现出了一个治学严谨的藏族传统学者进行小说创作时的宝贵知识功底。   应该说,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去看,尕藏才旦从国家认同的的角度对甘肃洮岷民族地区地方政治史作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书写,其学者眼光打造而成的充满知识细节的文本具备地方民俗志的宝贵价值。   三、马自祥以河州民间文化为中心的历史书写   马自祥是甘肃特有民族东乡族的代表性作家,独特的文化资源与新中国成立后后东乡族第一代作家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创作具有了某种代表性。他对家乡的民间文化有着强烈的学术兴趣,但是,相较于尕藏才旦的知性严谨,他的小说则有着浪漫主义的诗性情怀,即便是有着明确目的的历史小说,也显得情深意长。在他的历史小说《阿干歌》的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这花儿的滥觞,最早与这座太子山有关。早在1600年前,这山的方圆千里曾经生息繁衍过一个叱咤的古老民族――乞伏鲜卑族。”于是,围绕着绵长、深情、忧郁的歌谣,作者讲述了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政治斗争等大的历史话题。但是,通读小说,最吸引读者的却仍是作品中饱满的诗性情怀,太子的爱情、美丽的姑娘、挺拔的骏马、天籁一般的音乐、萨满跳神、武士摔跤等细节成为作品中闪亮的成分,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古代罕城文化面貌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也是作者对今天河州文化诗性品质的定位,这片土地上有着最饱满的生命能量,就如高亢“花儿”一样,是百姓对生活最真的追求。因此,在“大历史”书写初衷的小说中我们读到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却是“小生活”叙事火热的真谛,应该说,这是马自祥面对历史题材时的极具个人化特征的选择,也是喜欢民间歌舞的他对河州历史文化的真我解读。这与河州作为“西部旱码头”的性质有关系,回族在经济的沟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他们丰富的饮食文化则为其他民族所借鉴,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与碰撞,相对适宜的气候使得老百姓形成了安土重迁、追求快乐的特点,因此,诗性情怀的形成便也顺理成章了。   应该说,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去看,马自祥对深蕴于甘肃河州民间文化中的民间诗性做了发自真性情的彰显,作品以酣畅淋漓的方式表达着西北多民族地区饱满怒放的人性,深入挖掘着西北花儿之乡的美学意义。   四、小结   以上以三位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个案为例,对甘肃少数民族小说创作进行了浅显的文学地理学观察,出生之地、迁徙之地、仕学之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也成就了他们的文学殿堂。甘肃多民族地区文化形态丰富多样,不仅决定着不同出生地作家的创作心理,也对作品的文本地理产生着影响。理性分析这一问题,并以研究结果来指导甘肃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作家置身的地理环境对创作有着潜在的影响,而在作品中如何表达地域性文化又是作家的一个主动行为。甘肃少数民族小说作家在面对宝贵的地理文化资源时,有一个非常切近的问题值得思考,那就是如何从地域性民族性文化资源中淬取一种大国文化气象?小说从“小地方”出发,但应该走向“大中国”。如何从那些精致的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性材料中建构一种大国文化气象,是值得作家深思的问题,要接着地气但不要坐井观天。首先需要作家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观,突破民族局限,在中华民族的大平台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其次需要作家既有扎实的田野积累,又有厚实的汉语书写功底。最后还需要作家打通文史哲的学科界限,在广泛的阅读中开拓思路、锤炼眼光。   原文发表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白晓霞,女,藏族,甘肃天祝人,笔名白姆措,文学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2009-2012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民俗学。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民族文学研究》《小说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获得过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等奖励。在《散文百家》《西部》《飞天》《西藏文学》等杂志发表散文诗歌多篇,出版有散文集《白姆措的眼睛》,获得过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奖励。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九届理论评论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值班编辑:和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