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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不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九届代表大会暨2020年学术研讨会综
发布日期:2020-12-15   作者:学会秘书处   点击数:1433  

                            

2020年12月12日至14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九届代表大会暨2020年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开幕。此次年会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内蒙古大学主办,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会议为期3天,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约240名学者线上线下齐聚一堂,就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跨学科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

开幕式由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乔旺主持,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朱炳文致欢迎辞,肯定了此次年会既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学术交流的促进,同时也是参会者以文学研究的形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号召的具体行动。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魏永贵对学会的支持与信任表达了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呼和浩特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及学院的学科建设与办学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朝戈金发表讲话,回顾了此次会议的筹办情况,简要总结了学会成立41年来的不平凡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会的各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学会可持续发展付出辛勤劳动的历届顾问、会长、副会长以及全体理事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谢意!

开幕式后,朝戈金作大会主题发言。他强调,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繁荣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党和政府长期关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事业,长期以来,大家走出了一条田野调查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并与国际学术前沿进行对话,学科涵盖中国各少数民族口头与书面文学研究、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资料学建设;中国史诗学在迈向国际的道路上卓有成效,并带动了其他民间叙事研究;三大史诗作为中华民族伟大文化遗产,已进入国家话语层面。朝戈金会长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教学、教材制订编写、学术研究推进路径,文学基本观念及方法的转变、多重文化身份常态化的时代语境下的文学书写等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思考。最后,他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前面的路还长,任务也格外艰巨,应当竭尽全力做好学术工作,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第一分会场

宁梅(伦珠旺姆)(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梳理了各民族关于《格萨尔》的人物学说,认为《格萨尔》不是虚构的文学人物,也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真实人物,而是以是多康邓柯岭仓家族先祖为原型,综合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诸位王公、各个英雄的事迹,交融汇聚起来的“箭垛式的人物”,体现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独有特征。

纳张元(大理大学文学院)从收集整理、产生特点以及传承保护等几个方面介绍了彝族史诗《梅旧咪就》,认为作为一部毕摩史诗,《梅旧咪就》没有受到其产生地点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变迁的影响,其具有独特的交流机制、语言体系以及演述场景。在这部史诗传承日益困难的今天,我们应正确认识《梅旧咪就》演述的神职人员,认识到抢救史诗的重要性,关注史诗的传承保护。

罗文敏(汕头大学文学院)对《格萨尔》与《伊利亚特》两部史诗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叙事思维的不同导致了它们叙事风格的不同,《伊利亚特》重视叙事,强调时间思维;《格萨尔》重视抒情,强调空间思维。

秋喜(内蒙古民族大学)对1959年以来《格斯尔》的十余部汉译版本进行研究,以口头诗学、译介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阐述了不同汉译版本的节译或者编译等内容的加工、翻译的技巧、不同时期译文本的传播及其对格斯尔史诗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高健(云南大学文学院)认为大马散社区的司岗里演述主要可以区分为火塘边的司岗里讲述、“鬼林”里的司岗里念诵、“大房子”中的司岗里演唱三种存在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对应着学界的神话、咒诗与史诗三种文类,并从演述场域、演述方式、演述篇幅、演述人、演述内容、演述价值几个方面讲述了司岗里口头传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唱司岗里的问题,认为唱神话(史诗)更全面地并富有意义地呈现了神话。

王艳(西北民族大学)认为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在口耳相传、文本、小说、漫画、广播、电视剧、舞台剧、网络游戏、电影等多种媒介之间形成跨媒介叙事的互文,共同建构了多元共生的故事世界。

李颖(哈尔滨师范大学)主要从创作题材、形象特征以及艺术形式三个方面介绍了通古斯英雄史诗。认为从史诗的题裁上看,故事的母题主要集中在出征、征战、娶亲或复仇几个母题上;从形象特征上看,史诗主要以孤独出生与神奇成长的主人公、动物助手以及魔鬼几类形象为代表;从艺术形式上看,史诗主要采取讲唱结合的方式。同时,作者也揭示了通古斯史诗的不足之处。

白图亚(内蒙古社科院教研处)对罗斯、蒙、藏、汉史诗传说中的女性意象的文化象征意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此讨论不同族群、不同文本、不同思维模式下形成文化的差异性。

杨杰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例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存在的三种形态,提出当今民族民间文化生产存在的“格式化”弊端,借此引申出理想化的口头传统文本这一概念,论述了智能化文本的整理范式及其重要意义。

李国德(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探究了亚里士多德“戏剧化”的史诗观问题,认为其对古典史诗理论价值重估及当下国内外史诗学研究有一定理论意义。

阿婧斯(内蒙古师范大学)对蒙古史诗《江格尔》的图像表达情况展开了研究,举例分析了当代《江格尔》的插图、数据库和动漫所采取的转译策略和各自的形式特点,以期拓宽对于《江格尔》的研究视野,从而助益于古老史诗的当代传播。

都达启·萨日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纳·赛音朝克图诗歌为例,通过分析当代诗歌与民间传说双向转化现象,探究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互动关系及各自的发展规律,认为其对建立民间集体创作与作家个人创作的新关系,繁荣文艺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汪立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综合近70年文献研究与本人实地调查,对东北人口较少民族史诗与说唱文学的关系进行辨析,明晰作为经典学术话语的“伊马堪”的内涵与外延与作为东北人口较少民族族群内部话语的史诗意蕴与叙事结构。

屈永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通过对壮族史诗《布洛陀》与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的比较研究,分析得出两部创世史诗在不同宗教背景下的异同点。

孟令法(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以浙南畲族史诗“高皇歌”、祖图长联与“传师学师”为例,阐释了史诗图像作为仪式用具的叙事特征,及其叙事内容对生活事件的映射。

周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阐释了壮族射日神话与壮族布洛陀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神祇与英雄的双重叙事,这类少见的神话类型主要描写布洛陀的神奇睿智,它对于本民族知识与文化价值的传承及创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了多重民族文化内涵。

王威(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基于J.L.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论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口头传统的重要影响。

郭丽洁(广西桂林灵川县融媒体中心)从达斡尔族人的民族身份以及民族民间文化记录者的视角出发,努力创作出受大众欢迎的、有生命力的作品,通过讲好民族故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陈满达胡(内蒙古财经大学法学院)在对藏族文化研究的前提下,梳理《格萨尔》史诗的法学脉络,不断开掘藏族的法律文化及其内涵,以丰富中华法系多元文化。

阿布都外力·克热木(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玛纳斯》研究中心)从口头诗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翻译引进中国的学习与运用过程来考察口头诗学的中国化发展历程,指出了帕里-洛德理论在应用中国多民族民间文学实例过程中的本土化过程。

王红(广西大学文学院)梳理并展示了密洛陀古歌中大量的疾病、医药书写,疾病-医疗叙述中蕴含生活展演、神药两治、医疗人文等观念,认为这些创作观念对于当代民间文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民族医药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吉差小明(西南民族大学)从口头诗学视域下,研究彝族古歌的演述和传承,探讨口头诗学对中国民族史诗传承机制建立的作用的和影响,为民族史诗的传承和口头诗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思路。

乌哈娜(北京大学)认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蒙古语族诸民族各类文本中与“创世者”“创世者的助手”“进化为宇宙的早期物质”等相关的母题存在共性与差异性,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诸民族在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变迁的见证。同时,各类文本及其异文都不仅限于讲述单一情节和母题,多个文本复合性突出、灵活多变的母题和情节成为这些文本被广泛接受和广为流传的重要因素,也是蒙古语族诸民族神话流传至今,保持多样性的内在动力。

海瑞(内蒙古师范大学)基于前人的研究经验,认为蒙古史诗的隐喻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文本表层的隐喻、情节结构的隐喻与基于文化土壤的隐喻。

田梦(中央民族大学)结合田野调查的成果,以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达斡尔族 “鸿雁故事”与梁祝故事的异同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王京(中国科学院)对1962-2020年间知网收录的2236篇女娲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运用CiteSpaceⅤ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对发文量年度分布、变化趋势、高频关键词、节点突发性等进行分析,提出了基于本研究数据的女娲研究热点演进规律,并根据前沿问题的分期特点对女娲研究时期进行了划分并对该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验证与反思,提出了完善研究方法的建议。

奚利(云南大学)介绍了景颇族创世史诗《目瑙斋瓦》的演述场域,认为其发挥着构建民族认同,维系着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通过创世史诗的吟诵以及仪式的实践出入于历史与现实之境,连接起过去与现在之流并最终将族群日常生活整合入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并不断绵延下去。

王曼(中南民族大学)从同源共祖、一源多流以及多源合流三个方面论述了多民族神话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间的联系,认为中国各民族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神话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桑杰才让(中央民族大学)主要讨论了藏族民歌产生生态思想的原因与背景文化,认为藏族民歌是藏族生态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通过歌词与曲调,藏族先民在如何处理人和大自然共存的问题上做出了表率,这对创建文明社会,推动可持续性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建议。

 

第二分会场

张晶(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阐述了辽金时期的文艺活动与作品在中国文艺及审美意识发展进程中有其独特、重要的地位。指出作为具有同志地位的契丹、女真上层及士大夫的文化观念,尤其是关于华夷关系方面的观念变化,对于辽金时期的文艺有深刻的影响,也产生了诸多的审美质素,从而为中华美学增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

郝青云(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认为元杂剧中的大团圆结局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在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的改编过程中,出现的不合情理的“硬伤”,实际上是多民族文学和文化聚合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但基本价值观的一致性,则使充满矛盾的聚合走向了融合。

王素敏(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也对元杂剧中的大团圆结局做了详细的论述。她认为,元杂剧大团圆这类剧情模式的形成,与蒙古族传统的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有重要的关系,进而她把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的描写方法总结为三类,并分别对它们做了详细地分析。

于东新(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重点评价了周双利教授的致学品格与学术贡献,他认为周双利教授在学术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章黄学派的“无征不信”,通过对萨都剌、杨景贤和贯云石等少数民族汉文作家细致全面的考察,认识到少数民族文人的“边缘活力”对于中华审美内涵的扩充有着重要意义。周双利教授不仅是内蒙古民族大学早期学科的领军人物,也是构建“中华大文学史观”、探索“中华文学多元一体”理论的重要学者。

韩丽霞(赤峰学院)对清朝铁保辑《白山诗介》的编撰体例、材料来源、编选目的和编选标准等问题做了简要的介绍。

王亚伟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述了元代文人对“莲社”故事的多种看法,总结出他们共同的目的是借古化今,移化不同群体之间的的交友之道、改善社会风气,这提现了元代文人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担当。

周锦国(大理大学)介绍了明末清初白族著名作家何蔚文的戏剧创作重点评价了其5部作品的主要内容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并指出其在云南文学上的重要地位。

王满特嘎(中央民族大学)对二十世纪20、30年代蒙古国的戏剧文学做了详细地梳理、总结与概述,并认为20、30年代蒙古国戏剧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分别受到了中国的戏院艺术以及前苏联戏剧文学的影响,进而他认为该话题对于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蒙古族戏剧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相互影响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范子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长啸意象来源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喉音艺术,与北方草原的萨满文化有密切的关系。道教和方术之士对草原呼麦艺术的吸纳和转化使之成为汉语文化系统中的长啸。苏轼对长啸的文学书写具有典范的意义,这一文学现象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学个案。

米彦青(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以满蒙八旗子弟诗作中对原乡(蒙古地区或东北地区)的诗歌书写为切入点,分析其中具有的对原乡的疏离感。八旗子弟笔下的原乡疏离感有其因果与呈现,是完整的文学事件,呈现的是中华各民族交融演进的一端,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书写中极有意义的一环。

廖善维(广西大学文学院)通过研究《峤西诗抄》的版本流变、选诗取向与民族特色的论述,认为《峤西诗抄》有着重要的存史意识与诗学追求。

高娃(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介绍了自己的选题原因和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想要通过个案研究,对清史、满族史和清代蒙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稍作补充。

马志英(北方民族大学)阐释了国家与家国观念的概念,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认为他们受其所处地域环境的特殊性,在心理与情感上受到了云南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双重影响,进而影响着他们地精神状态与创作实践,形成了其深重悠远的家国情怀,成就了内容丰富的家国情怀书写。

张丽杰(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通过梳理《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中的女性品评,认为其有强烈的抒情性、纯朴的真实性,体现了独特的民族特性,有重要的承载价值。

黄烨(湖北工程学院)认为耶律楚材作为元朝少数民族文人的代表,在其诗歌创作中借鉴谣谚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古代少数民族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之间的有机互动,还反映出古代民间文学批评史上对谣谚问题特征的深刻认识。

魏永贵(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20世纪以来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了总体梳理,指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由最初关注北方少数民族诗歌的汉语创作逐渐转向在多元文化视野统摄下的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研究内容得以拓宽,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得到了丰富和提升,迈向学科和学理性层次的研究趋势已然形成。

陈博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赵孟頫和程钜夫的文学作品为中心,对元初招贤政策与南方士人仕进关系做了深入细致地论述。他认为,对这一过程的探讨,对深入了解元初士人文学创作的心态史,以及元代民族交融过程中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动因具有重要意义。

徐美恒(天津广播电视大学、西藏民族大学)通过对藏族古代代表性小说的细致分析,认为相较藏族史诗和诗歌等文学样式而言,藏族古代小说在宗教叙事层面具有独特性,其中呈现了浓厚的宗教氛围。

周逢琴(西南科技大学)对蒙古族诗人三多的生平、代表性作品及其艺术风格等展开了论述。通过比较三多和江西诗派诗歌的比较,认为江西诗派对三多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郭前孔(济南大学文学院)介绍了铁保文学家族,对铁保文学家族的生成肌理和文学家族成员创作风格等问题做了整体把握。

刘雅君(云南民族大学)认为由于彝文古籍在内容上强烈的综合性,使彝文古籍的文献目录分类与现代图书分类学之间时常出现冲突。她通过对造成该问题的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认为可以依托完善的数字平台建设解决彝文古籍的分类问题。

达日汗夫(蒙古国国立大学)根据俄罗斯著名蒙古学这波兹德耶夫的研究,参照理藩院档册等的记载,通过详细的统计,对清末呼图克图·呼毕力罕的相关情况做了深入分析,并对呼图克图·呼毕力罕驻锡寺院对蒙古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做了细致地论述。

齐季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通过文献考察和比较,初步考证了蒙古文抄本《陈赛金传》的来源系汉族黄梅戏《罗帕记》。不过,她认为,虽然二者比较接近,不过由于还未穷尽相关材料,故而暂且还无法完全肯定其译本来源。

圆圆(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通过对《聊斋志异》满文译本和蒙古文译本的详细梳理、比较和分析,认为《聊斋志异》的两种蒙古文抄本之间没有相互传抄的可能,其中一本直接译自满文译本,另一本则在以满文抄本为底本的基础上可能参考了汉文原著。

李萨出拉娜(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通过对蒙古文《施公案》与鼓词《施公案》的主要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及其中的重点案件的比较和分析,她认为内蒙古图书馆所藏蒙古文《施公案》是施公案题材鼓词《访五虎》的蒙译本,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也出现了增加、删减和改写等改编现象。

李珊珊(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通过对八旗驻防科举制度的演进过程、科举制度下驻防士子的濡化以及驻防旗人诗歌写作的多维化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认为八旗驻防科举制度对驻防旗人的文学创作的生成和延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璐(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对蒋湘南生平及其《七经楼文钞》进行了系统地梳理,认为蒋湘南的开放治学精神及其经学致用的学术态度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其诗文集也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方璐(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通过对《三惊奇》中展现的中心思想以及文本的重句、定格、和声、押韵情况的分析,认为该文本对民间歌谣体有所吸收,显示了作者鲜卑宝源作为虔诚佛教徒将佛思想世俗化的用心,反应了西夏文学的发展水平。

邵晨宇(广西师范大学)分析了《师春》《丹》和汉代仙话中的复活故事,认为在先秦两汉时期,“复活”母题的真实性和圣神性仍然存在,复活故事被用来强调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体现了先人对于死亡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对永生不死的渴望。

 

第三分会场

朱供罗(昆明学院昆明学院人文学院)选取临沧傣文抄本古籍译注本《唐僧取经》与汉族名著《西游记》故事作文本比较,认为两种文本在主要情节与思想主题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是傣族文本中的描写有着独特的民族特色,部分情节与其文本形式与汉族“唐僧取经”故事存在差异。

马克来克·玉买尔拜(新疆教育厅)探讨了柯尔克孜族独特的约隆歌文化,分别从演唱约隆歌时的饮食、服饰、技艺(歌手)、坐骑、习俗等方面展示出约隆歌自成体系的一套独特文化系统,对国家对即将泯灭的约隆歌的抢救工作表示欣慰与感谢。

蔡蔚(中南民族大学)以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为切入视角,指出哈尼族在迁徙过程中的变与不变的两个方面,在地理上表示为定居与迁徙,在文化上表现为固守传统与革新创造,哈尼族独特的民族精神便是在这样动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吴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对“黄帝四面”这一流传千年的神话作出独到的解释,以天文、古音、文献、民俗、出土文物等丰富的材料论证“黄帝四面”神话实际上是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运动的神话表现形式,即太阳在春、秋分时运行到东西两极,夏、冬至运行到北南两极,除了“黄帝”神话以外,还论述了舜征四凶、舜耕历山、舜死苍梧、尧治天下等神话与天象或天文历法之间的关系。

魏清光(西南民族大学)对比路易·艾黎所翻译的《朗鲸布》与原文,发现英译本中既存在对原文的偏离,也有对英语语言文化的偏离。对原文的偏离包括书名、物品名称、思维方式、语域、历史文化等方面,对英语语言文化的偏离包括英语文化符号、西方思维方式、书写、语法等方面,通过对英译本偏离手法和动机的分析以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提供启发和借鉴。

在讨论环节中,纳钦对吴晓东的“黄帝四面”论述提出了“如何看待炎黄子孙的传统民族观念”的问题。吴晓东以另一篇文章(《逐鹿之战——一个晒盐的故事》)分析了炎帝与蚩尤等人物形象的产生是太阳晒盐的神话表现,并总结道学者求真的结果并不一定阻碍文化的传承与身份认同。朱供罗提出舜的另一个与“四”相关的故事“网开一面”或“网开三面”同在场师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探讨。吴晓东认为该故事与太阳运动是否相关还有待研究,但是该故事更直接体现出的是舜仁爱的品德,又因为舜的发音与顺字相同,所以在很多地方舜也被当做是孝顺的象征与孝子的代表,对于这种发音相同或字词中存在关联情况,吴晓东又举了后羿、前羿;耶稣、耶婶等例子,纳钦也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提供了耶律阿保机被地方民众理解为“野驴阿保机”的例子,本场会议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顺利结束。

丹珍草(杨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认为格萨尔史诗一直是藏族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已成为藏族当代文学丰富的再创作资源。说唱千年的格萨尔史诗经过世代传承,在当代文学的现代语境中已然有了新的传承形式与表达方式,三个作家,三个文本,三个神授艺人……作家笔下的格萨尔史诗又表现为一种现代性身份,“书写中创作”与“演述中创编”,作家文本与民间叙事,彼此互文、叠合、杂糅产生的转写、改写与创新效应,甚至现代性的修辞叙事策略,诗性语言与抒情传统,延续着人们对古老民族史诗现代神话的想象与叙述。

王继霞(内蒙古科技大学)认为现代回族报刊红色历史书写具有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特质。它针对现实进行思想动员,聚焦一线摹绘战事动态,借鉴各种资源充实抗战理论;它面向族裔内外建构广泛的传播链条,以多样的文类和朴素的语言提升文艺的宣传效应。这些实践体现出极具思辨性、开放性、发展性的民族化、大众化建设理念,有效弘扬了回族爱国主义传统,增强了其与主流社会的沟通联系,助力了抗战救亡事业,提升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为此,梳理历史,汲取经验,以促进新时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建设,意义重大。

张歆(廊坊师范学院)认为1949—1966 年的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在新的民族国家建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民族识别的历史语境中孕育、发展。少数民族文学问题自然被纳入我国民族政策的总框架中,从民族文艺政策宣传、文学刊物及出版社的选稿标准到文学批评,都一意构建和谐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版图。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多重维度的、充满矛盾的文化景观,是一种含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文艺实践。

孙恒存(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认为目前少数民族网络文艺的海外传播尚待加强,尚未形成“走出去”的自觉意识。少数民族网络文艺传播在网站建设与维护、社群引导与培育、译介推广与展销、转化“周边”与产业、研究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不足和缺憾。为此,提升少数民族网络文艺传播力度需要完善少数民族网络文艺网站的建设、引导少数民族网络文艺社群活动、实施少数民族网络文艺译介工程、提高少数民族网络文艺转化的效益、加快少数民族网络文艺研究的进度。

李瑛(云南师范大学)在各位专家发言之后进行了发言评议。李瑛认为当代民族文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杨霞的发言以本民族的视角进行了深化研究,抓住了民族文学研究的精髓。该研究通过具体文本的解读提出了民族文学传统的当代价值、深度挖掘、多元化挖掘等问题,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启示。王继霞的研究属于当代文学史料学这一新兴领域,展现了在文本研究之外,史料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继霞研究的红色文化主题让人耳目一新。张歆的研究中“话语实践”的提法很好,电影剧本的创作具有特殊性,其话语实践应该进行多元化的解读。另外要注意多民族影像中“多民族”的界定。孙恒存的发言主要讨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艺传播的三种途径,是一个可以继续发掘的新话题。李瑛认为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已经形成特有的“云南现象”,同时也是独特的文学研究对象,特点鲜明,成绩突出。同时对当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语文学创作的兴起与发展、内容与形式、汉译与分享、传播与影响等成就进行了简要的评价和总结。

刘为钦(中南民族大学)认为吴仕民先生的长篇小说《铁网铜钩》有着很强的民族意识。作品通过叙述鄱阳湖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意志;通过叙述赵、朱两村的矛盾和冲突, 彰显着作者对中华民族社会结构的认知与关切。充盈着民族意识的《铁网铜钩》是吴仕民先生多年来对民族工作深入思考的结果,是吴仕民先生民族工作理念的感性显现。

毕海(中央民族大学)认为借由对童年记忆的重写,对北京文化的重构,对“儿童文学”的重述,“京味”作家叶广芩以成熟的叙事,质朴的情感,诗化的笔调,塑造了生动而鲜活“耗子丫丫”的形象,扩展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画廊和美学形态,重建了古都北京的文化记忆,并在写作实践中创构一种有关童年书写的回忆诗学,为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民族形式探索。

海晓红(北方民族大学)认为木斧文学史料大致包括笔名史料、书信史料和诗文评论史料,这三类史料的整理研究发现,作家身份认知变化与作品主旨之间的关系,“文白之争”与作家创作,“蜜蜂社”、《路和碑》与木斧之关系等是木斧研究中的疏漏。究其缘由,史料意识的匮乏引致搜集、整理资料不够完善是关键原因,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邱婧(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糅合了国家话语、民俗资源和族裔经验,其中“解放”、“阶级”、“平等”的国家话语在创作中起到了指向作用;而此时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尚未有明确的学科分野,因此诗人汲取了大量的民俗资源,包括民间文艺改编,再加之地方性知识-族群经验的运用,从而共同形成了共和国早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整体风格。

涂鸿(成都师范学院)认为中国西南区域少数民族诗人的写作,由于其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地域性诗歌群落的构建、地方性经验的抒写、乡土生态意识与文学观的生成、真切的生命热度的率真传递,使得西南区域少数民族诗人的写作有其独特的艺术呈现。当诗所表现的精神内涵处于一种深刻的矛盾之际,作为内容的载体——诗的艺术形式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异,以摆脱它同样深刻和备受矛盾折磨的命运。

丹珍草(杨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作了评议:李瑛的发言选题特别有意义。当代文学母语创作面临的困境需要被进行归纳和分析。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作家值得被研究。刘为钦讨论的小说《铁网铜钩》体现了民族国家意识,阐释视角非常巧妙。关于汉族身份作家创作的问题讨论很多年,见仁见智,随着时代的更迭,也许会出现更科学客观的结论。毕海对作家叶广芩童年叙事和成长地的提法很有价值。对作家一定要了解其成长地,才能对其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作家成长背景甚至其家族背景的研究对我们研究作家作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邱婧发言的视野开阔,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涂鸿的话题点到了少数民族诗人书写精神家园的普遍性和共性。诗人精神书写与其民族信仰有关,精神性的东西在生活中被处处感受到的话,才能够深入到某种民族文化中去理解其精髓。海晓红发言中将“史料”作为话题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献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客观的文献历史的考察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第四分会场

田月梅(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认为在朝鲜半岛现代诗人居留中国的“东北”书写中,可以分为“土著型”诗人、“定居型”诗人、“居留型”诗人,这些诗人笔下的母性的原型空间、开拓的定居空间、书写空间又体现出一定的生存与思想的空间特性。

罗红流(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通过对韦杰三诗歌的分析,认为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的诗歌在艺术精神上已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新诗的现代特质,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创时期的特殊贡献理应得到历史的承认。

于敏(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阐释了云南彝族诗人子空诗歌中所体现出的边地之子的诗情、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诗艺、空容万物的诗思。

乌兰其木格(北方民族大学文传学院)通过对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五部获奖散文集的细部观察和探讨,集中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散文的创作理路及其存在的问题,力图在中正平和的立场中思考当代少数民族散文的普遍性难题与可能性出路。

曲圣琪(南京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认为满族作家叶广芩笔下的家族长篇小说《采桑子》和《状元媒》中的女性意识有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女性意识与满族独特的妇女观密切相连,体现出比《我们家族的女人》更为鲜明的“族性”。这与作者的家族背景和成长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阿洛秀英(西昌学院)通过对李纳不同时期的作品剖析,探究隐含在文本之内的女性意识的发展及变化,认为李纳的女性写作经历了从最初的关照现实、鲜有女性话题到革命年代与男权时代束缚下的女性意识,再到冲破革命时代与男权时代的压抑,展现全新的女性意识的过程。

张春梅(江南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几位哈萨克女作家的创作,在以现实为参照的意层面,实则已“破地域之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关于“丝路文学”的畅想,内含着打破惯见和破界的努力,“民族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也在于此。

卓玛(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认为传统诗学隐含着的陌生化的诗学思维方式,影响了藏族诗人对其汉语诗歌意象系统的构建。这一系统由客观物象构成的意象系统和主观心象构成的核心意象组成。这一大的意象系统的构建基本涵盖了新时期以来藏族汉语诗歌的意象选择,体现了其更多复杂和含混的意蕴。

田中元(包头师范学院):从生态美学角度研究玛拉沁夫小说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展现作家对草原民族的生态审视,积极探索民族文学的审美个性,对社会的人文关怀。

崔鹤松(中央民族大学):金革小说中将朝鲜族社会中韩国劳务输出、留守儿童出国被骗、农村问题等内化于文学作品中,为朝鲜族重新认识和审视自我提供思考。他呼吁朝鲜族回乡生活,在汉族和朝鲜族文化融合中认同自我。

丰杰(湘潭大学):辛亥革命语境下,作家老舍笔下的旗人形象清政府内部寻找原因,赵大年的创作完成了与汉族的融合后又进行民族寻根,叶广芩则摆脱了辛亥革命影响,基于全球化语境对旗人形象构建并揭示人类共同的认同危机和对社会的反思。

崔美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从空间理论的角度出发,以中韩两部代表性长篇小说廉想涉的《三代》和巴金的《家》中第一代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探寻“里屋”和“厅堂”如何展示人物性格、心理空间变化及作者的意识与价值观的变化。

张凡(石河子大学):李娟与叶尔克希关注哈萨克族的当代生活,聚焦当下的新疆,反思现代新疆发展的文化,关注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牧民的个人体验和文化建构。两位作家从时间差和代际体悟之别、时空维度下的乡土情怀、文化视角下生命姿态等体现对阿勒泰生活的独特理解。

赵双花(济宁大学):沈从文是体验型作家,亲历战争的生命体验让他进行了湘西的再创作,与其文艺观与战争体验、战争观进行洽和。展示了自然和人事之中和人事内部的动静关系,体现了沈从文希望进行一种文学的伦理承担,追求文学恒久价值。

钟进文(中央民族大学):梳理近五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各项成果,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母语文学翻译数量和研究成果偏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相对滞后、对少数民族影视和新媒体文学关注度不够等。同时指出未来研究重点应放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母语文学研究与翻译、优秀文学作品影视化研究、研究资料汇编研究等方面。

刘东方(青岛大学):从现代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提倡多关注民族国家概念、主流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交流的问题,构建中国文学和各民族文学的宏观研究路径。例如:从沈从文收集很多民间歌谣来探求湘西歌谣对沈从文新诗的题材、形式、主题和情趣来源产生哪些影响。

任淑媛(宁夏大学):从自然的人情和人性与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文化守成和现代性追求和审美景观与可能的视域三个方面讨论沈从文的《萧萧》和马金莲的《绣鸳鸯》中两位女性人物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民族下相似的生存困境,试图揭示一种现代生活的路径和可能性。

余达忠(三明学院学报编辑):从民族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出发,探究出侗族的第三代作家(2000年以后开始创作的作家)例如:杨仕芳、石庆慧、杨芳兰等,他们的作品相较于前两代作家更注重文学性,表现出更多的文学自觉意识。而前两代作家则在写作中更注重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

杨天舒(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关注多民族交往地带的“西北”内陆边疆地区,如何被现代文学书写建构为“现代中国”之表征。结合冰心、雷洁琼、郑振铎、茅盾等现代作家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考察等活动,研究其面临西北在地化挑战时,地方性、现代性、少数民族想象和多民族文化对其书写的影响。

张羽华(长江师范学院):新世纪木斧的诗歌结合童年记忆与现实生活进行审美关照,在新的话语空间中调节自身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关系,充实了七月派诗歌的创作价值,丰富了中国新诗多元化的艺术风格。

郑秋雯(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认为阿来把童话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诗意与批判等不同的主题融合进《三只虫草》的文本世界,让读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同一叙事文本产生多元的解读空间,使得小说意义重生。

姜蕾(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认为在蒙古族90后作家渡澜的小说中,人物、动物和植物等形象都具备了童话的象征意义。渡澜通过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童年经验,用看似魔幻、瑰奇的笔调描摹出儿童的视野场域。

荆炜琪(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认为文本逻辑的背后隐含着民族知识分子阿来在回忆与现实中行走之后,对政治文化、国家民族、汉藏关系的思考。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中思考嘉绒地区藏族文化溯源,结合自身经历试图寻找民族认同的记忆,完成其“我的心目当中没有什么民族文学,就是文学”的创作理想。

杜嘉慧(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认为内蒙古文学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支重要分支,去年刚满 20 岁的渡澜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内蒙古文学的又一次新的突破,她独特的风格,神秘的世界观,让她成为内蒙古文学的新力量。

赵志军(兰州大学现当代文学所研究生)认为张承志的特殊的教育经历、多元的民族文化背景、丰富的海外漫游经历以及在文体上的散文转向,皆受到萨义德与亨廷顿的学说的影响。

李治甫(青海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通过“圆光镜”这一道具,不仅为我们编织了情节的传奇性,同时它也象征了心魂与民魂的主题。在找寻“圆光镜”的过程中,不仅表现了对自然的崇拜,也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邓绍平(青海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认为《神授魔岭记》是一部史诗夹杂着现代因素,魔幻中交织着现实的作品,通过神授艺人的成长史,让我们了解格萨尔王的故事。

姜周群(青海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论文《生态视阈下的<神授·魔岭记>》中,以生态为视角,在文化与生态之间展开对话,又向外辐射出经济、社会等其它维度的积极意义。

董研(青海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通过分析阿旺罗罗所具有的超人意志特征,表现现代人对于生命意志和自我超越的永恒追求。

王钧毅(青海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通过泰勒《原始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论来分析《神授·魔岭记》中的人与自然,展现梅卓的万物有灵、互为依存的自然观念,并对万物有灵思想进行现代性的反思。

杨斯文(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以雍措《凹村》,萧红《呼兰河传》为例》,认为在乡土情结上,基于女性的身份和视角,她们二人又有诸多相似,作品中的悬空感和漂泊者的内心塑造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女性身上原始的生命力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女性自身的成长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可比较之处。

 

第五分会场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一个从政治一体化到文化多样性、从文艺的“二为”方针到审美自足论、从集体共识到个人化叙事、从开放的多元到单向度的多元的发展趋势,探讨少数民族的主体变迁与认同建构,需要需要重申“我者”与“他者”的共在、共同理想与共同利益,在不同民族的书写中建构一种重叠的、通约的价值观,以辩证的历史观、清醒的现实感与理想主义的蓝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王锋(宁夏大学岛根大学国际联合研究所)主要从审美特质入手,就我国多民族文学中爱国情怀与白先勇创作的主要美学特征进行分析,认为白先勇创作中的“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在审美层面价值颇高。

范云晶(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以当下作家对民族史诗的重述问题为核心论题,阐述了席慕蓉长诗《英雄组曲》中的“去诗意化”的诗性书写、跨文体写作的方式和现代个体主动介入姿态三方面书写特点,反思席慕蓉对民族历史的重审的深刻内涵与意义。

卢顽梅(西藏民族大学文学)认为阿来的小说创作是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之上的本民族文化书写,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成功,是阿来作为学者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在文学书写与表达中的体现。

王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传学院)从“非在地”(中心城市)和“在地”(故乡)的地域性所带来的文化因子着手,探讨了“山珍三部”中阿来的书写角度,并阐释了阿来对自然与自我以及生命、人性意义上的独特认知。

张丽青(集宁师范学院)分析了当代蒙古草原景观形成的现象及其原因,探讨了草原空间在文学书写中的三种不同形态——自然草原景观(在地)、居游并置草原景观(半在地)和新造草原景观(非在地)的文化意义及其对蒙古族民族精神、文化的结构作用,表达了“居”空间对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作用。

钱文霞(北方民族大学)认为甘青人口较少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主要围绕物质生活变迁、个人情感经历、民族迁徙史三类叙事主题,并且阐释了甘青人口较少民族当代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述、个人情感的文学呈现、族群历史的现代重述既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话语实践方式,也是一种提出描述和命名的尝试。

孙静(内蒙古师范大学)结合版本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把《草原雾》小说人物命运在不同版本中的“修改变迁”、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相关的社会情况加以互文性阅读,从而对《草原雾》的不同版本进行深度解读,并尝试为当代文学版本研究提供一个具有借鉴意义的新鲜个案。

罗宗宇(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以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集《新生活的光辉(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说合集)》为切入口,总结了选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价值意义以及对后来选本产生的影响:一是总结了少数民族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二是促进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三是建构了少数民族文学选本产生的基本惯例。

朝鲁孟其木格(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引入了蒙古族文学史上首支自觉成立的文学流派,即灵幻小说流派,总结出了“自然”空间意象的两项叙事功能:一是空间作为推动整个情节的线索;二是空间对形象塑造起到烘托作用。

鄢冬(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提出了“文学草原”这一概念来对传统“草原文学”进行补充和完善,他认为“文学草原”概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存在本身而不是方法论,而弥漫在“文学草原”之上,源自各个民族族群记忆的忧伤、孤独、浪漫等内涵更精准的民族特质将与主流文学表达形成对话、交流和共鸣。

魏春春(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从西藏文学创作的话语形态为主要依据,将新时期以来到20世纪末的西藏文学分为了三种话语形态:一是接续革命历史叙述的革命话语;二是展现个体心灵的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文学话语;三是展现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西藏民众生活方式的混杂性和多元性的平视西藏的话语探索。

王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疫情期间纸质文献查找困难为契机,描述了各学科数据库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描述了数据库现存的问题,并提出加强民族文学资料的收集工作;注重专题、特色库的建设、推广;制定合理通用的数据标准;以用户为中心,实现检索维度多样化;加强合作,走联合攻关之路;保障原始数据质量,建设数据库评价体系。

韩春萍(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赞颂了红柯作为汉民族文学作家三十年如一日地书写西部边疆的热情,肯定了他对丝路沿线民族精神的吸纳与表达。她认为如红柯创作中古老的丝绸之路一旦被激活,沿线诸多民族的文化交融将提供给我们文化创新与复兴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将为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提供写作启示。

夏维红(大连外国语大学)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介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译介行为容易受阻;传播与接受渠道狭窄;民族特色作品遭忽视;汉语中介语现象受到批评;读者群体小众。

兰洁怡(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从陶丽群《母亲的岛》的文本分析入手,认为小说中表现了静默与隐忍的民族心理、含蓄而克制的民族情感表达、忧伤中包含着希望的民族气质,写出了壮汉民族所共有的人类的疏离感与孤寂感的文化特性,对当代少数民族族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图尔荪·克麦尔尼亚孜(北京大学)详细讲述了新疆女作家帕蒂古丽出生的混血村庄、所受的多元教育、离乡的生活经历对其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帕蒂古丽以新疆和多民族题材的作品充实了中国文学,展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和人文关怀的交流交融。

张涛(兰州大学文学院)以其扎实的理论基础论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并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及批评使新时代建构多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理论,及这一理论中所存在的“对抗性”下的分离与内卷化危机,以及它所面对的失声下的失重与游离双重困境,从而指出在“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时代语境下,重新审视、建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第六分会场

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肖甘牛的搜集整理研究为例,阐明了民间文学通俗化实践的背后涉及的复杂历史语境,并进一步论析了这一实践连接的不同文化生产模式、价值认同和文学想象。

梁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以流传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传说《尼山萨满》为例,展示了该传说在电子游戏这一新的表现形式之下的传承和传播样态,继而他认为,电子媒介改变了文化在传统社区中的传播路径,从而使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空间和社会组织形式。

包海青(内蒙古科技大学)依据系统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蒙古族族源传说进行分类,进一步阐述了该传说的三重特征。最终,包海青认为,该传说由民间产生,继而又被赋予相应的政治意义。

付海鸿(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以大文学观念为论述起点,借用文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阐述了蝴蝶泉景区中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重叠的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他重申了生态文明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新维度,即文学民族志研究法所要求的回到文学与文化现场、还原生活的实践模式。

钟魏莲(内蒙古大学)以《红白杜鹃花》《阿火与阿秀》和《咪依噜》三个民间文学为个案,分析了杜鹃花所涵盖的爱情、反抗和审美的三重意象,进而探究了“杜鹃花”在彝族民众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以及社会、娱乐和心理调适等其他功能。

高荷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围绕以满语呈现的民间文学样式,主要胪列了四种形式:满文、满汉兼、汉中夹满、汉文。就数量而言,四种形式以汉文为主。她认为,满族说部、满族民间故事、神话及其他文类中遗存有大量的满语信息,值得学者进一步系统地辑录和研究。

刘振伟(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以《狼毫的传说》为例,分析了该传说背后的多样化来源。其中既包括本土固有叙事的重构,也涉及诸多外来的叙事。他通过对这一叙事进行论析,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民间叙事“生长”的印痕与途径,以及丝绸之路在民间文学叙事的交融交汇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东主才让(海西广播电视台)基于以藏族文化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展示藏族本族民俗文化之时,也给观众提供一种更为轻松浪漫的方式来了解藏族文化。他认为,对这一类影视作品中民俗文化进来研究,能够生发深远而多元的文化意义。

黄中习(广东金融学院)以贺大卫对壮文化典籍的民族志英译为例,界定了民族志翻译的含义,并从译介学视角述及了民族志译者的角色问题。他认为,民族志译者要扮演源语研习者、文化收集者、文化解说员、文本制作者和深度翻译者等五重角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民族志的研究与翻译工作。

杰觉伊泓(西昌学院)以彝族鬼神故事《孜孜尼乍》为例,基于对该故事文本的解读,从文学角度对故事情节、叙述内容,以及写作技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进而强调了《孜孜尼乍》的重要文学研究价值。

胡琳(四川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通过分析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十个含有老鹰救助母题的洪水神话文本,认为该母题与彝族洪水神话中的竹草救助母题具有结构和功能上的一致性,并且在彝族洪水神话中存在过渡性文本,因此老鹰救助母题可能起源于竹草救助母题。

张多(云南大学文学院)通过回顾和评骘云南民间文学百年发展历程,认为文本采录和田野调查这两种范式的融合与拓展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提及了民间文艺在当代转化的几个新课题,如遗产化运动,创造性转化等。

屈啸宇(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以“方氏娘娘”传说的两个村际样本组为例,分析了这则传说村际叙事的结构差异。继而他认为,这种差异与具体传说中母题位变体对村域真实要素的语义指涉程度存在直接相关性,这一相关性背后是传说对讲述人“本村”话语诉求的实现。

雷晓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以仫佬族花婆神话为例,认为神话的口述文本和实际民俗活动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两者同为整体,缺一不可。此外,他基于操作层面,认为有必要从文旅开发的视域,为民俗事项的传承提供新的场域。

吾尔开西·阿布力孜(中央民族大学)以不同版本汉译文献中共有的两首纳瓦依格则勒为例,详细探讨了其中涉及的翻译问题,进而提出相关的应对举措。此外,他讨论了以纳瓦依作品为代表的汉译所存在的普遍问题,如误解原文、译者察哈台维吾尔语水平不高、对察哈台维吾尔文学认识不够深入等。

刘建波(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以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州高峰彝族地区的“三月三”节日为个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与解读,论析了该节日的神话原型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基于更宏大的视角,分析了彝族“三月三”节日传说中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吴正彪(三峡大学民族学院)基于瑶族民间文学的体裁分类及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定位,论析了瑶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何以找到科学的定位,及其在民族学、伦理学、红色文化传统教育、民俗学等各个方面蕴含的学术研究价值。

葛玲(中央民族大学)立足于赫哲族这一东北人口较少民族,通过解读迁徙歌的文化内涵,思考族群内部是如何记忆历史,如何通过展现民族文化进而加深族群记忆,以及在记忆历史的过程中如何建构新的历史。这一系列探讨为理解民族文学口头叙事中的记忆传承机制进行了尝试性分析。

苏培(中央民族大学)以伊玛堪名篇《香叟莫日根》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文本中多次叙及的神灵、神鹰、神树、萨满仪式等四个主题词,分析其在文本中出现的情节或位置,从而归总出伊玛堪蕴含的萨满文化特征,并对赫哲族的萨满文化作出更为细致的剖析。

石莉芬(中南民族大学)针对水族民歌中月亮这一特定意象的产生背景,对该意象的内容进行了深刻分析。同时,将诸多民歌的内容与民俗习惯进行勾连,阐析了月亮意象在水族民歌中传达的重要意义及其蕴含的集体审美心理。

徐驰(北京大学)以世界著名的民间故事“魔法师与徒弟”为个案,依托语言学的组合与聚合关系,揭示了故事结构的变化规律和特点。同时,结合故事异文的情节结构,深刻阐析了故事异文的变异轨辙。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九届代表大会与闭幕式

12月14日上午,举行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九届代表大会及闭幕式,代表大会分三个议程,首先由吴晓东作五年来的学会工作报告,总结了五年以来学会所取得的成绩、经验与不足,并通报了学会的财务管理、使用情况。其次是修改章程。吴晓东通报了学会按照民政部下发的文件要求所做的章程修改情况,并获得了代表大会的通过。最后,汤晓青主持了大会选举,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学会理事会。

代表大会结束之后,进入到闭幕式议程。

闭幕式由杨杰宏主持,朝戈金致词。朝戈金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强调要把学习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继续加强各民族文学的整体研究、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更加自觉地把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中。最后,朝戈金对主办方、承办方及志愿者团队的周到服务表示了谢意,对为学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顾问、副会长及学会同仁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之情,追思了今年去世的原学会副会长尹虎彬研究员。

朝戈金通报了2021年学会学术研讨会将于云南师范大学召开。

本次年会的筹办,为来自全国90家单位的学者切磋学问、为新时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文学的交流和滋养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少数民族文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应围绕党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人民为根基,弘扬好新时代主旋律,推进文艺作品高质量发展,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将中国特色与少数民族特色深度融合,为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新的贡献。

 

注:开幕式由孟琳峰记录整理,第一会场由奥日莎、王天舒整理,第二会场由曹扬洋、白存良整理,第三会场由杨剑、孙宇飞整理,第四会场由王彦、荆炜琪整理,第五分会场由杨艳茹、张柯欣整理,第六分会场由刘艳超、郑晓涵整理,闭幕式由张歆整理。会议综述最后由杨杰宏、刘玥统稿。